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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于中国经济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GDP增长率在2010年第一季度恢复至顶峰，随后又开始持续下滑。2012年第一季度更呈急剧下滑之势。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2012年中国GDP全年增长回落至7.8%，增速堪比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困难的1998、1999两年。然而，在令人担忧的经济增速下滑中我们看到一线曙光，中国经济终于开始从其失衡状态中逐渐恢复。消费连续第二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经济似乎开始重新找回平衡的道路，看到了其更加平衡和可持续增长的前景。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这个充满希望的前景变成现实。2013年是关键的一年，不仅需要在经济长期下滑后巩固其稳定的增长，更为关键的是通过进一步实施市场化改革以解决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为中国经济在中期和长期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不仅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挑战，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元区和日本面临的经济结构性挑战更为严峻。因为全球经济已高度一体化，中国经济实现强劲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并可进一步加速缩小同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差距。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失衡
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以超过14%的速度急剧增长，温家宝总理强调过当时的经济增长是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事实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为基础建设投资提供了动力。20世纪90年代末的房屋私有化改革迎来了上个世纪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甚至形成了泡沫。同时，在200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这段期间，全球经济经历了在二战结束以来最快的增长。因此，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获得了有利于大幅提高全球出口的发展机会。但是，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2005～2007年间急速的恶化；按照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计算，经济失衡在2007年达到顶峰。
温总理先见之言论后不久，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在房地产泡沫和信贷泡沫的双重压力下大幅衰退。欧洲经济紧随其后，呈现更大幅度的衰退。中国的贸易出口几乎一夜蒸发，拖累经济增长从2008年前三季的10%，大幅回落至第四季的略高于6%。
中国政府应对突如其来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即刻通过实施众所周知的4萬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2009年以信贷的急速扩张刺激国内需求。大量公共投资和住房投资的复苏使得经济增长很快就在2010年第一季度恢复到12%以上。2009年中国外贸顺差负增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彻底扭转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数年的趋势。但是， 当时认为这种趋势的反转可能仅是暂时的，因为它不是由于西方经济衰退和中国被动的反应带来的结果。一旦西方经济复苏，中国的出口就会再次恢复，经济失衡就会再次回来。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西方经济体复苏的时间远比原先预期的长很多。毕竟，这次危机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更糟的是，传统的凯恩斯式的大量经济刺激药方并没能按照预期的让西方经济适时走出衰退，反而留下了高额的政府负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五年以来，欧元区直至2012年底仍深陷衰退。美国经济复苏情况略好，但其恢复的速度一直不温不火，失业率仍然高企。庞大的政府支出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巨额的政府赤字和债务，引发了一些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也使美国的两党政治进一步分化和瘫痪。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前景总是低于预期。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已不能带动经济增长，国内需求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使经济迅速恢复的同时也带来了宏观经济新的风险：高通胀、房价泡沫、高额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提升了银行的违约风险，因为银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融资者。因此，自2010年初开始，政府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用以约束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支柱的住房和基础建设投资。因此，很自然的，经济增长自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又重回金融危机后下滑的趋势，至2012年第三季度方才见底（图1）。同时，由于投资减速和贸易出口继续不振，自2011年开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图2）。
货物及服务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则从9%的峰值下降了一半到2011年的4%。在同一时期的商品外贸顺差的降幅更大；从GDP的8%下降到2012年的2.8%。进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对外开放度指标——大幅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从2006年高峰期的70%降到2011年的近60%（图3）。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信贷资金过度杠杆化支撑了过度消费。中国经济的调整指出，金融危机既是潜在的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表现，也是促使经济结构调整，治愈经济失衡的途径。与中国经济情况类似，美国经济在调整经济失衡上也获得了进展，但是其调整方向恰与中国相反。其货物及服务外贸赤字由2006年的近6%的峰值下降到2011年的3.8%。在同一期间内，货物和服务外贸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2006年的28.8%上升到2011年的31.5%，主要来自于两个百分点的出口增长和少量的进口增长（图4）。中美这世界头两大经济体同时朝相反的方向走向平衡，自然是全球经济重回平衡的基础。也说明了中美经济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已走向高度的整合。
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来源
在金融危机期间，民间投资、消费不振，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中国政府运用巨额的信贷扩张和宽松货币政策以促使支出增加，给中国经济施加“外生”动力。中国刺激政策的效果强大，它不仅使经济迅速复苏，而且造成了高通胀、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强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可能是西方经济体刺激政策所羡慕的结果。但是，与凯恩斯刺激政策理论实践的预期后果不同，房地产部门以外的民间投资并没有明显受益于中国巨大的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甚至可能被排挤在外。如果民间部门复苏了，这必将大大推动了就业的增加及工资上涨，消费亦必增加。因此，依凯恩斯刺激政策理论的预期，政府可以无虑的撤回财政刺激措施，不会伴随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增长的持续、担忧的下滑。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对经济刺激只是暂时掩盖了源于“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而导致的内在的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它有没有办法消除它。在2012年，尽管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仍与在2006～2007年期间一般的存在。中国经济仍需要寻找一条协调的、均衡的、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或一个新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已走出谷底
可持续的增长率必须是平衡的，没有伴随明显的宏观经济失衡。它应该与经济潜在增长率吻合，不能多，也不能少。当经济增速于2010年开始持续放缓时，城镇职工整体在劳动力市场就业情况和实际工资增长都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态势，并没有随之大幅下滑（图5、图6）。
这表明在总需求受金融危机影响而萎缩的同时，经济生产潜力也在下降，因而抵消了需求下降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这当中至少有三个因素，前两个因素反映了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进展。一是中国经济可能已发展到消除所谓的“剩余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的阶段。这表现为城鎮对劳工需求已超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供应所导致职工的实际工资持续上涨。二是中国30年前开始推出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所成功地获得的“后发优势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中。三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的泡沫化，带来了产能过剩，消减了资本存量这个重要的生产要素。 因此，在采取货币宽松政策之外，自2012年5月以来，中国政府只采取了温和的刺激需求措施以稳定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经济同比增长出现反弹，从第三季度的7.4%加速至第四季度的7.9%。股市迅猛补涨，高企的房价也进步提升，违背了政府“房价合理回归”的既定目标。2013年经济增长或可稳定在通胀率稳妥之下的8.0%左右，是再次从加强公共部门投资和住房投资达到，而似乎没有新的增长模式成分的参与。因此，经济的中期和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仍存在疑问。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也就是以争取“经济改革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红利”的消失来避免因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减慢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的十年间皆落在0.47～0.49的高区间，高于，甚之远高于多数国家。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大幅收窄收入分配差距需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要在经济的所有领域内，为所有企业和个人创造一个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环境。也就是把重点放在第一次收入分配的改革。现在，除了自然资源领域除外，商品的定价已市场化了。下一阶段的深化市场经济改革，重要的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以市场决定的利率替代信贷额度管理不仅会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及劳动生产力，更会为在正规银行不能获得正常信贷的小、微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一个喘息的空间。经济的下滑、正规银行严格的信贷额度控制固然控制了通胀，同时，小微企业的经营的外在环境则恶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小型企业PMI指数2013年1月仍低于50（图7）。指出小企业的经济活动可能仍在收缩中，虽然GDP增长率已于第三季触底。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小企业都是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泉源。
市场化利率也将引领金融业的创新，加强其风险管理能力，提高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可发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作用。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都可能会为其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了过多的债券感到遗憾，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未能严守财政纪律的行为接受市场的惩罚。
最后，如果中国能利用这次金融危机提供的难得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顺势而为，积极的推动深化市场改革的措施，争取“改革红利”，中国将更快的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图8）。
（作者单位：包商银行）
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不仅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挑战，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元区和日本面临的经济结构性挑战更为严峻。因为全球经济已高度一体化，中国经济实现强劲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并可进一步加速缩小同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差距。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失衡
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以超过14%的速度急剧增长，温家宝总理强调过当时的经济增长是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事实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为基础建设投资提供了动力。20世纪90年代末的房屋私有化改革迎来了上个世纪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甚至形成了泡沫。同时，在200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这段期间，全球经济经历了在二战结束以来最快的增长。因此，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获得了有利于大幅提高全球出口的发展机会。但是，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2005～2007年间急速的恶化；按照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计算，经济失衡在2007年达到顶峰。
温总理先见之言论后不久，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在房地产泡沫和信贷泡沫的双重压力下大幅衰退。欧洲经济紧随其后，呈现更大幅度的衰退。中国的贸易出口几乎一夜蒸发，拖累经济增长从2008年前三季的10%，大幅回落至第四季的略高于6%。
中国政府应对突如其来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即刻通过实施众所周知的4萬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2009年以信贷的急速扩张刺激国内需求。大量公共投资和住房投资的复苏使得经济增长很快就在2010年第一季度恢复到12%以上。2009年中国外贸顺差负增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彻底扭转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数年的趋势。但是， 当时认为这种趋势的反转可能仅是暂时的，因为它不是由于西方经济衰退和中国被动的反应带来的结果。一旦西方经济复苏，中国的出口就会再次恢复，经济失衡就会再次回来。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西方经济体复苏的时间远比原先预期的长很多。毕竟，这次危机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更糟的是，传统的凯恩斯式的大量经济刺激药方并没能按照预期的让西方经济适时走出衰退，反而留下了高额的政府负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五年以来，欧元区直至2012年底仍深陷衰退。美国经济复苏情况略好，但其恢复的速度一直不温不火，失业率仍然高企。庞大的政府支出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巨额的政府赤字和债务，引发了一些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也使美国的两党政治进一步分化和瘫痪。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前景总是低于预期。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已不能带动经济增长，国内需求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使经济迅速恢复的同时也带来了宏观经济新的风险：高通胀、房价泡沫、高额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提升了银行的违约风险，因为银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融资者。因此，自2010年初开始，政府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用以约束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支柱的住房和基础建设投资。因此，很自然的，经济增长自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又重回金融危机后下滑的趋势，至2012年第三季度方才见底（图1）。同时，由于投资减速和贸易出口继续不振，自2011年开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图2）。
货物及服务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则从9%的峰值下降了一半到2011年的4%。在同一时期的商品外贸顺差的降幅更大；从GDP的8%下降到2012年的2.8%。进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对外开放度指标——大幅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从2006年高峰期的70%降到2011年的近60%（图3）。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信贷资金过度杠杆化支撑了过度消费。中国经济的调整指出，金融危机既是潜在的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表现，也是促使经济结构调整，治愈经济失衡的途径。与中国经济情况类似，美国经济在调整经济失衡上也获得了进展，但是其调整方向恰与中国相反。其货物及服务外贸赤字由2006年的近6%的峰值下降到2011年的3.8%。在同一期间内，货物和服务外贸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2006年的28.8%上升到2011年的31.5%，主要来自于两个百分点的出口增长和少量的进口增长（图4）。中美这世界头两大经济体同时朝相反的方向走向平衡，自然是全球经济重回平衡的基础。也说明了中美经济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已走向高度的整合。
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来源
在金融危机期间，民间投资、消费不振，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中国政府运用巨额的信贷扩张和宽松货币政策以促使支出增加，给中国经济施加“外生”动力。中国刺激政策的效果强大，它不仅使经济迅速复苏，而且造成了高通胀、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强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可能是西方经济体刺激政策所羡慕的结果。但是，与凯恩斯刺激政策理论实践的预期后果不同，房地产部门以外的民间投资并没有明显受益于中国巨大的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甚至可能被排挤在外。如果民间部门复苏了，这必将大大推动了就业的增加及工资上涨，消费亦必增加。因此，依凯恩斯刺激政策理论的预期，政府可以无虑的撤回财政刺激措施，不会伴随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增长的持续、担忧的下滑。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对经济刺激只是暂时掩盖了源于“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而导致的内在的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它有没有办法消除它。在2012年，尽管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仍与在2006～2007年期间一般的存在。中国经济仍需要寻找一条协调的、均衡的、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或一个新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已走出谷底
可持续的增长率必须是平衡的，没有伴随明显的宏观经济失衡。它应该与经济潜在增长率吻合，不能多，也不能少。当经济增速于2010年开始持续放缓时，城镇职工整体在劳动力市场就业情况和实际工资增长都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态势，并没有随之大幅下滑（图5、图6）。
这表明在总需求受金融危机影响而萎缩的同时，经济生产潜力也在下降，因而抵消了需求下降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这当中至少有三个因素，前两个因素反映了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进展。一是中国经济可能已发展到消除所谓的“剩余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的阶段。这表现为城鎮对劳工需求已超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供应所导致职工的实际工资持续上涨。二是中国30年前开始推出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所成功地获得的“后发优势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中。三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的泡沫化，带来了产能过剩，消减了资本存量这个重要的生产要素。 因此，在采取货币宽松政策之外，自2012年5月以来，中国政府只采取了温和的刺激需求措施以稳定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经济同比增长出现反弹，从第三季度的7.4%加速至第四季度的7.9%。股市迅猛补涨，高企的房价也进步提升，违背了政府“房价合理回归”的既定目标。2013年经济增长或可稳定在通胀率稳妥之下的8.0%左右，是再次从加强公共部门投资和住房投资达到，而似乎没有新的增长模式成分的参与。因此，经济的中期和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仍存在疑问。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也就是以争取“经济改革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红利”的消失来避免因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减慢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的十年间皆落在0.47～0.49的高区间，高于，甚之远高于多数国家。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大幅收窄收入分配差距需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要在经济的所有领域内，为所有企业和个人创造一个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环境。也就是把重点放在第一次收入分配的改革。现在，除了自然资源领域除外，商品的定价已市场化了。下一阶段的深化市场经济改革，重要的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以市场决定的利率替代信贷额度管理不仅会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及劳动生产力，更会为在正规银行不能获得正常信贷的小、微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一个喘息的空间。经济的下滑、正规银行严格的信贷额度控制固然控制了通胀，同时，小微企业的经营的外在环境则恶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小型企业PMI指数2013年1月仍低于50（图7）。指出小企业的经济活动可能仍在收缩中，虽然GDP增长率已于第三季触底。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小企业都是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泉源。
市场化利率也将引领金融业的创新，加强其风险管理能力，提高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可发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作用。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都可能会为其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了过多的债券感到遗憾，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未能严守财政纪律的行为接受市场的惩罚。
最后，如果中国能利用这次金融危机提供的难得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顺势而为，积极的推动深化市场改革的措施，争取“改革红利”，中国将更快的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图8）。
（作者单位：包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