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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河北沧州的东光县有个村庄过去叫周邦庄，后因规模日大渐被分成两个村子，改名为前周和后周，隶属于找王镇，和村南相距数里却隶属于连镇镇的周英庄是同时建立而且同宗同族的村落，有六百余年的村史。据修纂于1933年的《周氏宗谱》记载，周氏初居于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毛家庄，永乐二年奉诏迁畿辅至东光县城东南十二里，占产立庄名“周邦”，取《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
周氏始祖在即墨当地共有兄弟四人。由齐鲁迁燕赵之时太始祖已殁，长兄需要承桃守护祖业，因此外迁者为弟兄三人，即仲、叔、季。太始祖母不忍三子撇家舍业远离故土，于是一路北上跟随而来。仲定居周英庄，太始祖母随幼子季落户于运河西的大周庄。周邦始祖乃叔也。
周氏旧有家谱，支脉源流分明，敦本睦族，秩序良然，“阅世二十，历年五百非无谱也”。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北伐、捻军起义，战乱迭起，烽火遍地，沧州地区沿运河一线成了重灾区。周氏家族未能幸免于难，在战火中流离荀活，记载周氏世系的挂图亦从此失落。周氏旧有的挂谱俗称家堂轴子，为黄绩书成，悬供于六大院二支大厅中。当时周氏族人正决议计划于庄后建筑宗祠，但工程还未实施捻军已波及于此，“张总愚窜扰河北，其部马队俗称‘马贼’以家堂轴子包草临行携去。”周氏后人每念及旧谱失于保护有愧祖宗德惠，无不“服膺长太息也”。
“国有国史，家有家乘”，周氏族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决定再次修谱“以贻后人”。适逢第二十一世孙周同龢辛未年赋闲在家，他久怀续修之心，此时在众族人的襄助下全力以赴投人此项“登高行远之基”的任务中。在编纂中他遇到了多重困难，主要有：一、旧谱失踪，世系不明。二、族人散居各处，采编不便。三、被委任公干，编纂《东光县志》，中途续谱被搁置。四、专项资金运转困难。为此，以周同龢为首的续谱班子不辞辛劳地爬梳剔抉：一方面核对在世人员家世情况，另一方面搜集先人信息，并把一些即将散佚的家族往事系统化，“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者一一记录”，使之能对修谱有所裨益，同时不遗余力地征集先代神主、搜集故老笔记、查询各家所持历代地契、毡蜡碑志等，待到资料详备之后又严格筛选，尽力追溯，对于实在无所考证者则付之阙如，绝不马虎行事，更不为提高门庭而趋炎附势，胡乱攀附，求真求实乃是家族血脉传承的第一要务，力求做到“上不愧祖宗，下不惑子孙”。在付刊印之际虽有资金周转不利之困，但经族中元老众议，将祖莹之地的守护树二百株售出以备修谱善款专用。《周氏宗谱》在周氏族人的几经努力之后终于由东光县有名的印书机构——永昌印务局印刷，从此周氏族人“以族中无谱自以为缺陷者差堪弥补矣”。
成书后的《周氏宗谱》一函两册，尺寸为27厘米×17厘米，铅活字白纸排印，题签和版权扉页则为虎皮宣纸木板印刷。其中，一册为周邦庄、马头街、周英庄的世谱，一册为大周庄的世谱，盖因他们属于同宗不同房的支系脉络，所以两者既可独立成册，又可合二为一成为联谱。是书印刷精良，装帧考究，但印刷量不多，笔者专研沧州本地家谱经年不见其他有藏。当然，此套家谱虽册数较少，但也大致符合北方谱卷数较少的特点，另外前序、后跋、世系、家训、传记、附录等体例则都面面俱到，内容蔚为大观，成为研究东光周氏家族变迁与地方乡土历史难得的文献资料。
二
作为周氏族人世代居住的村落，周邦曾有着厚重的人文内涵，但宗祠、庙宇等这些祭祖、拜神的建筑以及与周邦有关的其他历史风物，历经战火等劫难，今已不复存在。周邦过去的风貌片段在《周氏宗谱》的零星记录中得以传承并鲜活起来。
1.石井周庄。周邦庄因人口鼎盛，當地人出于识记的需要，把周邦庄称为大周庄，而把邻近的周英庄称为小周庄，此众所周知。周邦还有“石井周庄”之称呼，这个别名不仅对于现在的周邦年轻人来说完全陌生，就是上岁数者也鲜有人知。原来周邦庄前临湾有一大井，水极甘美。井口为条石砌成，共五块：曲尺形一，正方形、长方形各二。石块为周邦始祖自山东即墨驮运而来。出于安土重迁的考量，石系故土之物，见石如见故乡，同时由于石质坚不易损坏，砌之井上能使子孙日日取水时目睹先人之手泽以此借作永久纪念。世代久远之后，后人不知其贵。多年前修井时，有人竟借口井口增大石条已不适用应改用木栏而将其推人湾中。多年后再找寻时，石条早已沉人污泥不可寻，周氏后人已然后悔不及。
2.女良娘庙。周邦庄外东北隅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娘娘庙，亦名周家庙，俗称大庙，建造于何时已不可考，清代道咸年间，周氏先祖库、允恭、允中三公合力重修并将之扩建。修葺.新的娘娘庙占地纵横各十余丈，前后大殿各一座，禅堂、群房共十余间，山门、便门、大门各一座。前殿为泰山行宫，后殿则供佛，香火缭绕，朝拜者不断。每逢农历四月十七至二十日演戏剧四天，此间商贾云集，香客毕至，可谓人山人海，颇为极盛。清末新政在各地迅速推广，周邦也成了移风易俗的试验田。在革故鼎新者的要求下，大庙不再以供奉神祇为主，大庙的后殿和群房被改建成警局和学校。大庙的墙垣亦因无人看管而渐倒塌，至1933年修谱成书时唯存前殿及山门，但也杂草丛生，不复从前。
3.西国村。周邦娘娘庙有一口大铁钟，大如巨瓮，重六百斤，上有铸造铭文：“直隶河间府景州东光县城东十里西国村圆觉庵嘉靖二十六年吉日造”等字样，可知此为西国村之故物。嘉靖年间距修谱时不过四百年，但西国村早已废为丘墟，当时情形如何，圆觉庵为何道场已无可稽考。根据故老相传与遗迹的发现，西国村遗址的具体方位大致在周邦庄邻近的张良庄家后东西道北，俗名岗子地处。另有东国村，具体方位在张良庄东，周邦庄北，距周邦里许，亦早废，具体情况不可考。
岁月无端，春秋作序。这些与周邦村史或多或少有关联的文字虽无法同国史方志相提并论，但贵在真实，为研究当地乡土风俗变迁与古村落的兴衰演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是周氏族人值得书写的历史记录。
三
周氏族人定居以来人口昌盛，子孙瓞绵，人才辈出，“所谓地灵人杰非此莫谓其实也”。先贤们隐居乐道，不求闻达，但求德行与学问兼优，《周氏宗谱》翔实地记载了他们的嘉言懿行，以昭示后人，勉励后昆。
周氏一族中，南安知府公颇有名望。公为码头街周氏，去世之后坟墓亦在桑梓之地。由于旧谱遗失于战乱，南安公为何时人物，支脉若何已不可考，唯一留存旧物为南安知府纱灯，为其出任江西南安府正堂时所制。
民国22年（1933年）《周氏宗谱》的纂修者或序跋者亦为东邑之名流或饱读之士。周同龢，《周氏宗谱》的修辑者，民国《东光县志》的编纂者之一，原名冕，字子服，五十岁后更名百童，清附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毕业于保定北关师范学堂，后尽职教育界二十年，主管教育的提学司以“实力尽职”的证书作为嘉奖。
著名作家、本溪文联原主席和作协主席、一级文学创作员熙高先生（原名周熙高），也是从周邦庄走出去的优秀儿女。
河北沧州的东光县有个村庄过去叫周邦庄，后因规模日大渐被分成两个村子，改名为前周和后周，隶属于找王镇，和村南相距数里却隶属于连镇镇的周英庄是同时建立而且同宗同族的村落，有六百余年的村史。据修纂于1933年的《周氏宗谱》记载，周氏初居于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毛家庄，永乐二年奉诏迁畿辅至东光县城东南十二里，占产立庄名“周邦”，取《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
周氏始祖在即墨当地共有兄弟四人。由齐鲁迁燕赵之时太始祖已殁，长兄需要承桃守护祖业，因此外迁者为弟兄三人，即仲、叔、季。太始祖母不忍三子撇家舍业远离故土，于是一路北上跟随而来。仲定居周英庄，太始祖母随幼子季落户于运河西的大周庄。周邦始祖乃叔也。
周氏旧有家谱，支脉源流分明，敦本睦族，秩序良然，“阅世二十，历年五百非无谱也”。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北伐、捻军起义，战乱迭起，烽火遍地，沧州地区沿运河一线成了重灾区。周氏家族未能幸免于难，在战火中流离荀活，记载周氏世系的挂图亦从此失落。周氏旧有的挂谱俗称家堂轴子，为黄绩书成，悬供于六大院二支大厅中。当时周氏族人正决议计划于庄后建筑宗祠，但工程还未实施捻军已波及于此，“张总愚窜扰河北，其部马队俗称‘马贼’以家堂轴子包草临行携去。”周氏后人每念及旧谱失于保护有愧祖宗德惠，无不“服膺长太息也”。
“国有国史，家有家乘”，周氏族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决定再次修谱“以贻后人”。适逢第二十一世孙周同龢辛未年赋闲在家，他久怀续修之心，此时在众族人的襄助下全力以赴投人此项“登高行远之基”的任务中。在编纂中他遇到了多重困难，主要有：一、旧谱失踪，世系不明。二、族人散居各处，采编不便。三、被委任公干，编纂《东光县志》，中途续谱被搁置。四、专项资金运转困难。为此，以周同龢为首的续谱班子不辞辛劳地爬梳剔抉：一方面核对在世人员家世情况，另一方面搜集先人信息，并把一些即将散佚的家族往事系统化，“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者一一记录”，使之能对修谱有所裨益，同时不遗余力地征集先代神主、搜集故老笔记、查询各家所持历代地契、毡蜡碑志等，待到资料详备之后又严格筛选，尽力追溯，对于实在无所考证者则付之阙如，绝不马虎行事，更不为提高门庭而趋炎附势，胡乱攀附，求真求实乃是家族血脉传承的第一要务，力求做到“上不愧祖宗，下不惑子孙”。在付刊印之际虽有资金周转不利之困，但经族中元老众议，将祖莹之地的守护树二百株售出以备修谱善款专用。《周氏宗谱》在周氏族人的几经努力之后终于由东光县有名的印书机构——永昌印务局印刷，从此周氏族人“以族中无谱自以为缺陷者差堪弥补矣”。
成书后的《周氏宗谱》一函两册，尺寸为27厘米×17厘米，铅活字白纸排印，题签和版权扉页则为虎皮宣纸木板印刷。其中，一册为周邦庄、马头街、周英庄的世谱，一册为大周庄的世谱，盖因他们属于同宗不同房的支系脉络，所以两者既可独立成册，又可合二为一成为联谱。是书印刷精良，装帧考究，但印刷量不多，笔者专研沧州本地家谱经年不见其他有藏。当然，此套家谱虽册数较少，但也大致符合北方谱卷数较少的特点，另外前序、后跋、世系、家训、传记、附录等体例则都面面俱到，内容蔚为大观，成为研究东光周氏家族变迁与地方乡土历史难得的文献资料。
二
作为周氏族人世代居住的村落，周邦曾有着厚重的人文内涵，但宗祠、庙宇等这些祭祖、拜神的建筑以及与周邦有关的其他历史风物，历经战火等劫难，今已不复存在。周邦过去的风貌片段在《周氏宗谱》的零星记录中得以传承并鲜活起来。
1.石井周庄。周邦庄因人口鼎盛，當地人出于识记的需要，把周邦庄称为大周庄，而把邻近的周英庄称为小周庄，此众所周知。周邦还有“石井周庄”之称呼，这个别名不仅对于现在的周邦年轻人来说完全陌生，就是上岁数者也鲜有人知。原来周邦庄前临湾有一大井，水极甘美。井口为条石砌成，共五块：曲尺形一，正方形、长方形各二。石块为周邦始祖自山东即墨驮运而来。出于安土重迁的考量，石系故土之物，见石如见故乡，同时由于石质坚不易损坏，砌之井上能使子孙日日取水时目睹先人之手泽以此借作永久纪念。世代久远之后，后人不知其贵。多年前修井时，有人竟借口井口增大石条已不适用应改用木栏而将其推人湾中。多年后再找寻时，石条早已沉人污泥不可寻，周氏后人已然后悔不及。
2.女良娘庙。周邦庄外东北隅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娘娘庙，亦名周家庙，俗称大庙，建造于何时已不可考，清代道咸年间，周氏先祖库、允恭、允中三公合力重修并将之扩建。修葺.新的娘娘庙占地纵横各十余丈，前后大殿各一座，禅堂、群房共十余间，山门、便门、大门各一座。前殿为泰山行宫，后殿则供佛，香火缭绕，朝拜者不断。每逢农历四月十七至二十日演戏剧四天，此间商贾云集，香客毕至，可谓人山人海，颇为极盛。清末新政在各地迅速推广，周邦也成了移风易俗的试验田。在革故鼎新者的要求下，大庙不再以供奉神祇为主，大庙的后殿和群房被改建成警局和学校。大庙的墙垣亦因无人看管而渐倒塌，至1933年修谱成书时唯存前殿及山门，但也杂草丛生，不复从前。
3.西国村。周邦娘娘庙有一口大铁钟，大如巨瓮，重六百斤，上有铸造铭文：“直隶河间府景州东光县城东十里西国村圆觉庵嘉靖二十六年吉日造”等字样，可知此为西国村之故物。嘉靖年间距修谱时不过四百年，但西国村早已废为丘墟，当时情形如何，圆觉庵为何道场已无可稽考。根据故老相传与遗迹的发现，西国村遗址的具体方位大致在周邦庄邻近的张良庄家后东西道北，俗名岗子地处。另有东国村，具体方位在张良庄东，周邦庄北，距周邦里许，亦早废，具体情况不可考。
岁月无端，春秋作序。这些与周邦村史或多或少有关联的文字虽无法同国史方志相提并论，但贵在真实，为研究当地乡土风俗变迁与古村落的兴衰演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是周氏族人值得书写的历史记录。
三
周氏族人定居以来人口昌盛，子孙瓞绵，人才辈出，“所谓地灵人杰非此莫谓其实也”。先贤们隐居乐道，不求闻达，但求德行与学问兼优，《周氏宗谱》翔实地记载了他们的嘉言懿行，以昭示后人，勉励后昆。
周氏一族中，南安知府公颇有名望。公为码头街周氏，去世之后坟墓亦在桑梓之地。由于旧谱遗失于战乱，南安公为何时人物，支脉若何已不可考，唯一留存旧物为南安知府纱灯，为其出任江西南安府正堂时所制。
民国22年（1933年）《周氏宗谱》的纂修者或序跋者亦为东邑之名流或饱读之士。周同龢，《周氏宗谱》的修辑者，民国《东光县志》的编纂者之一，原名冕，字子服，五十岁后更名百童，清附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毕业于保定北关师范学堂，后尽职教育界二十年，主管教育的提学司以“实力尽职”的证书作为嘉奖。
著名作家、本溪文联原主席和作协主席、一级文学创作员熙高先生（原名周熙高），也是从周邦庄走出去的优秀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