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章的标题，是王国维先生的诗句，他的一生堪用他早年的这句诗来形容，学术且有公论，做人更可称道。王国维喜欢把文章与人格联系起来，他这一生也是这样的人。其子学术固然不如其父，然而，王家人一向秉承了他性格中美好的东西。说到“家学”，王国维并未给予子孙太多，然而其人格性情却影响了后代。而今风风雨雨百余载，静安（王国维的字）先生若知他与其后人是以人格和文章并行传世，该是很欣慰的。
当年罗振玉在《时务报》馆给人拜年时，偶然遇见了《时务报》的校对员王国维。当时王国维先生正拿着一本《文选》，斟了绍兴酒，就着花生米看书。罗振玉觉得奇怪，与之攀谈后又看见他为别人撰题的扇面上有诗句云：“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罗振玉于是“大异之”，并极力劝说王国维进入东文学社学习。王国维面露难色，说：“奈何生计。”罗振玉问明王国维当时在《时务报》的工资是每月30元，便让他只管去学习，并在自己组创的《农学报》给他挂了个名，月薪40元。历史上总有这么多的偶然事件，很难说如果没有罗振玉的赏识，彼时的王国维是否能成为而今的静安先生尚不可知，毕竟王国维是个寡淡且不善营生的人。
王国维为人严肃冷峻，一生中几乎没什么娱乐，又是向来不喜与人交游。王国维五十大寿的时候，清华大学给他摆了三桌宴席祝寿，结果别的桌上时时有笑语传来，唯独寿星桌上，人人沉默不语只是吃饭。世上的人事大抵是如此的，八面玲珑之人不可深交，热闹非凡之事难以持久，越是这等朴拙之人，越是深情之辈。
王国维的长相绝对符合“人不可貌相”这句古话，胡适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还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然而，冯友兰眼中的风流人物要符合四个标准：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历代之人，往往得其一二便已经很难得了，如此算下来，几千年来的风流人物倒没几个。但王国维绝对可以算得上其中之一，尤其以“深情”一项最为感人，他以生命诠释之。
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早已逊位，不过受民国政府优待，他仍住在紫禁城内。这一年，王国维受召任南书房行走，去给溥仪教书。“帝师”，这大概是千古读书人的最高荣誉了，王国维一生都以之为莫大的荣耀。王国维感念溥仪的知遇之恩，时时刻刻忠心耿耿。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逼宫时，王国维仍然陪伴溥仪左右，以逼宫及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约为奇耻大辱，甚至邀罗振玉等人欲沉武门御河以报皇恩。不过，幸亏他被家人拦住了。
1924年，清华改办大学，校长曹云祥想要请王国维教书。彼时，溥仪搬出皇宫暂住醇亲王府，王国维侍行左右，便婉拒了曹云祥。此事是胡适帮曹云祥筹备的，王国维婉拒邀请后，也算胡适捏人能捏到软处，又是个诚恳之极的人。胡适便请溥仪的英文老师，又托他请溥仪代为“劝驾”。王国维终于不得不“奉诏”前往清华教书。
王国维待人诚恳，家中大门常打开，无论谁上门求教，都知无不言。有一次，一位学生带了新填的一首词上门求教，王国维看了之后说：“这首词还可以。”于是，便帮他修改，一改便是两个小时，直到晚上九点多。词改好后，这位学生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一起送他，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过桥后他才回去，王国维对他说：“你的眼睛不好，过了桥，路便好走了。”这位学生便是后来的国学大师姜亮夫。
1927年的一天，姜亮夫到王国维家中，王国维对他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在此之前清华大学毕业生宴会上，梁启超讲话说：“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他说完，下面无论师生大都惊慌失色。1927年，谁也看不清以后的形式是怎样的，而且，当时溥仪已明显冷落王国维，作为还留着辫子的公认的遗民，王国维真不知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北伐军。姜亮夫听王国维说完那句话觉得异常，把话告诉了陈寅恪。然而陈寅恪还没来得及去看王国维，第二天傍晚，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他口袋里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大概是深感此生之不如意，忧劳之难消难解。王国维一共有八个孩子，却没有让他们从事学术研究，而是有意将他们指向容易生活的方向。海关、邮政、铁路等都是他几个儿子从事的领域，在王国维看来有一技之长才是好的。
王国维的二子王仲闻，小时候在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读书，每年圣诞都会放假。王仲闻便与几个好友要求学校在孔子生日也放假，学校没理他们。结果孔子生日那天，王仲闻与几个好友便真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贴了个告示，把他们开除了。王国维只得送他学习邮政。所谓虎父无犬子，王仲闻虽然在邮局工作多年，且父亲王国维并未在学术上教给他什么，可王仲闻先生的博闻强识还是让内行人都惊讶。王仲闻的博闻强识，更像是先天有强大的记忆能力，而他又肯下工夫，当时他的记与识鲜有人能比。沈玉成写他有次在背《北征》和《韩碑》，王仲闻先生看到后，说自己早年也背过，不知现在还记不记得。沈玉成想尽管王仲闻家学深厚，毕竟在邮局工作那么多年，早年的功底早已荒废也未可知，心中不服便应允一人一句地给背了。谁知王仲闻先生却全部记得，一句不差。
王仲闻先生在中华书局时曾历时四年与唐圭璋先生一起订补《全宋词》，他倾注全部心力，夜以继日地查证典籍，补充材料，功不可没。然而，《全宋词》出版后却因为出身原因不得署名，王仲闻先生对此却毫不计较。
钱锺书先生是出了名的自负、自许恃才傲物之人，早年读书的时候便不把吴宓等人放在眼里。中华书局将王仲闻先生利用晚上的时间写的一本二十万字的《读词识小》送与钱锺书请他审读，钱锺书读完后的回信中有“这是一部奇书，我自愧不如”这样的话。然而受时局影响，编辑出版工作一拖再拖。1965年，王仲闻先生眼见出版无望，便把稿子要了回去。
王仲闻先生此次书稿出版受阻后，谁也不曾预料以后发生的事情。1968年，王仲闻儿子王庆安回北京探亲，看到王仲闻整日在小屋里写文章，便劝说父亲这些东西再怎么写也不会出版的，王仲闻说：“我不管，将来会有用的。”王庆安走后不久，便有人说王仲闻是身份不明，说他家中那台电子管收音机可以用来发电报。王仲闻当时已年近七十，定然会想起父亲沉湖时留下的那句话，“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他曾两次到颐和园鱼藻轩王国维投湖处，寒塘孤影悲痛欲绝。
李清照当年在金兵南下之前，喜与赵明诚烹茶赌书，某话在某书某页某行，赌胜则先喝茶。纳兰容若后来写诗说：“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此情此景忆之有一丝温馨尚存。当年，王仲闻先生与沈玉成先生对背的《北征》里有句曰：“乾坤含苍夷，忧虞何时毕”，不知他此时是否会想起。
当年罗振玉在《时务报》馆给人拜年时，偶然遇见了《时务报》的校对员王国维。当时王国维先生正拿着一本《文选》，斟了绍兴酒，就着花生米看书。罗振玉觉得奇怪，与之攀谈后又看见他为别人撰题的扇面上有诗句云：“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罗振玉于是“大异之”，并极力劝说王国维进入东文学社学习。王国维面露难色，说：“奈何生计。”罗振玉问明王国维当时在《时务报》的工资是每月30元，便让他只管去学习，并在自己组创的《农学报》给他挂了个名，月薪40元。历史上总有这么多的偶然事件，很难说如果没有罗振玉的赏识，彼时的王国维是否能成为而今的静安先生尚不可知，毕竟王国维是个寡淡且不善营生的人。
王国维为人严肃冷峻，一生中几乎没什么娱乐，又是向来不喜与人交游。王国维五十大寿的时候，清华大学给他摆了三桌宴席祝寿，结果别的桌上时时有笑语传来，唯独寿星桌上，人人沉默不语只是吃饭。世上的人事大抵是如此的，八面玲珑之人不可深交，热闹非凡之事难以持久，越是这等朴拙之人，越是深情之辈。
王国维的长相绝对符合“人不可貌相”这句古话，胡适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还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然而，冯友兰眼中的风流人物要符合四个标准：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历代之人，往往得其一二便已经很难得了，如此算下来，几千年来的风流人物倒没几个。但王国维绝对可以算得上其中之一，尤其以“深情”一项最为感人，他以生命诠释之。
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早已逊位，不过受民国政府优待，他仍住在紫禁城内。这一年，王国维受召任南书房行走，去给溥仪教书。“帝师”，这大概是千古读书人的最高荣誉了，王国维一生都以之为莫大的荣耀。王国维感念溥仪的知遇之恩，时时刻刻忠心耿耿。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逼宫时，王国维仍然陪伴溥仪左右，以逼宫及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约为奇耻大辱，甚至邀罗振玉等人欲沉武门御河以报皇恩。不过，幸亏他被家人拦住了。
1924年，清华改办大学，校长曹云祥想要请王国维教书。彼时，溥仪搬出皇宫暂住醇亲王府，王国维侍行左右，便婉拒了曹云祥。此事是胡适帮曹云祥筹备的，王国维婉拒邀请后，也算胡适捏人能捏到软处，又是个诚恳之极的人。胡适便请溥仪的英文老师，又托他请溥仪代为“劝驾”。王国维终于不得不“奉诏”前往清华教书。
王国维待人诚恳，家中大门常打开，无论谁上门求教，都知无不言。有一次，一位学生带了新填的一首词上门求教，王国维看了之后说：“这首词还可以。”于是，便帮他修改，一改便是两个小时，直到晚上九点多。词改好后，这位学生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一起送他，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过桥后他才回去，王国维对他说：“你的眼睛不好，过了桥，路便好走了。”这位学生便是后来的国学大师姜亮夫。
1927年的一天，姜亮夫到王国维家中，王国维对他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在此之前清华大学毕业生宴会上，梁启超讲话说：“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他说完，下面无论师生大都惊慌失色。1927年，谁也看不清以后的形式是怎样的，而且，当时溥仪已明显冷落王国维，作为还留着辫子的公认的遗民，王国维真不知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北伐军。姜亮夫听王国维说完那句话觉得异常，把话告诉了陈寅恪。然而陈寅恪还没来得及去看王国维，第二天傍晚，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他口袋里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大概是深感此生之不如意，忧劳之难消难解。王国维一共有八个孩子，却没有让他们从事学术研究，而是有意将他们指向容易生活的方向。海关、邮政、铁路等都是他几个儿子从事的领域，在王国维看来有一技之长才是好的。
王国维的二子王仲闻，小时候在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读书，每年圣诞都会放假。王仲闻便与几个好友要求学校在孔子生日也放假，学校没理他们。结果孔子生日那天，王仲闻与几个好友便真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贴了个告示，把他们开除了。王国维只得送他学习邮政。所谓虎父无犬子，王仲闻虽然在邮局工作多年，且父亲王国维并未在学术上教给他什么，可王仲闻先生的博闻强识还是让内行人都惊讶。王仲闻的博闻强识，更像是先天有强大的记忆能力，而他又肯下工夫，当时他的记与识鲜有人能比。沈玉成写他有次在背《北征》和《韩碑》，王仲闻先生看到后，说自己早年也背过，不知现在还记不记得。沈玉成想尽管王仲闻家学深厚，毕竟在邮局工作那么多年，早年的功底早已荒废也未可知，心中不服便应允一人一句地给背了。谁知王仲闻先生却全部记得，一句不差。
王仲闻先生在中华书局时曾历时四年与唐圭璋先生一起订补《全宋词》，他倾注全部心力，夜以继日地查证典籍，补充材料，功不可没。然而，《全宋词》出版后却因为出身原因不得署名，王仲闻先生对此却毫不计较。
钱锺书先生是出了名的自负、自许恃才傲物之人，早年读书的时候便不把吴宓等人放在眼里。中华书局将王仲闻先生利用晚上的时间写的一本二十万字的《读词识小》送与钱锺书请他审读，钱锺书读完后的回信中有“这是一部奇书，我自愧不如”这样的话。然而受时局影响，编辑出版工作一拖再拖。1965年，王仲闻先生眼见出版无望，便把稿子要了回去。
王仲闻先生此次书稿出版受阻后，谁也不曾预料以后发生的事情。1968年，王仲闻儿子王庆安回北京探亲，看到王仲闻整日在小屋里写文章，便劝说父亲这些东西再怎么写也不会出版的，王仲闻说：“我不管，将来会有用的。”王庆安走后不久，便有人说王仲闻是身份不明，说他家中那台电子管收音机可以用来发电报。王仲闻当时已年近七十，定然会想起父亲沉湖时留下的那句话，“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他曾两次到颐和园鱼藻轩王国维投湖处，寒塘孤影悲痛欲绝。
李清照当年在金兵南下之前，喜与赵明诚烹茶赌书，某话在某书某页某行，赌胜则先喝茶。纳兰容若后来写诗说：“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此情此景忆之有一丝温馨尚存。当年，王仲闻先生与沈玉成先生对背的《北征》里有句曰：“乾坤含苍夷，忧虞何时毕”，不知他此时是否会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