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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第九届议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在2012年3月选出了225名议员（获得各自选区1/4以上选票），剩余65个席位将在5月中旬的第二轮投票中，由在各自小选区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PK产生。
伊朗立法机构“伊斯兰议会”虽无权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所谓的民选也摆脱不了高层的操弄，但由于参选人数动辄数千，不仅被用于彰显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众基础，更是了解伊朗国内重大派系分化组合的难得窗口。尤其今年的议会选举，因在表面上具有总统挑战领袖权威的特征而引起外界众多解读，甚至被不切实际地看作是领袖和总统支持者争夺国家主导权的战争。
被夸大的议会失利
第九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基本都属保守派，且分属两大阵营：忠于领袖哈梅内伊的“原则主义者团结阵线”（也称联合阵线）和亲内贾德总统的“伊斯兰抵抗阵线”（也称稳固阵线）。前者以现任“专家委员会”（一个名义上可以任免最高领袖的机构）主席坎尼为首，后者的精神导师是被改革派称为“鳄鱼教授”和“暴力理论家”的“阿亚图拉”（一种宗教衔级）雅兹迪。
从选举结果看，无论城镇还是乡村，“联合阵线”的候选人攻城略地，首轮选举就稳获已当选议员的2/3强，而“稳固阵线”的很多候选人，包括内贾德的妹妹帕尔文，都遭遇了民意“滑铁卢”。
这次选举把总统和领袖之间传闻不断的矛盾和分歧以一种近乎公开对阵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因为现政府支持者在新一届议会中注定不占多数，尤其是议会在选后一周就对总统展开了33年来的首次质询，内贾德在剩余任期内与新一届国会和领袖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猜测。传言领袖哈梅内伊要对伊朗宪法进行修改，赋予议会选举总统或者要求部长对议会负责的权力，2013年的总统选举有可能不会举行。
但草根总统内贾德真的是在挑战领袖哈梅内伊吗？难道“阿拉伯之春”摧枯拉朽的发展势头给了内贾德某种启示，让他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有成功挑战哈梅内伊的希望抑或机会？非也。
亲内贾德阵营失利的直接原因，并非该阵营大批候选人被事先剥夺参选资格，而是其在广袤乡村地区的传统票仓优势不再，大幅流失了约70%的选票。而在这背后，则是伊朗接近30%的高失业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不断减少的燃料和食品补贴等，使得政府成了民众最直接的抱怨对象，特别是敏感时期曝光的涉及26亿美元的银行欺诈案，破坏了内贾德一贯标榜的清廉形象。
不仅如此，内贾德及其支持者在第九届议会选举中的失利也不宜过分夸大。由于多数参选人的政治主张并非泾渭分明、一成不变，此次议会选举中“联合阵线”的候选人除了少数一贯激烈批评内贾德外，大部分人的政治倾向并不明显，其中不少人还被两个阵营都当作自己人，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保守派候选人划分为哈梅内伊阵营或者内贾德阵营，也不能简单地从表面数字得出输赢的结论。
事实上，在德黑兰省选区，“联合阵线”与“稳固阵线”就平分秋色，当选的5名议员中两派各一，另外3人为双方共同的候选人；即将参与第二轮投票的50名候选人中，有22人属于“联合阵线”，23人属于“稳固阵线”。甚至有消息称，凭借在2011年对国有部门私有化过程中积累的资金，内贾德总统及其盟友有能力支持自己的盟友参选国会议员，甚至有能力让新当选的议员站在他这一边。
更重要的是，内贾德有军方背景，一贯对西方持强硬态度，宣扬反以色列情绪，加快有争议的核项目，通过帮助穷人等措施恢复伊斯兰革命的平等精神，帮助最高领袖真正成为了伊玛目，并使其命令第一次在国内外都得到执行，所以换掉内贾德并不是领袖哈梅内伊的最佳选择。敌存灭祸，敌去召过。为了维持伊斯兰神权体制的稳定，夯实对外强硬的国内基础，领袖哈梅内伊应该会确保内贾德政府稳定运转至2013年6月，避免后者因屈辱辞职引起的政坛剧烈动荡在多事之秋意外地给西方国家干预造成可乘之机。
总统对阵领袖的幻象
1989年以来，随着伊朗革命后社会发展的逐渐常态化和民众越来越广泛的政治参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与议会、总统之间的权力分配呈现多元化趋势。深居简出的领袖哈梅内伊，主要通过宪监会实现对国内权力的再分配，保持对政府重要政治决定的否决权，审慎维持伊斯兰共和国的派别平衡和国家稳定，确保自己始终处于伊朗基于派系斗争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和始终处于强势的“法基赫”（教法学家）系统相比，总统一职虽由近乎虚职发展为类似半总统制国家的政府总理，但由于宪法设置了许多制约性条款防止总统对领袖构成实质性威胁，伊朗总统的法定权力十分有限，实际行政权力的大小取决于总统本人的政治资历和能力，取决于领袖对总统事务的干预程度。
总统与领袖的制度性矛盾和冲突一直困扰着内贾德。一方面，因为领袖的不支持甚或掣肘，内贾德总统任期内的执政局面不时遭遇艰难和尴尬。在2006年12月的第三届地方议会选举中，大部分支持内贾德的候选人的参选资格被宪监会否定，最后获得的席位不到总数的20%。2007年，领袖哈梅内伊一度越过内贾德直接和内阁成员以及副总统会面，西方媒体为此断言内贾德可能会遭弹劾而无法完成4年总统任期。
在2009下半年长时间的选后骚乱中，领袖哈梅内伊的多项具体举措更具深意，包括责令内贾德撤换新任命的第一副总统，反对严惩选后骚乱事件主要责任人，在就职典礼上拒绝内贾德的亲吻，罢免了支持总统的德黑兰市检察长，任命内贾德的竞争对手出任新司法总监和祈祷日主持人等。2010～2011年，因为涉及外长和情报部长的多项人事变更任命都遭到了领袖的反对，内贾德曾以连续两周不出席内阁例会表示抗议，甚至一度考虑辞职。
但另一方面，因为有领袖的鼎力支持，草根出身的内贾德才会在2005年的总统选举中以黑马形象脱颖而出，才会在2009年顺利连任并安然度过主要针对他的选后骚乱，将伊朗政坛带入一个多种政治力量鼎足而立的新时期；因为与领袖在对外政策上的诸多相似立场和诉求，内贾德总统才能够以强硬方式持续地挑战美国和以色列，在核问题上蔑视国际社会的整套规章制度。对此并不讳言的内贾德，在多次公开讲话中都把他的上台执政和相关政绩归功于领袖的支持，感激甚至带有效忠色彩地评论他和领袖的关系“情同父子”。
事实上，内贾德目前的执政环境要好于1996年的拉夫桑贾尼和2004年的哈塔米，与领袖的矛盾似乎远未到山穷水尽鱼死网破的程度，故无论他一贯的行事风格是多么地不循常理，在完全没有胜算可能的情况下以公开对阵的方式挑战领袖的权威都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总统内贾德对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些不满举动，本质上仍是民选总统与非民选领袖之间的制度性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带有类似于晚辈对长辈耍脾气和使小性的味道，只是因为被过度放大和片面解读，才给外界造成了总统与领袖在议会选举中公开对阵的假象。
失败的改革
从权力体系的实际运作看，由于伊朗政治体制突出强调伊斯兰特性以及领袖的绝对权威，而现代社会发展却日益倚重负责具体行政责任的政府；起监护功能的领袖及其法基赫系统可以高调坚持一些理想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负责国家经济和行政事务的政府却必须务实，注重效率、公平和实用主义原则，故伊朗社会对领袖绝对权力的质疑、尤其是民选总统与非民选领袖之间的制度性矛盾和冲突，就必然会周期性地发作。从蒙塔泽里、拉夫桑贾尼到哈塔米，因为路线和执政理念分歧而引发的斗争个案，比比皆是。
20世纪80年代，长期追随霍梅尼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一度被确立为领袖继任者，然而因为不赞成将主要监督政府管理的“教法学家统治”发展为直接介入政治的“教法学家的绝对统治”，蒙塔泽里在1988年爆发“宪法危机”后逐渐被霍梅尼抛弃，最终被迫辞去领袖继承人一职。原本因宗教资格欠缺而不太可能继任的总统哈梅内伊，因改变立场支持霍梅尼的主张而受到青睐，1988年成立的修宪委员会还专门量身定做地取消了关于领袖必须是效仿渊源的规定。
随着哈梅内伊领袖地位的日渐稳固，务实派总统拉夫桑贾尼在第二任期内开始遭遇较大阻力：巴扎商人们反对限制进口，普通民众反对削减补贴，政治对手们反对加税，向外国借贷引发仇外心理，勉强推进的重建政纲最终付出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代价。
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是击败领袖支持的参选人而意外当选的，加之双方政见分歧较大，所以任职期间与领袖的关系微妙。虽然哈梅内伊也谈论“宗教民主”，公开强调经济改革，但政治立场基本倾向保守派，弱势的哈塔米总统缺乏宽松的施政环境，改革势头在取得有限成果后从2000年开始急转直下，政治上争取“伊斯兰民主”的努力屡遭打击。2001～2004年间，哈塔米总统的数度请辞没有达到扩大总统法定权力的预期目的，550名改革派议员的大规模罢选反而让保守派势力趁机占领了议会等重要阵地，改革派已经难成气候，连续抵制三届议会选举实际上反映了其在伊朗政坛已被淘汰出局的无情事实。
历史发展具有惯性，关键性转折需要时代潮流和历史人物的共同推动。哈塔米总统无果而终的改革实践从反面说明，伊斯兰共和国要在山重水复之际柳暗花明，就必须由更具威权和现代意识的政治强人或领导集团发动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变革，强力引导精英阶层对伊朗国家利益的重新认识，并能够承受与美国实行和解的政治代价，纠偏共和国延续了30年的航向而又不至于引起动乱。
平民总统与“蓝血贵族”
领袖哈梅内伊执掌伊朗最高权柄23年，他对于伊朗发展的顶层设计存在不少问题，2011年甚至传言他的儿子都试图反对他。但在拱卫领袖绝对权力的体制框架内，作为政权支柱的领袖不能受到任何指责；质疑领袖权威，就是在挑战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一直被高度警惕的同时代的老资格领导人，要么被软禁，要么被打击，还有一些人已去世，伊朗真正的改变似乎只能发生在后哈梅内伊时代。
从这次议会选举的形势看，后哈梅内伊时代对于国家权力的争夺，将主要在内贾德等草根精英和部分军队精英组成的强硬保守派，与拉里贾尼等宗教精英组成的温和保守派之间展开。内贾德和拉里贾尼等不同精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表面上看是保守派内部底层利益与上层利益的碰撞，更深层则是共和国下一步发展“服务谁、依靠谁”的路径选择问题。
总统内贾德出身平民，有学历，有军功，信仰坚定，自律严格，是保守派中的民粹主义者，他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底层社会的支持。内贾德从平民子弟到共和国总统的传奇般成长历程，给占总人口2/3的伊朗年轻选民树立了追求自我价值的样板；他的服务于基层民众乃至有些收买性质的激进平民主义经济政策，虽有只顾分配财富而不重视创造财富之嫌，却在一定程度上让中下层民众心有所托，在“沉默的多数”中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而身为“蓝血贵族”的现任议长拉里贾尼，代表着上层保守派的利益，比保守派开明，比开明派保守，一直得到领袖哈梅内伊的信任，其弟在2009年总统大选后又被任命为司法总监。有权势的拉里贾尼兄弟，是保守派制衡内贾德的关键力量。
伊朗已经进入后革命时代的深水区，在新旧秩序的嬗变过程中，相比体制内传统精英，体制内草根精英带给现行体制的冲击会大一些。但无论哪一方最终接管权力，都将带动伊朗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糟糕的情况是，因为社会严重固化和溃败，伊朗的权力体系缺乏足够的张力和活力，部分体制外草根精英非理性崛起。那样的话，伊朗社会将再一次重复循环往复式的治乱交替。
伊朗立法机构“伊斯兰议会”虽无权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所谓的民选也摆脱不了高层的操弄，但由于参选人数动辄数千，不仅被用于彰显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众基础，更是了解伊朗国内重大派系分化组合的难得窗口。尤其今年的议会选举，因在表面上具有总统挑战领袖权威的特征而引起外界众多解读，甚至被不切实际地看作是领袖和总统支持者争夺国家主导权的战争。
被夸大的议会失利
第九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基本都属保守派，且分属两大阵营：忠于领袖哈梅内伊的“原则主义者团结阵线”（也称联合阵线）和亲内贾德总统的“伊斯兰抵抗阵线”（也称稳固阵线）。前者以现任“专家委员会”（一个名义上可以任免最高领袖的机构）主席坎尼为首，后者的精神导师是被改革派称为“鳄鱼教授”和“暴力理论家”的“阿亚图拉”（一种宗教衔级）雅兹迪。
从选举结果看，无论城镇还是乡村，“联合阵线”的候选人攻城略地，首轮选举就稳获已当选议员的2/3强，而“稳固阵线”的很多候选人，包括内贾德的妹妹帕尔文，都遭遇了民意“滑铁卢”。
这次选举把总统和领袖之间传闻不断的矛盾和分歧以一种近乎公开对阵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因为现政府支持者在新一届议会中注定不占多数，尤其是议会在选后一周就对总统展开了33年来的首次质询，内贾德在剩余任期内与新一届国会和领袖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猜测。传言领袖哈梅内伊要对伊朗宪法进行修改，赋予议会选举总统或者要求部长对议会负责的权力，2013年的总统选举有可能不会举行。
但草根总统内贾德真的是在挑战领袖哈梅内伊吗？难道“阿拉伯之春”摧枯拉朽的发展势头给了内贾德某种启示，让他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有成功挑战哈梅内伊的希望抑或机会？非也。
亲内贾德阵营失利的直接原因，并非该阵营大批候选人被事先剥夺参选资格，而是其在广袤乡村地区的传统票仓优势不再，大幅流失了约70%的选票。而在这背后，则是伊朗接近30%的高失业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不断减少的燃料和食品补贴等，使得政府成了民众最直接的抱怨对象，特别是敏感时期曝光的涉及26亿美元的银行欺诈案，破坏了内贾德一贯标榜的清廉形象。
不仅如此，内贾德及其支持者在第九届议会选举中的失利也不宜过分夸大。由于多数参选人的政治主张并非泾渭分明、一成不变，此次议会选举中“联合阵线”的候选人除了少数一贯激烈批评内贾德外，大部分人的政治倾向并不明显，其中不少人还被两个阵营都当作自己人，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保守派候选人划分为哈梅内伊阵营或者内贾德阵营，也不能简单地从表面数字得出输赢的结论。
事实上，在德黑兰省选区，“联合阵线”与“稳固阵线”就平分秋色，当选的5名议员中两派各一，另外3人为双方共同的候选人；即将参与第二轮投票的50名候选人中，有22人属于“联合阵线”，23人属于“稳固阵线”。甚至有消息称，凭借在2011年对国有部门私有化过程中积累的资金，内贾德总统及其盟友有能力支持自己的盟友参选国会议员，甚至有能力让新当选的议员站在他这一边。
更重要的是，内贾德有军方背景，一贯对西方持强硬态度，宣扬反以色列情绪，加快有争议的核项目，通过帮助穷人等措施恢复伊斯兰革命的平等精神，帮助最高领袖真正成为了伊玛目，并使其命令第一次在国内外都得到执行，所以换掉内贾德并不是领袖哈梅内伊的最佳选择。敌存灭祸，敌去召过。为了维持伊斯兰神权体制的稳定，夯实对外强硬的国内基础，领袖哈梅内伊应该会确保内贾德政府稳定运转至2013年6月，避免后者因屈辱辞职引起的政坛剧烈动荡在多事之秋意外地给西方国家干预造成可乘之机。
总统对阵领袖的幻象
1989年以来，随着伊朗革命后社会发展的逐渐常态化和民众越来越广泛的政治参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与议会、总统之间的权力分配呈现多元化趋势。深居简出的领袖哈梅内伊，主要通过宪监会实现对国内权力的再分配，保持对政府重要政治决定的否决权，审慎维持伊斯兰共和国的派别平衡和国家稳定，确保自己始终处于伊朗基于派系斗争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和始终处于强势的“法基赫”（教法学家）系统相比，总统一职虽由近乎虚职发展为类似半总统制国家的政府总理，但由于宪法设置了许多制约性条款防止总统对领袖构成实质性威胁，伊朗总统的法定权力十分有限，实际行政权力的大小取决于总统本人的政治资历和能力，取决于领袖对总统事务的干预程度。
总统与领袖的制度性矛盾和冲突一直困扰着内贾德。一方面，因为领袖的不支持甚或掣肘，内贾德总统任期内的执政局面不时遭遇艰难和尴尬。在2006年12月的第三届地方议会选举中，大部分支持内贾德的候选人的参选资格被宪监会否定，最后获得的席位不到总数的20%。2007年，领袖哈梅内伊一度越过内贾德直接和内阁成员以及副总统会面，西方媒体为此断言内贾德可能会遭弹劾而无法完成4年总统任期。
在2009下半年长时间的选后骚乱中，领袖哈梅内伊的多项具体举措更具深意，包括责令内贾德撤换新任命的第一副总统，反对严惩选后骚乱事件主要责任人，在就职典礼上拒绝内贾德的亲吻，罢免了支持总统的德黑兰市检察长，任命内贾德的竞争对手出任新司法总监和祈祷日主持人等。2010～2011年，因为涉及外长和情报部长的多项人事变更任命都遭到了领袖的反对，内贾德曾以连续两周不出席内阁例会表示抗议，甚至一度考虑辞职。
但另一方面，因为有领袖的鼎力支持，草根出身的内贾德才会在2005年的总统选举中以黑马形象脱颖而出，才会在2009年顺利连任并安然度过主要针对他的选后骚乱，将伊朗政坛带入一个多种政治力量鼎足而立的新时期；因为与领袖在对外政策上的诸多相似立场和诉求，内贾德总统才能够以强硬方式持续地挑战美国和以色列，在核问题上蔑视国际社会的整套规章制度。对此并不讳言的内贾德，在多次公开讲话中都把他的上台执政和相关政绩归功于领袖的支持，感激甚至带有效忠色彩地评论他和领袖的关系“情同父子”。
事实上，内贾德目前的执政环境要好于1996年的拉夫桑贾尼和2004年的哈塔米，与领袖的矛盾似乎远未到山穷水尽鱼死网破的程度，故无论他一贯的行事风格是多么地不循常理，在完全没有胜算可能的情况下以公开对阵的方式挑战领袖的权威都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总统内贾德对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些不满举动，本质上仍是民选总统与非民选领袖之间的制度性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带有类似于晚辈对长辈耍脾气和使小性的味道，只是因为被过度放大和片面解读，才给外界造成了总统与领袖在议会选举中公开对阵的假象。
失败的改革
从权力体系的实际运作看，由于伊朗政治体制突出强调伊斯兰特性以及领袖的绝对权威，而现代社会发展却日益倚重负责具体行政责任的政府；起监护功能的领袖及其法基赫系统可以高调坚持一些理想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负责国家经济和行政事务的政府却必须务实，注重效率、公平和实用主义原则，故伊朗社会对领袖绝对权力的质疑、尤其是民选总统与非民选领袖之间的制度性矛盾和冲突，就必然会周期性地发作。从蒙塔泽里、拉夫桑贾尼到哈塔米，因为路线和执政理念分歧而引发的斗争个案，比比皆是。
20世纪80年代，长期追随霍梅尼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一度被确立为领袖继任者，然而因为不赞成将主要监督政府管理的“教法学家统治”发展为直接介入政治的“教法学家的绝对统治”，蒙塔泽里在1988年爆发“宪法危机”后逐渐被霍梅尼抛弃，最终被迫辞去领袖继承人一职。原本因宗教资格欠缺而不太可能继任的总统哈梅内伊，因改变立场支持霍梅尼的主张而受到青睐，1988年成立的修宪委员会还专门量身定做地取消了关于领袖必须是效仿渊源的规定。
随着哈梅内伊领袖地位的日渐稳固，务实派总统拉夫桑贾尼在第二任期内开始遭遇较大阻力：巴扎商人们反对限制进口，普通民众反对削减补贴，政治对手们反对加税，向外国借贷引发仇外心理，勉强推进的重建政纲最终付出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代价。
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是击败领袖支持的参选人而意外当选的，加之双方政见分歧较大，所以任职期间与领袖的关系微妙。虽然哈梅内伊也谈论“宗教民主”，公开强调经济改革，但政治立场基本倾向保守派，弱势的哈塔米总统缺乏宽松的施政环境，改革势头在取得有限成果后从2000年开始急转直下，政治上争取“伊斯兰民主”的努力屡遭打击。2001～2004年间，哈塔米总统的数度请辞没有达到扩大总统法定权力的预期目的，550名改革派议员的大规模罢选反而让保守派势力趁机占领了议会等重要阵地，改革派已经难成气候，连续抵制三届议会选举实际上反映了其在伊朗政坛已被淘汰出局的无情事实。
历史发展具有惯性，关键性转折需要时代潮流和历史人物的共同推动。哈塔米总统无果而终的改革实践从反面说明，伊斯兰共和国要在山重水复之际柳暗花明，就必须由更具威权和现代意识的政治强人或领导集团发动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变革，强力引导精英阶层对伊朗国家利益的重新认识，并能够承受与美国实行和解的政治代价，纠偏共和国延续了30年的航向而又不至于引起动乱。
平民总统与“蓝血贵族”
领袖哈梅内伊执掌伊朗最高权柄23年，他对于伊朗发展的顶层设计存在不少问题，2011年甚至传言他的儿子都试图反对他。但在拱卫领袖绝对权力的体制框架内，作为政权支柱的领袖不能受到任何指责；质疑领袖权威，就是在挑战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一直被高度警惕的同时代的老资格领导人，要么被软禁，要么被打击，还有一些人已去世，伊朗真正的改变似乎只能发生在后哈梅内伊时代。
从这次议会选举的形势看，后哈梅内伊时代对于国家权力的争夺，将主要在内贾德等草根精英和部分军队精英组成的强硬保守派，与拉里贾尼等宗教精英组成的温和保守派之间展开。内贾德和拉里贾尼等不同精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表面上看是保守派内部底层利益与上层利益的碰撞，更深层则是共和国下一步发展“服务谁、依靠谁”的路径选择问题。
总统内贾德出身平民，有学历，有军功，信仰坚定，自律严格，是保守派中的民粹主义者，他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底层社会的支持。内贾德从平民子弟到共和国总统的传奇般成长历程，给占总人口2/3的伊朗年轻选民树立了追求自我价值的样板；他的服务于基层民众乃至有些收买性质的激进平民主义经济政策，虽有只顾分配财富而不重视创造财富之嫌，却在一定程度上让中下层民众心有所托，在“沉默的多数”中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而身为“蓝血贵族”的现任议长拉里贾尼，代表着上层保守派的利益，比保守派开明，比开明派保守，一直得到领袖哈梅内伊的信任，其弟在2009年总统大选后又被任命为司法总监。有权势的拉里贾尼兄弟，是保守派制衡内贾德的关键力量。
伊朗已经进入后革命时代的深水区，在新旧秩序的嬗变过程中，相比体制内传统精英，体制内草根精英带给现行体制的冲击会大一些。但无论哪一方最终接管权力，都将带动伊朗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糟糕的情况是，因为社会严重固化和溃败，伊朗的权力体系缺乏足够的张力和活力，部分体制外草根精英非理性崛起。那样的话，伊朗社会将再一次重复循环往复式的治乱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