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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陕西文学比喻成一个秦腔班子，柳青就是敲大鼓的。他给我们定了调子，打了节奏，其他乐器像板胡、二胡、锣、笛子都跟着动起来。”2019年11月29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的“弘扬柳青创作精神研讨会暨第五届柳青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作家贾平凹如是说。
今年87岁的文艺评论家阎纲先生对此深表赞同：“作为陕西作家的一面旗帜，柳青在扎根人民与讴歌人民这两方面创造了奇迹。”
柳青（1916年—1978年），当代著名作家，曾在陕西西安长安县皇甫村蹲点14年，创作了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这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之作。柳青的创作志向和精神潜移默化地激励着陕西乃至全国一大批作家。
“我熟悉柳青。现在纪念柳青，就是为了深刻理解柳青、继承柳青。”从1960年7月22日柳青来北京参加全国第三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阎纲第一次拜访柳青，到1978年柳青逝世，其间18年，阎纲共六次拜访柳青，谈及文学创作及《创业史》写作。
1959年4月，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开始在《延河》杂志连载，同年《收获》转载。196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时在《文艺报》任职的阎纲，对柳青与《创业史》的有关话题十分关注。他读到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何文轩（后改名何西来）写作的有关《创业史》的文章，还专程为此约稿。
1960年7月22日，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在京召开。阎纲赶到会场看望从家乡来参会的柳青。
柳青特别高兴：“你是礼泉人？那就是乡党了。”
见柳青偶尔有些喘气，阎纲打趣道：“传说柳青得了怪病，最讨厌香气，闻到香水味就休克。”
柳青哈哈大笑：“沒那么严重。反正麦子扬花时节就得躲躲。”
“你看了书咋想？”柳青把话题转到《创业史》。
“首先是《创业史》的语言吸引了我，就好像听家乡人讲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感，真实亲切，没有隔阂。”
“但南方人恐怕要大打折扣了。”
第一次交谈，主要就是聊《创业史》。阎纲提到，有读者认为书中人物“改霞”太过知识分子味，篇幅也占得太多，甚至有人建议删掉这个人物……柳青听着一笑而过。
“短短几年，就把一个几千年落后、分散的社会，从根底上改造了。庄稼人现在成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公社社员。时代赋予中国作家光荣的任务—— 描写新社会的诞生和新人的成长。”柳青在文代会上的发言回答了阎纲的提问。
文代会期间，阎纲再次向柳青请教《创业史》的写作和评价问题。
柳青说，作家写作，必须向人民负责，出发点是人民，表现的是人民，写出来后说好说坏的也是人民。写作品，就是要经过读者反复地看、反复地争。要创造机会，容许读者分析书的缺点，也容许有人辩解。群众评判作品，既快又准。柳青强调，这是文学作品登峰造极的唯一途径，也是非常崎岖的艰苦道路，但没有第二条路。
柳青透露说，《创业史》计划写四部，一直写到公社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农村诞生、新农民成长。这是作家的光荣任务。”“也许写不完，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周折。”
柳青的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好像他就是《创业史》里的县委杨副书记，脸上带着旷野里长大的庄稼人的黝黑和坚实。我对书中人物的印象更具体化了。”阎纲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柳青上身穿着有点褪色的旧呢子制服，满口浓重的陕北音调。
痴迷于描写农村的柳青深爱着乡村。1961年，他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特地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支稿费5500元，用以支付皇甫村的高压电线、电杆费用。
此后一段时间，柳青的创作陷入困局：《创业史》第二部手稿“失踪”，妻子离世，他本人罹患疾病。
1972年，周恩来总理获悉柳青的病情，批示中央卫生部门积极治疗，并嘱陕西省主要负责人对柳青予以照顾。同年国庆节，周总理又请《人民日报》记者捎话给柳青，希望他养好身体，写完四部《创业史》。
1973年，经一段时间治疗，虽然病症尚未痊愈，受到鼓舞的柳青又重返生活基地皇甫村，对《创业史》第一部进行修改。夏天时，他还赶着把《铜墙铁壁》改了一遍。
1976年9月，回西安组稿的阎纲与几位好友去看望柳青。
在西安韦曲长安干部休养所的一间普通宿舍里，佝偻着身子、拄着拐杖的柳青被扶进屋。
“是柳青！微微有些驼背，面色发青，清瘦的脸上腮须浓密，步履维艰。瘦了、老了、小了，但一对炯炯有神、亲切和善的眼睛依然明亮和深邃。”阎纲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
柳青打趣道：“我现在是寸步难行！”他说话很吃力，喘着气，大张着口，使用着哮喘喷雾器。
“你写作任务繁重，身体不好，为什么不安排好住房与治疗问题！”
“咱几个娃，没一个能来照看。要来，都是临时工……”柳青边说边费劲地咳嗽，右手挤压着哮喘喷雾器，然后微笑着说：“我住干休所名正言顺，老弱病残，正合‘干休’！”
“收到《人民文学》没有？”“没。”“每期都寄你单位转你，怎么没收到？”
“这就是风气！”柳青叹道。
“希望把《创业史》第二部改定的章节在《人民文学》先行发表……”阎纲等人转达了编辑部对他的问候和约稿。
“简直等于重写。进度很慢，一天只能搞200字。想不到病老是来干扰……”说着，柳青又喘了一会，半晌才又接着说：“现在看来，《创业史》完成四部困难了。前晌想动笔，好不容易和书里的人物混熟了，钻了进去，可身体又不行了。”接着又是一阵咳嗽，不断喷雾。
分手时，柳青坚持要送下楼。经再三劝阻，他才停在楼梯中间。
“当我们的车子开动后，他从楼梯的窗户伸出头，微笑着招手。那挥手之间的神情动作，深深印入我的脑海。”
1976年底，柳青下了病床，未及沉疴痊愈，即展开稿纸辛勤耕作。
1977年酷暑，听说柳青为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来了北京，阎纲立刻约上周明骑自行车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看望。
叫门没有人应，两人“破”门而入，一阵均匀—— 而香甜的鼾声时起时伏—— 柳青蜷缩在凉席上睡得正熟，浓黑的胡须随着鼾声一起一落。
“连喊几声都没把他叫醒。”柳青一身关中农民的装束，褂子对襟，裤腿高挽，脸色稍黑，胸前放着大蒲扇。
已是下午四点，被摇醒的柳青还以为阎纲和周明刚到宿舍。
“从气色看，比去年秋天见你时强多了。”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柳青意味深長地说着，并起身沏茶，还让两人放开抽烟，说他也抽。柳青抽的是一种叫“洋金花”的治哮喘的特制纸烟。
两人递给他几期新出版的《人民文学》。柳青询问文艺界和刊物编辑部的情况，边听边笑，有时笑得像孩子般天真淳朴，但手里仍攥着哮喘喷雾器。
“这个东西你还是丢不开？”
柳青指了指桌子底下的橡皮制氧气袋：“又增加了一位。”阎纲有意环顾了一下，一张木床，一张三屉桌上放着药瓶和生活必用品，窗台上放着部分《李自成》第二卷的清样，室内虽小却显得空荡。
“去年见你病成那样，真担心四部写不完呢！按你现在的身体和心情，有希望写完。你写第一部花了四五年时间，第二部也差不多四五年，总共不到十年。那时你还是边生活边写作，还带着病！周总理生前希望你养好身体，把《创业史》写完，你应该有这个信心。”
柳青凝神默思，深深叹了一口气：“哪怕把第二部改完也好……”他说，《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即将出版，第一部的修改本年内也可出版。
阎纲这次拜访柳青，发现他精神好多了，不仅询问起文艺界的一些人，而且想知道文艺界更多的事。
1977年11月，阎纲回西安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会议，得知柳青病重住院，便在会议结束后赶去探望。
这是阎纲第五次见柳青，人又瘦了，嗓子有些沙哑，鼻子插着氧气管，手里握着哮喘喷雾器。
“在北京时，你还说精神了……结果又躺下了。”阎纲让柳青不要说话，他来介绍会议情况。柳青说：“都知道，会上的材料送来了。”
“大家对你非常关心，可惜没能和你见面。”“见不成了。写了书面发言，刚才定稿，改了无数遍。”
柳青这篇题为《对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登载在1977年第十二期《延河》上。
“有位同志说，《创业史》是写农业、农村的伟大作品。”很快，两人聊起读者对《创业史》的好评和某些看法。
“优秀的作品，必定会被为群众所认可，在群众中享有威望。”他加重语气，“《创业史》还要经受考验;就是合作社运动也要受历史的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很高，但不在读者群众中间受考验，再过50年就没有人点头。”他执意起身下床，挪到旧藤椅上与阎纲谈话。
阎纲劝他不要累着。他向嘴里喷足雾，闭了闭眼睛，神情肃然地说道：“作品是自生自灭，还是不被遗忘，全靠作品本身。高明的评论家能发现作品优秀与薄弱的地方，但评论家的影响是暂时的。”
柳青又说：“你们搞文艺批评，不要列一系列书名，给作品排队。评哪本就是哪本，不要拉在一起。这不符合文学的特点。”说着说着，柳青开始激动起来。
阎纲连忙劝阻。那天，天很阴，雨很大……
1978年5月，柳青从北京朝阳医院传话给阎纲，让他带几期《人民文学》。
“过一天是一天。你是去年11月看我的？”柳青盘坐在病床上。
“是的。这半年你不简单，《创业史》第二部下卷在《延河》陆续发表了。”
“逼一逼好。”柳青答。
“读者在问，《创业史》第二部里有什么新东西？好像还没有评论。”阎纲追问。
“第二部上卷里有什么新东西也说不上来。先不要写文章。听说你写了一篇？”
“写评论文章就是写学习心得。你有什么意见？”
“作品出来，要让人把缺点和意见说尽。要分析形象，就作者的意图和形象达到的程度进行评论。”柳青举例说，“有些作品的争论，是思想的争论，而不是文学的争论。有些作品有教育意义，但文学水平并不高。还有一些作品，经不起问几个‘为什么’，一问就倒了。比如书中某人物，他的觉悟、仇恨从哪里来的？他的英勇、牺牲精神从哪里来的？来自教育还是生活？我在写作中，所谓的‘创作苦闷’大多来自这些方面。”
柳青忽然问：“有一本叫《战争风云》的书吗？”
“有，是美国记者写的长篇小说，受到尼克松的推崇。”
柳青听了阎纲对这本书的介绍，还请阎纲借来一阅。
两人还谈及《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构思。“有几章要写县上开会，省委书记出场。”柳青沉浸在遐想中，面部表情活跃起来，“写县城，是不想把作品局限在一个村子;当然，要以村子为基础。省委书记是重要人物，这个人还去过苏联。本来不想让省委书记在第二部出现，但还是先出来了，我怕写不到第三部。这是一个农业社的代表会，全县已发展了十个农业合作社。会议期间，村子发生变故，解决了就结束。”
“梁生宝和郭振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冲突，就是通过改霞表现的。到了第三部，就要明说郭振山破坏人家的婚姻。素芳大哭，是哭旧制度。这个人后来代替欢喜妈当了队长。有个同志要砍掉改霞，我说他糊涂，只看政治，不看生活。”谈到书中两位农村妇女改霞和素芳时，柳青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议论了一番《创业史》新版的插图，柳青又兴致勃勃地打开外文出版社新出版的英文版《创业史》，说关于书名的翻译，还经过一番小小的争论呢！ “全国文联和各协会马上要恢复，文联全委扩大会要召开了，《文艺报》决定复刊。”听着阎纲带来的好消息，柳青连连点头。
“爸爸近来精神很好，饭也吃得香，有时看不住，一个人偷偷下床往外跑。”在医院陪护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也在一旁高兴地插话。
“我看见柳青一边笑，一边大口大口吃着碗里的酱肉，心里说不出的高兴。”阎纲说，这是他第六次拜訪柳青。
谈话间，姚雪垠和江晓天也来看望柳青。鹤发童颜的姚雪垠现身说法，说生命在于运动，62岁不算老，劝柳青安心养病，完成作品。
辞别后，阎纲、姚雪垠和江晓天在楼道里不约而同地说出自己的估计：修改完《创业史》第二部，问题不大了。
1978年6月14日，“我正要送《战争风云》过去，万万没有料到，传来柳青先一天逝世的消息。”阎纲极力掩饰心中的痛。
“我离不开长安这块土地，离不开长安人民。我死后把我送回长安，埋到皇甫原上。”遵照遗嘱，柳青的骨灰分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和长安皇甫村神禾原墓地。
“一个干瘪的陕北老汉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临终时体重不到50公斤，只有一双眼睛荡漾着生意。”阎纲说，柳青遗留给人们的，不但是《创业史》，还有他自己的形象。
陕北黄土高原出生的柳青，曾着西服、干部服，后来穿上对门襟土褂;爱吃羊肉泡，也借进城之便解过西餐瘾。他通英语，学俄语，做翻译，读原版，他从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那里偷火炼自己的诗。他对农民充满了爱，对陕西农民的孝、厚、勤、犟、朴作出了刻骨的称颂。他在艺术构思、叙事策略、艺术刻画、心理描写诸方面打破了老一套的技法，塑造出梁三老汉、梁生宝、郭振山等新的人物典型，将三秦地域文化、关中方言口语提升到审美的层面，细密冷峻而精确，充满生活情趣，新颖而有意蕴。
柳青穿布衣，吃粗粮，咳喘着，奉献着，把《创业史》稿酬16000多元全部捐给王曲公社建医院，他说：“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而实际上，他拉扯着一大家子艰苦度日。
由柳青而谈到陕西的文学创作，阎纲说，陕西作家生性淳厚，能吃大苦耐大劳，只要有面吃，有烟抽，浑身是胆雄赳赳。无论是路遥、陈忠实，还是贾平凹、陈彦等人，他们全身心地沉到乡下，写作也在乡下，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一概都在现场。陕西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继承了柳青全身心深入生活的好传统。
要继承，又要超越。没有《创业史》，就没有《人生》《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
“当代作家应该向柳青学什么？我说两句：一是深入生活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代替主体审美的创造，即便深入生活，同吃同睡同劳动，感情发生变化，闻牛粪也是香的，也不能自动转化为真善美的艺术。二是不深入生活又是万万不能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谨防凌虚踏空，以假乱真。作家一定要学柳青。”
柳青走了，却留下了《创业史》，他在扎根人民、讴歌人民两方面创造了奇迹。
（选自《文汇报》2019年12月16日）
今年87岁的文艺评论家阎纲先生对此深表赞同：“作为陕西作家的一面旗帜，柳青在扎根人民与讴歌人民这两方面创造了奇迹。”
柳青（1916年—1978年），当代著名作家，曾在陕西西安长安县皇甫村蹲点14年，创作了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这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之作。柳青的创作志向和精神潜移默化地激励着陕西乃至全国一大批作家。
“我熟悉柳青。现在纪念柳青，就是为了深刻理解柳青、继承柳青。”从1960年7月22日柳青来北京参加全国第三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阎纲第一次拜访柳青，到1978年柳青逝世，其间18年，阎纲共六次拜访柳青，谈及文学创作及《创业史》写作。
初访，“乡党”开聊《创业史》计划写四部
1959年4月，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开始在《延河》杂志连载，同年《收获》转载。196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时在《文艺报》任职的阎纲，对柳青与《创业史》的有关话题十分关注。他读到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何文轩（后改名何西来）写作的有关《创业史》的文章，还专程为此约稿。
1960年7月22日，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在京召开。阎纲赶到会场看望从家乡来参会的柳青。
柳青特别高兴：“你是礼泉人？那就是乡党了。”
见柳青偶尔有些喘气，阎纲打趣道：“传说柳青得了怪病，最讨厌香气，闻到香水味就休克。”
柳青哈哈大笑：“沒那么严重。反正麦子扬花时节就得躲躲。”
“你看了书咋想？”柳青把话题转到《创业史》。
“首先是《创业史》的语言吸引了我，就好像听家乡人讲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感，真实亲切，没有隔阂。”
“但南方人恐怕要大打折扣了。”
第一次交谈，主要就是聊《创业史》。阎纲提到，有读者认为书中人物“改霞”太过知识分子味，篇幅也占得太多，甚至有人建议删掉这个人物……柳青听着一笑而过。
“短短几年，就把一个几千年落后、分散的社会，从根底上改造了。庄稼人现在成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公社社员。时代赋予中国作家光荣的任务—— 描写新社会的诞生和新人的成长。”柳青在文代会上的发言回答了阎纲的提问。
文代会期间，阎纲再次向柳青请教《创业史》的写作和评价问题。
柳青说，作家写作，必须向人民负责，出发点是人民，表现的是人民，写出来后说好说坏的也是人民。写作品，就是要经过读者反复地看、反复地争。要创造机会，容许读者分析书的缺点，也容许有人辩解。群众评判作品，既快又准。柳青强调，这是文学作品登峰造极的唯一途径，也是非常崎岖的艰苦道路，但没有第二条路。
柳青透露说，《创业史》计划写四部，一直写到公社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农村诞生、新农民成长。这是作家的光荣任务。”“也许写不完，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周折。”
柳青的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好像他就是《创业史》里的县委杨副书记，脸上带着旷野里长大的庄稼人的黝黑和坚实。我对书中人物的印象更具体化了。”阎纲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柳青上身穿着有点褪色的旧呢子制服，满口浓重的陕北音调。
再访，病中柳青慨叹“完成四部困难了”
痴迷于描写农村的柳青深爱着乡村。1961年，他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特地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支稿费5500元，用以支付皇甫村的高压电线、电杆费用。
此后一段时间，柳青的创作陷入困局：《创业史》第二部手稿“失踪”，妻子离世，他本人罹患疾病。
1972年，周恩来总理获悉柳青的病情，批示中央卫生部门积极治疗，并嘱陕西省主要负责人对柳青予以照顾。同年国庆节，周总理又请《人民日报》记者捎话给柳青，希望他养好身体，写完四部《创业史》。
1973年，经一段时间治疗，虽然病症尚未痊愈，受到鼓舞的柳青又重返生活基地皇甫村，对《创业史》第一部进行修改。夏天时，他还赶着把《铜墙铁壁》改了一遍。
1976年9月，回西安组稿的阎纲与几位好友去看望柳青。
在西安韦曲长安干部休养所的一间普通宿舍里，佝偻着身子、拄着拐杖的柳青被扶进屋。
“是柳青！微微有些驼背，面色发青，清瘦的脸上腮须浓密，步履维艰。瘦了、老了、小了，但一对炯炯有神、亲切和善的眼睛依然明亮和深邃。”阎纲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
柳青打趣道：“我现在是寸步难行！”他说话很吃力，喘着气，大张着口，使用着哮喘喷雾器。
“你写作任务繁重，身体不好，为什么不安排好住房与治疗问题！”
“咱几个娃，没一个能来照看。要来，都是临时工……”柳青边说边费劲地咳嗽，右手挤压着哮喘喷雾器，然后微笑着说：“我住干休所名正言顺，老弱病残，正合‘干休’！”
“收到《人民文学》没有？”“没。”“每期都寄你单位转你，怎么没收到？”
“这就是风气！”柳青叹道。
“希望把《创业史》第二部改定的章节在《人民文学》先行发表……”阎纲等人转达了编辑部对他的问候和约稿。
“简直等于重写。进度很慢，一天只能搞200字。想不到病老是来干扰……”说着，柳青又喘了一会，半晌才又接着说：“现在看来，《创业史》完成四部困难了。前晌想动笔，好不容易和书里的人物混熟了，钻了进去，可身体又不行了。”接着又是一阵咳嗽，不断喷雾。
分手时，柳青坚持要送下楼。经再三劝阻，他才停在楼梯中间。
“当我们的车子开动后，他从楼梯的窗户伸出头，微笑着招手。那挥手之间的神情动作，深深印入我的脑海。”
柳青赴京，《创业史》第二部出版
1976年底，柳青下了病床，未及沉疴痊愈，即展开稿纸辛勤耕作。
1977年酷暑，听说柳青为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来了北京，阎纲立刻约上周明骑自行车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看望。
叫门没有人应，两人“破”门而入，一阵均匀—— 而香甜的鼾声时起时伏—— 柳青蜷缩在凉席上睡得正熟，浓黑的胡须随着鼾声一起一落。
“连喊几声都没把他叫醒。”柳青一身关中农民的装束，褂子对襟，裤腿高挽，脸色稍黑，胸前放着大蒲扇。
已是下午四点，被摇醒的柳青还以为阎纲和周明刚到宿舍。
“从气色看，比去年秋天见你时强多了。”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柳青意味深長地说着，并起身沏茶，还让两人放开抽烟，说他也抽。柳青抽的是一种叫“洋金花”的治哮喘的特制纸烟。
两人递给他几期新出版的《人民文学》。柳青询问文艺界和刊物编辑部的情况，边听边笑，有时笑得像孩子般天真淳朴，但手里仍攥着哮喘喷雾器。
“这个东西你还是丢不开？”
柳青指了指桌子底下的橡皮制氧气袋：“又增加了一位。”阎纲有意环顾了一下，一张木床，一张三屉桌上放着药瓶和生活必用品，窗台上放着部分《李自成》第二卷的清样，室内虽小却显得空荡。
“去年见你病成那样，真担心四部写不完呢！按你现在的身体和心情，有希望写完。你写第一部花了四五年时间，第二部也差不多四五年，总共不到十年。那时你还是边生活边写作，还带着病！周总理生前希望你养好身体，把《创业史》写完，你应该有这个信心。”
柳青凝神默思，深深叹了一口气：“哪怕把第二部改完也好……”他说，《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即将出版，第一部的修改本年内也可出版。
阎纲这次拜访柳青，发现他精神好多了，不仅询问起文艺界的一些人，而且想知道文艺界更多的事。
“《创业史》还要经受考验！”
1977年11月，阎纲回西安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会议，得知柳青病重住院，便在会议结束后赶去探望。
这是阎纲第五次见柳青，人又瘦了，嗓子有些沙哑，鼻子插着氧气管，手里握着哮喘喷雾器。
“在北京时，你还说精神了……结果又躺下了。”阎纲让柳青不要说话，他来介绍会议情况。柳青说：“都知道，会上的材料送来了。”
“大家对你非常关心，可惜没能和你见面。”“见不成了。写了书面发言，刚才定稿，改了无数遍。”
柳青这篇题为《对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登载在1977年第十二期《延河》上。
“有位同志说，《创业史》是写农业、农村的伟大作品。”很快，两人聊起读者对《创业史》的好评和某些看法。
“优秀的作品，必定会被为群众所认可，在群众中享有威望。”他加重语气，“《创业史》还要经受考验;就是合作社运动也要受历史的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很高，但不在读者群众中间受考验，再过50年就没有人点头。”他执意起身下床，挪到旧藤椅上与阎纲谈话。
阎纲劝他不要累着。他向嘴里喷足雾，闭了闭眼睛，神情肃然地说道：“作品是自生自灭，还是不被遗忘，全靠作品本身。高明的评论家能发现作品优秀与薄弱的地方，但评论家的影响是暂时的。”
柳青又说：“你们搞文艺批评，不要列一系列书名，给作品排队。评哪本就是哪本，不要拉在一起。这不符合文学的特点。”说着说着，柳青开始激动起来。
阎纲连忙劝阻。那天，天很阴，雨很大……
最后一次拜访，年内修改完 《创业史》第二部
1978年5月，柳青从北京朝阳医院传话给阎纲，让他带几期《人民文学》。
“过一天是一天。你是去年11月看我的？”柳青盘坐在病床上。
“是的。这半年你不简单，《创业史》第二部下卷在《延河》陆续发表了。”
“逼一逼好。”柳青答。
“读者在问，《创业史》第二部里有什么新东西？好像还没有评论。”阎纲追问。
“第二部上卷里有什么新东西也说不上来。先不要写文章。听说你写了一篇？”
“写评论文章就是写学习心得。你有什么意见？”
“作品出来，要让人把缺点和意见说尽。要分析形象，就作者的意图和形象达到的程度进行评论。”柳青举例说，“有些作品的争论，是思想的争论，而不是文学的争论。有些作品有教育意义，但文学水平并不高。还有一些作品，经不起问几个‘为什么’，一问就倒了。比如书中某人物，他的觉悟、仇恨从哪里来的？他的英勇、牺牲精神从哪里来的？来自教育还是生活？我在写作中，所谓的‘创作苦闷’大多来自这些方面。”
柳青忽然问：“有一本叫《战争风云》的书吗？”
“有，是美国记者写的长篇小说，受到尼克松的推崇。”
柳青听了阎纲对这本书的介绍，还请阎纲借来一阅。
两人还谈及《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构思。“有几章要写县上开会，省委书记出场。”柳青沉浸在遐想中，面部表情活跃起来，“写县城，是不想把作品局限在一个村子;当然，要以村子为基础。省委书记是重要人物，这个人还去过苏联。本来不想让省委书记在第二部出现，但还是先出来了，我怕写不到第三部。这是一个农业社的代表会，全县已发展了十个农业合作社。会议期间，村子发生变故，解决了就结束。”
“梁生宝和郭振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冲突，就是通过改霞表现的。到了第三部，就要明说郭振山破坏人家的婚姻。素芳大哭，是哭旧制度。这个人后来代替欢喜妈当了队长。有个同志要砍掉改霞，我说他糊涂，只看政治，不看生活。”谈到书中两位农村妇女改霞和素芳时，柳青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议论了一番《创业史》新版的插图，柳青又兴致勃勃地打开外文出版社新出版的英文版《创业史》，说关于书名的翻译，还经过一番小小的争论呢！ “全国文联和各协会马上要恢复，文联全委扩大会要召开了，《文艺报》决定复刊。”听着阎纲带来的好消息，柳青连连点头。
“爸爸近来精神很好，饭也吃得香，有时看不住，一个人偷偷下床往外跑。”在医院陪护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也在一旁高兴地插话。
“我看见柳青一边笑，一边大口大口吃着碗里的酱肉，心里说不出的高兴。”阎纲说，这是他第六次拜訪柳青。
谈话间，姚雪垠和江晓天也来看望柳青。鹤发童颜的姚雪垠现身说法，说生命在于运动，62岁不算老，劝柳青安心养病，完成作品。
辞别后，阎纲、姚雪垠和江晓天在楼道里不约而同地说出自己的估计：修改完《创业史》第二部，问题不大了。
柳青创造了两大奇迹
1978年6月14日，“我正要送《战争风云》过去，万万没有料到，传来柳青先一天逝世的消息。”阎纲极力掩饰心中的痛。
“我离不开长安这块土地，离不开长安人民。我死后把我送回长安，埋到皇甫原上。”遵照遗嘱，柳青的骨灰分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和长安皇甫村神禾原墓地。
“一个干瘪的陕北老汉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临终时体重不到50公斤，只有一双眼睛荡漾着生意。”阎纲说，柳青遗留给人们的，不但是《创业史》，还有他自己的形象。
陕北黄土高原出生的柳青，曾着西服、干部服，后来穿上对门襟土褂;爱吃羊肉泡，也借进城之便解过西餐瘾。他通英语，学俄语，做翻译，读原版，他从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那里偷火炼自己的诗。他对农民充满了爱，对陕西农民的孝、厚、勤、犟、朴作出了刻骨的称颂。他在艺术构思、叙事策略、艺术刻画、心理描写诸方面打破了老一套的技法，塑造出梁三老汉、梁生宝、郭振山等新的人物典型，将三秦地域文化、关中方言口语提升到审美的层面，细密冷峻而精确，充满生活情趣，新颖而有意蕴。
柳青穿布衣，吃粗粮，咳喘着，奉献着，把《创业史》稿酬16000多元全部捐给王曲公社建医院，他说：“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而实际上，他拉扯着一大家子艰苦度日。
由柳青而谈到陕西的文学创作，阎纲说，陕西作家生性淳厚，能吃大苦耐大劳，只要有面吃，有烟抽，浑身是胆雄赳赳。无论是路遥、陈忠实，还是贾平凹、陈彦等人，他们全身心地沉到乡下，写作也在乡下，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一概都在现场。陕西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继承了柳青全身心深入生活的好传统。
要继承，又要超越。没有《创业史》，就没有《人生》《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
“当代作家应该向柳青学什么？我说两句：一是深入生活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代替主体审美的创造，即便深入生活，同吃同睡同劳动，感情发生变化，闻牛粪也是香的，也不能自动转化为真善美的艺术。二是不深入生活又是万万不能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谨防凌虚踏空，以假乱真。作家一定要学柳青。”
柳青走了，却留下了《创业史》，他在扎根人民、讴歌人民两方面创造了奇迹。
（选自《文汇报》2019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