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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旧电脑、旧墨盒卖吗？”门没关，一个穿冲锋衣的小伙子探头进来问。
“那个没有。”刘超边答边拿了两本书转身递到小伙儿手上，“这个给你，免费的，没事时看看，有好处。有困难可以来找我们。”
《打工者融入城市手册》和《打工者媒体资源使用手册》，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自己出的书，刘超是编委之一。随手翻开一页，标题是“融入城市第七步：如何应对各种危机和骗局”。
用各种方式帮助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是刘超的主要工作。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开通于1999年，是由在京务工青年魏伟发起，专门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公益机构。
刘超是小小鸟沈阳办公室的负责人。她和同事们每年都要为打工者举办多次免费的技能培训、融城培训。帮助农民工讨薪是他们的工作重点，根据沈鸟（小小鸟沈阳办公室）工作报告的记录，从2006年到2012年，他们共接待维权案件365件，涉及人数1823人，帮助讨要回的拖欠工资近580万元。与这样一笔巨款数额相对应的是，小小鸟工作人员志愿者的身份。
我国志愿者协会给“志愿者”的定义是：不为物质报酬，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刘超已经当了6年的全职志愿者，她最初的工资只有200多元的交通费和手机费，连保险都是近两年才有的。
这个27岁的姑娘皮肤白皙、眼睛明亮，笑起来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上次偶然遇到我们一个以前的志愿者，他是个律师，见到我特别惊讶：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其实，连刘超自己也没想到，她竟会在小小鸟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刘超是个沈阳姑娘，大学读的是法律，“2007年实习，偶然到了小小鸟，觉得有意思，还能学以致用，毕业后就留了下来。”谁知，这一留就离不开了。
那时她被派到深圳办公室。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大都市，她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打工妹，真正和打工者走到一起，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她帮助女工中的未婚妈妈寻求援助，为被拖欠工资的工友讨薪，为工伤的工人争取权益。“对社会工作接触越多，越能知道它的价值，我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压力确实很大，親人朋友都不支持，很难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刘超说。
小小鸟不是盈利机构，自身没有造血能力，资金全靠捐赠和国外NGO的项目支助。也就是说，小小鸟没有稳定、持续的收入，时常要面临“断奶期”。另外，在国内，人们对志愿者工作认识有限，社会工作者缺乏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发展路径。
“有些亲戚、朋友见面就拿我的工作调侃，当一件逗乐的事讲。还给工人要工资呢？其实这玩笑挺伤人的。”刘超说，那时，父亲病重，家里既担心她的前途，又着急她的婚事，她无数次地纠结要不要放弃。这时，一个叫胡旭荣的女工让她坚定了想法。
胡旭荣被媒体和病友称为“职业病维权斗士”，她2005年进入深圳沙井一家电子制品厂打工，在车间用含有天拿水清洁剂清洗电路板。2007年，她被诊断出白血病。医生建议她去做职业病鉴定。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她至今也没有得到职业病的认定。深圳职业病防治所推翻她职业病的主要证据，竟然是厂方提交的、她离厂之后的一份空气采样检测报告。她决定据此继续上诉，直到生命终止。
“开庭时，是我陪她去的。头一天晚上，她给我发短信：我很迷茫，医院不让我出院，说我上庭会有生命危险。我问那你还去吗？她回一定要去。我看到这条短信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刘超说，她最难忘的是上庭时胡旭荣的眼神，“那么坚决，那么执着，其实她当时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但决不放弃。她是在用生命捍卫权利，不光为自己，也为那些和她有一样遭遇的病友们。她都能这样，我还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就这样，刘超还是坚定地走了下来，但因为父亲当时病势沉重，当她看到哥哥发来的照片里，父亲肿胀的脸时，她还是扛不住了，“当时觉得自己特别不孝。”最终，她回到沈阳，但坚持继续留在小小鸟，算是一个两全的方案。
志愿者工作能带来成就感，但不一定是愉悦，相反，“我们每天听到、看到的大部分是不幸，时间长了，多少会影响心绪，看人看事，会变得消极、阴暗。”但每当帮助农民工解决了麻烦，志愿者的满足则是难以言喻的。
沈鸟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不少锦旗，都是讨薪成功后工友们送的。讲起每面锦旗背后的故事，刘超如数家珍，用她的话说，“维权是要讲方法的。”
曾有沈阳市郊的一个工人被欠薪，自己去找大包工头，人没找到，却被打了一顿，他愤而报警，和包工头早有勾结的警察居然告诉他：“你活该！”
工人找到小小鸟，经验丰富的刘超给他出了个道道：她让工人拿着一张报道了警察帮助讨薪新闻的报纸去找另一个警察，大大地夸了警察为民做主的精神，然后许诺事成一定要送锦旗表达感激之情。警察误以为这件事已经有媒体跟进，再加上被戴了高帽，一个电话就叫来了包工头，顺顺利利就拿到了薪水。
大多数情况下，讨薪还是很艰难的。因为种种原因，刘超和工友们会求告无门，甚至遭到威胁。刘超去现场时，习惯先观察地形，找到一条最便捷的退路，以防意外。被人找到办公室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在深圳时，我亲眼看见一个老板带人来砸了隔壁民间组织的房间。也有人跑到我们这要闹事的，后来发现我们没有煽动工人采取过激行为，反而一直在劝工人冷静、按规则办事，最后才恨恨地走了。”
不过，在帮工人维权时，刘超和同事们最头痛的还是身份问题，没有合理的身份，常常就没有说话的立场，往往只能做幕后工作，教给工人们一些有效的维权技巧、帮忙联系市级部门及省级维权类媒体，有劲使不上。“小鸟总是飞不高，可贴着地面飞也是飞啊！”
NGO（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一直有“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尴尬。以小小鸟为例，刘超曾经和美、法、德等多国外交官和国际组织交流，还受邀到美国访问，小小鸟的公益行为得到很高的赞誉，可在国内，NGO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小小鸟至今没有拿到NGO的民政注册，“因为没有主管单位不能注册。”他们只好在工商局注册了一个个体工商户的身份，“我们没有任何盈利，每个月却要交353元的税款，直到出台中小企业免税的政策才不交了。但在身份上，我们至今还是个体户。”
曾经有某政府部门邀请小小鸟组织调解委员会，并同意批给小小鸟一个办公室，可第二天要搬家了，却另有消息通知：这事取消，公家的房子不能借给民间组织用。最后调解委员会的身份也吹了。这事让刘超灰心了很久，“自己不干，也看不得别人干。”
有时也会有工人因为对民间组织不信任错失好机会。“一个工友的弟弟颅骨骨折没人管，工友找到我们，我们想帮忙，但他们最后还是找了一个能拉上关系的律师。结果那律师只主张要钱，连工伤鉴定都没做。最后判得的钱没执行到位，工伤鉴定也过期了。”这样本不该发生的遗憾常常让刘超慨叹，“我们要是有身份该多好！”
另一重困境就是人员流动。“总是缺少专业人才，而且人员流失太快，说到底还是待遇跟不上。”刘超承认，她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和她本身是沈阳人，不用考虑吃住问题有关，“真要是需要我自己完全负责衣食住行，恐怕也早就退出了，因为根本活不下去。”
刘超和同事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小小鸟在合适的身份下造血自给的问题。在深化改革的目标下，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早些来到。
“那个没有。”刘超边答边拿了两本书转身递到小伙儿手上，“这个给你，免费的，没事时看看，有好处。有困难可以来找我们。”
《打工者融入城市手册》和《打工者媒体资源使用手册》，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自己出的书，刘超是编委之一。随手翻开一页，标题是“融入城市第七步：如何应对各种危机和骗局”。
用各种方式帮助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是刘超的主要工作。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开通于1999年，是由在京务工青年魏伟发起，专门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公益机构。
刘超是小小鸟沈阳办公室的负责人。她和同事们每年都要为打工者举办多次免费的技能培训、融城培训。帮助农民工讨薪是他们的工作重点，根据沈鸟（小小鸟沈阳办公室）工作报告的记录，从2006年到2012年，他们共接待维权案件365件，涉及人数1823人，帮助讨要回的拖欠工资近580万元。与这样一笔巨款数额相对应的是，小小鸟工作人员志愿者的身份。
我国志愿者协会给“志愿者”的定义是：不为物质报酬，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刘超已经当了6年的全职志愿者，她最初的工资只有200多元的交通费和手机费，连保险都是近两年才有的。
这个27岁的姑娘皮肤白皙、眼睛明亮，笑起来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上次偶然遇到我们一个以前的志愿者，他是个律师，见到我特别惊讶：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其实，连刘超自己也没想到，她竟会在小小鸟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刘超是个沈阳姑娘，大学读的是法律，“2007年实习，偶然到了小小鸟，觉得有意思，还能学以致用，毕业后就留了下来。”谁知，这一留就离不开了。
那时她被派到深圳办公室。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大都市，她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打工妹，真正和打工者走到一起，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她帮助女工中的未婚妈妈寻求援助，为被拖欠工资的工友讨薪，为工伤的工人争取权益。“对社会工作接触越多，越能知道它的价值，我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压力确实很大，親人朋友都不支持，很难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刘超说。
小小鸟不是盈利机构，自身没有造血能力，资金全靠捐赠和国外NGO的项目支助。也就是说，小小鸟没有稳定、持续的收入，时常要面临“断奶期”。另外，在国内，人们对志愿者工作认识有限，社会工作者缺乏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发展路径。
“有些亲戚、朋友见面就拿我的工作调侃，当一件逗乐的事讲。还给工人要工资呢？其实这玩笑挺伤人的。”刘超说，那时，父亲病重，家里既担心她的前途，又着急她的婚事，她无数次地纠结要不要放弃。这时，一个叫胡旭荣的女工让她坚定了想法。
胡旭荣被媒体和病友称为“职业病维权斗士”，她2005年进入深圳沙井一家电子制品厂打工，在车间用含有天拿水清洁剂清洗电路板。2007年，她被诊断出白血病。医生建议她去做职业病鉴定。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她至今也没有得到职业病的认定。深圳职业病防治所推翻她职业病的主要证据，竟然是厂方提交的、她离厂之后的一份空气采样检测报告。她决定据此继续上诉，直到生命终止。
“开庭时，是我陪她去的。头一天晚上，她给我发短信：我很迷茫，医院不让我出院，说我上庭会有生命危险。我问那你还去吗？她回一定要去。我看到这条短信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刘超说，她最难忘的是上庭时胡旭荣的眼神，“那么坚决，那么执着，其实她当时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但决不放弃。她是在用生命捍卫权利，不光为自己，也为那些和她有一样遭遇的病友们。她都能这样，我还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就这样，刘超还是坚定地走了下来，但因为父亲当时病势沉重，当她看到哥哥发来的照片里，父亲肿胀的脸时，她还是扛不住了，“当时觉得自己特别不孝。”最终，她回到沈阳，但坚持继续留在小小鸟，算是一个两全的方案。
志愿者工作能带来成就感，但不一定是愉悦，相反，“我们每天听到、看到的大部分是不幸，时间长了，多少会影响心绪，看人看事，会变得消极、阴暗。”但每当帮助农民工解决了麻烦，志愿者的满足则是难以言喻的。
沈鸟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不少锦旗，都是讨薪成功后工友们送的。讲起每面锦旗背后的故事，刘超如数家珍，用她的话说，“维权是要讲方法的。”
曾有沈阳市郊的一个工人被欠薪，自己去找大包工头，人没找到，却被打了一顿，他愤而报警，和包工头早有勾结的警察居然告诉他：“你活该！”
工人找到小小鸟，经验丰富的刘超给他出了个道道：她让工人拿着一张报道了警察帮助讨薪新闻的报纸去找另一个警察，大大地夸了警察为民做主的精神，然后许诺事成一定要送锦旗表达感激之情。警察误以为这件事已经有媒体跟进，再加上被戴了高帽，一个电话就叫来了包工头，顺顺利利就拿到了薪水。
大多数情况下，讨薪还是很艰难的。因为种种原因，刘超和工友们会求告无门，甚至遭到威胁。刘超去现场时，习惯先观察地形，找到一条最便捷的退路，以防意外。被人找到办公室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在深圳时，我亲眼看见一个老板带人来砸了隔壁民间组织的房间。也有人跑到我们这要闹事的，后来发现我们没有煽动工人采取过激行为，反而一直在劝工人冷静、按规则办事，最后才恨恨地走了。”
不过，在帮工人维权时，刘超和同事们最头痛的还是身份问题，没有合理的身份，常常就没有说话的立场，往往只能做幕后工作，教给工人们一些有效的维权技巧、帮忙联系市级部门及省级维权类媒体，有劲使不上。“小鸟总是飞不高，可贴着地面飞也是飞啊！”
NGO（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一直有“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尴尬。以小小鸟为例，刘超曾经和美、法、德等多国外交官和国际组织交流，还受邀到美国访问，小小鸟的公益行为得到很高的赞誉，可在国内，NGO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小小鸟至今没有拿到NGO的民政注册，“因为没有主管单位不能注册。”他们只好在工商局注册了一个个体工商户的身份，“我们没有任何盈利，每个月却要交353元的税款，直到出台中小企业免税的政策才不交了。但在身份上，我们至今还是个体户。”
曾经有某政府部门邀请小小鸟组织调解委员会，并同意批给小小鸟一个办公室，可第二天要搬家了，却另有消息通知：这事取消，公家的房子不能借给民间组织用。最后调解委员会的身份也吹了。这事让刘超灰心了很久，“自己不干，也看不得别人干。”
有时也会有工人因为对民间组织不信任错失好机会。“一个工友的弟弟颅骨骨折没人管，工友找到我们，我们想帮忙，但他们最后还是找了一个能拉上关系的律师。结果那律师只主张要钱，连工伤鉴定都没做。最后判得的钱没执行到位，工伤鉴定也过期了。”这样本不该发生的遗憾常常让刘超慨叹，“我们要是有身份该多好！”
另一重困境就是人员流动。“总是缺少专业人才，而且人员流失太快，说到底还是待遇跟不上。”刘超承认，她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和她本身是沈阳人，不用考虑吃住问题有关，“真要是需要我自己完全负责衣食住行，恐怕也早就退出了，因为根本活不下去。”
刘超和同事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小小鸟在合适的身份下造血自给的问题。在深化改革的目标下，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早些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