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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族企业（主要指公司类家族企业，不包括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虽然大多数已经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家族企业在公司制的外衣下，仍然保留着较为明显的家族制管理特征。随着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这一现象对于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改革和完善公司制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规制，已成为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向规范化、科学化的现代公司治理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一、引进独立董事制度，进一步优化董事会决策机制
由于家族企业通常是通过控制董事会来实现家族意志，因此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对家族企业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意味着要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增加其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影响和监督。由于目前家族企业大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而《公司法》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并没有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所以这些公司制的家族企业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独立董事制度的条款（如选拔条件、任职年限、责任和义务等），甚至在特殊的情况下，通过公司章程赋予独立董事以人事任免、战略投资的特殊权利。这也是作为一项公司制度将来应当在《公司法》中加以明确的内容。同时，家族企业还应该根据《公司法》的精神，针对企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建立相对合理的董事会决策制度，即在明确了股权占有以后，在议事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现代企业董事会议事的通行做法，逐步减少家长专断或家族为主论资排辈的现象。
二、引进外部监事制度，强化企业监督功能
处于发展阶段的家族企业不论是否上市公司，不仅需要有完善的内部监督、制衡、激励机制，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市场的力量对公司及其经营者的行为加以制衡和规范。实践中，一方面大多数家族企业监事会成员来自家族内部或管理层，监事会形同虚设，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和引进外部监事制度，改变家族企业监事会的构成，真正发挥监事会对家族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尽管家族企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其在企业治理中的优势，但是，家族企业发展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如同国有股表现出来的“一股独大”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一样，家族企业的发展也应当建立外部监事制度，强化企业监督功能。尽管现行《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中应当有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但是，由于职工代表在家族企业中的身份所限,使其不可能真正发挥监督者的作用，因此，在监事会中有必要引进外部专业人士，并在将来修订《公司法》时有所体现。
三、建造科学的股权结构模式，实现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
目前股权集中是中国家族式企业治理的典型特征之一，而股权多元化、公众化就会克服这种因股权高度集中所带来的弊端，使企业在适当的时机走向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迅速壮大和扩张，同时形成持有人之间的既相互监督又相互支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并避免董事长个人过分作为和决策上的随意性，增加决策的合理性、有效性、科学性，从而做到吸引人才，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在企业实行股权多元化、公众化的同时，还需要有控股股东，使董事会的治理活动在最大程度上体现股东的意志和利益，使监控作用真正得到有效发挥，以防止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和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所以，《公司法》在将来的修改中也应当对此予以明确。但是，对于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来说，过于集中的产权制度有可能导致决策的盲目性，再好的制衡机制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家族制企业在迈向公司制的过程中，应做好股权的逐步分散化。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目前，许多家族企业遇到了分权的难题，一方面，企业的发展需要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因为创业者自身的管理能力已经跟不上企业的发展，急需优秀的专业管理人员进入企业；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缺乏竞争性的外部市场以有效地监督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和懈怠，相当多的经理人员并没有给企业带来较之于创业者自己经营更高的效率，因此，一些家族企业在大失所望后，又重新合并二权，如沈阳飞龙集团。即便在已经上市的50个家族性公司中，有16%的企业两职仍然完全兼任，总经理也是公司的董事长；66%的企业两职部分分离，即总经理在董事会担任副董事长或董事职务，参与公司的决策过程；另外18%的企业两职完全分离，总经理没有在董事会担任任何职务。但是，家族企业不能因为两权分离后所带来的高昂的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而改变管理模式变革的方向。家族企业应该认识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企业发展的潮流。两权分离意味着企业的决策功能和风险承担功能事实上发生了分离，因此，有必要在《公司法》中增加或在专门的立法中制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制约措施以及激励措施，促使经理人员能够做出既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又符合所有者目标的选择，从而使中国家族企业在进行有效的两权分离时树立足够的信心。
四、建立股票期权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
从外国的实践来看，股票期权制度的实施，确实起到了协调股东利益与管理层利益，弱化股东与管理者利益间的冲突，促进公司管理层行为趋向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作用。但是，股权激励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只有进行专门的法律制度设计并建立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才能使其顺利实施。就我国目前而言，完善职业经理人的股权激励机制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第一，构建股权激励法律体系。也就是除在公司法中增加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的相关条款之外，应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公司股权激励法》。第二，解决股权激励的股权来源问题。即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增加关于库存股票或股份的规定。具体做法是在现行法定资本制度的基础上，参照英美法系国家的授权资本制度，允许公司在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时改变资本状况；同时，允许公司在发行新股时可以预留一部分股份，作为未来经理人员认购股权时的股权来源。第三，解决股权激励的股权变现问题。即《公司法》应当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任职期间的股份可根据协议分期少量出售变现；正常离职或退休的可以根据协议转让。第四，在贷款政策、税收法律法规等方面，为经理人员认购股权提供充分支持。当然，由于我国国情特殊和政策法规不完善，特别是上市家族企业还很少，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期权制度不仅有困难，而且也不合理。因此，家族企业可以结合我国国情和企业实际情况，对股票期权制度作一定程度的调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股权制。实践证明，让经营者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分配是强化企业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有效途径之一。
总之，对于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而言，笔者认为应当在充分考虑目前资本市场、经济水平、企业发展现状等要素的基础上，对家族企业治理的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制度环境由多项具体的制度或制度安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组成，某一项制度所处的制度环境内的各项具体制度或制度安排可称为该项制度的配套制度。制度或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联系在于一项制度的实效与其所处的制度息息相关，这一原理意味着我们在专注于一项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同时也要关注其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协调。”也就是说，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借鉴外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先进经验，优化家族企业内部规制，还需要外部治理环境等一系列制度的密切配合。
一、引进独立董事制度，进一步优化董事会决策机制
由于家族企业通常是通过控制董事会来实现家族意志，因此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对家族企业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意味着要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增加其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影响和监督。由于目前家族企业大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而《公司法》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并没有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所以这些公司制的家族企业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独立董事制度的条款（如选拔条件、任职年限、责任和义务等），甚至在特殊的情况下，通过公司章程赋予独立董事以人事任免、战略投资的特殊权利。这也是作为一项公司制度将来应当在《公司法》中加以明确的内容。同时，家族企业还应该根据《公司法》的精神，针对企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建立相对合理的董事会决策制度，即在明确了股权占有以后，在议事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现代企业董事会议事的通行做法，逐步减少家长专断或家族为主论资排辈的现象。
二、引进外部监事制度，强化企业监督功能
处于发展阶段的家族企业不论是否上市公司，不仅需要有完善的内部监督、制衡、激励机制，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市场的力量对公司及其经营者的行为加以制衡和规范。实践中，一方面大多数家族企业监事会成员来自家族内部或管理层，监事会形同虚设，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和引进外部监事制度，改变家族企业监事会的构成，真正发挥监事会对家族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尽管家族企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其在企业治理中的优势，但是，家族企业发展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如同国有股表现出来的“一股独大”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一样，家族企业的发展也应当建立外部监事制度，强化企业监督功能。尽管现行《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中应当有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但是，由于职工代表在家族企业中的身份所限,使其不可能真正发挥监督者的作用，因此，在监事会中有必要引进外部专业人士，并在将来修订《公司法》时有所体现。
三、建造科学的股权结构模式，实现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
目前股权集中是中国家族式企业治理的典型特征之一，而股权多元化、公众化就会克服这种因股权高度集中所带来的弊端，使企业在适当的时机走向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迅速壮大和扩张，同时形成持有人之间的既相互监督又相互支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并避免董事长个人过分作为和决策上的随意性，增加决策的合理性、有效性、科学性，从而做到吸引人才，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在企业实行股权多元化、公众化的同时，还需要有控股股东，使董事会的治理活动在最大程度上体现股东的意志和利益，使监控作用真正得到有效发挥，以防止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和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所以，《公司法》在将来的修改中也应当对此予以明确。但是，对于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来说，过于集中的产权制度有可能导致决策的盲目性，再好的制衡机制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家族制企业在迈向公司制的过程中，应做好股权的逐步分散化。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目前，许多家族企业遇到了分权的难题，一方面，企业的发展需要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因为创业者自身的管理能力已经跟不上企业的发展，急需优秀的专业管理人员进入企业；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缺乏竞争性的外部市场以有效地监督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和懈怠，相当多的经理人员并没有给企业带来较之于创业者自己经营更高的效率，因此，一些家族企业在大失所望后，又重新合并二权，如沈阳飞龙集团。即便在已经上市的50个家族性公司中，有16%的企业两职仍然完全兼任，总经理也是公司的董事长；66%的企业两职部分分离，即总经理在董事会担任副董事长或董事职务，参与公司的决策过程；另外18%的企业两职完全分离，总经理没有在董事会担任任何职务。但是，家族企业不能因为两权分离后所带来的高昂的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而改变管理模式变革的方向。家族企业应该认识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企业发展的潮流。两权分离意味着企业的决策功能和风险承担功能事实上发生了分离，因此，有必要在《公司法》中增加或在专门的立法中制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制约措施以及激励措施，促使经理人员能够做出既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又符合所有者目标的选择，从而使中国家族企业在进行有效的两权分离时树立足够的信心。
四、建立股票期权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
从外国的实践来看，股票期权制度的实施，确实起到了协调股东利益与管理层利益，弱化股东与管理者利益间的冲突，促进公司管理层行为趋向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作用。但是，股权激励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只有进行专门的法律制度设计并建立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才能使其顺利实施。就我国目前而言，完善职业经理人的股权激励机制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第一，构建股权激励法律体系。也就是除在公司法中增加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的相关条款之外，应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公司股权激励法》。第二，解决股权激励的股权来源问题。即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增加关于库存股票或股份的规定。具体做法是在现行法定资本制度的基础上，参照英美法系国家的授权资本制度，允许公司在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时改变资本状况；同时，允许公司在发行新股时可以预留一部分股份，作为未来经理人员认购股权时的股权来源。第三，解决股权激励的股权变现问题。即《公司法》应当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任职期间的股份可根据协议分期少量出售变现；正常离职或退休的可以根据协议转让。第四，在贷款政策、税收法律法规等方面，为经理人员认购股权提供充分支持。当然，由于我国国情特殊和政策法规不完善，特别是上市家族企业还很少，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期权制度不仅有困难，而且也不合理。因此，家族企业可以结合我国国情和企业实际情况，对股票期权制度作一定程度的调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股权制。实践证明，让经营者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分配是强化企业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有效途径之一。
总之，对于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而言，笔者认为应当在充分考虑目前资本市场、经济水平、企业发展现状等要素的基础上，对家族企业治理的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制度环境由多项具体的制度或制度安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组成，某一项制度所处的制度环境内的各项具体制度或制度安排可称为该项制度的配套制度。制度或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联系在于一项制度的实效与其所处的制度息息相关，这一原理意味着我们在专注于一项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同时也要关注其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协调。”也就是说，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借鉴外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先进经验，优化家族企业内部规制，还需要外部治理环境等一系列制度的密切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