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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投资者，对投资所知甚少，当他们进入股市，最终的结果，或是成为市场中被永远沉淀的成本——企业融资、券商佣金、印花税、基金管理费用计提，为这些他们尚且理解不了的高昂交易成本“埋单”；或是永远离开股市，一去不再回头。
“生命的路，为何越走越窄?”许多经历过改革的人，对于1980年4月号《中国青年》杂志所刊登的“潘晓来信”，始终无法释怀，自从潘晓所提出的天问，进而激起一代同龄人的共鸣之后，引发了一场持久、深入的人生观性质的大辩论。
30年改革跃迁，30年沧海桑田，开放社会建构起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空间之后，我们再次以“观望历史”的平静，回看当下的A股市场，是同样的“生存迷思”，而且是同样的“越走越窄”。
3月的上证指数收出了第三根拉长的阴线，其阴线实体的长度，与2007年11月以及2008年1月的大阴线相当，上证指数创出一年以来的新低；几乎80％的个股均已“腰斩”，中国平安跌破了50元、中国石油跌破了17元、中国太保跌破发行价。继太保之后，中煤、中海集相继“破发”。很多股票，其中包括最近5个月以来发行、上市的所有新股，纷纷大幅下挫。
总结最近两年的“大行情”，998点之下’我们不计算，上到6214点，下到3260点，市场发展的真相是“涨五(千)跌三(千)”，暴涨，然后暴跌。
市场的逆转痕迹
最近半年之内，A股市场所发生的逆转虽然出乎许多人的预计，但也并非无迹可寻。
首先可以溯源到美国的次贷危机。2007年2月15日，由于一笔总计大约1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债券无法兑现，持有机构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寻求转让，并且一再降低价格，这就是一年多来，令全球金融市场颤抖的次贷危机的“第一滴血”。
就是这区区1亿美元，击垮了本已摇摇欲坠的抵押贷款投资债券市场，进而是债务抵押债券市场。次贷是债券的衍生证券，其与原始贷款的收益或亏损，均呈现平方的关系。现在我们知道的是，当前的次贷危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的账面损失，累计有可能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损失一亿到损失一万亿，时仅一年而已。
次贷危机以及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不断加强。自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已经经历了6次紧急降息，美元的基础利率，已经降至此前无人敢想的2.25％；降息进而诱发资本市场的拆仓潮，而抛盘的活性化，很快殃及世界经济以及各大资本市场。此前，似乎极度充裕的流动性，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宏观数据显示，在近一段时期，欧元区的经济信心指数，已经持续十个月下滑；东亚主要市场，对美国的出口税，均已降低了20％左右；而我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比上季度大幅回落了1.7％。
对于本次金融市场大危机的后续演变，国际清算银行认为，这可能是发达国家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动荡，而且目前仍未看到总体局势好转的迹象。
全球性的衰退预期，以及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都是引发A股不断走弱的动因。大米、原油、黄金等最重要的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显示，短期的、局部的、温和的通胀，有演变为长期的、全面的、恶性的通货膨胀的可能。反观1987年以及1993年的经济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通胀数据上行之后的数年之内，基础经济都要受到非常显著的压力与影响，正所谓通胀无牛市。
此外，也不能不说市场本身，也是越来越令人感到迷茫。比如，此前太平洋证券的上市，不但争议极多，进而引发的业界质疑；比如中国平安再融资所形成股票价格暴跌，投资者逃无可逃；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由于产品价格管制所形成的业绩下滑。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净值的快速缩水，甚至破发现象，更值得注意。因为无法排除部分基金经理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坚持沽售一些他们本应选择买入的股票，以期通过假摔的方式，压低基金的单位净值，减缓基金投资者的高位赎回。
其实即使是在海外的成熟市场，面对一窝蜂式的市场打压，也存在着这种基金打压市场方面的交易——每当基金管理公司的利益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出现分歧，就会出现基金净值的大面积下跌。
众所周知，基金持有人的目标，是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而基金公司的目标，则是追求基金可获得的分配收入的最大化，这与基金规模大小密切相关。所以，每当市场走弱或投资者有可能拆仓(解散基金或全线赎回)时，基金公司就必须令所在基金的净值快速回落，甚至让其手中的基金深深地跌破所有基金持有人的买入价格。
改革与救市之争
很多时候，驱动中国股市发展的力量，只有资金；大量的投资者，对投资所知甚少，或日“只是略懂一点皮毛”，但是他们有的是时间，所以当他们进入股市，最终的结果很难乐观，或是成为市场中被永远沉淀的成本——企业融资、券商佣金、印花税、基金管理费用计提，为这些他们可能永远理解不了的极其高昂的交易成本“埋单”；或是永远离开股市，一去不再回头。
4月初的股票市场，一片哗然中，“救市”与“不救市”之争也走向空前的阶段。所谓“救市之争”，也可换作“改革之争”。中国的股市，从来就不是一個完善的市场。从任何角度来衡量，它都不是，至少它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股票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本市场一直没有独立的法治体系，从表面上看，地位似乎无可挑剔，但是实际上，脱离了《公司法》，一部《证券法》外加一部《基金法》，对外算不了数，对内当不了家。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只有我国的现行法规还不能完全涵盖资本市场，以及各种现有的证券投资品。
中国股市仍是“卖方市场”，而非买方市场。换句话说，这更像是一个融资市场，而非投资市场；而且卖方，只能是中央政府，或是中央政府指定的交易机构。但真正的市场，交易无一不是由卖方和买方所共同完成、共同参与的。股票本身，只是种“提款权”，它是为了消耗并且创造特定的经济资源，而形成一个交易体系的有价证券。因此，由政府机构控制证券交易的“卖方”，责任非同小可。
在中国股市，多年以来的缺陷，也无非就是它更看重的是卖方的利益与权力，却不重视买方的利益与权力。如果中国股市必须“健康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立市”的重点转向买方。
如果我们以市场交易保证金的角度看待沪深股市，它最多也只能承接不到2万亿元的套现筹码，由于资金与股票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如果没有股指期货，那么，每一次反弹，都有可能是出货的机会。
面对“大小非”的解禁，面对各种失控的巨额再融资，面对CPI逼近两位数的时候，除了“空谈”之外，是不是可以尽快把两年多来早已准备推出的股指期货，积极交易系统政策优先落实了呢?如果我们再不给市场提供强而有力的金融工具，比如“股指期货”，比如“T O”资金与股票的结算改革，那么A股的二级市场，很有可能干涸，这些本来都是“国九条”中计划好的步骤。
股改已经将近3年，对于股市来说，此前所能做的一切，大多已经尽力地做了，但是伴随而来的是行情越走越冷。据报道，本次回调，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对于机构投资者，其实也没好了多少。对于一个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而言，推进市场进步的任何办法，也许都可看作是“救市”。如果没有进一步深化交易制度的建设，改善市场投资主体的权利结构，投资者早晚都要发生亏损的，这是一个不完全交易市场中的必然与宿命。
“生命的路，为何越走越窄?”许多经历过改革的人，对于1980年4月号《中国青年》杂志所刊登的“潘晓来信”，始终无法释怀，自从潘晓所提出的天问，进而激起一代同龄人的共鸣之后，引发了一场持久、深入的人生观性质的大辩论。
30年改革跃迁，30年沧海桑田，开放社会建构起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空间之后，我们再次以“观望历史”的平静，回看当下的A股市场，是同样的“生存迷思”，而且是同样的“越走越窄”。
3月的上证指数收出了第三根拉长的阴线，其阴线实体的长度，与2007年11月以及2008年1月的大阴线相当，上证指数创出一年以来的新低；几乎80％的个股均已“腰斩”，中国平安跌破了50元、中国石油跌破了17元、中国太保跌破发行价。继太保之后，中煤、中海集相继“破发”。很多股票，其中包括最近5个月以来发行、上市的所有新股，纷纷大幅下挫。
总结最近两年的“大行情”，998点之下’我们不计算，上到6214点，下到3260点，市场发展的真相是“涨五(千)跌三(千)”，暴涨，然后暴跌。
市场的逆转痕迹
最近半年之内，A股市场所发生的逆转虽然出乎许多人的预计，但也并非无迹可寻。
首先可以溯源到美国的次贷危机。2007年2月15日，由于一笔总计大约1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债券无法兑现，持有机构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寻求转让，并且一再降低价格，这就是一年多来，令全球金融市场颤抖的次贷危机的“第一滴血”。
就是这区区1亿美元，击垮了本已摇摇欲坠的抵押贷款投资债券市场，进而是债务抵押债券市场。次贷是债券的衍生证券，其与原始贷款的收益或亏损，均呈现平方的关系。现在我们知道的是，当前的次贷危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的账面损失，累计有可能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损失一亿到损失一万亿，时仅一年而已。
次贷危机以及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不断加强。自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已经经历了6次紧急降息，美元的基础利率，已经降至此前无人敢想的2.25％；降息进而诱发资本市场的拆仓潮，而抛盘的活性化，很快殃及世界经济以及各大资本市场。此前，似乎极度充裕的流动性，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宏观数据显示，在近一段时期，欧元区的经济信心指数，已经持续十个月下滑；东亚主要市场，对美国的出口税，均已降低了20％左右；而我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比上季度大幅回落了1.7％。
对于本次金融市场大危机的后续演变，国际清算银行认为，这可能是发达国家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动荡，而且目前仍未看到总体局势好转的迹象。
全球性的衰退预期，以及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都是引发A股不断走弱的动因。大米、原油、黄金等最重要的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显示，短期的、局部的、温和的通胀，有演变为长期的、全面的、恶性的通货膨胀的可能。反观1987年以及1993年的经济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通胀数据上行之后的数年之内，基础经济都要受到非常显著的压力与影响，正所谓通胀无牛市。
此外，也不能不说市场本身，也是越来越令人感到迷茫。比如，此前太平洋证券的上市，不但争议极多，进而引发的业界质疑；比如中国平安再融资所形成股票价格暴跌，投资者逃无可逃；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由于产品价格管制所形成的业绩下滑。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净值的快速缩水，甚至破发现象，更值得注意。因为无法排除部分基金经理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坚持沽售一些他们本应选择买入的股票，以期通过假摔的方式，压低基金的单位净值，减缓基金投资者的高位赎回。
其实即使是在海外的成熟市场，面对一窝蜂式的市场打压，也存在着这种基金打压市场方面的交易——每当基金管理公司的利益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出现分歧，就会出现基金净值的大面积下跌。
众所周知，基金持有人的目标，是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而基金公司的目标，则是追求基金可获得的分配收入的最大化，这与基金规模大小密切相关。所以，每当市场走弱或投资者有可能拆仓(解散基金或全线赎回)时，基金公司就必须令所在基金的净值快速回落，甚至让其手中的基金深深地跌破所有基金持有人的买入价格。
改革与救市之争
很多时候，驱动中国股市发展的力量，只有资金；大量的投资者，对投资所知甚少，或日“只是略懂一点皮毛”，但是他们有的是时间，所以当他们进入股市，最终的结果很难乐观，或是成为市场中被永远沉淀的成本——企业融资、券商佣金、印花税、基金管理费用计提，为这些他们可能永远理解不了的极其高昂的交易成本“埋单”；或是永远离开股市，一去不再回头。
4月初的股票市场，一片哗然中，“救市”与“不救市”之争也走向空前的阶段。所谓“救市之争”，也可换作“改革之争”。中国的股市，从来就不是一個完善的市场。从任何角度来衡量，它都不是，至少它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股票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本市场一直没有独立的法治体系，从表面上看，地位似乎无可挑剔，但是实际上，脱离了《公司法》，一部《证券法》外加一部《基金法》，对外算不了数，对内当不了家。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只有我国的现行法规还不能完全涵盖资本市场，以及各种现有的证券投资品。
中国股市仍是“卖方市场”，而非买方市场。换句话说，这更像是一个融资市场，而非投资市场；而且卖方，只能是中央政府，或是中央政府指定的交易机构。但真正的市场，交易无一不是由卖方和买方所共同完成、共同参与的。股票本身，只是种“提款权”，它是为了消耗并且创造特定的经济资源，而形成一个交易体系的有价证券。因此，由政府机构控制证券交易的“卖方”，责任非同小可。
在中国股市，多年以来的缺陷，也无非就是它更看重的是卖方的利益与权力，却不重视买方的利益与权力。如果中国股市必须“健康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立市”的重点转向买方。
如果我们以市场交易保证金的角度看待沪深股市，它最多也只能承接不到2万亿元的套现筹码，由于资金与股票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如果没有股指期货，那么，每一次反弹，都有可能是出货的机会。
面对“大小非”的解禁，面对各种失控的巨额再融资，面对CPI逼近两位数的时候，除了“空谈”之外，是不是可以尽快把两年多来早已准备推出的股指期货，积极交易系统政策优先落实了呢?如果我们再不给市场提供强而有力的金融工具，比如“股指期货”，比如“T O”资金与股票的结算改革，那么A股的二级市场，很有可能干涸，这些本来都是“国九条”中计划好的步骤。
股改已经将近3年，对于股市来说，此前所能做的一切，大多已经尽力地做了，但是伴随而来的是行情越走越冷。据报道，本次回调，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对于机构投资者，其实也没好了多少。对于一个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而言，推进市场进步的任何办法，也许都可看作是“救市”。如果没有进一步深化交易制度的建设，改善市场投资主体的权利结构，投资者早晚都要发生亏损的，这是一个不完全交易市场中的必然与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