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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两份重要文件拉开了中国大学冲刺世界一流的大幕。此后，相关部门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名单，中国大学被赋予了更加具体的使命。
阎凤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组成员、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为透析“双一流”建设中中国高校的制度建设，本刊对阎凤桥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需根据高等教育实际，针对具体的评价内容，选择和设计有效的评价形式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阎凤桥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双一流”建设中，您如何看待第三方评价，第三方评价需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阎凤桥：在高等教育评价中，有所谓第三方评价的做法，它是相对于第一方评价和第二方评价而言的。第一方评价是指大学的自我评价，第二方评价是指政府部门对于大学的评价，而第三方评价是指大学和政府之外的机构对大学的评价。每一方评价都有特定的功能，当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当前，之所以强调第三方评价，是因为第一方和第二方作为当事者在评价的公允性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我国提倡第三方评价，还包含着减少政府对于大学的直接干预、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特别含义。
从现实层面看，大学的第三方评价方式被一些国家所采用。例如，英国为避免政府对于大学自治的干预，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广泛设立了第三方机构，即所谓的“中间组织”（intermediary body），包括高等教育经费拨款机构，也包括质量保障机构。英国的中间组织最初主要由来自大学的学术人员组成，20世纪80年代后又增加了工商业界的人士，旨在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第三方机构也被形象地称为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器”（buffer）。第三方评价在美国表现为区域性的认证，六个区域性的认证组织都是民间机构，负责本区域内学校办学状况的认证。“认证”（accreditation）与“评价”（evaluation）有所不同：前者更多是学校自愿申请参加，而不是强迫进行的；开展认证的标准是大学自己确立的发展目标，而不是其他组织确定的外在标准；认证的目的是促进大学的发展，而不是相互比较。认证被认为是美国大学形成多样化办学特色的制度保障。第三方评价在英美国家的实行，与这些国家大学的发展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学建立之初就带有“行会”（或称“基尔特”）的属性，即行会成员自我管理的自律性特点。后来，英美国家出现了较多的世界水平的大学，其大学评价制度被认为是成功的保证，于是英美国家的大学评价制度也被其他国家认可和模仿。当然，其他国家模仿英美国家的第三方评价制度的效果不尽相同，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虽名为第三方评价，实质还是政府主导的评价。我们要在了解高等教育发展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形，针对具体的评价内容，选择和设计有效的评价形式，促进世界水平大学和学科的建设。
二、“双一流”建设需注意效益性、公平性、良性竞争机制、去功利性和制度建设
《世界教育信息》：“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配备了包括资金在内的大量资源。您认为在资源运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阎凤桥：“双一流”建设伴随着大量办学资源的投入，办学资源投入是提高办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必要条件，我们要设法使用好宝贵的办学资源，使其发挥应有的效益。为此，我有如下几点考虑。
第一，追求效益性。与其他行业一样，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也要遵循效益性的原则，使资源配置尽可能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大学是“成本最大化”的组织，其对资源的需求量是无限的，而且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竞争性，这就使效益原则的实施具有一定难度。加强经费的预算管理，是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基础。目前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与外部的不合理约束有一定的关系。大学是人才密集型组织，因此应该放宽在人员经费使用上的限制，将更多的经费配置在人员方面。
第二，关注公平性。在教育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当有限的办学资源向某一层次和某一类型学校倾斜时，就意味着其他层次和类型学校所获资源的减少。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国高等教育采取了非均衡性的发展策略，各种重点建设项目的推进扩大了高校之间的投入差距，也相应地扩大了高校在办学条件和水平方面的差距，存在着有些学校办学资源紧缺、另外一些学校办学经费充裕甚至浪费的情况。随着地方性的“双一流”建设项目的推进，高等教育省际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水平差距的扩大，使得高考竞争愈加激烈，从而波及到基础教育阶段。同时，非均衡的高等教育发展态势，还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及其社会分层状况。对此，我们要予以高度关注，统筹考虑，兼顾教育投入的效率和公平。
第三，建立良性竞争机制。与之前的高等教育建设项目相比，“双一流”建设特别注重动态性，力图避免出现资助学校固化的局面，体现优胜劣汰，办学绩效好的学校和学科可以补充上去，办学不好的學校和学科可以撤下来。这个设想虽好，但是实行起来并不简单，因为学术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学术具有内隐性和长期性，其效果难以通过外显的指标衡量，也难以在短期内显现出来。另外，如果要实现“双一流”项目学校和学科“能上能下”的机制，就意味着对于某些学校和学科而言，经费将出现较大的波动，不利于办学质量的提升。
第四，避免功利性。从国家角度看，高等教育建设非短期之功，不能过于急功近利，要作为长期事业来考虑。从学校角度看，要注意避免恶性竞争。现在有些学校为了声誉、评价结果和能不能进入项目而不惜代价争夺人才，有头衔人才的薪酬价码和待遇不断攀升，已经超出合理的限度，变成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十分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从学术生产的特殊性着眼，努力实现内涵式发展。 第五，加强制度建设。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些高校的办学经费甚至超过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在资源供给相對充分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浪费现象和马太效应，也容易忽视制度建设。从长远看，我们要居安思危，意识到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投入过舒服日子的状况不会持久。
三、一流学科建设需注意理论性与应用性、学科性和跨学科性、教学和科研、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世界教育信息》：学科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您认为要把学科建好，需要围绕哪些方面开展工作？
阎凤桥：现代大学建立在学科基础之上，因此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不存在一流学科缺位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离开一流大学也难以为继。与“211工程”和“985工程”相比，将一流学科作为“双一流”建设项目内容之一，有利于学校实施重点领域优先发展的策略和办学特色的形成。为了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当大学在欧洲中世纪建立之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细致的学科划分和完整的学科体系，除了医学、法律、神学三个与特定职业相关的学科之外，其他教学内容被所谓的“艺学”（arts）所涵盖。学术生产同样遵循劳动分工的原则，学术的进步伴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分。到20世纪中期，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包括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专业性知识领域在内的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从那时开始，学术发展在继续沿着分化路径发展的同时，也朝着综合方向发展。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已经超越单一学科范围，要求多学科协同进行，例如环境问题、海洋问题、空间问题、区域问题、健康问题、性别问题等，于是交叉学科、学科边缘、跨学科等新形式成为学术发展新的增长点。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从19世纪末开始，受到业已形成的西方学科制度的影响，逐步建立了包括中学和西学在内的学科体系。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西方国家的学科发展是沿着自发路径进行的，大学内部的学科设置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而我们国家学科的发展是按照人为设定的学科体系进行的，学校在设立学科时，通常要在国家指定的学科目录范围内进行选择，这种方式在注重学科规范性的同时却限制了学科的灵活性。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推进学科发展时，都要面对和处理好下面几对关系。
一是理论性与应用性。根据学科的特点，可以将学科划分为理论性强的学科和应用性强的学科。应用性强的学科与社会的联系紧密，容易从市场获得资源；相反，理论性强的学科不容易从市场中获得回报，因此需要通过公共财政的方式提供资源。另外，对于人文学科关注不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种偏向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更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应该得到纠正。如何处理好不同学科之间在发展优先次序方面的关系，是所有大学都会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对此没有一定之规，需要管理者用一种包容的态度，营造一种“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学术氛围，当然学校也可以采取“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学科倾斜发展策略。
二是学科性和跨学科性。虽然我们说跨学科合作往往容易做出创新的研究成果，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但是现有的科学评价体系更有利于常规学科的发展，从而会抑制跨学科的发展。如何建立促进新兴学科和跨学科发展的有效机制，也是国际学术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三是学科活动的组织形式。任何学科机构都承担着教学和研究两重使命，而教学和研究活动在大学中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完成的。因此，如何有效地组织教学和研究活动，特别是处理好教学和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术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教学活动以系为单位来完成，研究活动通过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来完成，于是在大学内部形成系与研究所（中心）两维的矩阵结构。这是现代大学满足学科双重使命的基本组织形式。最近一段时期，在国内外大学中探索和形成了围绕研究问题而建立的动态组织形式，其中首席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PI）制度就是一种具体形式。在有些大学里，取消了以往的“系”（department）的建制，设立各种综合性的“项目”（program）。
四是在教学形式上，存在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种不同的侧重。许多国外高等教育系统，在专业教育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一些综合性的大学和文理学院仍然保留通识教育的内容。国内高校受苏联教学模式的影响，专业性很强，专业划分很细，现在也在朝着通识教育方向转变，一些综合性大学在这方面发挥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但是，教学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历时很长，效果尚不明显，既受到过去专业划分过细和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也受到学生就业需求实用性的影响。
四、短期内传统民办大学难以跻身“双一流”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有一批民办大学，也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您认为这些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阎凤桥：从大学的办学体制看，存在着公立和私立两种形式。在不同的国家，公私立大学所占的比重不同，地位也不同。在多数国家中，公立大学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私立大学。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其私立大学独领风骚，一些优秀的私立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据领导地位。中国民办大学仅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已经颇具规模，在民办大学学习的学生约占全部高等教育在学人数的1/5。在规模增长的同时，我国民办大学的办学质量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有资格培养研究生的学校行列，在某些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办学特色。但是，从总体上看，民办大学距“双一流”建设目标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可以预计到的未来，传统的民办大学难以跻身“双一流”的行列。正在筹建中的西湖大学受到社会的关注，因为高端人才参与了其筹建，西湖大学是否可以异军突起，成为民办大学中的佼佼者，我们拭目以待。中外合作举办的大学虽然归为民办性质，但是中方合作主体主要是公立大学，国外的合作者多是声誉较好的公立或私立大学，其发展起点、条件要好于其他民办大学，但是规模比较小。简而言之，民办大学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了20%左右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目标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是节省了公共教育开支，有利于政府将办学经费投向公立大学，改善公立大学的办学条件，提高其办学水平；三是民办大学体制本身具有创新性，民办大学举办者多具有企业家的特质，公办和民办高校并存，有利于形成一种竞争性的办学格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普通公立大学的进步；四是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培养实用型人才。 五、组织和制度建设是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所在
《世界教育信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双一流”建设中两颗最为耀眼的明星。请您谈一谈北京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做法。
阎凤桥：对于北京大学的做法，我很难介绍得详细而准确。一来因为本人没有参与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方案的设计，二来因为这项活动刚刚开始，且是过去改革和发展的延续，可以说北京大学采取了连续和渐进式的发展模式，边摸索，边发展，做法及其效果还没有能够充分呈现出来。因此，这里只能谈一谈个人的几点观察和感受。
第一，北京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大学，建立120年来，她一直秉承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不断追求学术卓越和社会担当。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由他创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既体现了我国道家的思想，也是西方大学理念的反映，是中西思想的不谋而合，奠定了北京大学进步的基础。陈平原说，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是有故事可讲的，这是文化凝聚力的体现，为此，他编辑了《老北京大学的故事》《北京大学旧事》等书籍。我1995年到北京大学读书时，通过阅读《精神的魅力》和其他资料，了解了北京大学前90年发展历史的点滴。1998年毕业那年，我正好赶上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学校编辑了《精神的魅力》的续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北京大学领导和师生们对于各种政策都有自己独到的解读，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比如有些教师游离于科研资助和评价体系之外，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这样看，北京大学不正是组织社会学中描述的“松散耦合系统”有效地将外部的冲击力转化为动力吗？今年是北京大学120年校庆，学校开启了“讲述”故事的系列活动，也将会继续谱写和传承《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提出了“守正创新，引领未来”的口号，努力在这片前人培植的沃土上，再经过几代北京大学人的努力，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第二，人才是发展的关键。林建华校长在学校大会上指出，办一所伟大大学的关键在于人才，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近悦远来”，既要吸引世界优秀的人才，也要使现有教师工作得愉悦而舒心，教师与优秀的学子在一起，共同探讨，追求真理，创新学术。做到这一点，建设伟大大学的目标就实现了。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将人的境界分为四种由低而高的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作为优秀的学者，其人生境界要达到道德境界甚至天地境界，只有具备崇高境界的人，才能成为大师，才能做出大学问。学者具有特立独行的一面，对于世界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人云亦云。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二十年，对此深有体会。去年，邓小南在“讲述”活动中说，北京大学的人文社科应该做到“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北京大学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辉煌，在于有大師，她今后是否可以走向新的辉煌，也在于是否拥有大师。
第三，如何将远大的理想落到实处呢？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和制度形式，才能将思想变为行动。组织和制度建设也许并不比弘扬思想容易。记得我刚工作时，似乎北京大学还没有提前公布的校历，入学、毕业及其他活动时间安排都是即时的，教学活动很散漫，课程成绩有时要在课程结束后很长时间才能给出。其他行政系统的运行也大同小异，给人留下办事效率低的印象。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一个有序和正式化程度高的北京大学取代了过去散漫的北京大学。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科体系的拓展、人员构成的多元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其组织治理形式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北京大学正在进行组织和制度建设，制定了大学章程及其规章系统，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和其他学术机构，构建现代学科组织体系，改革教师人事制度，完善财务预算体系，搭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平台。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在制度约束与人的活动惯性之间、学术与行政之间、个性与集体之间出现张力和摩擦。举一个例子，在若干年之前，学校在文科发展中提出“大船”战略，希望改变过去学者独立的研究方式，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开展一些大型研究，取得更加瞩目的成果，除了在少数方面有所收效外，推行面极其有限，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在我看来，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目标是否可以顺利实现，组织和制度建设是关键所在。
阎凤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组成员、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为透析“双一流”建设中中国高校的制度建设，本刊对阎凤桥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需根据高等教育实际，针对具体的评价内容，选择和设计有效的评价形式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阎凤桥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双一流”建设中，您如何看待第三方评价，第三方评价需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阎凤桥：在高等教育评价中，有所谓第三方评价的做法，它是相对于第一方评价和第二方评价而言的。第一方评价是指大学的自我评价，第二方评价是指政府部门对于大学的评价，而第三方评价是指大学和政府之外的机构对大学的评价。每一方评价都有特定的功能，当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当前，之所以强调第三方评价，是因为第一方和第二方作为当事者在评价的公允性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我国提倡第三方评价，还包含着减少政府对于大学的直接干预、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特别含义。
从现实层面看，大学的第三方评价方式被一些国家所采用。例如，英国为避免政府对于大学自治的干预，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广泛设立了第三方机构，即所谓的“中间组织”（intermediary body），包括高等教育经费拨款机构，也包括质量保障机构。英国的中间组织最初主要由来自大学的学术人员组成，20世纪80年代后又增加了工商业界的人士，旨在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第三方机构也被形象地称为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器”（buffer）。第三方评价在美国表现为区域性的认证，六个区域性的认证组织都是民间机构，负责本区域内学校办学状况的认证。“认证”（accreditation）与“评价”（evaluation）有所不同：前者更多是学校自愿申请参加，而不是强迫进行的；开展认证的标准是大学自己确立的发展目标，而不是其他组织确定的外在标准；认证的目的是促进大学的发展，而不是相互比较。认证被认为是美国大学形成多样化办学特色的制度保障。第三方评价在英美国家的实行，与这些国家大学的发展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学建立之初就带有“行会”（或称“基尔特”）的属性，即行会成员自我管理的自律性特点。后来，英美国家出现了较多的世界水平的大学，其大学评价制度被认为是成功的保证，于是英美国家的大学评价制度也被其他国家认可和模仿。当然，其他国家模仿英美国家的第三方评价制度的效果不尽相同，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虽名为第三方评价，实质还是政府主导的评价。我们要在了解高等教育发展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形，针对具体的评价内容，选择和设计有效的评价形式，促进世界水平大学和学科的建设。
二、“双一流”建设需注意效益性、公平性、良性竞争机制、去功利性和制度建设
《世界教育信息》：“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配备了包括资金在内的大量资源。您认为在资源运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阎凤桥：“双一流”建设伴随着大量办学资源的投入，办学资源投入是提高办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必要条件，我们要设法使用好宝贵的办学资源，使其发挥应有的效益。为此，我有如下几点考虑。
第一，追求效益性。与其他行业一样，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也要遵循效益性的原则，使资源配置尽可能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大学是“成本最大化”的组织，其对资源的需求量是无限的，而且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竞争性，这就使效益原则的实施具有一定难度。加强经费的预算管理，是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基础。目前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与外部的不合理约束有一定的关系。大学是人才密集型组织，因此应该放宽在人员经费使用上的限制，将更多的经费配置在人员方面。
第二，关注公平性。在教育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当有限的办学资源向某一层次和某一类型学校倾斜时，就意味着其他层次和类型学校所获资源的减少。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国高等教育采取了非均衡性的发展策略，各种重点建设项目的推进扩大了高校之间的投入差距，也相应地扩大了高校在办学条件和水平方面的差距，存在着有些学校办学资源紧缺、另外一些学校办学经费充裕甚至浪费的情况。随着地方性的“双一流”建设项目的推进，高等教育省际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水平差距的扩大，使得高考竞争愈加激烈，从而波及到基础教育阶段。同时，非均衡的高等教育发展态势，还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及其社会分层状况。对此，我们要予以高度关注，统筹考虑，兼顾教育投入的效率和公平。
第三，建立良性竞争机制。与之前的高等教育建设项目相比，“双一流”建设特别注重动态性，力图避免出现资助学校固化的局面，体现优胜劣汰，办学绩效好的学校和学科可以补充上去，办学不好的學校和学科可以撤下来。这个设想虽好，但是实行起来并不简单，因为学术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学术具有内隐性和长期性，其效果难以通过外显的指标衡量，也难以在短期内显现出来。另外，如果要实现“双一流”项目学校和学科“能上能下”的机制，就意味着对于某些学校和学科而言，经费将出现较大的波动，不利于办学质量的提升。
第四，避免功利性。从国家角度看，高等教育建设非短期之功，不能过于急功近利，要作为长期事业来考虑。从学校角度看，要注意避免恶性竞争。现在有些学校为了声誉、评价结果和能不能进入项目而不惜代价争夺人才，有头衔人才的薪酬价码和待遇不断攀升，已经超出合理的限度，变成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十分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从学术生产的特殊性着眼，努力实现内涵式发展。 第五，加强制度建设。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些高校的办学经费甚至超过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在资源供给相對充分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浪费现象和马太效应，也容易忽视制度建设。从长远看，我们要居安思危，意识到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投入过舒服日子的状况不会持久。
三、一流学科建设需注意理论性与应用性、学科性和跨学科性、教学和科研、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世界教育信息》：学科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您认为要把学科建好，需要围绕哪些方面开展工作？
阎凤桥：现代大学建立在学科基础之上，因此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不存在一流学科缺位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离开一流大学也难以为继。与“211工程”和“985工程”相比，将一流学科作为“双一流”建设项目内容之一，有利于学校实施重点领域优先发展的策略和办学特色的形成。为了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当大学在欧洲中世纪建立之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细致的学科划分和完整的学科体系，除了医学、法律、神学三个与特定职业相关的学科之外，其他教学内容被所谓的“艺学”（arts）所涵盖。学术生产同样遵循劳动分工的原则，学术的进步伴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分。到20世纪中期，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包括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专业性知识领域在内的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从那时开始，学术发展在继续沿着分化路径发展的同时，也朝着综合方向发展。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已经超越单一学科范围，要求多学科协同进行，例如环境问题、海洋问题、空间问题、区域问题、健康问题、性别问题等，于是交叉学科、学科边缘、跨学科等新形式成为学术发展新的增长点。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从19世纪末开始，受到业已形成的西方学科制度的影响，逐步建立了包括中学和西学在内的学科体系。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西方国家的学科发展是沿着自发路径进行的，大学内部的学科设置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而我们国家学科的发展是按照人为设定的学科体系进行的，学校在设立学科时，通常要在国家指定的学科目录范围内进行选择，这种方式在注重学科规范性的同时却限制了学科的灵活性。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推进学科发展时，都要面对和处理好下面几对关系。
一是理论性与应用性。根据学科的特点，可以将学科划分为理论性强的学科和应用性强的学科。应用性强的学科与社会的联系紧密，容易从市场获得资源；相反，理论性强的学科不容易从市场中获得回报，因此需要通过公共财政的方式提供资源。另外，对于人文学科关注不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种偏向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更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应该得到纠正。如何处理好不同学科之间在发展优先次序方面的关系，是所有大学都会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对此没有一定之规，需要管理者用一种包容的态度，营造一种“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学术氛围，当然学校也可以采取“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学科倾斜发展策略。
二是学科性和跨学科性。虽然我们说跨学科合作往往容易做出创新的研究成果，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但是现有的科学评价体系更有利于常规学科的发展，从而会抑制跨学科的发展。如何建立促进新兴学科和跨学科发展的有效机制，也是国际学术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三是学科活动的组织形式。任何学科机构都承担着教学和研究两重使命，而教学和研究活动在大学中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完成的。因此，如何有效地组织教学和研究活动，特别是处理好教学和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术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教学活动以系为单位来完成，研究活动通过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来完成，于是在大学内部形成系与研究所（中心）两维的矩阵结构。这是现代大学满足学科双重使命的基本组织形式。最近一段时期，在国内外大学中探索和形成了围绕研究问题而建立的动态组织形式，其中首席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PI）制度就是一种具体形式。在有些大学里，取消了以往的“系”（department）的建制，设立各种综合性的“项目”（program）。
四是在教学形式上，存在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种不同的侧重。许多国外高等教育系统，在专业教育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一些综合性的大学和文理学院仍然保留通识教育的内容。国内高校受苏联教学模式的影响，专业性很强，专业划分很细，现在也在朝着通识教育方向转变，一些综合性大学在这方面发挥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但是，教学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历时很长，效果尚不明显，既受到过去专业划分过细和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也受到学生就业需求实用性的影响。
四、短期内传统民办大学难以跻身“双一流”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有一批民办大学，也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您认为这些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阎凤桥：从大学的办学体制看，存在着公立和私立两种形式。在不同的国家，公私立大学所占的比重不同，地位也不同。在多数国家中，公立大学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私立大学。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其私立大学独领风骚，一些优秀的私立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据领导地位。中国民办大学仅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已经颇具规模，在民办大学学习的学生约占全部高等教育在学人数的1/5。在规模增长的同时，我国民办大学的办学质量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有资格培养研究生的学校行列，在某些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办学特色。但是，从总体上看，民办大学距“双一流”建设目标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可以预计到的未来，传统的民办大学难以跻身“双一流”的行列。正在筹建中的西湖大学受到社会的关注，因为高端人才参与了其筹建，西湖大学是否可以异军突起，成为民办大学中的佼佼者，我们拭目以待。中外合作举办的大学虽然归为民办性质，但是中方合作主体主要是公立大学，国外的合作者多是声誉较好的公立或私立大学，其发展起点、条件要好于其他民办大学，但是规模比较小。简而言之，民办大学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了20%左右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目标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是节省了公共教育开支，有利于政府将办学经费投向公立大学，改善公立大学的办学条件，提高其办学水平；三是民办大学体制本身具有创新性，民办大学举办者多具有企业家的特质，公办和民办高校并存，有利于形成一种竞争性的办学格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普通公立大学的进步；四是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培养实用型人才。 五、组织和制度建设是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所在
《世界教育信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双一流”建设中两颗最为耀眼的明星。请您谈一谈北京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做法。
阎凤桥：对于北京大学的做法，我很难介绍得详细而准确。一来因为本人没有参与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方案的设计，二来因为这项活动刚刚开始，且是过去改革和发展的延续，可以说北京大学采取了连续和渐进式的发展模式，边摸索，边发展，做法及其效果还没有能够充分呈现出来。因此，这里只能谈一谈个人的几点观察和感受。
第一，北京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大学，建立120年来，她一直秉承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不断追求学术卓越和社会担当。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由他创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既体现了我国道家的思想，也是西方大学理念的反映，是中西思想的不谋而合，奠定了北京大学进步的基础。陈平原说，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是有故事可讲的，这是文化凝聚力的体现，为此，他编辑了《老北京大学的故事》《北京大学旧事》等书籍。我1995年到北京大学读书时，通过阅读《精神的魅力》和其他资料，了解了北京大学前90年发展历史的点滴。1998年毕业那年，我正好赶上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学校编辑了《精神的魅力》的续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北京大学领导和师生们对于各种政策都有自己独到的解读，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比如有些教师游离于科研资助和评价体系之外，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这样看，北京大学不正是组织社会学中描述的“松散耦合系统”有效地将外部的冲击力转化为动力吗？今年是北京大学120年校庆，学校开启了“讲述”故事的系列活动，也将会继续谱写和传承《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提出了“守正创新，引领未来”的口号，努力在这片前人培植的沃土上，再经过几代北京大学人的努力，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第二，人才是发展的关键。林建华校长在学校大会上指出，办一所伟大大学的关键在于人才，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近悦远来”，既要吸引世界优秀的人才，也要使现有教师工作得愉悦而舒心，教师与优秀的学子在一起，共同探讨，追求真理，创新学术。做到这一点，建设伟大大学的目标就实现了。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将人的境界分为四种由低而高的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作为优秀的学者，其人生境界要达到道德境界甚至天地境界，只有具备崇高境界的人，才能成为大师，才能做出大学问。学者具有特立独行的一面，对于世界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人云亦云。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二十年，对此深有体会。去年，邓小南在“讲述”活动中说，北京大学的人文社科应该做到“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北京大学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辉煌，在于有大師，她今后是否可以走向新的辉煌，也在于是否拥有大师。
第三，如何将远大的理想落到实处呢？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和制度形式，才能将思想变为行动。组织和制度建设也许并不比弘扬思想容易。记得我刚工作时，似乎北京大学还没有提前公布的校历，入学、毕业及其他活动时间安排都是即时的，教学活动很散漫，课程成绩有时要在课程结束后很长时间才能给出。其他行政系统的运行也大同小异，给人留下办事效率低的印象。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一个有序和正式化程度高的北京大学取代了过去散漫的北京大学。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科体系的拓展、人员构成的多元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其组织治理形式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北京大学正在进行组织和制度建设，制定了大学章程及其规章系统，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和其他学术机构，构建现代学科组织体系，改革教师人事制度，完善财务预算体系，搭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平台。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在制度约束与人的活动惯性之间、学术与行政之间、个性与集体之间出现张力和摩擦。举一个例子，在若干年之前，学校在文科发展中提出“大船”战略，希望改变过去学者独立的研究方式，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开展一些大型研究，取得更加瞩目的成果，除了在少数方面有所收效外，推行面极其有限，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在我看来，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目标是否可以顺利实现，组织和制度建设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