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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其五）是陶渊明著名的诗篇之一，为诸多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所选录，对此诗的评鉴不胜枚举，然对“心远地自偏”的笺注，大多语焉不详，如：苏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九年级下册，释其为“心远离世俗，自然觉得住的地方僻静了①。”人教版八年级下册此句无注解。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则释其为“只要存心远离尘世，便觉得居住的地方也远离尘世了②。”《陶渊明集评注》释其为“只要内心清静，远远超脱于世俗，因而虽居喧闹之地，也就像住在偏僻之地一样③。”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则简单注解，“心远，心和世俗远离④。”而上海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对《饮酒》无注解，其《整合与建构》却要学生理解“心远”等词语的含义。
窃以为，“心远地自偏”中“心远”一词，属化用，也可称用典，源于西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是故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而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家更是耳熟能详。
“淡泊”是一种古老的道家思想，老子云：“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古人视“恬淡”、“宁静”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澹泊”、“宁静”也是诸葛亮《诫子书》的核心，是修身之本。《管子》有云：“心神耳目虚静，然后能化万物，故静而后自治。”因此，“澹泊”，并非甘于澹泊，澹泊是为“明志”，即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也；“宁静”，也非静而则止，乃静中有动，是“致远”。诸葛亮《诫外甥书》一文对此有进一步阐发，“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由此，陶诗的“心远”，追本溯源，乃《淮南子》的“宁静致远”，或诸葛亮的“志存高远”（即“志远”）。儒家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乃儒家立身处世之基本，靠静心养性、清心寡欲，以加强修养，使品行纯正。所谓“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则虽处喧闹的街市，也不会为外物的纷扰所诱惑。“宁静致远”，一定程度上，与佛家“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谓异曲同工。虽然身处喧嚣之地，但只要心境澄明平静，也会拥有整片静寂的森林，甚至与山林融为一体。
据逯钦立先生《陶渊明集·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考证，《饮酒》二十首应是同一时期之作，为元兴二年秋冬（公元403年）⑤。此与陶渊明义熙元年乙巳十一月辞去彭泽县令归隐及创作《归去来兮辞并序》的时间（公元405年）相隔两年。此段时期，东晋政坛一直动荡不安。元兴二年十二月三日壬辰，桓玄篡晋，称楚，改元永始，贬晋安帝为平固王。元兴三年四月，刘裕诸将大破桓玄军，刘敬宣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五月桓玄被诛。义熙元年三月，晋安帝反正，刘敬宣解职。在这政治漩涡中，陶渊明先后担任过刘裕的镇军参军和刘敬宣的建威参军，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前溪》一诗为证。
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很多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可为，才毅然归隐。”⑥袁先生还考证，元兴二年，因母亲孟氏去世，“陶渊明居丧在家”。也就是说，陶渊明创作《饮酒》二十首时，他还没有“解职归田”。联系背景，《饮酒》整体上并未足以证明其不愿出仕。
儒家奉行“学而优则仕”。陶渊明很想实现“大济苍生”的宏愿，不幸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黑暗、污浊不堪；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腐败的、肮脏的、勾心斗角的官场。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既然壮志难酬，穷困无为，那就淡泊名利，“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虽情非得已，但也只有回归田园，居守田园，韬光养晦，“宁静致远”，优哉游哉；待政治清明时，东山再起。他也希冀陶家还能像曾祖陶侃一样辅佐东晋，力挽狂澜，纵横捭阖，希望自己也能像商山四皓一样出山辅佐明主。
综上所述，只有准确理解“心远”典源，知人论世，我们才能准确解读出作者内心所蕴含的那种矛盾的心境：自得其乐、悠然、恬静，以及一种不甘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心远地自偏”句，将作者写诗时所蕴藉的矛盾心境缘由道破，也许，这正与其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相佐证。
注释：
①洪宗礼：《语文》（九年级下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②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③孟二冬注评：《陶渊明集评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④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68页。
⑤逯钦立著：《陶渊明集·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⑥袁行霈：《陶渊明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作者通联：江苏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语文组]
窃以为，“心远地自偏”中“心远”一词，属化用，也可称用典，源于西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是故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而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家更是耳熟能详。
“淡泊”是一种古老的道家思想，老子云：“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古人视“恬淡”、“宁静”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澹泊”、“宁静”也是诸葛亮《诫子书》的核心，是修身之本。《管子》有云：“心神耳目虚静，然后能化万物，故静而后自治。”因此，“澹泊”，并非甘于澹泊，澹泊是为“明志”，即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也；“宁静”，也非静而则止，乃静中有动，是“致远”。诸葛亮《诫外甥书》一文对此有进一步阐发，“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由此，陶诗的“心远”，追本溯源，乃《淮南子》的“宁静致远”，或诸葛亮的“志存高远”（即“志远”）。儒家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乃儒家立身处世之基本，靠静心养性、清心寡欲，以加强修养，使品行纯正。所谓“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则虽处喧闹的街市，也不会为外物的纷扰所诱惑。“宁静致远”，一定程度上，与佛家“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谓异曲同工。虽然身处喧嚣之地，但只要心境澄明平静，也会拥有整片静寂的森林，甚至与山林融为一体。
据逯钦立先生《陶渊明集·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考证，《饮酒》二十首应是同一时期之作，为元兴二年秋冬（公元403年）⑤。此与陶渊明义熙元年乙巳十一月辞去彭泽县令归隐及创作《归去来兮辞并序》的时间（公元405年）相隔两年。此段时期，东晋政坛一直动荡不安。元兴二年十二月三日壬辰，桓玄篡晋，称楚，改元永始，贬晋安帝为平固王。元兴三年四月，刘裕诸将大破桓玄军，刘敬宣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五月桓玄被诛。义熙元年三月，晋安帝反正，刘敬宣解职。在这政治漩涡中，陶渊明先后担任过刘裕的镇军参军和刘敬宣的建威参军，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前溪》一诗为证。
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很多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可为，才毅然归隐。”⑥袁先生还考证，元兴二年，因母亲孟氏去世，“陶渊明居丧在家”。也就是说，陶渊明创作《饮酒》二十首时，他还没有“解职归田”。联系背景，《饮酒》整体上并未足以证明其不愿出仕。
儒家奉行“学而优则仕”。陶渊明很想实现“大济苍生”的宏愿，不幸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黑暗、污浊不堪；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腐败的、肮脏的、勾心斗角的官场。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既然壮志难酬，穷困无为，那就淡泊名利，“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虽情非得已，但也只有回归田园，居守田园，韬光养晦，“宁静致远”，优哉游哉；待政治清明时，东山再起。他也希冀陶家还能像曾祖陶侃一样辅佐东晋，力挽狂澜，纵横捭阖，希望自己也能像商山四皓一样出山辅佐明主。
综上所述，只有准确理解“心远”典源，知人论世，我们才能准确解读出作者内心所蕴含的那种矛盾的心境：自得其乐、悠然、恬静，以及一种不甘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心远地自偏”句，将作者写诗时所蕴藉的矛盾心境缘由道破，也许，这正与其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相佐证。
注释：
①洪宗礼：《语文》（九年级下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②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③孟二冬注评：《陶渊明集评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④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68页。
⑤逯钦立著：《陶渊明集·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⑥袁行霈：《陶渊明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作者通联：江苏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语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