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城最大的特点和辉煌之处，在于它是事先设计好再施工的，不像世界及全国其他城市一样，以小变大，逐渐形成规模。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兴建的，而元大都则是事先设计规划好后才施工的，因此城里的街巷胡同都是有規律的纵横交错排列，如同棋盘一般。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在横平竖直的街巷胡同之外，还有一些斜街曲巷，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趣味。
鼓楼西大街 北京最古老的斜街
北京有很多斜街都是人走出来的，而鼓楼西大街却是元代建城时规划出来的。据史料记载，鼓楼西大街是元代刘秉忠奉忽必烈之命规划元大都时，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要求设计出来的，是北京城内唯一一条人为规划的斜街。
鼓楼西大街位于什刹海北岸，从鼓楼逶迤至德胜门，由于什刹海自西北向东南偏斜，故而鼓楼西大街也随之偏斜。自元大都营建至今，已绵延近800年岁月。梁思成曾将它比喻成城市规划的无比杰作，可以把它理解成沿河而建方便居民出行的一条步道，后来随着河水的枯竭在缩短的河道旁搭建起了民居。
元代，这里简单地称为斜街，是大都最热闹的地方，有斜街市之称。民国时分四段：鼓楼以西至西魏胡同称鼓楼西大街，西魏胡同至八道湾称甘水桥大街，八道湾至糖房胡同为果子市大街，糖房胡同至德胜门称丁字街。1965年统称今名。
鼓楼西大街是连接东西城的重要通道，古迹众多。在西北面，曾有“德胜石碣祈雪碑”立于当时德胜门瓮城中“同兴德煤栈”西侧，上世纪约20年代，据说是因扩建德胜门火车站，碑亭与碑被毁。据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天大旱，饥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年末，乾隆皇帝北行去查看明十三陵，当銮驾至德胜门时，喜逢大雪，因瑞雪兆丰年，故乾隆皇帝大悦，銮驾停在德胜门，御书祈雪诗三首，并通谕刻石立之，以慰天公。鼓楼西大街中段有瑞应寺、寿明寺、关岳庙等。关岳庙建于清末，原醇亲王家祠，现为西藏驻京办事处。
鼓楼西大街街道两侧种植着以槐树为主的高大树木，许多树木树龄超过百年甚至千年，这条作为元大都街道的重要历史遗存，鼓楼西大街经历了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兴衰，是该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
烟袋斜街 烟袋火了斜街
烟袋斜街位于地安门外大街鼓楼前，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00多米。
烟袋斜街的形成与元代修通惠河，漕运粮食货物有最直接的关系，所以烟袋斜街的繁华发轫于鼓楼西大街。据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一书记载，此街原名“鼓楼斜街”，清末改称“烟袋斜街”。清朝居住在北城的旗人，大都嗜好抽旱烟或水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刊刻的《在园杂志》中云：“黄童白叟，闺帏妇女，无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时刻不能离矣。谚云开门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原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开门七件事”，到了清代，因为吸烟都普遍到了男女老少无人不吸的程度，已经变为“开门八件事”了。由于对烟袋的需求与日俱增，斜街上开起了一家家烟袋铺。当时街上的烟袋铺，大都是高台阶，门前竖着一个木制大烟袋当幌子。“鼓楼斜街”也就顺应潮流，改叫“烟袋斜街”了。除此之外，烟袋斜街本身就像一只烟袋。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东头入口像烟袋锅子头，西头入口折向南边，看上去活象烟袋锅儿。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以“烟袋”命名斜街，真可谓形容的恰如其分。
烟袋斜街上曾有“广顺号”和“双盛泰”两家烟袋铺，均是山西人开设。当年这两家烟袋铺除供应普通的客户外，私下却是为皇室与大臣们服务的“专供点”，慈禧太后曾经让这两家烟铺老板修理过烟袋，于是声闻京华。“广顺号”和“双盛泰”还是烟袋斜街成名的商号，因门店台阶处挂有烟袋状幌子，百姓对这独特的招牌极为喜欢，被百姓称之为斜街的象征物。目前“广顺号”变成了咖啡沙龙，双盛泰辟为居民住房，平时上着门锁。
外馆斜街 对外交往的见证
外馆斜街位于朝阳区西北部。东起安定门外大街，西至黄寺大街。大体呈东西走向，东段略偏向东南。外馆是个地名，也是个政府官署的名称，亦名哈尔哈馆。所谓“外馆”，是针对“内馆”而言的，不管内馆还是外馆，都是接待蒙古王公的场所；根据夏仁虎《旧京琐记》的记载，接待蒙古人的宾馆，在东交民巷的叫做内馆，在安定门外西北方向、黄寺东侧的叫做外馆。外馆始建于明代，是京城六馆之一，至清代，外馆隶属于清廷理藩院。
據《清会典》记载：蒙古王公和西藏黄教领袖按照“年班制度”，每年轮班进京朝贡，谒见皇上，蒙古王公被安排在外馆，黄教领袖则安排在黄寺居住。据传，当时外馆占地四十八亩，因当时蒙古共有四十八家王公贵族，故设大小宅院四十八所。为适应蒙古人生活习俗，宅院四周搭建了蒙古包，设马、骆驼围圈。这里无形中成了一个蒙古族居住区。
来京的王公贵族，主要是朝拜皇帝，参加公务活动和应酬。而一些随员及商人则用骡、马、骆驼载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来到这里，搭起帐篷，形成临时售货场所，与内地商人运来的丝绸、布匹、金银首饰等进行以货易货交易。既然外馆在此，人们也就把此地称作外馆。黄寺地区也是如此。清朝时，此地与西邻的黄寺都是十分繁华的地方。
由于从黄寺、外馆进入内城最便捷的交通就是从东南方向的安定门进入，因此很容易走出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斜街。
外馆斜街南是柳荫公园（原称“久大湖”），据说明末年间，此地藏有宫廷宝藏，便有人挖地丈余，但寻宝未果，可挖掘出泥土，却是烧砖的上等原料，于是此地便挖成了窑坑，当时有名的砖窑有久大窑、和记窑等窑场。窑坑积水，1958年窑坑改造成人工湖，以窑命湖名，1980年代改名为柳荫公园。外馆斜街不是出安定门就往西北方向走，而是出安定门正北一段路后再往西北拐，原因可能就在于要绕过那些窑坑。
樱桃斜街 那些风流往事
前门外，大栅栏以西，东起煤市街，西到延寿街，是北京斜街比较集中的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铁树斜街、樱桃斜街和杨梅竹斜街。这几条斜街都是人走出来的。元朝灭金朝后，元朝政府放弃金中都城，在金中都城东北面另建元大都城。金中都城的施仁门（位于今虎坊桥西侧）内的丁字街（位于今菜市口附近）是一个繁华市场。所以大都城内的百姓很多都到中都城购买所需物品。出大都城丽正门（今正阳门）向西南到丁字街，逐渐被百姓们走出一条从东北向西南的道路，便是这些斜街的来历。
楼桃斜街，东南起自大栅栏西街，稍有弯曲，西南到达堂子街。明朝时候，樱桃斜街这里有羊毡作坊，所以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记有“杨毡胡同”。“杨”可能是“羊”的谐音，也可能是这个羊毡作坊的掌柜姓杨。清朝乾隆年间已改称“樱桃斜街”，沿用至今。相传是因为该街中曾有樱桃树，又因为街道走向偏斜，故得名。
樱桃斜街11号，据说蔡锷与小凤仙曾在这里双栖双宿。65号为梨园公会旧址，梨园公会是民国时期戏曲界的行业会馆。现在，这些建筑大都已破损或成为民居，只剩下青砖灰瓦，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在1916年的北京城，蔡锷与小凤仙绝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当时的蔡锷，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军，小凤仙是陕西巷云吉班里蛾眉颦笑的侠妓。蔡锷要在袁世凯鼻尖下玩金蝉脱壳之计。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两人杯酒言欢，蔡锷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小凤仙当即表示，愿与蔡锷生死相依，荣辱与共。蔡锷犹豫，好大会儿才说：“戎马关山，千难万险，我无暇顾及其他，你还是留在京城较为安稳。待到功成之日，我一定与你会合！”小凤仙和蔡锷的传奇经历只是短暂一瞬。她倾力帮助蔡锷掩人耳目，当蔡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逃北京后，一切都完成了，她和蔡锷也就缘尽了。
关于小凤仙与蔡锷经常相会的地方，有说在陕西巷，有说在百顺胡同，也有说在樱桃斜街，从陕西巷走到樱桃斜街，不过只有三五分钟的路。据说那附近的“文君阁”，就是两人最后见面并从那里出逃的地方。该楼是双层纯木结构的老建筑，红廊绿檐环绕，始建于乾隆年间，最早曾是贵州会馆。
鼓楼西大街 北京最古老的斜街
北京有很多斜街都是人走出来的，而鼓楼西大街却是元代建城时规划出来的。据史料记载，鼓楼西大街是元代刘秉忠奉忽必烈之命规划元大都时，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要求设计出来的，是北京城内唯一一条人为规划的斜街。
鼓楼西大街位于什刹海北岸，从鼓楼逶迤至德胜门，由于什刹海自西北向东南偏斜，故而鼓楼西大街也随之偏斜。自元大都营建至今，已绵延近800年岁月。梁思成曾将它比喻成城市规划的无比杰作，可以把它理解成沿河而建方便居民出行的一条步道，后来随着河水的枯竭在缩短的河道旁搭建起了民居。
元代，这里简单地称为斜街，是大都最热闹的地方，有斜街市之称。民国时分四段：鼓楼以西至西魏胡同称鼓楼西大街，西魏胡同至八道湾称甘水桥大街，八道湾至糖房胡同为果子市大街，糖房胡同至德胜门称丁字街。1965年统称今名。
鼓楼西大街是连接东西城的重要通道，古迹众多。在西北面，曾有“德胜石碣祈雪碑”立于当时德胜门瓮城中“同兴德煤栈”西侧，上世纪约20年代，据说是因扩建德胜门火车站，碑亭与碑被毁。据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天大旱，饥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年末，乾隆皇帝北行去查看明十三陵，当銮驾至德胜门时，喜逢大雪，因瑞雪兆丰年，故乾隆皇帝大悦，銮驾停在德胜门，御书祈雪诗三首，并通谕刻石立之，以慰天公。鼓楼西大街中段有瑞应寺、寿明寺、关岳庙等。关岳庙建于清末，原醇亲王家祠，现为西藏驻京办事处。
鼓楼西大街街道两侧种植着以槐树为主的高大树木，许多树木树龄超过百年甚至千年，这条作为元大都街道的重要历史遗存，鼓楼西大街经历了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兴衰，是该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
烟袋斜街 烟袋火了斜街
烟袋斜街位于地安门外大街鼓楼前，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00多米。
烟袋斜街的形成与元代修通惠河，漕运粮食货物有最直接的关系，所以烟袋斜街的繁华发轫于鼓楼西大街。据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一书记载，此街原名“鼓楼斜街”，清末改称“烟袋斜街”。清朝居住在北城的旗人，大都嗜好抽旱烟或水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刊刻的《在园杂志》中云：“黄童白叟，闺帏妇女，无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时刻不能离矣。谚云开门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原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开门七件事”，到了清代，因为吸烟都普遍到了男女老少无人不吸的程度，已经变为“开门八件事”了。由于对烟袋的需求与日俱增，斜街上开起了一家家烟袋铺。当时街上的烟袋铺，大都是高台阶，门前竖着一个木制大烟袋当幌子。“鼓楼斜街”也就顺应潮流，改叫“烟袋斜街”了。除此之外，烟袋斜街本身就像一只烟袋。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东头入口像烟袋锅子头，西头入口折向南边，看上去活象烟袋锅儿。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以“烟袋”命名斜街，真可谓形容的恰如其分。
烟袋斜街上曾有“广顺号”和“双盛泰”两家烟袋铺，均是山西人开设。当年这两家烟袋铺除供应普通的客户外，私下却是为皇室与大臣们服务的“专供点”，慈禧太后曾经让这两家烟铺老板修理过烟袋，于是声闻京华。“广顺号”和“双盛泰”还是烟袋斜街成名的商号，因门店台阶处挂有烟袋状幌子，百姓对这独特的招牌极为喜欢，被百姓称之为斜街的象征物。目前“广顺号”变成了咖啡沙龙，双盛泰辟为居民住房，平时上着门锁。
外馆斜街 对外交往的见证
外馆斜街位于朝阳区西北部。东起安定门外大街，西至黄寺大街。大体呈东西走向，东段略偏向东南。外馆是个地名，也是个政府官署的名称，亦名哈尔哈馆。所谓“外馆”，是针对“内馆”而言的，不管内馆还是外馆，都是接待蒙古王公的场所；根据夏仁虎《旧京琐记》的记载，接待蒙古人的宾馆，在东交民巷的叫做内馆，在安定门外西北方向、黄寺东侧的叫做外馆。外馆始建于明代，是京城六馆之一，至清代，外馆隶属于清廷理藩院。
據《清会典》记载：蒙古王公和西藏黄教领袖按照“年班制度”，每年轮班进京朝贡，谒见皇上，蒙古王公被安排在外馆，黄教领袖则安排在黄寺居住。据传，当时外馆占地四十八亩，因当时蒙古共有四十八家王公贵族，故设大小宅院四十八所。为适应蒙古人生活习俗，宅院四周搭建了蒙古包，设马、骆驼围圈。这里无形中成了一个蒙古族居住区。
来京的王公贵族，主要是朝拜皇帝，参加公务活动和应酬。而一些随员及商人则用骡、马、骆驼载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来到这里，搭起帐篷，形成临时售货场所，与内地商人运来的丝绸、布匹、金银首饰等进行以货易货交易。既然外馆在此，人们也就把此地称作外馆。黄寺地区也是如此。清朝时，此地与西邻的黄寺都是十分繁华的地方。
由于从黄寺、外馆进入内城最便捷的交通就是从东南方向的安定门进入，因此很容易走出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斜街。
外馆斜街南是柳荫公园（原称“久大湖”），据说明末年间，此地藏有宫廷宝藏，便有人挖地丈余，但寻宝未果，可挖掘出泥土，却是烧砖的上等原料，于是此地便挖成了窑坑，当时有名的砖窑有久大窑、和记窑等窑场。窑坑积水，1958年窑坑改造成人工湖，以窑命湖名，1980年代改名为柳荫公园。外馆斜街不是出安定门就往西北方向走，而是出安定门正北一段路后再往西北拐，原因可能就在于要绕过那些窑坑。
樱桃斜街 那些风流往事
前门外，大栅栏以西，东起煤市街，西到延寿街，是北京斜街比较集中的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铁树斜街、樱桃斜街和杨梅竹斜街。这几条斜街都是人走出来的。元朝灭金朝后，元朝政府放弃金中都城，在金中都城东北面另建元大都城。金中都城的施仁门（位于今虎坊桥西侧）内的丁字街（位于今菜市口附近）是一个繁华市场。所以大都城内的百姓很多都到中都城购买所需物品。出大都城丽正门（今正阳门）向西南到丁字街，逐渐被百姓们走出一条从东北向西南的道路，便是这些斜街的来历。
楼桃斜街，东南起自大栅栏西街，稍有弯曲，西南到达堂子街。明朝时候，樱桃斜街这里有羊毡作坊，所以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记有“杨毡胡同”。“杨”可能是“羊”的谐音，也可能是这个羊毡作坊的掌柜姓杨。清朝乾隆年间已改称“樱桃斜街”，沿用至今。相传是因为该街中曾有樱桃树，又因为街道走向偏斜，故得名。
樱桃斜街11号，据说蔡锷与小凤仙曾在这里双栖双宿。65号为梨园公会旧址，梨园公会是民国时期戏曲界的行业会馆。现在，这些建筑大都已破损或成为民居，只剩下青砖灰瓦，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在1916年的北京城，蔡锷与小凤仙绝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当时的蔡锷，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军，小凤仙是陕西巷云吉班里蛾眉颦笑的侠妓。蔡锷要在袁世凯鼻尖下玩金蝉脱壳之计。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两人杯酒言欢，蔡锷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小凤仙当即表示，愿与蔡锷生死相依，荣辱与共。蔡锷犹豫，好大会儿才说：“戎马关山，千难万险，我无暇顾及其他，你还是留在京城较为安稳。待到功成之日，我一定与你会合！”小凤仙和蔡锷的传奇经历只是短暂一瞬。她倾力帮助蔡锷掩人耳目，当蔡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逃北京后，一切都完成了，她和蔡锷也就缘尽了。
关于小凤仙与蔡锷经常相会的地方，有说在陕西巷，有说在百顺胡同，也有说在樱桃斜街，从陕西巷走到樱桃斜街，不过只有三五分钟的路。据说那附近的“文君阁”，就是两人最后见面并从那里出逃的地方。该楼是双层纯木结构的老建筑，红廊绿檐环绕，始建于乾隆年间，最早曾是贵州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