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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名叫“麻狗”的乡下人，中年好不容易娶一“拖油瓶”的老婆，但老婆不久便病故，随后一直未娶并带大“拖油瓶”，重要的是，“麻狗”二十年来守候着妻子的墓地。这是《我在夜里说话》（马平，本文未注明作者小说均出自《四川文学》2016年1-12期）的故事梗概。从这一故事梗概似乎是一好人好事，但是，这一故事文本本身和文本背后，则是一个四川小说传统的暗喻。四川小说“乡村图景书写”（本文作者不用“乡土文学”这一术语），是四川小说重要的也是优秀的传统，同时也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版图里的重要场镇。从李劼人、沙汀、周克芹，到阿来、贺享雍、傅恒、罗伟章等，在这一乡村图景书写的血脉中，流淌着四川作家对自己乡村和乡村人物的热爱和思考。在这一血脉里，重要元素即是对乡村题材写作的坚守。《旋转的太平坝》（周云和）、《狗头》（龙懋勤）、《这块田是我的》（陈水章）、《母亲的拒绝》（钟正林）、《老躬的挽歌》（毛美权）等小说，其题材取自乡村和乡村与集镇的交界，或者取自乡村与城市相互勾挂的平台。
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在二十世纪后期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高速的城市化不仅使得中国的种植版图与城乡版图发生了重要的或质的变化，也使得生活于这个时代里的作家，绝大多数不再生活在乡村。这一变故，从共时的状态改变了作家对自己生活平台的感知与认知。譬如上个世纪末的“新写实主义”和本世纪初的“底层写作”都几乎赖于城市题材，至于日益蓬勃的都市题材的小说，更显现当下小说创作的市场化走向和读者需求预期。或者说，在现实主义一脉的总体框架里，乡村图景书写的式微是再清楚不过的文学事件。因此，四川作家对于乡村图景书写的坚守，反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一件有趣的事（或者说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不仅是对乡村的风物、人文、政治、宗法的某种情景情怀的坚守，同时也是对在这一乡村现实与乡村历史中所形成的价值观的坚守。在《旋转的太平坝》里，肖狗儿，一个本可以靠本事活着的人，因权力的介入与宗法的力量，却举步为艰地过着日子。当十八门武艺使出不见效时，但最后以诚意获得了信任。诚意、善良、守成、认死理等，这些由农耕文明以来所形成的价值观，面对城市化、工业化，特别是面对市场化的过程中，显然是不适时宜的。市场化讲效率讲契约，但在中国初期的市场化里却掺杂着权力和不明的暴力。正因为这些非市场化的因素，使得乡村政治、文化、经济以及宗法等都遭遇从来都不曾见过的变更。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一状态属于现代化陷阱。也就是说，当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工业化进入或侵入农业文明时，在带来生产力进步的同时，却瓦解了原来乡村的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宗法的结构。或者说，还瓦解了人心。在这一种可能或已经开时的瓦解里，作家面临着重要的选择：坚守，还是放弃？也就是说，乡村图景的书写还有没有现代意义？显然，四川的作家选择了前者。在《母亲的拒绝》和《叛徒》（美桦）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前者，老母亲不愿意进城与儿孙们一起居住，后者在一个虚幻的所谓背叛中备受良心的煎熬。这种价值与原来的生活方式里，乡村原来曾给予乡人的清澈的小溪、没有污染的庄稼、四季分明的天气、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喜悦、祝生婚丧嫁娶的自然等，被工业文明和高速的城市化褫夺。但是，坚守，并不是固守。因此，坚守，对于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以及乡村图景的书写者来说，除了有可能背负跟不上时代的“诬名”外，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讲，还要承担叙事不图创新的骂名。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國文学，叙事观念及叙事技巧的变化，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执意地坚守着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的这一传统，其实表明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的自信，以及乡村图景书写者的自信。重要的是，坚守这一传统，显示了书写者的自觉。从四川小说乡村图景书写的现状看，乡村图景书写依然具有巨大的空间。也就是说，四川作家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的关怀与书写，依然有着巨大的潜力。甚至可以说，四川作家对自己乡村图景书写的坚守，是四川文学的一种品质。
坚守并非抵抗，尽管坚守的本质具有抵抗的意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中国的当下毕竟已经从农业文明大踏步地迈进了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因此，作家生活的、感知的、思考的、表现与表达的，都不会也不可能与这一时代相隔膜。因此，即使在乡村图景的书写里，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一乡村图景书写里面和背后的重要变化，或者说新的文学元素。即在坚守中的张望。《这块田是我的》里有这么一段叙述：“这当长工确实比在家里干农活强，空着一双手出去，没有成本的，四个月净挣了两千块，划得着，划得着”。别小看了这一似乎轻描淡写的叙述，它却反映了我们当下所处的大时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的认知，以及对由此带来的新的生活、新的生产方式的认知和叙事。尽管仍然有如不在城里居住的“母亲”，但是大多数乡下人都如蜂子朝王般地涌进了城市，随后便在城市里生活、读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而最终成为城里的第二代第三代（当然不排除他们中间有一些人重归乡村，那毕竟不再是潮流和趋势）。于是，在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里，我们便会经常地看到这一幕：对乡村以外的世界具体地讲就是城里的世界，作不同时期、不同价值观、不同样式的张望。四川作家在坚守中，敏锐地发现到了这一乡村图景的重大变化。因此，不由自主地或者自觉地去捕捉这一变化，进而以新的叙事方式去书写这一变化。当然，也包括这一变化中的价值观的变化。在《这块田是我的》、《母亲的拒绝》、《旋转的太平坝》里，尽管依然具有农业文明里最根深蒂固的土地意识和土地崇拜，但是，除了挡不住最终在这些地上建起厂房盖起了楼盘之外，重要的是，世代于此的居民开始有了与原来乡村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打望新的生活，以及在打望新生活中的人们的诸种情状，便是四川小说传统里的新元素，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叙事方式。在《背后》（成都凸凹）、《离开》（姜明）、《高考》（谭伟歌）、《蝶变》（陈新）等小说里显示出这一趋势的共同印迹。《四川文学》第5期上同时刊有两篇关于教育题材的小说即《高考》与《蝶变》。前者主写老师，后者主写学生，前者是现有教育体制尴尬中老师之间的纠葛，后写一社会重要事件给学校投下的阴霾。在这两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四川作家在传统且依然有力量的乡村图景书写里的另外的努力。《背后》与《离开》则以当下的重大社会话题切入。前者涉及反腐，后者涉及城乡的医患纠纷。但是两部小说的着重点显然不是这些事件的表相，而是在这些事件中的人生百态，以及在这样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人性的复杂面相，以及人性的自我救赎。其实，这两部小说的书名很具暗喻色彩。前者，在貌式正常的机关常态的“背后”，却是一块见不得天的阴暗；而又在这块阴暗的“背后”，反而能看到人性善良的闪光。后者，在千辛万苦般地接近了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时，突然“离开”，却让“离开”成为人性复甦的起点；又在“离开”后，社会问题再一次直面了我们。张望，虽然可以说是欲望的代名词，但是张望于此，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坚守的一种反拨。换句话来讲，在这张望中，坚守的母体里生长出了新芽和新枝。无论是题材本身还是叙事观念，抑或叙事价值指向和叙事文本的变化，已经在这种张望里开启。而这一态势，也表明四川小说健步地走向另外一种可能。或者说，与乡村图景书写或并驾齐驱或此消彼长的另外一种书写样式和书写图景，仅从《四川文学》一年来所刊发的四川作家的小说来看，多元格局已经呈现。
基于此，我们其实还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四川文学》2016年作为一个文本来观察，同样介于坚守与张望之间。当然，这已经不是本文要说的话题了。
牛放兄台鉴：
接着再写几句。
《四川文学》本年度有两篇涉及到动物与人的小说，极富寓言性，因为与我讨论的“坚守与张望”有些远，所以没有论及。几篇外稿也蛮不错的，因与我所讨论的四川作家无关，所以也没有论及。另12期的还没有读完，稿子要得急，也没有论及。其实，有几个短篇很不错，如卢一萍的《传说》蒋林的《镜像》等，与我谈中篇无关，所以也没有论及。不过，四川小说，其叙事模式的单一一直是一老话题，我在这文里是从正面谈的，我怕有所伤害。就此再颂冬安
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在二十世纪后期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高速的城市化不仅使得中国的种植版图与城乡版图发生了重要的或质的变化，也使得生活于这个时代里的作家，绝大多数不再生活在乡村。这一变故，从共时的状态改变了作家对自己生活平台的感知与认知。譬如上个世纪末的“新写实主义”和本世纪初的“底层写作”都几乎赖于城市题材，至于日益蓬勃的都市题材的小说，更显现当下小说创作的市场化走向和读者需求预期。或者说，在现实主义一脉的总体框架里，乡村图景书写的式微是再清楚不过的文学事件。因此，四川作家对于乡村图景书写的坚守，反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一件有趣的事（或者说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不仅是对乡村的风物、人文、政治、宗法的某种情景情怀的坚守，同时也是对在这一乡村现实与乡村历史中所形成的价值观的坚守。在《旋转的太平坝》里，肖狗儿，一个本可以靠本事活着的人，因权力的介入与宗法的力量，却举步为艰地过着日子。当十八门武艺使出不见效时，但最后以诚意获得了信任。诚意、善良、守成、认死理等，这些由农耕文明以来所形成的价值观，面对城市化、工业化，特别是面对市场化的过程中，显然是不适时宜的。市场化讲效率讲契约，但在中国初期的市场化里却掺杂着权力和不明的暴力。正因为这些非市场化的因素，使得乡村政治、文化、经济以及宗法等都遭遇从来都不曾见过的变更。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一状态属于现代化陷阱。也就是说，当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工业化进入或侵入农业文明时，在带来生产力进步的同时，却瓦解了原来乡村的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宗法的结构。或者说，还瓦解了人心。在这一种可能或已经开时的瓦解里，作家面临着重要的选择：坚守，还是放弃？也就是说，乡村图景的书写还有没有现代意义？显然，四川的作家选择了前者。在《母亲的拒绝》和《叛徒》（美桦）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前者，老母亲不愿意进城与儿孙们一起居住，后者在一个虚幻的所谓背叛中备受良心的煎熬。这种价值与原来的生活方式里，乡村原来曾给予乡人的清澈的小溪、没有污染的庄稼、四季分明的天气、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喜悦、祝生婚丧嫁娶的自然等，被工业文明和高速的城市化褫夺。但是，坚守，并不是固守。因此，坚守，对于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以及乡村图景的书写者来说，除了有可能背负跟不上时代的“诬名”外，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讲，还要承担叙事不图创新的骂名。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國文学，叙事观念及叙事技巧的变化，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执意地坚守着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的这一传统，其实表明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的自信，以及乡村图景书写者的自信。重要的是，坚守这一传统，显示了书写者的自觉。从四川小说乡村图景书写的现状看，乡村图景书写依然具有巨大的空间。也就是说，四川作家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的关怀与书写，依然有着巨大的潜力。甚至可以说，四川作家对自己乡村图景书写的坚守，是四川文学的一种品质。
坚守并非抵抗，尽管坚守的本质具有抵抗的意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中国的当下毕竟已经从农业文明大踏步地迈进了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因此，作家生活的、感知的、思考的、表现与表达的，都不会也不可能与这一时代相隔膜。因此，即使在乡村图景的书写里，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一乡村图景书写里面和背后的重要变化，或者说新的文学元素。即在坚守中的张望。《这块田是我的》里有这么一段叙述：“这当长工确实比在家里干农活强，空着一双手出去，没有成本的，四个月净挣了两千块，划得着，划得着”。别小看了这一似乎轻描淡写的叙述，它却反映了我们当下所处的大时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的认知，以及对由此带来的新的生活、新的生产方式的认知和叙事。尽管仍然有如不在城里居住的“母亲”，但是大多数乡下人都如蜂子朝王般地涌进了城市，随后便在城市里生活、读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而最终成为城里的第二代第三代（当然不排除他们中间有一些人重归乡村，那毕竟不再是潮流和趋势）。于是，在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里，我们便会经常地看到这一幕：对乡村以外的世界具体地讲就是城里的世界，作不同时期、不同价值观、不同样式的张望。四川作家在坚守中，敏锐地发现到了这一乡村图景的重大变化。因此，不由自主地或者自觉地去捕捉这一变化，进而以新的叙事方式去书写这一变化。当然，也包括这一变化中的价值观的变化。在《这块田是我的》、《母亲的拒绝》、《旋转的太平坝》里，尽管依然具有农业文明里最根深蒂固的土地意识和土地崇拜，但是，除了挡不住最终在这些地上建起厂房盖起了楼盘之外，重要的是，世代于此的居民开始有了与原来乡村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打望新的生活，以及在打望新生活中的人们的诸种情状，便是四川小说传统里的新元素，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叙事方式。在《背后》（成都凸凹）、《离开》（姜明）、《高考》（谭伟歌）、《蝶变》（陈新）等小说里显示出这一趋势的共同印迹。《四川文学》第5期上同时刊有两篇关于教育题材的小说即《高考》与《蝶变》。前者主写老师，后者主写学生，前者是现有教育体制尴尬中老师之间的纠葛，后写一社会重要事件给学校投下的阴霾。在这两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四川作家在传统且依然有力量的乡村图景书写里的另外的努力。《背后》与《离开》则以当下的重大社会话题切入。前者涉及反腐，后者涉及城乡的医患纠纷。但是两部小说的着重点显然不是这些事件的表相，而是在这些事件中的人生百态，以及在这样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人性的复杂面相，以及人性的自我救赎。其实，这两部小说的书名很具暗喻色彩。前者，在貌式正常的机关常态的“背后”，却是一块见不得天的阴暗；而又在这块阴暗的“背后”，反而能看到人性善良的闪光。后者，在千辛万苦般地接近了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时，突然“离开”，却让“离开”成为人性复甦的起点；又在“离开”后，社会问题再一次直面了我们。张望，虽然可以说是欲望的代名词，但是张望于此，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坚守的一种反拨。换句话来讲，在这张望中，坚守的母体里生长出了新芽和新枝。无论是题材本身还是叙事观念，抑或叙事价值指向和叙事文本的变化，已经在这种张望里开启。而这一态势，也表明四川小说健步地走向另外一种可能。或者说，与乡村图景书写或并驾齐驱或此消彼长的另外一种书写样式和书写图景，仅从《四川文学》一年来所刊发的四川作家的小说来看，多元格局已经呈现。
基于此，我们其实还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四川文学》2016年作为一个文本来观察，同样介于坚守与张望之间。当然，这已经不是本文要说的话题了。
牛放兄台鉴：
接着再写几句。
《四川文学》本年度有两篇涉及到动物与人的小说，极富寓言性，因为与我讨论的“坚守与张望”有些远，所以没有论及。几篇外稿也蛮不错的，因与我所讨论的四川作家无关，所以也没有论及。另12期的还没有读完，稿子要得急，也没有论及。其实，有几个短篇很不错，如卢一萍的《传说》蒋林的《镜像》等，与我谈中篇无关，所以也没有论及。不过，四川小说，其叙事模式的单一一直是一老话题，我在这文里是从正面谈的，我怕有所伤害。就此再颂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