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红安是我党革命史上一个重要起点，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在革命时期，红军在当地进行了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壮大了红军队伍。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本文从目标、教育体系和方式方法等方面浅析了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点。
红安，原名黄安，1952年因纪念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此创建，改为红安县。红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是鄂豫皖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生命，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人。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走出了韩先楚、秦基伟、谢富治，电视剧《亮剑》的原型王近山等223名将军,其中被授予上将军衔的8人，中将军衔的12人，少将军衔的52人，是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将军县”。在中国工农红军伍中，曾经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个属红安籍。红安的土地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10大军区,其中8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由红安籍将军担任。后来10大军区改为8大军区，先后又有6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是红安人。
红安，一个山区小县，成长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县”，一个孕育将军的摇篮，一座熠熠辉煌的“将军城”，一个“中国之最”，一个“世界之最”，与其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红军在红安时期积累的政治工作的经验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继承先辈留给的宝贵财富，不断继承与创新，将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上一个新阶段。
一、服务于中心任务的目标
红军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和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红安思想政治工作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并始终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渗透到广大官兵和群众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
二、完备的教育体系
在不断地总结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和不断创新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工作对象，党构建了相对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包括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网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网。
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又细分为军官教育和士兵教育，主要是对军队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前途教育。军队实行“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制度，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排设立党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为党开展广泛而深刻到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支部针对当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召开会议，允许并鼓励党员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会议，不仅民主地解决了出现的问题，也一方面加强了对党员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使每个同志的头脑都政治化与实际化。每个同志都政治化与实际化了，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
连以上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除此以外军队还设置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培训班，有针对干部的培训班，也有针对士兵的短期理论培训班或业余培训班，还有各种文化扫盲培训班。
针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政策，最大程度地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党的指导下，红安地区建立了工会，例如七里坪工会。明确规定工会的任务之一是“加强雇农的政治教育，要使雇农工会成为真正的雇农学校。” 除了工会之外，党还积极鼓励农会的创立，以及工农俱乐部的创立。工农俱乐部组织农民听读报，听讲演。读报内容包括讲解时事、阶级分析、土地革命和上级的指示等，讲演既有政治讲演又有科学讲演，政治讲演是配合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来进行，科学讲演着重讲解反对封建迷信、改革风俗、改良卫生以及相关生产技术问题。这些活动密切结合当时的斗争任务和农民的实际需要。除此外，还建立红色小学以及文化扫盲培训班，在文化教育之中渗透政治教育。这些活动往往开在晚上或农闲之时，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深受农民喜爱。
三、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
红安红军时期教育方式是丰富多样的，我党的领导人和政工人员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力，创造了多样有效的教育方法。
1.马列主义理论与当地风俗文化相结合。早在党的创立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就在红安地区广泛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刊物《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产党》、等介绍到黄安，使红安人民领悟了先进的革命道理，从而树立了共产土义的革命观、人生观。在董必武倡导下。黄安先后办起了《黄安青年》和《黄安通俗旬刊》等革命刊物．结合黄安的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普及文化科学知识。1921年至1923年，在武汉中学和省立一师读书的一批先进的黄安青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外，政治类标语在宣传党和军队的一般政治主张外，还结合黄安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文化。例如，黄安战役期间流行的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就结合了黄安的实际情况和当地方言。“在黄安方言中男将”即为男性、男人的意思，“女将”即为女性、女人的意思。而黄安古属楚地，深受尚美、尚武、执着、自强的楚文化精神熏染，形成朴实、忠勇、自强、执着的文化心理和淳朴强悍的民风，故称人人好汉，一方面赞扬民众，另一方面鼓励、激励民众参与革命。革命歌谣“快来！兄弟姐妹们，……消灭敌人，攻下黄安城，……快送草鞋，拥护我红军。”矛头直指当时压迫民众的反动分子，直白号召群众一起革命。
2.公共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除了通过军队、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对官兵和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外，党丝毫没有放松通过家庭教育宣传革命思想。在歌谣《送郎当红军》中有这样一段话：“早起开柴门，红日往上升，今日送郎投红军（啦），小妹喜在心……郎去投红军，意志要坚定……冲锋要在前，颗颗子弹冲敌身（啦），小妹最高兴……革命成功转回还（啦），夫妻再团圆。” 而列宁小学教授的歌谣中则有这样一段话：“ 妈妈告诉我，红军到了，我们要去拥护红军。我问妈妈，为什么要拥护红军？妈妈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中国人深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有着深厚的家庭观念，人们往往更容易受家人的影响而支持某项事业，接受某种思想。当时红安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对人的影响，形成了“妻劝夫，父勉子，兄弟互励”的良好局面。许多家庭往往是全家投身于革命中。红安革命先驱之一、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戴克敏及其家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戴克敏出生于一户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并不缺吃少穿，但他全家14人参加革命，其中11人为革命英勇献身。像戴克敏这样满门忠烈的革命家庭、烈士家庭，在红安数不胜数。
在家庭教育方面，除了注意发挥先进分子的带动作用外，还注意打击落后分子。例如在加入工会的条件中加上“亲属中无反动分子”一条。在当时人人向往先进，以革命为荣的氛围下，就会给落后分子造成很大的压力，有利于对落后、反动分子的改造。
3.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针对红军官兵和红安的百姓们大多是农民，科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我党将政治教育与文化扫盲教育相结合。一方面，创办了红色小学——列宁小学。普及苏区小学教育，培养革命后一代，为政治斗争服务。教材由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编写，设有国语、政治、算术、常识、体育和唱歌等课程；学生除学文化外，还轮流站岗放哨，教师多是兼职的共产党员干部。教材的内容结合生产和斗争实际，例如在教识的汉字是往往是“我是中国人，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革命”一类的汉字，传唱的歌谣也都是红色歌谣，学生站岗放哨则是一种参与革命实践的方式。这些学习有利于帮助学生认清革命道理和党的性质。另一方面，创办各种文化扫盲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和列宁小学一样，巧妙地将政治教育融于文化教育中。农民们因为受压迫剥削，丧失了学习文化的机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学习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有着学习科学文化的需求，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既满足了农民的需要，又达到了政治教育的目的，让群众在获益中体会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
4.注重榜样教育。在政治工作中，党一直强调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先进的形象引导普通士兵和群众。在黄安县城失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血腥大屠杀。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广大共产党员都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共产党员秦绍勤坚守党的秘密，怒对强敌：“我是革命者，一不怕死，二不流泪。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怕死不革命！”被钉上木板，剖腹挖心。群众作诗赞曰：“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群众们看到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深刻了解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党和红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鼓舞了更多的群众自愿加入到革命队伍中。英雄人物的事迹，给普通官兵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无形中对广大官兵战士进行了一次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励了全体官兵，提高了战斗力。
5.多种教育方式综合运用。红安红军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政工人员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场合、不同目标灵活运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例如会议和歌谣；既有制度化的也有临时性的，例如党支部的建设和庆功宴、文艺演出；既有理论教育也有通过革命实践教育。不同的教育方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着独特的效果，
四、普遍的教育者
在红安，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领导和政工人员的事，广大官兵战士和群众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施行者。例如在制作政治类标语方面，书写政治类标语的不仅是政治工作人员、宣传人员，而是从指挥员到厨房的炊事员，只要是能识字会写字、会画画的都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五、广泛的教育对象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针对着全体红军官兵、群众还包括敌军士兵。争取敌军放下武器或调转枪口加入革命斗争是对敌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如若能成功让敌军放下武器，那么这样的胜利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
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和红安人民之间建立了在共同的革命信念和对理想追求的基础之上，渗透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安人民、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群众之间鱼水相亲、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的团结。正是这种团结的力量，使大革命后期红安县农民协会会员迅速发展到6万人，又在几个月后的黄麻起义中，迅速聚集起三万革命农军。正是这种团结的力量，使红安人民纷纷将自己的优秀子弟送进部队，使红军、新四军、解放军的队伍迅速壮大，虽遭遇挫折，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正是这种团结的力量，使红安人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配合子弟兵在战场上与国民党正规军展开激战，形成全民参战的人民战争奇观。正是这种团结的力量，使红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历史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回顾历史，我们总是能学到很多。目前，改革开放进行到了攻坚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先进文化的进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也趁机而入，而一部分人更是在经济浪潮中迷失了自己，不少人面临信仰缺失的困境，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要积极继承和发展历史积累下来的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重新创造人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人人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面，并使思想政治教育行之有效，提高中国人民的凝聚力，最终实现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朱红英.红军创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C].华东师范大学，2010.
[2]孙梦云.浅议红军早期的思想政治教育[C].中南大学，2005.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红安，原名黄安，1952年因纪念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此创建，改为红安县。红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是鄂豫皖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生命，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人。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走出了韩先楚、秦基伟、谢富治，电视剧《亮剑》的原型王近山等223名将军,其中被授予上将军衔的8人，中将军衔的12人，少将军衔的52人，是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将军县”。在中国工农红军伍中，曾经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个属红安籍。红安的土地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10大军区,其中8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由红安籍将军担任。后来10大军区改为8大军区，先后又有6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是红安人。
红安，一个山区小县，成长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县”，一个孕育将军的摇篮，一座熠熠辉煌的“将军城”，一个“中国之最”，一个“世界之最”，与其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红军在红安时期积累的政治工作的经验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继承先辈留给的宝贵财富，不断继承与创新，将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上一个新阶段。
一、服务于中心任务的目标
红军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和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红安思想政治工作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并始终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渗透到广大官兵和群众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
二、完备的教育体系
在不断地总结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和不断创新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工作对象，党构建了相对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包括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网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网。
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又细分为军官教育和士兵教育，主要是对军队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前途教育。军队实行“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制度，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排设立党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为党开展广泛而深刻到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支部针对当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召开会议，允许并鼓励党员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会议，不仅民主地解决了出现的问题，也一方面加强了对党员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使每个同志的头脑都政治化与实际化。每个同志都政治化与实际化了，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
连以上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除此以外军队还设置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培训班，有针对干部的培训班，也有针对士兵的短期理论培训班或业余培训班，还有各种文化扫盲培训班。
针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政策，最大程度地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党的指导下，红安地区建立了工会，例如七里坪工会。明确规定工会的任务之一是“加强雇农的政治教育，要使雇农工会成为真正的雇农学校。” 除了工会之外，党还积极鼓励农会的创立，以及工农俱乐部的创立。工农俱乐部组织农民听读报，听讲演。读报内容包括讲解时事、阶级分析、土地革命和上级的指示等，讲演既有政治讲演又有科学讲演，政治讲演是配合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来进行，科学讲演着重讲解反对封建迷信、改革风俗、改良卫生以及相关生产技术问题。这些活动密切结合当时的斗争任务和农民的实际需要。除此外，还建立红色小学以及文化扫盲培训班，在文化教育之中渗透政治教育。这些活动往往开在晚上或农闲之时，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深受农民喜爱。
三、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
红安红军时期教育方式是丰富多样的，我党的领导人和政工人员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力，创造了多样有效的教育方法。
1.马列主义理论与当地风俗文化相结合。早在党的创立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就在红安地区广泛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刊物《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产党》、等介绍到黄安，使红安人民领悟了先进的革命道理，从而树立了共产土义的革命观、人生观。在董必武倡导下。黄安先后办起了《黄安青年》和《黄安通俗旬刊》等革命刊物．结合黄安的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普及文化科学知识。1921年至1923年，在武汉中学和省立一师读书的一批先进的黄安青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外，政治类标语在宣传党和军队的一般政治主张外，还结合黄安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文化。例如，黄安战役期间流行的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就结合了黄安的实际情况和当地方言。“在黄安方言中男将”即为男性、男人的意思，“女将”即为女性、女人的意思。而黄安古属楚地，深受尚美、尚武、执着、自强的楚文化精神熏染，形成朴实、忠勇、自强、执着的文化心理和淳朴强悍的民风，故称人人好汉，一方面赞扬民众，另一方面鼓励、激励民众参与革命。革命歌谣“快来！兄弟姐妹们，……消灭敌人，攻下黄安城，……快送草鞋，拥护我红军。”矛头直指当时压迫民众的反动分子，直白号召群众一起革命。
2.公共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除了通过军队、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对官兵和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外，党丝毫没有放松通过家庭教育宣传革命思想。在歌谣《送郎当红军》中有这样一段话：“早起开柴门，红日往上升，今日送郎投红军（啦），小妹喜在心……郎去投红军，意志要坚定……冲锋要在前，颗颗子弹冲敌身（啦），小妹最高兴……革命成功转回还（啦），夫妻再团圆。” 而列宁小学教授的歌谣中则有这样一段话：“ 妈妈告诉我，红军到了，我们要去拥护红军。我问妈妈，为什么要拥护红军？妈妈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中国人深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有着深厚的家庭观念，人们往往更容易受家人的影响而支持某项事业，接受某种思想。当时红安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对人的影响，形成了“妻劝夫，父勉子，兄弟互励”的良好局面。许多家庭往往是全家投身于革命中。红安革命先驱之一、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戴克敏及其家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戴克敏出生于一户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并不缺吃少穿，但他全家14人参加革命，其中11人为革命英勇献身。像戴克敏这样满门忠烈的革命家庭、烈士家庭，在红安数不胜数。
在家庭教育方面，除了注意发挥先进分子的带动作用外，还注意打击落后分子。例如在加入工会的条件中加上“亲属中无反动分子”一条。在当时人人向往先进，以革命为荣的氛围下，就会给落后分子造成很大的压力，有利于对落后、反动分子的改造。
3.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针对红军官兵和红安的百姓们大多是农民，科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我党将政治教育与文化扫盲教育相结合。一方面，创办了红色小学——列宁小学。普及苏区小学教育，培养革命后一代，为政治斗争服务。教材由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编写，设有国语、政治、算术、常识、体育和唱歌等课程；学生除学文化外，还轮流站岗放哨，教师多是兼职的共产党员干部。教材的内容结合生产和斗争实际，例如在教识的汉字是往往是“我是中国人，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革命”一类的汉字，传唱的歌谣也都是红色歌谣，学生站岗放哨则是一种参与革命实践的方式。这些学习有利于帮助学生认清革命道理和党的性质。另一方面，创办各种文化扫盲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和列宁小学一样，巧妙地将政治教育融于文化教育中。农民们因为受压迫剥削，丧失了学习文化的机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学习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有着学习科学文化的需求，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既满足了农民的需要，又达到了政治教育的目的，让群众在获益中体会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
4.注重榜样教育。在政治工作中，党一直强调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先进的形象引导普通士兵和群众。在黄安县城失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血腥大屠杀。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广大共产党员都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共产党员秦绍勤坚守党的秘密，怒对强敌：“我是革命者，一不怕死，二不流泪。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怕死不革命！”被钉上木板，剖腹挖心。群众作诗赞曰：“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群众们看到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深刻了解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党和红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鼓舞了更多的群众自愿加入到革命队伍中。英雄人物的事迹，给普通官兵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无形中对广大官兵战士进行了一次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励了全体官兵，提高了战斗力。
5.多种教育方式综合运用。红安红军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政工人员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场合、不同目标灵活运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例如会议和歌谣；既有制度化的也有临时性的，例如党支部的建设和庆功宴、文艺演出；既有理论教育也有通过革命实践教育。不同的教育方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着独特的效果，
四、普遍的教育者
在红安，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领导和政工人员的事，广大官兵战士和群众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施行者。例如在制作政治类标语方面，书写政治类标语的不仅是政治工作人员、宣传人员，而是从指挥员到厨房的炊事员，只要是能识字会写字、会画画的都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五、广泛的教育对象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针对着全体红军官兵、群众还包括敌军士兵。争取敌军放下武器或调转枪口加入革命斗争是对敌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如若能成功让敌军放下武器，那么这样的胜利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
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和红安人民之间建立了在共同的革命信念和对理想追求的基础之上，渗透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安人民、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群众之间鱼水相亲、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的团结。正是这种团结的力量，使大革命后期红安县农民协会会员迅速发展到6万人，又在几个月后的黄麻起义中，迅速聚集起三万革命农军。正是这种团结的力量，使红安人民纷纷将自己的优秀子弟送进部队，使红军、新四军、解放军的队伍迅速壮大，虽遭遇挫折，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正是这种团结的力量，使红安人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配合子弟兵在战场上与国民党正规军展开激战，形成全民参战的人民战争奇观。正是这种团结的力量，使红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历史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回顾历史，我们总是能学到很多。目前，改革开放进行到了攻坚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先进文化的进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也趁机而入，而一部分人更是在经济浪潮中迷失了自己，不少人面临信仰缺失的困境，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要积极继承和发展历史积累下来的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重新创造人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人人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面，并使思想政治教育行之有效，提高中国人民的凝聚力，最终实现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朱红英.红军创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C].华东师范大学，2010.
[2]孙梦云.浅议红军早期的思想政治教育[C].中南大学，2005.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