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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立春》让我们看到蒋雯丽臃肿而晦暗的脸庞。在小城的荒寒冷漠里，她一边坚守着寂寞，一边坚守着高贵的爱好。我相信蒋雯丽对这个角色进行了最最深入的阐释，因为，很多年前，她在安徽自来水厂里做女工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寂寞过。
在小城工作的时候，曾经结识过一位在文化宫里画油画的老师。在那些无话可说的天气里，我常常穿过夏天的蝉鸣和冬天低矮压抑的云层走进那间充满油彩味道的画室。那间画室很凌乱，许多许多的画被挂在墙上，每一幅，都是老师用了最真诚的笔画画出来的。因此，可以听得见许多无声的诉说。
在那时，老师的画是唯一的来自外面世界的气息。
我的老师会喝茶，尽管他喝得不多。据说茶可以让油画家从油彩之毒中解放出来，他是后来才知道的。
但是，老师在喝茶的时候几乎很少想到油彩之毒的问题，他只是想有个机会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想想他的画，想想他自己，或者，再想想这个世界。那是一个思想高贵的饮者，当决定走上绘画这条路的时候，他就在全身心地拥抱油彩的美丽，而油彩之毒于他来说，早已置之度外。
一年之后，和电影《立春》里的蒋雯丽一样，我的老师跟我说，我要去北京了。
然后，他真的去北京了——背着他从意大利定做的画架，和许多莫奈或者达芬奇的画册。那些，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奢侈品。
在北京，他的第一个栖息地是宋庄。
宋庄在北京以东的通州，在十几年前，还和京郊的其他村庄一样默默无闻。现在，宋庄却比通州要知名得多。如同法国的巴比松，美国的东村，德国的达豪、沃尔普斯韦德——宋庄也因聚集了众多的艺术家而引起国内外艺术界和文化界的极大关注。
这里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艺术家群落。
1
六月的北京已经很热。我们从位于昌平的编辑部出发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半。先是坐461公交到地铁13号线的回龙观站，然后在芍药居站倒5号线。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到达国贸。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要在这里转乘938路公交车，然后一路向东20公里左右，抵达宋庄。但是，我们终于放弃了寻找公交车的机会，因为938路有许多条支线，我们不晓得在这些蜘蛛网一样的支线中，到底哪一条可以将我们送到宋庄。
于是，我们打了辆出租车。
很多年前，我的老师是不是也在国贸附近遇到过同样的困惑呢？而他身背画架走在那些密密麻麻的站牌下时，是不是也这样放弃过？
中午13:00，穿过京石高速以及一条崎岖不平的村路之后，我们终于抵达宋庄。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巨大金属拱门：中国宋庄。
眼前的宋庄显然不是一个村庄的模样，确切地说，是一个镇子。
出租车驶入的这条街，叫做艺术工厂路。道路很宽，可以并行三四辆车，它被称作宋庄的王府井。沿街有各式各样的小店，以饭馆、超市和画家服务部居多。这个村庄的样貌和村民的生活，因为画家们的到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在小堡文化广场下了车。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宋庄的画室都没有门牌号。茫然无绪地来这里找人，很可能会迷失在这里。因此，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地标式的地点，等待画家潘为民。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在电话里他说，我穿一件绿色背心。
阳光灼热的午后，把人们都驱赶到了室内，连空气中都有种慵懒的气息。这条平日里最热闹的街，此时安静又寂寥。只有路边零落地停着几辆“蹦子”（北方一种小型电动三轮车），有一搭没一搭、悠闲地做着生意。
这个广场大部分面积贡献给了一座小桥，它固执地表达着中国人对小桥流水般江南生活的向往。我在一棵树下的木椅上坐下，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一个暗绿色网眼马甲、长卷发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潘为民。他的画室在几条街之外，我们只得搭乘“蹦子”前往。
潘为民在大连海边长大，身上有山东人坦率、富有感染力的特点。他五十岁左右，普通话混合着乡音，带有一种历经沧桑的腔调。他说话的语速很快，仿佛后面那句话急着赶到前面把它吞掉。
“蹦子”拐到另一条水泥路上。这条街很有特色，两侧是画家们租下的门面，每一家都从店内的空间延伸出来，形成了一个由风景、静物、写实、表现等各类画风构成的集市。每一家店，都有上百幅画正在出售。
“这些都是底层画家，底层画家才这样卖画。”还没等我们发问，潘为民这样评价道。问他，怎样判断是否是底层画家？他说，一看就知道，色彩和技巧。
在去潘为民画室的路上，这是我们走的最后一段水泥路。
小车很快就来走上一条尘土飞扬、颠簸不平的土路。这一片正在建设当中，如同一个巨大的工地。但也是个有艺术味儿的工地。在土路右侧，就经过了一栋欧式建筑风格的画室，它门口摆着一个雕塑。这让它在一片破败的包围之中，生出一种电影道具似的不真实感。
正当我开始担心，“蹦子”会不会在剧烈的摇晃中翻车时——我们到了。
在一个无人处理的垃圾堆前停下，嗅觉立刻被腐败恶臭的气味填满。苍蝇成群，发出享受大餐的嗡嗡声。垃圾和苍蝇，曾经是宋庄村民生活的常态。直到画家1995年陆续聚集到了村里，给村子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之后，才得以根除这一顽疾。
“宋庄的农民都是靠画画的人起来的，我的房东，他自己家就建了四个画室出租，一年收租金就是七万多块钱。”潘为民感叹道。这是一个狭窄小巷的入口，只容三个人并排行走。有几个人坐在门口乘凉，潘为民跟他打了声招呼，就走进了一扇毫不起眼的门。
门牌号上写着，宋庄东街10号。
２
一扇深蓝色防盗门，在我们身后关上。四周变得安逸起来，像爱丽丝穿过树洞那样，我们似乎来到另一个世界。
一条六七米长的走廊，两侧挂着几幅潘为民的画，时间跨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故乡的海，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进入了潘为民的生命。它们大多是海边的写生。作为一个以写实为方向的画家，渔村题材始终是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题。
“好一点儿的画都卖了，剩下的挑几幅自己觉得还能看的，就挂几幅。”他坦率而自谦地说。
一个月前，他刚刚决定从北京通州玉泉南里搬过来。从大连来北京后，他已经在玉泉南里住了八年。“搬到这儿来方便，离宋庄近一点儿，接触这帮画画的人多一些。在这儿我也有一个自己的画室，之前跟人合租只能在卧室里坐着画。”他说。
这是一个九十多平米的民宅，一个小院、两个房间、一个卫生间。小院被房东加铺了一层透明玻璃，就多出了一处可供利用的空间。这多出来的空间，既是画室也是厨房。院子最靠里头的部分，是一个简易厨房，锅碗瓢盆置办得十分齐整。昨天，潘为民刚刚装好抽油烟机。“一年一万元，这个房子比较好，冬天可以自己烧煤供暖。”他说。
潘为民在墙上牵了一条铁丝，挂上一条布帘。布帘一拉，生活就全部藏在了幕后，剩下的空间都留给了艺术。布帘右侧放着他的画架和小凳，右手边的柜子上是一堆颜料和调色板。如果避开晾晒在院子里的袜子和内衣，这个画室确实具有了某种形式感。在艺术的对比下，生活越发成了一件由柴米油盐组成的、格外具体的事。
但潘为民自己创作的时间并不多。他供职于一家做外贸商业画的公司，公司把画家的作品给国外客户看，得到了订单就批量制作。他从纸箱里拿出一些照片，有威尼斯水城、美国街景等，这些都是国外订货的主要题材。
“给它画是为了生存，一年能挣到几万块钱，我生存没问题。宋庄大部分的画家，有很多待了好几年，一张画没卖出去，没法活。”潘为民说。
他隔壁就住着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孩，拿着父母资助的几万块钱，带着对宋庄的幻想来了。连自己要画什么、表达什么的都不清楚。“所以一批一批地，熬不下去的走了，熬得下去的坚持熬。也有画得好的，一年收入几十万的，这个很少很少。”他补充说。
这个月潘为民接到了一个六十幅画的订单，要在十五天之内完成。“我给了别人三十幅，六十幅都画完的话，是一万四千多块钱。”
我们坐在正对画室的那间屋子里聊天。这里，既是客厅也是卧室。他打开那个只有扇叶，没有外壳的电扇。于是，屋子里便响起一种类似于老电影院放映胶片的声音。
床、衣柜、茶几和沙发由房东提供。在一张简陋的茶几上，我看到了一盒用铁罐装好的绿茶。它和茶几上的绿色植物一起，装点着潘为民并不轻松的生活。
家具的紫色褪去了许多，如同蒙着一层擦不掉的灰尘。梳妆台上摆着一些书，正中间是一张与家人的合影。它是这个房间里，连接潘为民与亲人联系的唯一线索。
这份工作是他2003年来到北京之后，通过考试得到的。那时候深圳还没有大芬村。这几年受沿海地区冲击，原来那一拨做外单的美术企业，现在只剩下这一家。“大芬村是很低端的，一个人只画一个环节跟流水线一样。我们都是一个人完成一幅画。”潘为民把这类称做“商业画”。
商业画，不仅养活了他、也锻炼了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他很不适应，虽然画得细腻，但要很长时间才能画完。“我带了家里存的几万块钱来的，那时候挣不着钱，着急上火，感觉自己能力也不行。”
几年下来，他逐渐提高技巧、绘画水平、观察能力、速度。他对色彩的掌握熟练而精确，几笔蘸五六个颜色，举起笔感觉不太对，再点一下，基本就差不多了。他说，“这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你没画‘到’肯定不行。”
去年回大连，当年一起画画的朋友请他画几幅送人。他买到颜料，拿起笔，两小时就画好了。朋友大为吃惊，“他想都没想到，我怎么画得这么快？我们是怎么生存的。”他几乎有些不平，“不那么生存我能生存下来吗？画那么快，一天才挣几百块钱。”
潘为民十五年前离婚，有了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儿子。他经常教育儿子，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年他的母亲病重去世，父亲病重，他一直在家里照顾老人。
“我一年没回来，先在公司做一做，最起码先把房租生活费挣出来，先把生存问题解决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不可能当啃老族，都是孩子啃我。”又补充说：“我还是要画自己的东西。”
３
潘为民最常感叹的一句话是“出来晚了”。
如果早一点从大连文化宫买断工龄，早一点到北京打拼，今天也许是另一番格局。他打算带我们去见郑虎彪—一个已经“熬”出来了，有基础自己创作的画家。
我们从土路走回水泥路，重新坐上蹦子。司机带着我们沿着“王府井”疾驰了一会，便拐进道路左侧的一条小巷。这里显得整洁而有序，小巷入口的左边是一个水果摊，右边是一座形似竹楼的餐厅，竹楼上挂着一串串红灯笼，很有些民俗风情。
一下车，就听见狗吠。远远地，看见三四步台阶上一户人家的门口，有一条用铁链拴起来的黄黑色狼狗。它估计才两三个月大，高高竖起的耳朵尖儿，几乎碰到一起，圆圆的脸蛋有着动物幼崽的天真可爱，粗粗的脚爪却预示着它会长成一条凶猛的大型犬。
郑虎彪走出门来，把狼狗牵到角落，我们才鱼贯而入。早前听说过，第一批从圆明园迁来宋庄的画家当中，有些人买下了村民几百平米的院子，改建成画室。为了防小偷，宋庄几乎是家家养狗。
或许是没有深入宋庄腹地的缘故，或许是村庄的繁荣让习俗发生了变化。除了郑虎彪家里的这条狼青，一路上我们看到狗狗的机会并不多。
朝鲜族的郑虎彪稍稍发福，身材和脸部轮廓柔和得像一尊快乐佛。他说普通话带有浓重的朝鲜味儿，乍一听不大易懂。当他大笑时，爽朗的声音带有东北人的豪爽。
只消看一眼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便能了解潘为民羡慕他的缘由。
郑虎彪的画室是一个130多平米的空间，层高约五六米。这是艺术家们最喜欢的loft结构，自然地区分为客厅、画室、卧室。入门处放着一台跑步机，但上面零散地放了些画框，似乎无声地宣布了主人上一个健身计划的不了了之。
那条被唤做“啤酒”的狼青，常常顽皮地窜进屋里。把离它最近的跑步机，当做玩具，在它的前端留下一排排牙印。“啤酒”这个名字，也透露出主人的嗜好。
“不管是啤酒、白酒，有酒就喝。”酒，在郑虎彪的生活中是一种贯穿着喜怒哀乐的媒介。无论是画不出来而郁闷，还是实现了突破而狂喜，他都会出门——找朋友们喝酒去。
他也喜欢喝茶，深受闽派茶文化影响。客厅里放着一张深红色实木茶桌，上面悠闲地摆着茶盘、茶器、茶具和茶。五年前，他在福建同安待了九个月，天天混迹于同安的茶馆。他惊讶于当地人以茶会友的风俗，只要坐上茶桌，不用买就有茶喝。
用小杯品茶，用舌尖加以区分，这样的精细味觉，彻底改变了他的品茶方式。“我们东北人喝茉莉花茶，都是用一个大洋瓷缸泡。”郑虎彪说，“我学到的只是皮毛。”
4
“我来北京之后，每一件事情都顺利。”回头看这十多年的生活，郑虎彪这样说。
其实，这种满足感，不仅来自画画，还来自他的家人。
人们对艺术家有种盲目的刻板印象：艺术家是孤家寡人。他们很难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即使有了家庭也不幸福。但包括郑虎彪在内，以及当天我们采访的其他画家，都一再证明，这种观念何其老旧而错误。
1987年，从吉林延边大学美术系毕业之后，郑虎彪分配到铁路文化馆。只能写艺术字，连画画的机会都没有。一年后他辞职，跑到电影院当美工，画大幅海报上的演员。他在电影院待了六年，画海报的机会越来越少。
“在老家，几乎连颜色也买不着。”他说。1995年，他独自到北京闯荡，住在西四环的一间月租三百元的房子里。“刚到北京时，想挣钱。自己画画自己卖，卖得还可以。”
那段时间，恰逢小型画廊如雨后春笋般在京城兴起，郑虎彪带着自己的画，一家家上门推荐。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张画，他都卖过。
但今时不同于往日。去年，一名台湾画商跟他签下三年合同，以100万元把老北京胡同、老上海系列作品全部买走。“所以我的收入就是，三年不画画、不卖都无所谓。” 郑虎彪说。
最好的状态是天天画，但不必强迫自己。“天天画都成油漆工了，有时候想些事情，偶尔去城里走走。” 他调侃说。
郑虎彪画写实，画风唯美。早年，他喜欢色彩鲜艳的小幅作品；如今，画室里满眼见到的都是灰黑线条的上海老街景，笔力清奇，尺寸也大了许多。
“我会在唯美里头，加一点自己的东西，比如灰色调。以前画画特别死板，现在放得很开，我都觉得有点过了。”他说。
他的画架又高又长，有时候还要站在三四格阶梯的黑色小梯子上。画架左边，是一台电脑和写字桌。他的女儿郑雅，全神贯注地在看日本动画片，一副怡然忘我、超然世外的神情。
画室中央是一台吊扇，它的正下方摆着一架圆形藤椅。躺在上面，凉风习习，视线穿过吊扇，思绪飘到了另一个空间。
郑虎彪到北京的第二年，妻子和女儿就赶来团聚。从那时起，一家人在北京搬过许多次家。以女儿念书的学校为圆心，每隔几年就变动一次——女儿上学前班，一家人住在右安门；上初中，搬到了通州；上高中，又搬到了海淀。
今年郑雅参加高考，考出了587分的成绩。这个糊涂的老爸，虽然连女儿最后填报志愿的是哪所大学都不晓得，但言谈之间的幸福感，一不小心就满溢出来。
“她上小学就是班长，通州潞河中学不好考，她考上了，去那里也是班长，还得了北京市三好学生；考中央民族大学附中也是，在吉林省那么多考生里头，排第12名进去的。”他说，“都是我媳妇在带她。她以前是老师，自从孩子出生之后，她就辞职在家。每天早上五点多跟女儿一起起床，督促她的学习。”
女儿要去上大学，生活的重心才重新回到夫妇两人身上。一个月前，妻子开了家名叫“马虎烤吧”的饭馆，是一个以烧烤和小菜为主的“韩国料理”。如同客厅一样，饭馆里也摆了一张很大的茶桌。
2000年，郑虎彪来过一次宋庄，那时候路上都没人，连卖菜的都没有。2007年，他一个人先从城里搬了过来。一来就发现，熟人特别多。吉林老家的朋友、早年在北京开画廊的朋友，还有三四十个朝鲜族同乡。
他最早住在宋庄的糖厂艺术区，那里的画室全部用厂方改造的，每一间画室都200平方米，层高八九米。他带了十万元入住，一年后临近交房租时，已所剩无几。
就在那期间，宋庄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宋庄艺术节”。这个节日对于画家们来说，就像过年一样。世界各地的画商、经纪人、艺术爱好者、艺术青年，像潮水般涌入宋庄。有数字显示，艺术节期间宋庄的流动人口高达一百万人。
那年的艺术节上，一个画商看中了郑虎彪的画，卖画、订画加在一起收到了七八万元。就这样，一年一年慢慢好起来。
“画家们多吃一点苦，对自己负责一点，一年两年肯定进步，不可能石头脑袋的。”他说。现在，他已经有一些固定合作的画廊。798有些画廊，不时电话他，买一些散画。在宋庄上上画廊，他以八千元的价格租下一个摊位。“就是把自己的画挂上去，报个价。只要按照报价卖出就满足了，画廊最终卖多少钱跟我没关系。”
但并非有人出钱买画，郑虎彪就会卖。前几天有人拿着现金，想买一幅他准备拿去参展的作品，他拒绝了。
他已找到，一个画家的成长道路。
5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郑虎彪这样，用柔软的方式，穿梭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画家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非常直接。他们坚持自我，这种坚持是一把双刃剑，在打磨艺术作品的同时，也有毁灭自我的危险。
当我们在几分钟步行距离的另一个画室，见到朴哲奎时，我被他那张饱受艺术摧残的脸孔打动。
那是一处由两栋楼围成的小院，有德国包豪斯实用主义风格。左边这栋楼共有两层，每层就是一个画室，面积近200平方米。朴哲奎与另一个画家共同租下了二楼的画室。这就是郑虎彪提到的那种，一年租金5万元的画室。
他刚从附近的渔场钓鱼归来，穿一件大地色背心，灰色工装短裤，黑色的披肩发将黝黑的皮肤衬出健康的光泽。他的五官立体而鲜明，完全吻合了大众对艺术家的想象。
他沉默地坐在那里，却在画家群体中形成一种紧张的张力。因为对纯艺术的追求，他是这个由六七个画家组成的小群体当中，一个备受尊敬的人。
“你看过他的画吗，画得非常好，这么多年来都在坚持自我。”画家李国瑞由衷地说。
我随后去了朴哲奎位于二楼的画室。荷叶和鱼儿，是一个反复创作的主题。夏天的青翠碧绿，秋天的枯萎凋敝，荷叶、根茎因季节呈现出不同的生命样态。鱼儿，若有似无地游荡在水波之下，那种缥缈的朦胧感，似真似幻。
与景物相反，他笔下的人物有着极为丰富的细节。进门处的大幅人像，是一个穿着工装举着相机，镜头正对着观众的摄影师。我看到他时吓了一跳，它是如此真实强烈，举相机的姿态简直是在战斗，仿佛镜头要把每一个逗留的观众一览无余。
６
一度，画画是他生命最重要的东西。
朴哲奎的家乡在吉林省汪清县，对画画很小就有一种天然的喜欢。学校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朴哲奎从文化宫调到了市画院。他也给自己设定了很高的目标，并不惜被旁人视为另类。
那时候，他的家离画院很近，为了把中午吃饭的时间节省出来画画，他每天都带着饭去上班。他把自己想象成塔罗牌里的魔术师——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无所不能。
他以一种迅速消耗生命和才华的方式，对待创作。为了画画，吃饭、睡觉，一个人的日常必需都可以省略。“最后闹得身体状况很差，身体坏得不像样，别说画画，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整个对艺术失望。”朴哲奎说。
为了走出这种状态，他带着家人离开了故乡。在北京郊区怀柔，一住就是七八年。
“我碰到一个适合钓鱼的环境，在老家想都不会想。钓鱼让我感悟到了一些东西，后来真爱上钓鱼了。”他说。在那七八年间，他每天醒来就去钓鱼，画画仍然在继续。只是，他的主业是渔夫，画画成了业余。
“等我远离绘画的时候，我才发现它离我那么的近。”他的话让人动容，但语调却充满释然。
这也是他与自己和解的过程，承认并接受生活的不完美。他感叹说，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时间，终于悟出生活的真义。否则的话，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好。那七八年间，他用积蓄做一些小投资，养活了家人。等到儿子要去上大学的时候，有朋友建议他搬来宋庄。
那是2007年，当代艺术和前卫艺术风头正劲的时期。它们流行、泛滥，受到商业力量大力追捧，无形中对其他艺术形态产生了一种压迫。在我们接触的画家当中，几乎每一位写实画家，在那个时期都经历过思想上的冲击，以及对艺术价值的怀疑。
朴哲奎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是画写实的，与以当代艺术著称的宋庄画家村没有精神上的联系，但他最终搬了过来。“过了太长的时间以后，感觉绘画真的要离我而去了。不能再放弃了。”
在宋庄重拾画笔，朴哲奎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想画就画，卖不卖无所谓。
初到宋庄时，他参加过少数几次研讨会。每一次，会上都有画家想通过语言，表达和说明许多观点。他说：“你是一个解说员，还是一个画家？我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看得多了以后让人反感。”
他从此不再参加任何活动。
三年下来，他认为自己仍然是个局外人。除了钓鱼，就是在画室画画，认识的朋友也屈指可数。但宋庄让他有了一个更超然的视角，把自己放进画家村的群体当中，去认识自己在群体中扮演的角色。用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去验证自己的艺术追求。
“宋庄确实是一个大舞台，不用故意在这里宣传自己，但在舞台上可以找到自己。” 他说。
他正在着手，以宋庄画家村的画家们为原形，创作一个展现画家生活状态的新题材。对待画画，他处于一个理性的时期。不再看重它的社会价值，更看重绘画对自己的意义。“现在这个年纪，我还可以画一些画，我很知足了。”
他说：“人们可以通过画画了解自己。”
在朴哲奎的作品中，有一名穿裙子的女子，反复出现。她是朴哲奎的妻子，也是他艺术上的缪斯。“我媳妇在这里开了一个小餐厅，来维持我的艺术生命。”他说。
这家餐厅有一个浪漫的名字：西街18号艺术沙龙。我们走进去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它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种了些爬藤植物。来这里吃饭的都是画家，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享受一天中最宜人的时间。
我们一行八人，穿过小院走进一个中式造型的餐厅。画家们告诉我，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宋庄，最流行的是喝绿茶和铁观音。那些非常懂茶的画家中，对茶是没有分别心的，绿茶、红茶、普洱茶，依季节变幻而更迭。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张桂月。她穿着一件跟画面上款式相似的浅色连衣裙，有一张水蜜桃形状的脸。时间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很难想象，她娇小的身躯，承担起了打理餐厅、养育儿子、支持丈夫的重担。
“很自私，也很幸福。我会欠她很多的东西，但是将来会还的。”朴哲奎这样说。
7
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在宋庄的行走，让我想借用这个句式，把主语换作“艺术家”。这是宋庄的一个现象，也是中国画家们长长久久画下去的独特前提。
我们又一次坐上车，开往李国瑞和大珂的画室。太阳下山之后，宋庄的王府井大街变得生动起来。
大排档坐满了人，夜市的灯光让这个村庄——亮了。
在认识画家李国瑞之前，蒋珂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是一个留着短发的女孩，纯净而简单，在人群当中很安静。朋友们叫她，“大珂”。
最初，她是被一个人的魅力吸引。她发现，这个人跟自己周围的同事、朋友是那么不同。他的生活看上去慵懒闲适，但不论是吃饭，还是走路，他都沉浸在一个跟她有距离的世界里。
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艺术的人，让她好奇。
他带她去看画展，她发现每一幅画都喜欢。慢慢地，她有了自己的喜好。时间久了，她找到了读懂一幅画的渠道，甚至可以与画家的作品对话。
她进步得很快，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艺术。她发现自己特别羡慕那种状态——拿起画笔，就知道自己想要画什么，想要表达什么。
“艺术家是用生命来感受、解读，有的时候角度是非常美妙的。这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大珂说，“很令人敬畏。”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第二年，她就离开了，成了李国瑞生活中离不开的人。“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用了十多年时间，通过所处的环境来反思自己。”她说。
８
2007年9月，在艺术工厂区的一棵大树旁，他们租下了一间画室。
这是一处非常僻静的院落，院里共有四户人家。与城市相比，这种相对封闭的生活，让邻居之间彼此依赖。
“第一时间串门也不用打招呼，做饭缺油了也不用客气。村里很多东西买不到，进城的时候稍回来，大家互通有无。一个作品画好了，晚上吃饭大家都会看一看、说一说。”大珂说。
这是一间将生活情趣和艺术气息，糅合到浑然天成的画室。入口处，是一面展示墙。其中，有他们受邀去英国、法国等地参加展览的留影。除了圈内熟知法国画家、收藏家之外，我也认出了名流洪晃、演员宋佳等人。
他们都喜欢和李国瑞合影。
李国瑞是20世纪60 年代生人。他说，六十年代的人，对北京怀有一种情节——艺术圣地。他像个白面书生，气质儒雅、声音温和。但当他开口说话时，尖锐的一面就跳脱出来。
“选择做艺术，就得有准备。我学画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学十年画，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画家。” 他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肯定是有准备的。”
2007年离开青岛时，他已经获得了两项全国性的油画大奖，在青岛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一到宋庄，他的圣地之梦就被铺天盖地当代艺术浇灭了。
“我来的时候想得非常理想化，觉得大家到宋庄就是为了艺术。这个东西竟然卖得很好？我对自己都怀疑了。我现在都不愿意多谈这个事情，当然现在（这一波潮流）已经过去了。”
那时，有些很差当代艺术被炒成了神话，一幅画卖到十万元。“那些人的画现在根本没人买。”李国瑞说，他很欣慰，这几年艺术重新回到中国传统的道路上来。
“我到宋庄之后，还有人指导我画画。我当时虚心听了，现在也理解了。艺术没有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他说，“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路。”
对于艺术，他是个较真儿的人。
李国瑞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一幅画大家觉得已经很好了，但他还要反复调整。他时刻都在审视自己，达到心中理想的高度。这样的性格，放在社会上很容易四处碰壁。李国瑞也感叹，“我经常想如果我不画画了，我能干什么？我什么都干不了。”
李国瑞喜欢用青岛崂山绿茶招待朋友，但他自己不敢喝茶，一喝绿茶就胃疼。他说：“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懂茶，中国人应该学会喝茶。”我们建议他，可以用武夷山的老茶养胃。
从某个角度来看，大珂的柔软与他的尖锐是一种很好的互补。
每天早晨，大珂起床后收拾卫生。有客人拜访，她来接待。朋友们来了，她去买菜做饭。买颜色、订画框这些琐事之外，她已经成了李国瑞名副其实的艺术助理。只要有空，她就会翻出李国瑞在国内外参加展览的照片资料，整理得更加完备。与国内外画廊的邮件往来，也由她来分担。
有一位法国画家很喜欢李国瑞的作品。因为语言不通，每次来画室，他和李国瑞都只能冲对方傻笑。每当这个时候，李国瑞就会拿起电话，让“翻译”赶紧回家。
大珂对李国瑞的付出，不只是妻子对丈夫事业的支持，而是源自一种更深远的了解—对艺术家生命价值的认同，对创作艰辛的感知。
“我觉得艺术家对生活的要求是纯粹的，想画画的时候，在有限的精力之内，能拿起笔马上把它呈现出来。他每天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创作。这种生活可能不被一些人了解或接受，但对艺术家来说，这是必须的。”她这样说。
大珂烧得一手好菜，因为她说，每一顿饭都会用心做。未来她想写一本艺术家菜谱。她会在书中，放上当天菜品的图片、艺术家的评价。她会在书中，写一写身边的画家朋友们。
或许最大的变化是，大珂开始画画了。
尽管，她羞涩地把它们放在角落里。
在小城工作的时候，曾经结识过一位在文化宫里画油画的老师。在那些无话可说的天气里，我常常穿过夏天的蝉鸣和冬天低矮压抑的云层走进那间充满油彩味道的画室。那间画室很凌乱，许多许多的画被挂在墙上，每一幅，都是老师用了最真诚的笔画画出来的。因此，可以听得见许多无声的诉说。
在那时，老师的画是唯一的来自外面世界的气息。
我的老师会喝茶，尽管他喝得不多。据说茶可以让油画家从油彩之毒中解放出来，他是后来才知道的。
但是，老师在喝茶的时候几乎很少想到油彩之毒的问题，他只是想有个机会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想想他的画，想想他自己，或者，再想想这个世界。那是一个思想高贵的饮者，当决定走上绘画这条路的时候，他就在全身心地拥抱油彩的美丽，而油彩之毒于他来说，早已置之度外。
一年之后，和电影《立春》里的蒋雯丽一样，我的老师跟我说，我要去北京了。
然后，他真的去北京了——背着他从意大利定做的画架，和许多莫奈或者达芬奇的画册。那些，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奢侈品。
在北京，他的第一个栖息地是宋庄。
宋庄在北京以东的通州，在十几年前，还和京郊的其他村庄一样默默无闻。现在，宋庄却比通州要知名得多。如同法国的巴比松，美国的东村，德国的达豪、沃尔普斯韦德——宋庄也因聚集了众多的艺术家而引起国内外艺术界和文化界的极大关注。
这里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艺术家群落。
1
六月的北京已经很热。我们从位于昌平的编辑部出发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半。先是坐461公交到地铁13号线的回龙观站，然后在芍药居站倒5号线。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到达国贸。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要在这里转乘938路公交车，然后一路向东20公里左右，抵达宋庄。但是，我们终于放弃了寻找公交车的机会，因为938路有许多条支线，我们不晓得在这些蜘蛛网一样的支线中，到底哪一条可以将我们送到宋庄。
于是，我们打了辆出租车。
很多年前，我的老师是不是也在国贸附近遇到过同样的困惑呢？而他身背画架走在那些密密麻麻的站牌下时，是不是也这样放弃过？
中午13:00，穿过京石高速以及一条崎岖不平的村路之后，我们终于抵达宋庄。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巨大金属拱门：中国宋庄。
眼前的宋庄显然不是一个村庄的模样，确切地说，是一个镇子。
出租车驶入的这条街，叫做艺术工厂路。道路很宽，可以并行三四辆车，它被称作宋庄的王府井。沿街有各式各样的小店，以饭馆、超市和画家服务部居多。这个村庄的样貌和村民的生活，因为画家们的到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在小堡文化广场下了车。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宋庄的画室都没有门牌号。茫然无绪地来这里找人，很可能会迷失在这里。因此，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地标式的地点，等待画家潘为民。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在电话里他说，我穿一件绿色背心。
阳光灼热的午后，把人们都驱赶到了室内，连空气中都有种慵懒的气息。这条平日里最热闹的街，此时安静又寂寥。只有路边零落地停着几辆“蹦子”（北方一种小型电动三轮车），有一搭没一搭、悠闲地做着生意。
这个广场大部分面积贡献给了一座小桥，它固执地表达着中国人对小桥流水般江南生活的向往。我在一棵树下的木椅上坐下，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一个暗绿色网眼马甲、长卷发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潘为民。他的画室在几条街之外，我们只得搭乘“蹦子”前往。
潘为民在大连海边长大，身上有山东人坦率、富有感染力的特点。他五十岁左右，普通话混合着乡音，带有一种历经沧桑的腔调。他说话的语速很快，仿佛后面那句话急着赶到前面把它吞掉。
“蹦子”拐到另一条水泥路上。这条街很有特色，两侧是画家们租下的门面，每一家都从店内的空间延伸出来，形成了一个由风景、静物、写实、表现等各类画风构成的集市。每一家店，都有上百幅画正在出售。
“这些都是底层画家，底层画家才这样卖画。”还没等我们发问，潘为民这样评价道。问他，怎样判断是否是底层画家？他说，一看就知道，色彩和技巧。
在去潘为民画室的路上，这是我们走的最后一段水泥路。
小车很快就来走上一条尘土飞扬、颠簸不平的土路。这一片正在建设当中，如同一个巨大的工地。但也是个有艺术味儿的工地。在土路右侧，就经过了一栋欧式建筑风格的画室，它门口摆着一个雕塑。这让它在一片破败的包围之中，生出一种电影道具似的不真实感。
正当我开始担心，“蹦子”会不会在剧烈的摇晃中翻车时——我们到了。
在一个无人处理的垃圾堆前停下，嗅觉立刻被腐败恶臭的气味填满。苍蝇成群，发出享受大餐的嗡嗡声。垃圾和苍蝇，曾经是宋庄村民生活的常态。直到画家1995年陆续聚集到了村里，给村子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之后，才得以根除这一顽疾。
“宋庄的农民都是靠画画的人起来的，我的房东，他自己家就建了四个画室出租，一年收租金就是七万多块钱。”潘为民感叹道。这是一个狭窄小巷的入口，只容三个人并排行走。有几个人坐在门口乘凉，潘为民跟他打了声招呼，就走进了一扇毫不起眼的门。
门牌号上写着，宋庄东街10号。
２
一扇深蓝色防盗门，在我们身后关上。四周变得安逸起来，像爱丽丝穿过树洞那样，我们似乎来到另一个世界。
一条六七米长的走廊，两侧挂着几幅潘为民的画，时间跨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故乡的海，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进入了潘为民的生命。它们大多是海边的写生。作为一个以写实为方向的画家，渔村题材始终是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题。
“好一点儿的画都卖了，剩下的挑几幅自己觉得还能看的，就挂几幅。”他坦率而自谦地说。
一个月前，他刚刚决定从北京通州玉泉南里搬过来。从大连来北京后，他已经在玉泉南里住了八年。“搬到这儿来方便，离宋庄近一点儿，接触这帮画画的人多一些。在这儿我也有一个自己的画室，之前跟人合租只能在卧室里坐着画。”他说。
这是一个九十多平米的民宅，一个小院、两个房间、一个卫生间。小院被房东加铺了一层透明玻璃，就多出了一处可供利用的空间。这多出来的空间，既是画室也是厨房。院子最靠里头的部分，是一个简易厨房，锅碗瓢盆置办得十分齐整。昨天，潘为民刚刚装好抽油烟机。“一年一万元，这个房子比较好，冬天可以自己烧煤供暖。”他说。
潘为民在墙上牵了一条铁丝，挂上一条布帘。布帘一拉，生活就全部藏在了幕后，剩下的空间都留给了艺术。布帘右侧放着他的画架和小凳，右手边的柜子上是一堆颜料和调色板。如果避开晾晒在院子里的袜子和内衣，这个画室确实具有了某种形式感。在艺术的对比下，生活越发成了一件由柴米油盐组成的、格外具体的事。
但潘为民自己创作的时间并不多。他供职于一家做外贸商业画的公司，公司把画家的作品给国外客户看，得到了订单就批量制作。他从纸箱里拿出一些照片，有威尼斯水城、美国街景等，这些都是国外订货的主要题材。
“给它画是为了生存，一年能挣到几万块钱，我生存没问题。宋庄大部分的画家，有很多待了好几年，一张画没卖出去，没法活。”潘为民说。
他隔壁就住着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孩，拿着父母资助的几万块钱，带着对宋庄的幻想来了。连自己要画什么、表达什么的都不清楚。“所以一批一批地，熬不下去的走了，熬得下去的坚持熬。也有画得好的，一年收入几十万的，这个很少很少。”他补充说。
这个月潘为民接到了一个六十幅画的订单，要在十五天之内完成。“我给了别人三十幅，六十幅都画完的话，是一万四千多块钱。”
我们坐在正对画室的那间屋子里聊天。这里，既是客厅也是卧室。他打开那个只有扇叶，没有外壳的电扇。于是，屋子里便响起一种类似于老电影院放映胶片的声音。
床、衣柜、茶几和沙发由房东提供。在一张简陋的茶几上，我看到了一盒用铁罐装好的绿茶。它和茶几上的绿色植物一起，装点着潘为民并不轻松的生活。
家具的紫色褪去了许多，如同蒙着一层擦不掉的灰尘。梳妆台上摆着一些书，正中间是一张与家人的合影。它是这个房间里，连接潘为民与亲人联系的唯一线索。
这份工作是他2003年来到北京之后，通过考试得到的。那时候深圳还没有大芬村。这几年受沿海地区冲击，原来那一拨做外单的美术企业，现在只剩下这一家。“大芬村是很低端的，一个人只画一个环节跟流水线一样。我们都是一个人完成一幅画。”潘为民把这类称做“商业画”。
商业画，不仅养活了他、也锻炼了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他很不适应，虽然画得细腻，但要很长时间才能画完。“我带了家里存的几万块钱来的，那时候挣不着钱，着急上火，感觉自己能力也不行。”
几年下来，他逐渐提高技巧、绘画水平、观察能力、速度。他对色彩的掌握熟练而精确，几笔蘸五六个颜色，举起笔感觉不太对，再点一下，基本就差不多了。他说，“这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你没画‘到’肯定不行。”
去年回大连，当年一起画画的朋友请他画几幅送人。他买到颜料，拿起笔，两小时就画好了。朋友大为吃惊，“他想都没想到，我怎么画得这么快？我们是怎么生存的。”他几乎有些不平，“不那么生存我能生存下来吗？画那么快，一天才挣几百块钱。”
潘为民十五年前离婚，有了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儿子。他经常教育儿子，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年他的母亲病重去世，父亲病重，他一直在家里照顾老人。
“我一年没回来，先在公司做一做，最起码先把房租生活费挣出来，先把生存问题解决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不可能当啃老族，都是孩子啃我。”又补充说：“我还是要画自己的东西。”
３
潘为民最常感叹的一句话是“出来晚了”。
如果早一点从大连文化宫买断工龄，早一点到北京打拼，今天也许是另一番格局。他打算带我们去见郑虎彪—一个已经“熬”出来了，有基础自己创作的画家。
我们从土路走回水泥路，重新坐上蹦子。司机带着我们沿着“王府井”疾驰了一会，便拐进道路左侧的一条小巷。这里显得整洁而有序，小巷入口的左边是一个水果摊，右边是一座形似竹楼的餐厅，竹楼上挂着一串串红灯笼，很有些民俗风情。
一下车，就听见狗吠。远远地，看见三四步台阶上一户人家的门口，有一条用铁链拴起来的黄黑色狼狗。它估计才两三个月大，高高竖起的耳朵尖儿，几乎碰到一起，圆圆的脸蛋有着动物幼崽的天真可爱，粗粗的脚爪却预示着它会长成一条凶猛的大型犬。
郑虎彪走出门来，把狼狗牵到角落，我们才鱼贯而入。早前听说过，第一批从圆明园迁来宋庄的画家当中，有些人买下了村民几百平米的院子，改建成画室。为了防小偷，宋庄几乎是家家养狗。
或许是没有深入宋庄腹地的缘故，或许是村庄的繁荣让习俗发生了变化。除了郑虎彪家里的这条狼青，一路上我们看到狗狗的机会并不多。
朝鲜族的郑虎彪稍稍发福，身材和脸部轮廓柔和得像一尊快乐佛。他说普通话带有浓重的朝鲜味儿，乍一听不大易懂。当他大笑时，爽朗的声音带有东北人的豪爽。
只消看一眼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便能了解潘为民羡慕他的缘由。
郑虎彪的画室是一个130多平米的空间，层高约五六米。这是艺术家们最喜欢的loft结构，自然地区分为客厅、画室、卧室。入门处放着一台跑步机，但上面零散地放了些画框，似乎无声地宣布了主人上一个健身计划的不了了之。
那条被唤做“啤酒”的狼青，常常顽皮地窜进屋里。把离它最近的跑步机，当做玩具，在它的前端留下一排排牙印。“啤酒”这个名字，也透露出主人的嗜好。
“不管是啤酒、白酒，有酒就喝。”酒，在郑虎彪的生活中是一种贯穿着喜怒哀乐的媒介。无论是画不出来而郁闷，还是实现了突破而狂喜，他都会出门——找朋友们喝酒去。
他也喜欢喝茶，深受闽派茶文化影响。客厅里放着一张深红色实木茶桌，上面悠闲地摆着茶盘、茶器、茶具和茶。五年前，他在福建同安待了九个月，天天混迹于同安的茶馆。他惊讶于当地人以茶会友的风俗，只要坐上茶桌，不用买就有茶喝。
用小杯品茶，用舌尖加以区分，这样的精细味觉，彻底改变了他的品茶方式。“我们东北人喝茉莉花茶，都是用一个大洋瓷缸泡。”郑虎彪说，“我学到的只是皮毛。”
4
“我来北京之后，每一件事情都顺利。”回头看这十多年的生活，郑虎彪这样说。
其实，这种满足感，不仅来自画画，还来自他的家人。
人们对艺术家有种盲目的刻板印象：艺术家是孤家寡人。他们很难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即使有了家庭也不幸福。但包括郑虎彪在内，以及当天我们采访的其他画家，都一再证明，这种观念何其老旧而错误。
1987年，从吉林延边大学美术系毕业之后，郑虎彪分配到铁路文化馆。只能写艺术字，连画画的机会都没有。一年后他辞职，跑到电影院当美工，画大幅海报上的演员。他在电影院待了六年，画海报的机会越来越少。
“在老家，几乎连颜色也买不着。”他说。1995年，他独自到北京闯荡，住在西四环的一间月租三百元的房子里。“刚到北京时，想挣钱。自己画画自己卖，卖得还可以。”
那段时间，恰逢小型画廊如雨后春笋般在京城兴起，郑虎彪带着自己的画，一家家上门推荐。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张画，他都卖过。
但今时不同于往日。去年，一名台湾画商跟他签下三年合同，以100万元把老北京胡同、老上海系列作品全部买走。“所以我的收入就是，三年不画画、不卖都无所谓。” 郑虎彪说。
最好的状态是天天画，但不必强迫自己。“天天画都成油漆工了，有时候想些事情，偶尔去城里走走。” 他调侃说。
郑虎彪画写实，画风唯美。早年，他喜欢色彩鲜艳的小幅作品；如今，画室里满眼见到的都是灰黑线条的上海老街景，笔力清奇，尺寸也大了许多。
“我会在唯美里头，加一点自己的东西，比如灰色调。以前画画特别死板，现在放得很开，我都觉得有点过了。”他说。
他的画架又高又长，有时候还要站在三四格阶梯的黑色小梯子上。画架左边，是一台电脑和写字桌。他的女儿郑雅，全神贯注地在看日本动画片，一副怡然忘我、超然世外的神情。
画室中央是一台吊扇，它的正下方摆着一架圆形藤椅。躺在上面，凉风习习，视线穿过吊扇，思绪飘到了另一个空间。
郑虎彪到北京的第二年，妻子和女儿就赶来团聚。从那时起，一家人在北京搬过许多次家。以女儿念书的学校为圆心，每隔几年就变动一次——女儿上学前班，一家人住在右安门；上初中，搬到了通州；上高中，又搬到了海淀。
今年郑雅参加高考，考出了587分的成绩。这个糊涂的老爸，虽然连女儿最后填报志愿的是哪所大学都不晓得，但言谈之间的幸福感，一不小心就满溢出来。
“她上小学就是班长，通州潞河中学不好考，她考上了，去那里也是班长，还得了北京市三好学生；考中央民族大学附中也是，在吉林省那么多考生里头，排第12名进去的。”他说，“都是我媳妇在带她。她以前是老师，自从孩子出生之后，她就辞职在家。每天早上五点多跟女儿一起起床，督促她的学习。”
女儿要去上大学，生活的重心才重新回到夫妇两人身上。一个月前，妻子开了家名叫“马虎烤吧”的饭馆，是一个以烧烤和小菜为主的“韩国料理”。如同客厅一样，饭馆里也摆了一张很大的茶桌。
2000年，郑虎彪来过一次宋庄，那时候路上都没人，连卖菜的都没有。2007年，他一个人先从城里搬了过来。一来就发现，熟人特别多。吉林老家的朋友、早年在北京开画廊的朋友，还有三四十个朝鲜族同乡。
他最早住在宋庄的糖厂艺术区，那里的画室全部用厂方改造的，每一间画室都200平方米，层高八九米。他带了十万元入住，一年后临近交房租时，已所剩无几。
就在那期间，宋庄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宋庄艺术节”。这个节日对于画家们来说，就像过年一样。世界各地的画商、经纪人、艺术爱好者、艺术青年，像潮水般涌入宋庄。有数字显示，艺术节期间宋庄的流动人口高达一百万人。
那年的艺术节上，一个画商看中了郑虎彪的画，卖画、订画加在一起收到了七八万元。就这样，一年一年慢慢好起来。
“画家们多吃一点苦，对自己负责一点，一年两年肯定进步，不可能石头脑袋的。”他说。现在，他已经有一些固定合作的画廊。798有些画廊，不时电话他，买一些散画。在宋庄上上画廊，他以八千元的价格租下一个摊位。“就是把自己的画挂上去，报个价。只要按照报价卖出就满足了，画廊最终卖多少钱跟我没关系。”
但并非有人出钱买画，郑虎彪就会卖。前几天有人拿着现金，想买一幅他准备拿去参展的作品，他拒绝了。
他已找到，一个画家的成长道路。
5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郑虎彪这样，用柔软的方式，穿梭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画家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非常直接。他们坚持自我，这种坚持是一把双刃剑，在打磨艺术作品的同时，也有毁灭自我的危险。
当我们在几分钟步行距离的另一个画室，见到朴哲奎时，我被他那张饱受艺术摧残的脸孔打动。
那是一处由两栋楼围成的小院，有德国包豪斯实用主义风格。左边这栋楼共有两层，每层就是一个画室，面积近200平方米。朴哲奎与另一个画家共同租下了二楼的画室。这就是郑虎彪提到的那种，一年租金5万元的画室。
他刚从附近的渔场钓鱼归来，穿一件大地色背心，灰色工装短裤，黑色的披肩发将黝黑的皮肤衬出健康的光泽。他的五官立体而鲜明，完全吻合了大众对艺术家的想象。
他沉默地坐在那里，却在画家群体中形成一种紧张的张力。因为对纯艺术的追求，他是这个由六七个画家组成的小群体当中，一个备受尊敬的人。
“你看过他的画吗，画得非常好，这么多年来都在坚持自我。”画家李国瑞由衷地说。
我随后去了朴哲奎位于二楼的画室。荷叶和鱼儿，是一个反复创作的主题。夏天的青翠碧绿，秋天的枯萎凋敝，荷叶、根茎因季节呈现出不同的生命样态。鱼儿，若有似无地游荡在水波之下，那种缥缈的朦胧感，似真似幻。
与景物相反，他笔下的人物有着极为丰富的细节。进门处的大幅人像，是一个穿着工装举着相机，镜头正对着观众的摄影师。我看到他时吓了一跳，它是如此真实强烈，举相机的姿态简直是在战斗，仿佛镜头要把每一个逗留的观众一览无余。
６
一度，画画是他生命最重要的东西。
朴哲奎的家乡在吉林省汪清县，对画画很小就有一种天然的喜欢。学校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朴哲奎从文化宫调到了市画院。他也给自己设定了很高的目标，并不惜被旁人视为另类。
那时候，他的家离画院很近，为了把中午吃饭的时间节省出来画画，他每天都带着饭去上班。他把自己想象成塔罗牌里的魔术师——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无所不能。
他以一种迅速消耗生命和才华的方式，对待创作。为了画画，吃饭、睡觉，一个人的日常必需都可以省略。“最后闹得身体状况很差，身体坏得不像样，别说画画，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整个对艺术失望。”朴哲奎说。
为了走出这种状态，他带着家人离开了故乡。在北京郊区怀柔，一住就是七八年。
“我碰到一个适合钓鱼的环境，在老家想都不会想。钓鱼让我感悟到了一些东西，后来真爱上钓鱼了。”他说。在那七八年间，他每天醒来就去钓鱼，画画仍然在继续。只是，他的主业是渔夫，画画成了业余。
“等我远离绘画的时候，我才发现它离我那么的近。”他的话让人动容，但语调却充满释然。
这也是他与自己和解的过程，承认并接受生活的不完美。他感叹说，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时间，终于悟出生活的真义。否则的话，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好。那七八年间，他用积蓄做一些小投资，养活了家人。等到儿子要去上大学的时候，有朋友建议他搬来宋庄。
那是2007年，当代艺术和前卫艺术风头正劲的时期。它们流行、泛滥，受到商业力量大力追捧，无形中对其他艺术形态产生了一种压迫。在我们接触的画家当中，几乎每一位写实画家，在那个时期都经历过思想上的冲击，以及对艺术价值的怀疑。
朴哲奎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是画写实的，与以当代艺术著称的宋庄画家村没有精神上的联系，但他最终搬了过来。“过了太长的时间以后，感觉绘画真的要离我而去了。不能再放弃了。”
在宋庄重拾画笔，朴哲奎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想画就画，卖不卖无所谓。
初到宋庄时，他参加过少数几次研讨会。每一次，会上都有画家想通过语言，表达和说明许多观点。他说：“你是一个解说员，还是一个画家？我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看得多了以后让人反感。”
他从此不再参加任何活动。
三年下来，他认为自己仍然是个局外人。除了钓鱼，就是在画室画画，认识的朋友也屈指可数。但宋庄让他有了一个更超然的视角，把自己放进画家村的群体当中，去认识自己在群体中扮演的角色。用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去验证自己的艺术追求。
“宋庄确实是一个大舞台，不用故意在这里宣传自己，但在舞台上可以找到自己。” 他说。
他正在着手，以宋庄画家村的画家们为原形，创作一个展现画家生活状态的新题材。对待画画，他处于一个理性的时期。不再看重它的社会价值，更看重绘画对自己的意义。“现在这个年纪，我还可以画一些画，我很知足了。”
他说：“人们可以通过画画了解自己。”
在朴哲奎的作品中，有一名穿裙子的女子，反复出现。她是朴哲奎的妻子，也是他艺术上的缪斯。“我媳妇在这里开了一个小餐厅，来维持我的艺术生命。”他说。
这家餐厅有一个浪漫的名字：西街18号艺术沙龙。我们走进去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它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种了些爬藤植物。来这里吃饭的都是画家，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享受一天中最宜人的时间。
我们一行八人，穿过小院走进一个中式造型的餐厅。画家们告诉我，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宋庄，最流行的是喝绿茶和铁观音。那些非常懂茶的画家中，对茶是没有分别心的，绿茶、红茶、普洱茶，依季节变幻而更迭。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张桂月。她穿着一件跟画面上款式相似的浅色连衣裙，有一张水蜜桃形状的脸。时间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很难想象，她娇小的身躯，承担起了打理餐厅、养育儿子、支持丈夫的重担。
“很自私，也很幸福。我会欠她很多的东西，但是将来会还的。”朴哲奎这样说。
7
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在宋庄的行走，让我想借用这个句式，把主语换作“艺术家”。这是宋庄的一个现象，也是中国画家们长长久久画下去的独特前提。
我们又一次坐上车，开往李国瑞和大珂的画室。太阳下山之后，宋庄的王府井大街变得生动起来。
大排档坐满了人，夜市的灯光让这个村庄——亮了。
在认识画家李国瑞之前，蒋珂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是一个留着短发的女孩，纯净而简单，在人群当中很安静。朋友们叫她，“大珂”。
最初，她是被一个人的魅力吸引。她发现，这个人跟自己周围的同事、朋友是那么不同。他的生活看上去慵懒闲适，但不论是吃饭，还是走路，他都沉浸在一个跟她有距离的世界里。
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艺术的人，让她好奇。
他带她去看画展，她发现每一幅画都喜欢。慢慢地，她有了自己的喜好。时间久了，她找到了读懂一幅画的渠道，甚至可以与画家的作品对话。
她进步得很快，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艺术。她发现自己特别羡慕那种状态——拿起画笔，就知道自己想要画什么，想要表达什么。
“艺术家是用生命来感受、解读，有的时候角度是非常美妙的。这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大珂说，“很令人敬畏。”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第二年，她就离开了，成了李国瑞生活中离不开的人。“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用了十多年时间，通过所处的环境来反思自己。”她说。
８
2007年9月，在艺术工厂区的一棵大树旁，他们租下了一间画室。
这是一处非常僻静的院落，院里共有四户人家。与城市相比，这种相对封闭的生活，让邻居之间彼此依赖。
“第一时间串门也不用打招呼，做饭缺油了也不用客气。村里很多东西买不到，进城的时候稍回来，大家互通有无。一个作品画好了，晚上吃饭大家都会看一看、说一说。”大珂说。
这是一间将生活情趣和艺术气息，糅合到浑然天成的画室。入口处，是一面展示墙。其中，有他们受邀去英国、法国等地参加展览的留影。除了圈内熟知法国画家、收藏家之外，我也认出了名流洪晃、演员宋佳等人。
他们都喜欢和李国瑞合影。
李国瑞是20世纪60 年代生人。他说，六十年代的人，对北京怀有一种情节——艺术圣地。他像个白面书生，气质儒雅、声音温和。但当他开口说话时，尖锐的一面就跳脱出来。
“选择做艺术，就得有准备。我学画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学十年画，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画家。” 他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肯定是有准备的。”
2007年离开青岛时，他已经获得了两项全国性的油画大奖，在青岛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一到宋庄，他的圣地之梦就被铺天盖地当代艺术浇灭了。
“我来的时候想得非常理想化，觉得大家到宋庄就是为了艺术。这个东西竟然卖得很好？我对自己都怀疑了。我现在都不愿意多谈这个事情，当然现在（这一波潮流）已经过去了。”
那时，有些很差当代艺术被炒成了神话，一幅画卖到十万元。“那些人的画现在根本没人买。”李国瑞说，他很欣慰，这几年艺术重新回到中国传统的道路上来。
“我到宋庄之后，还有人指导我画画。我当时虚心听了，现在也理解了。艺术没有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他说，“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路。”
对于艺术，他是个较真儿的人。
李国瑞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一幅画大家觉得已经很好了，但他还要反复调整。他时刻都在审视自己，达到心中理想的高度。这样的性格，放在社会上很容易四处碰壁。李国瑞也感叹，“我经常想如果我不画画了，我能干什么？我什么都干不了。”
李国瑞喜欢用青岛崂山绿茶招待朋友，但他自己不敢喝茶，一喝绿茶就胃疼。他说：“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懂茶，中国人应该学会喝茶。”我们建议他，可以用武夷山的老茶养胃。
从某个角度来看，大珂的柔软与他的尖锐是一种很好的互补。
每天早晨，大珂起床后收拾卫生。有客人拜访，她来接待。朋友们来了，她去买菜做饭。买颜色、订画框这些琐事之外，她已经成了李国瑞名副其实的艺术助理。只要有空，她就会翻出李国瑞在国内外参加展览的照片资料，整理得更加完备。与国内外画廊的邮件往来，也由她来分担。
有一位法国画家很喜欢李国瑞的作品。因为语言不通，每次来画室，他和李国瑞都只能冲对方傻笑。每当这个时候，李国瑞就会拿起电话，让“翻译”赶紧回家。
大珂对李国瑞的付出，不只是妻子对丈夫事业的支持，而是源自一种更深远的了解—对艺术家生命价值的认同，对创作艰辛的感知。
“我觉得艺术家对生活的要求是纯粹的，想画画的时候，在有限的精力之内，能拿起笔马上把它呈现出来。他每天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创作。这种生活可能不被一些人了解或接受，但对艺术家来说，这是必须的。”她这样说。
大珂烧得一手好菜，因为她说，每一顿饭都会用心做。未来她想写一本艺术家菜谱。她会在书中，放上当天菜品的图片、艺术家的评价。她会在书中，写一写身边的画家朋友们。
或许最大的变化是，大珂开始画画了。
尽管，她羞涩地把它们放在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