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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写过一篇名叫《狗肉将军回忆记》的文章，称军阀张宗昌有一个绰号叫“狗肉将军”，盖因其喜欢食狗肉也。然而，张宗昌的女儿后来说张宗昌嫌狗肉腥，从来不吃狗肉。另一种说法是张宗昌好赌，打麻将的名目繁多，其中有一种玩法叫推牌九，俗称“吃狗肉”，“狗肉将军”的名号从此而来。
不管怎样，“狗肉将军”的绰号张宗昌这一辈子也甩不脱，这个外号容易让后人想起他吃喝嫖赌那些杂事。在长期的历史宣传中，张宗昌是一个兼具无厘头愚昧和残酷虐杀脾性的军阀。对他的指控有相当部分都是成立的，却难免脸谱化。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除了喜欢附庸风雅吟诗作赋，其爱国气节，还是应该被称道的。
1925年4月，张宗昌从山东军务督办职务起，开始长达三年多对山东的统治，一直到1928年8月兵败下野。统治山东期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曾编印《张宗昌祸鲁小史》出版，历数其种种罪恶。在督鲁兵败后，他亡命日本，1931年6月8日早，又带眷属随员共32人回大连。
张宗昌归国不久，即赶上九一八事变。事变之后，有报道称，日本本庄司令在沈阳辽省府设立关东军司令部，任命张宗昌为关东军支队司令，张本人已抵达旅顺，日内即赴沈阳。
但张宗昌在9月30日即致电北平友人，放出消息，称已断然拒绝日本人利用，日内送眷属到北平，他不久也将来北平居住。在一次声明中，张宗昌说他绝不做叛国贼“张邦昌第二”。
张宗昌在北平一度闭门读书，连日各名伶往访者，均未接见。在此期间，他督鲁时期的青岛商埠局局长赵琪，出任当地伪地方维持会会长。另有他的一些部下，被日本人收编。
这些旧属投靠日本的事实，与张宗昌彼时的表现适成对照。9月，他去了山东，在车站讲述他的抗战理想。
张宗昌说，中国到此地步，非举国团结御侮不可，否则不能救国。一切旧账，均不能算，等国难过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九一八事变后，我在日本，日本人想给我三百万金票、两万只枪，令我去东北捣乱，我不肯，要先回国。
他又谈到督鲁时狂印钞票带来的灾难影响：山东省银行钞票，老百姓受害甚大，与奉票及山西省票同为政府失信于人民之事业。他试图对自己滥发钞票的恶果进行补救，但时代不再留给他机会。是1932年9月3日傍晚，张宗昌在济南车站乘火车返回北平。
距离开车时间还有五分钟，张宗昌走出车门，与送别者告别。众人请其回车，他仍恋恋不舍，又跨下车面北与众人握别。这时东北角人群中，有一人突然拿出枪，枪口对着张宗昌的脸，不过一米远的距离。张宗昌大惊失色，急忙返身登车狂奔，欢送者也吓得四散而去，站台秩序大乱。
张宗昌从车上跑下后，又沿站台向东跑，两名刺客紧追不舍，到六股道北站台，刺客一枪击中张宗昌左足，张跌于站台下七股道，头朝东北足向西南而卧。一个刺客大呼：“我乃郑金声之子郑继成，替父报仇。”而后跳下，照准张宗昌头部连击三枪，随后逃出数十步，被驻站军警捕获。
刺客郑继成，年40岁，其父郑金声早年为冯玉祥部下，被张宗昌枪杀；另一刺客为陈凤山，28岁，是郑金声的旧时部属。
张宗昌终未能逃过这一劫。他被送往济南医院时已氣绝，医生在打过一剂强心针后，于二十时一刻宣告无救。这一年，他五十一岁。
翻阅张宗昌下野后从日本归国的最后岁月，虽落魄，仍不肯做日本人的傀儡，坚持抗日，并对主政时期的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忏悔，试图挽回其负面影响。只是，时代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
不管怎样，“狗肉将军”的绰号张宗昌这一辈子也甩不脱，这个外号容易让后人想起他吃喝嫖赌那些杂事。在长期的历史宣传中，张宗昌是一个兼具无厘头愚昧和残酷虐杀脾性的军阀。对他的指控有相当部分都是成立的，却难免脸谱化。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除了喜欢附庸风雅吟诗作赋，其爱国气节，还是应该被称道的。
1925年4月，张宗昌从山东军务督办职务起，开始长达三年多对山东的统治，一直到1928年8月兵败下野。统治山东期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曾编印《张宗昌祸鲁小史》出版，历数其种种罪恶。在督鲁兵败后，他亡命日本，1931年6月8日早，又带眷属随员共32人回大连。
张宗昌归国不久，即赶上九一八事变。事变之后，有报道称，日本本庄司令在沈阳辽省府设立关东军司令部，任命张宗昌为关东军支队司令，张本人已抵达旅顺，日内即赴沈阳。
但张宗昌在9月30日即致电北平友人，放出消息，称已断然拒绝日本人利用，日内送眷属到北平，他不久也将来北平居住。在一次声明中，张宗昌说他绝不做叛国贼“张邦昌第二”。
张宗昌在北平一度闭门读书，连日各名伶往访者，均未接见。在此期间，他督鲁时期的青岛商埠局局长赵琪，出任当地伪地方维持会会长。另有他的一些部下，被日本人收编。
这些旧属投靠日本的事实，与张宗昌彼时的表现适成对照。9月，他去了山东，在车站讲述他的抗战理想。
张宗昌说，中国到此地步，非举国团结御侮不可，否则不能救国。一切旧账，均不能算，等国难过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九一八事变后，我在日本，日本人想给我三百万金票、两万只枪，令我去东北捣乱，我不肯，要先回国。
他又谈到督鲁时狂印钞票带来的灾难影响：山东省银行钞票，老百姓受害甚大，与奉票及山西省票同为政府失信于人民之事业。他试图对自己滥发钞票的恶果进行补救，但时代不再留给他机会。是1932年9月3日傍晚，张宗昌在济南车站乘火车返回北平。
距离开车时间还有五分钟，张宗昌走出车门，与送别者告别。众人请其回车，他仍恋恋不舍，又跨下车面北与众人握别。这时东北角人群中，有一人突然拿出枪，枪口对着张宗昌的脸，不过一米远的距离。张宗昌大惊失色，急忙返身登车狂奔，欢送者也吓得四散而去，站台秩序大乱。
张宗昌从车上跑下后，又沿站台向东跑，两名刺客紧追不舍，到六股道北站台，刺客一枪击中张宗昌左足，张跌于站台下七股道，头朝东北足向西南而卧。一个刺客大呼：“我乃郑金声之子郑继成，替父报仇。”而后跳下，照准张宗昌头部连击三枪，随后逃出数十步，被驻站军警捕获。
刺客郑继成，年40岁，其父郑金声早年为冯玉祥部下，被张宗昌枪杀；另一刺客为陈凤山，28岁，是郑金声的旧时部属。
张宗昌终未能逃过这一劫。他被送往济南医院时已氣绝，医生在打过一剂强心针后，于二十时一刻宣告无救。这一年，他五十一岁。
翻阅张宗昌下野后从日本归国的最后岁月，虽落魄，仍不肯做日本人的傀儡，坚持抗日，并对主政时期的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忏悔，试图挽回其负面影响。只是，时代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