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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子（李一凡），云南八子花园主理人，自然科学科普作者，植物科学画师，日式花道小原流上海支部植物学顾问，中国新纪录物种库氏虎甲螳、翁贵南星等标本的采集者，收藏有70余科100余种植物，2017、2018年先后在深圳、北京、杭州举办了个人植物标本艺术展。
植物学，把山野的情怀带回城市
生命的演化不曾停歇，它们会改变、迁移、协同、趋异……我们可能听说，或是在文字、图片中见到过许多生物，但当它们真实地出现在你面前时，生命生生不息的脉动，以及它们背后闪耀的演化之光，便如同清晨山顶的大风，飒飒冲撞着灵魂。为了寻找红豆杉，我和研究所的老师一起，驱车从云南西南部的高黎贡山南麓，穿过怒江、金沙江，越过乌蒙山，跨过整个四川，最终到达陕西，沿途探访了许多森林。在大部分地方已经无法再找到这种古老的大树，它们早已被盗伐干净，有的森林里还能看到红豆杉的幼苗顽强地生长着，令人唏嘘。最终，我们在四川一处偏远的熊猫保护区中发现了一棵红豆杉古树，要数人才能环抱，我拼命仰起头仍无法看见它的顶点，周围是植被茂盛的高山谷地，落叶在我脚下沙沙作响，那一刻我也许一生都无法忘记。
2016年冬天，在云南红河的一个少数民族集市上，我发现苗族山民在出售几株天南星属的植物。天南星属植物是我的心头肉，我在自己的花园中就种植了不少，但这一种却是我从未见过的，于是把它买了下来。我把这种植物的照片发给一个朋友，他是国际天南星学会最年轻的成员，对天南星属的植物分类学很有研究。朋友仔细对照了标本馆中的模式标本，兴奋地说：这不是凡品，是消失已久的屏边南星（Arisaema pingbianense）！屏边南星恰好是我们的老师一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李恒教授20世纪命名并发表的，但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或采集过。我把买来的几株屏边南星小心翼翼地种在花园里，冬春时节，它们开出绿色的妖艳花朵，我还从尚未脱落的红色果实中剥离出5粒种子，经过低温处理后播种，后来全都成功地发芽、生长。
这些年，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同道中人，他们来自天地海北，喜欢的生物类群也全然不同，但都对自然有着特殊的热情，喜欢扑在荒野里寻找梦寐之物，每每两眼发光，不知疲倦。其中一个朋友全心研究隐秘之地的神奇兰花，脚步遍布各地的崇山峻岭，为了寻找微小如甲虫的大理铠兰（Corybas taliensis），不惜翻越严寒的苍山之巅;为了遇见几朵珍贵的河口石斛（Dendrobium hekouense），在越南北部山区差点摔下万丈悬崖。另 朋友大学时读的是机械专业，却一心爱上了萤火虫，毕业论文探讨的是城市周边的萤火虫分类学，结果只讲了两分钟就被老师赶下台，成绩可想而知;他毕业后进入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成为一个优秀的昆虫学家，至今仍在研究盛夏时漫天飞舞的萤火。还有—个朋友是电力工程师，但醉心于昆虫，一有空就投身到荒野里采集标本，作为业余昆虫学家，已经独立发现和命名了一种天牛，另外还有数种甲虫和蝉以他的名字命名……我和这些朋友们为伴，拜访过许多山川和森林，进入不同的领域，探索人类认识自然的边界，他们带给我之前无法想象的视野，就如同我生命里一棵棵偉岸的大树，和我一同沐浴着山风和阳光。
植物学的世界带给我非常多的乐趣，越是深入学习，便越能发现生命的精妙之处。面对一种植物，我会想象它背后的故事，想象植物学家们会把它放到生命演化树上的哪一个位置，它的亲戚是谁，它开的花是什么颜色……后来，植物标本又带着我跨入了艺术均世界。科学与艺术从来不是割裂的，自然与人类更是从来没有分离过。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都生活在城市中，主动或被动地与土地、山川切断了联系，我希望能用自己的一点点力量，把山野的故事带到城市，把山野的情怀重新带给人们。
标本，是演化之光印刻在大地上的诗
我穿梭于大江南北，总是拖着一个和自己体型极不相称的32英寸的大行李箱，里面塞着标本夹、烘干机、干燥袋等大大小小的标本制作工具。旅行中，白天要翻山越岭采集新鲜植物，晚上还要打起精神及时进行整理，否则它们第二天可能就会枯萎或者腐烂。除了详细记录植物采集时的坐标、时间、采集人等信息，有的植物还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比如撕碎一些叶子放入分子材料采集袋，挂上标牌，再压制到标本夹里进行烘干。这样的工作经常要持续到深夜。
标本在我心中是神圣的，它们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之一，也是承载着人类历史的航船，是美丽而富于文明意义的存在。作为生物存在或存在过的证据，标本所携带的丰富的科学信息，让古往今来的研究者得以窥见那些隐秘之地的冰山一角，凭借这些证据，学者们一次次提出假想，又一次次地印证、推翻、完善、重建……由此催生出生物、演化、生态等众多学科的不少重大成果。迄今为止，人类仅命名和描述了地球上20%—30%的物种，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延伸，很多物种的数量也在慢慢减少。当—座山被夷为平地之后，要想知道这里曾经的生态状况，标本就是最好的线索。即使是同一物种，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理位置采集的标本，也可能为研究物种变异和演化提供证据支持。 有人质疑标本采集是否会影响生态环境。其实标本采集并不是破坏性的，比如乔木、灌木和一些中大型草本植物，只需采集带有花、果实或是生物学特征明显的枝条即可;需要采集整个生物体的小型草本植物、蕨类和苔藓，只要保存好其栖息地，标本采集活动不可能对它们的种群数量造成影响。
2018年4月，我特地从北京赶到云南，为的是“在森林中寻找大海”。
“大海”，其实是一种叫做大海南星（Adsaema dahaiense）的植物。我最初是在网络上看到这种植物的照片，瞬间就被吸引住了，它拥有魔幻的暗紫色条纹、夸张而立体的佛焰苞片和极长的花朵附属物。大海南星属天南星科，最早的标本产地标注是云南东北部一个叫做“大海”的小村子，于是便以小村的名字命名，但此后人们在那一带始终无法再找到它，后来才发现当初的标本信息记录是错误的，它真正的分布地是云南西北部的高黎贡山。2017年秋天，我偶然得知云南东南部也发现了大海南星的一个居群，便专程赶了过去，但仅寻得零星残叶。于是，2018年春天，我再赴云南，想在花期找到大片的大海南星。和生长在高黎贡山的亲戚一样，大海南星也生长在潮湿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高大的乔木上生长着无数的青苔和蕨类，阳光稀稀拉拉洒在灌丛里，照亮它们的叶子。我采集了一些标本，后来存入了上海辰山植物园标本馆，作为珍贵的证据，证明这一美妙物种的分布地几乎跨越了云南的两端。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朗气清，山风清冽，季风还没有带来雨季的消息，我一片在远古的森林里遇见了“大海”。
标本于我而言，是科学，也是演化之光印刻在大地上的诗，百年之后，我的肉身早已回归物质循环，而我在标本馆里留下的那些标本，也许还能为人类文明做出一点点贡献，说不定标本的研究者，也有兴趣听一听我与植物的那些故事。
Tips
八子的植物之旅
贵州：“中国的”猴欢喜
在贵州雷公山采集标本时，与采药人杨叔做伴，他指给我看树上挂着的许多像是红毛丹的红色果子，微微裂开，露出橙红色和黑色的种子。这是杜英科植物猴欢喜，拉丁学名Sloanea Sinensis，Sloanea是纪念17—18世纪的英国植物学家HansSloane，sinensis意为“中国的”。猴欢喜果实成熟时会完全裂开，黑色的种子半边包裹着鲜艳多汁的橙红色肉质假种皮，吸引动物取食，进而帮助种子传播。
云南：传奇植物弥勒苣苔
秋季，我在云南石林世界地质公园遇见了弥勒苣苔（Paraisometrum mileense），它们岩石的缝隙中成长，暗绿色的叶子有非常美丽的凹陷纹路，开着金黄色的小铃铛一般的花朵，旺盛的植株甚至可抽出十余支花序，秀丽异常。1906年，法国传教士在云南弥勒采集到第一份弥勒苣苔的标本，保存在法国，之后这种植物仿佛就在学界消失了，无人问津。1997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王文采院士补充完善英文版《中国植物志》，在法国查阅采集于中国的植物标本，这才重新注意到它，这种苦苣苔科的植物不同于已知的任何种类，于是他据此标本发表了新物种弥勒苣苔。在那之后，人们一直未能采集到新的标本，弥勒苣苔便被认为已经灭绢了，直到2006年，植物学家在紧邻弥勒县的石林县重新发现了它。
江苏：百年前的纪念
春末，我到江蘇宝华山森林公园拜访独花兰（Changnienia amoena）。
独花兰早春时就已悄悄绽放，每棵植株仅开一朵花，叶片也常常仅有一片，粉色、白色的花朵上还有一些鲜红色的斑点，于是民间也称它为“带血独叶一枝枪”。独花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长年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植物标本采集人陈长年在西南山地工作时不幸染病去世，中国植物学奠基人之一钱祟澍先生深感悲伤，便以“Changnien”为这一植物新属种命名，作为纪念。
广东：丹霞山的生物名片
2017年夏天，我去了广东韶关的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当地有一种小小的蓝色花朵——丹霞堇菜，看上去很不起眼，但目前全球范围内只发现在丹霞山才有分布，是丹霞山的一张名片。
丹霞山还有一种迷人的植物——蚂蟥七，有着厚厚的肉质的叶片，有利于储存水和养分;它的花就像一个个小杯子，雌蕊总是比雄蕊长，蜜蜂钻进花中采蜜时会先碰到雌蕊，身上可能带有的其他花朵的花粉就先沾到了雌蕊上，之后蜜蜂继续往里钻，才会碰到雄蕊，这样就尽量地避免了自花授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