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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讨论虽然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却是中国发展转向的界标，是全面的拨乱反正和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科学哲学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强有力的论证作用。科学哲学在对科学思想资源运用的同时，也显现出同现代迷信、语录标准、僵化模式及其最新表现“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精神，这就是科学的精神，是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展现。而这一理解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活动中得到明确的理论确认，并且成为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旗帜。
谈科学的文化意义肯定要回到“五四”，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两面旗帜，思想批判的锋芒直指迷信与专制。五四精神孕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甚至新中国的建立也与“五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要进一步考察的是，1949年以后，科学与民主状况如何？利用现代信息工具，通过简单的文献数量分析就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在中国期刊网键入关键词科学与民主，时间选在1949～1990年间。期刊网所显示的文献情况是：1949～1977年间没有这方面的文献；1978年出现论及科学与民主的文章，并把它与批判“四人帮”制造的蒙昧和专制联系起来，共有两篇；1979年文章数量出现质的飞跃；1980年以后，每年都有相关的论文发表，且紧紧与思想解放进程相随；1989年论文发表的数量又是一个飞跃。这种文献变化状况是与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演变相一致的，与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密切联系在一起。
对1978年以前的情况要具体分析。新中国建立，从当时的理论看，正是“五四”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变成了现实，所以就没有必要再按“五四”的方式讲科学与民主了，应当按照新社会的理论要求。科学方面谈论的是转变政治方向，为现实服务；民主方面谈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思想路线越来越占支配地位，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科学与民主与时代的政治方向格格不入。“文革”时期实施的是蒙昧与专制，科学与民主无从谈起。因此，没有这方面的文献是显而易见的。
1978年中国思想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有了重新反思历史、正视现实的条件和需要，科学与民主这一“五四”时期思想解放口号正好符合了时代需要。
1979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借着纪念的契机，科学与民主口号顺势而出。1979年5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大会。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召开的如此高规格的“五四”纪念会，有着鲜明的政治蕴涵，实际上是从政治上把当时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联系起来，正如当年5月4日《光明日报》的社论所言：“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千方百计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这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坚持四项原则的根本所在，也是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的纪念。”学术界纪念活动也同步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9年5月2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纪念五四运动学术讨论会，规模盛大。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许德珩致大会开幕词：“形成了一个思想上大解放的局面，形成一种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空气，是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平等地自由地开展讨论，能把一切伪科学的谬论揭露无遗，同时可以把马克义主义真理昭示天下。这正是我们今天举行五四学术讨论会，强调通过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繁荣社会科学的理由。”周扬在学术讨论上做了学术报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他强调：“当社会发展到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旧思想的枷锁严重阻碍着人们的觉醒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就成为社会政治革命的先导，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他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思想解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中心任务就是彻底破除现代迷信，坚决摆脱新蒙昧主义的束缚，而“科学与民主”则是实现思想解放的最锐利的精神武器。周扬的报告把当时正要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放在历史中进行考察，给出了科学与民主和思想解放的关系的现实理解，这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除以上两个纪念会以外，全国各地在政府、研究机构、高校的组织下以纪念会、座谈会、学术讨论会形式举行纪念“五四”的活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杂志刊登了大量纪念“五四”的文章，这些文章或陈述思想、或评价人物、或回忆历史、或阐发意义、或谈论现实，文章内容尽管多样，但字里行间所表达的对“文革”时期的蒙昧和专制的批判，对国家现实和未来的深深关切，由此显现出时代的呼声：“我们仍然需要科学与民主”（孙叔平.我们仍然需要科学与民主）。
两个具有标志性的纪念会议，分别从政治上和学术上结束了1949年以来只强调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意义而不讲其思想解放的历史传统，这两次纪念会是对思想解放传统的恢复，当然这是和中国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需求相适应的。通过重提科学与民主，有效地利用了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并且为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树立起两面旗帜。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和大量的纪念文章的发表，正是政治上和学术上弘扬“五四”精神的现实展开，起到了传播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1979年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中，社会科学发挥主力作用，这意味着科学与民主精神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相对于以往社会科学领域教条主义研究范式一统天下的历史相比，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转折的开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入社会科学，这和“五四”的科学理念是一致的；用平等、讨论的民主精神来研究社会科学，这同样是五四精神所要求的；社会科学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更为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
通过纪念五四运动，把科学与民主重新确立为文化旗帜，这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中也显示出，科学哲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是如此，在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上同样如此。
张申府与李大钊（还有陈仲甫）在北大共同创办《每周评论》，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时过六十春秋，忆及当年，感悟良多。他言道：“特别使我回忆感想起来的一点，就是今日可说犹在五四运动中。或者还可以说，今日我们国家的情况，就是五四运动的继续，也可以说就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就在五四运动的这个阶段，我们的中心口号，我们主要的标帜，遂就是科学与民主。到了今天（1979年），‘科学与民主’，岂不也就是我们国家今日的中心口号，全国主要的标帜。从根本上来看，或只要肯思索观察，当也可见，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安定我们整个的国家。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团结我们全国的人民，团结我们全国各阶层、各方面的人民。既然如此，显然可见，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促进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早日全部实现，全盘实现。”在他看来，现今科学与民主缺一不可，而且大有益处，“科学与民主，显然可见，同是今日人生社会的必要。没有科学，不能开发一切为美满人生所必要的物能。没有民主又怎能，又怎能动员一切为前进社会所必要的人力”？“而且真正理解了科学与民主的意义，切实广泛地扩充了科学与民主的作用，不但有利于一国，有益于一时，必更可以有裨于认真反帝反霸，有功于全世界的彻底和平、真正和平。这也正是六十年前，认真发动五四运动者之所向往”。张申府之言论，是人生体悟所得，道出了科学与民主对于国家与民族之意义所在。
科学界出现了一些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引领者，他们对科学与民主进行了多角度的诠释和深入思考。于光远把科学与民主视为“文革”付出巨大代价而觉悟到的两个最需要的东西，他说：“我们提倡解放思想，就是主张坚持真理，而真理就是科学的认识。服从真理，也就是服从科学。追求真理，就是主张从事科学研究。研究科学不存在‘过头’的问题。……思想解放也不存在过头的问题。”他强调：“我们的思想解放，还要前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一定要学会思考问题。……要敢于进行伟大的创造性劳动。思想解放要彻底，要审查我们自己的所作、所说是否正确，是否合乎科学，是否合乎真理。所以，思想解放实际上是以最严格的要求来思考问题，对人对己都是如此。”于光远是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意在强调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注重用科学的精神来思考。许良英深入思考了科学与民主的社会功能，他认为科学是直接的生产力，是思想解放的先导。民主与科学密切关联，“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但是，“民主制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是十分陌生的，而在西方它却有较悠久的历史”。“从整个世界历史的现实和趋势来看，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同政治的民主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他强调：“可以说，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制，不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高度的民主，也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化。”“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显然，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和民主是根本，是关键。”
到1989年，正值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经过十年的思想解放，科学界、学术界和思想界都极为重视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发表了大量纪念“五四”的文章。反观历史，这些正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成果反映。科学哲学界当然也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989年3月24日，《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京召开以“民主、科学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邀请北京地区部分专家、学者聚会讨论。出席会议的代表围绕五四运动的遗产、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民主与科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各抒己见。
科学哲学为纪念“五四”而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弘扬显示了科学哲学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的思想解放风格，纵观20世纪80年代，这一风格一以贯之。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环境中，科学哲学承担着科学旗帜的旗手角色，是20世纪80年代科学思潮的直接推动者。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阐发意义也和“五四”一样，就是力图使这些属于科学的内容越出科学范围，使之具有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产生解放思想的社会效应。
20世纪80年代宏伟壮观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上面讨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展开，由此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单位：中科院研究生院）
谈科学的文化意义肯定要回到“五四”，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两面旗帜，思想批判的锋芒直指迷信与专制。五四精神孕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甚至新中国的建立也与“五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要进一步考察的是，1949年以后，科学与民主状况如何？利用现代信息工具，通过简单的文献数量分析就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在中国期刊网键入关键词科学与民主，时间选在1949～1990年间。期刊网所显示的文献情况是：1949～1977年间没有这方面的文献；1978年出现论及科学与民主的文章，并把它与批判“四人帮”制造的蒙昧和专制联系起来，共有两篇；1979年文章数量出现质的飞跃；1980年以后，每年都有相关的论文发表，且紧紧与思想解放进程相随；1989年论文发表的数量又是一个飞跃。这种文献变化状况是与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演变相一致的，与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密切联系在一起。
对1978年以前的情况要具体分析。新中国建立，从当时的理论看，正是“五四”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变成了现实，所以就没有必要再按“五四”的方式讲科学与民主了，应当按照新社会的理论要求。科学方面谈论的是转变政治方向，为现实服务；民主方面谈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思想路线越来越占支配地位，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科学与民主与时代的政治方向格格不入。“文革”时期实施的是蒙昧与专制，科学与民主无从谈起。因此，没有这方面的文献是显而易见的。
1978年中国思想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有了重新反思历史、正视现实的条件和需要，科学与民主这一“五四”时期思想解放口号正好符合了时代需要。
1979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借着纪念的契机，科学与民主口号顺势而出。1979年5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大会。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召开的如此高规格的“五四”纪念会，有着鲜明的政治蕴涵，实际上是从政治上把当时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联系起来，正如当年5月4日《光明日报》的社论所言：“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千方百计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这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坚持四项原则的根本所在，也是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的纪念。”学术界纪念活动也同步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9年5月2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纪念五四运动学术讨论会，规模盛大。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许德珩致大会开幕词：“形成了一个思想上大解放的局面，形成一种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空气，是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平等地自由地开展讨论，能把一切伪科学的谬论揭露无遗，同时可以把马克义主义真理昭示天下。这正是我们今天举行五四学术讨论会，强调通过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繁荣社会科学的理由。”周扬在学术讨论上做了学术报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他强调：“当社会发展到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旧思想的枷锁严重阻碍着人们的觉醒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就成为社会政治革命的先导，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他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思想解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中心任务就是彻底破除现代迷信，坚决摆脱新蒙昧主义的束缚，而“科学与民主”则是实现思想解放的最锐利的精神武器。周扬的报告把当时正要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放在历史中进行考察，给出了科学与民主和思想解放的关系的现实理解，这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除以上两个纪念会以外，全国各地在政府、研究机构、高校的组织下以纪念会、座谈会、学术讨论会形式举行纪念“五四”的活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杂志刊登了大量纪念“五四”的文章，这些文章或陈述思想、或评价人物、或回忆历史、或阐发意义、或谈论现实，文章内容尽管多样，但字里行间所表达的对“文革”时期的蒙昧和专制的批判，对国家现实和未来的深深关切，由此显现出时代的呼声：“我们仍然需要科学与民主”（孙叔平.我们仍然需要科学与民主）。
两个具有标志性的纪念会议，分别从政治上和学术上结束了1949年以来只强调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意义而不讲其思想解放的历史传统，这两次纪念会是对思想解放传统的恢复，当然这是和中国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需求相适应的。通过重提科学与民主，有效地利用了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并且为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树立起两面旗帜。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和大量的纪念文章的发表，正是政治上和学术上弘扬“五四”精神的现实展开，起到了传播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1979年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中，社会科学发挥主力作用，这意味着科学与民主精神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相对于以往社会科学领域教条主义研究范式一统天下的历史相比，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转折的开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入社会科学，这和“五四”的科学理念是一致的；用平等、讨论的民主精神来研究社会科学，这同样是五四精神所要求的；社会科学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更为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
通过纪念五四运动，把科学与民主重新确立为文化旗帜，这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中也显示出，科学哲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是如此，在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上同样如此。
张申府与李大钊（还有陈仲甫）在北大共同创办《每周评论》，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时过六十春秋，忆及当年，感悟良多。他言道：“特别使我回忆感想起来的一点，就是今日可说犹在五四运动中。或者还可以说，今日我们国家的情况，就是五四运动的继续，也可以说就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就在五四运动的这个阶段，我们的中心口号，我们主要的标帜，遂就是科学与民主。到了今天（1979年），‘科学与民主’，岂不也就是我们国家今日的中心口号，全国主要的标帜。从根本上来看，或只要肯思索观察，当也可见，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安定我们整个的国家。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团结我们全国的人民，团结我们全国各阶层、各方面的人民。既然如此，显然可见，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促进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早日全部实现，全盘实现。”在他看来，现今科学与民主缺一不可，而且大有益处，“科学与民主，显然可见，同是今日人生社会的必要。没有科学，不能开发一切为美满人生所必要的物能。没有民主又怎能，又怎能动员一切为前进社会所必要的人力”？“而且真正理解了科学与民主的意义，切实广泛地扩充了科学与民主的作用，不但有利于一国，有益于一时，必更可以有裨于认真反帝反霸，有功于全世界的彻底和平、真正和平。这也正是六十年前，认真发动五四运动者之所向往”。张申府之言论，是人生体悟所得，道出了科学与民主对于国家与民族之意义所在。
科学界出现了一些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引领者，他们对科学与民主进行了多角度的诠释和深入思考。于光远把科学与民主视为“文革”付出巨大代价而觉悟到的两个最需要的东西，他说：“我们提倡解放思想，就是主张坚持真理，而真理就是科学的认识。服从真理，也就是服从科学。追求真理，就是主张从事科学研究。研究科学不存在‘过头’的问题。……思想解放也不存在过头的问题。”他强调：“我们的思想解放，还要前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一定要学会思考问题。……要敢于进行伟大的创造性劳动。思想解放要彻底，要审查我们自己的所作、所说是否正确，是否合乎科学，是否合乎真理。所以，思想解放实际上是以最严格的要求来思考问题，对人对己都是如此。”于光远是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意在强调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注重用科学的精神来思考。许良英深入思考了科学与民主的社会功能，他认为科学是直接的生产力，是思想解放的先导。民主与科学密切关联，“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但是，“民主制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是十分陌生的，而在西方它却有较悠久的历史”。“从整个世界历史的现实和趋势来看，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同政治的民主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他强调：“可以说，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制，不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高度的民主，也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化。”“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显然，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和民主是根本，是关键。”
到1989年，正值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经过十年的思想解放，科学界、学术界和思想界都极为重视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发表了大量纪念“五四”的文章。反观历史，这些正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成果反映。科学哲学界当然也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989年3月24日，《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京召开以“民主、科学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邀请北京地区部分专家、学者聚会讨论。出席会议的代表围绕五四运动的遗产、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民主与科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各抒己见。
科学哲学为纪念“五四”而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弘扬显示了科学哲学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的思想解放风格，纵观20世纪80年代，这一风格一以贯之。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环境中，科学哲学承担着科学旗帜的旗手角色，是20世纪80年代科学思潮的直接推动者。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阐发意义也和“五四”一样，就是力图使这些属于科学的内容越出科学范围，使之具有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产生解放思想的社会效应。
20世纪80年代宏伟壮观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上面讨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展开，由此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单位：中科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