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提出了创办“贵州国际纪录片节”的设想。从必要性方面对此设想进行论证，并提出构建贵州国际纪录片节的运营应以“人”为中心，从展演转向创作的运营思路。
2016年初，贵州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田。“大数据”发展战略的提出，刷新了人们对贵州经济落后的印象，使贵州拥有巨大的发展机遇、涌入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因此我们应抓住机遇，运用影像等数字化的方式记录贵州文化的发展，利用黔文化资源打造贵州国际纪录片节，使贵州少数民族以鲜活的形象树立在国际文化的版图中。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梳理黔文化的发展和特性，分析纪录片纪实性对文化的传承功能，比对类似文化现象，从而前瞻性的提出设想：创办贵州国际纪录片节的必要性以及找到适合贵州国际纪录片节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
贵州文化特点及电影节文化空间分析
电影节是电影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它以盛大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和创新的形式，彰显了城市的文化生机与公共魅力，开始成为许多现代城市的新名片。在此课题的研究中，本文通过与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与贵州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贵州省凯里市的地理环境与城市文化与山形所存在各种相似之处。
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是亚洲第一个纪录片电影节，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15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作为纪录片这种艺术形式的交流平台对于亚洲整体纪录片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山形市位于日本本州岛北部，北、东、南三面环山，西面临日本海，东部奥羽山脉纵贯，四面环山，有著名火山藏王山等。与山形的地形相似，凯里市地处云贵高原东侧的梯级状大斜坡带。两者地形都以山地为主并且都拥有极高的森林覆盖率，这使得凯里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使当地文化保留了其原生性与纯粹性。此外贵州凯里有"中国百节之乡"之称，促成了凯里市传统文化习俗表现形式与内容多元化的特点，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文化资源。
创办贵州国际纪录片节必要性分析
纪录片的纪实性对文化的保护作用
紀录片有利于文化本体的保存与发展。贵州历史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民族舞蹈、民族戏曲、民族习俗、民族节日等文化，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而是由一种动态的、有生命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纪录片可以将画面和声音等所有民俗的细节完整的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对文化有更加生动的感受。通过影像的方式，还可以将少数民族文化的原貌制作成数码资源，作为“活化石”和历史性“视听资料”载入史册，长久地保存起来。影像的记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缩短了观众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使观看的人能够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利用影像资源最大限度的感受当地文化的氛围和特点。
纪录片加强当地文化保护整体环境
纪录片对文化的呈现能够使当地形成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整体环境。英国纪录片导演阿格兰德带领团队于1989年6月来到云南丽江古城，历时两年完成了纪录片《云之南》的拍摄，通过镜头的方式将云南变化的过程原原本本的展现给观众。
影片1996年在BBC纪录片频道播出后，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强烈反响，这部影片在随后的各大洲纪录片电影节上也是拿到了无数奖项。通过《云之南》对当地百姓的真实记录，让人们看到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及独特魅力，形成了云南在人们心目中“文艺、宁静”的独特城市形象。
纪录片市场化前景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纪录片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保留着枯燥、毫无娱乐性的刻板印象，但是通过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分析情况来看，纪录片的市场观看率与交易率却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第一体现在国内，近几年来《舌尖上的中国》《圆明园》等纪录片一经播出就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其配乐，故事，旁白给影片以无限的活力和感染力，不再让人觉得纪录片是单调乏味、冗长无聊的说教。得到了一致性的好评，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国产纪录片的用心。另外，《我在故宫修文物》《大国崛起》等纪录片在黄金时段播出以及央视十套纪录片栏目《探索·发现》等，其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同时段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如《二十二》《重返·狼群》甚至被搬上影院取得了良好的口碑与成绩不错的票房。
贵州国际纪录片节运营理念创想
从展演转向创作文化事件持续性发酵
2017年6月24日晚由“欧陆剧场界的巨人”波兰“教父级”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亲自执导的《酗酒者莫非》于天津大剧院进行了首演，这是钱程自己投资所制作的第一部戏剧作品。这也是天津大剧院尝试用国际语汇讲述中国故事的首部原创作品。陆帕导演连续三年与天津大剧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他的作品《伐木》、《英雄广场》、《假面玛丽莲》都令中国观众无比震撼。
2016年，《英雄广场》在天津巡演，导演陆帕答应了院长钱程邀约的消息传开后，在戏剧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戏剧的研究、策划到排演整个过程得到了许多知名的戏剧学者、爱好者对于这件事件的持续性关注，因其艺术价值极高得到了一致性的好评，艺术的力量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戏剧爱好者亲自来到剧院观看长达五个小时的精彩演出。天津大剧院也因《酗酒者莫非》向公众展示出自己对于艺术的坚持，树立了独特的文化品牌。
天津大剧院总经理钱程在采访时说：“引进不是终极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做生产型的剧院，打造本民族的艺术作品，用世界讲述中国，而不只是提供一个演出场地。”
《酗酒者莫非》的成功与钱程由展演转变为创作的戏剧运营模式是分不开的。天津大剧院的定位一直是高雅艺术，钱程为了将天津打造成为“有歌剧”的城市这一目标不断的付出努力。这次钱程对于艺术的坚持与执着使他“自掏腰包”参与创作，树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
研究从《酗酒者莫非》中得到了关于贵州国际纪录片节运营模式的两点启示。第一对纪录片单纯的展映，容易造成受众群体对电影节的“走马观花”，使贵州沦为纪录片的“放映场地”。这种运营模式并不适合尚未有名气的专业性电影节。因此贵州纪录片节应该从展演为中心转向以创作为中心，鼓励世界各地优秀的电影人利用贵州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再创作”，以纪录片电影人的视角充分的挖掘“黔文化”的价值，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深入利用。 第二对于受众的拓展应摆脱急于求成的表面功夫，由小众群体出发再到大众市场，逐步扩大影响力。这种拓展方式可以从艺术作品本体、电影节影响力两个层面获得益处。第一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如同滚雪球一般“由小圈到大圈”的受众拓展方式一方面能够使创作者能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听到来自市场的声音，更方便收到反馈，使创作者的艺术理念与各方面专业研究者的想法相结合，并深入的渗透进作品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艺术作品能够在作品一开始的创作就锁定一部分目标观众，避免因引进项目质量的参差不齐而导致回报率低的问题。
绑定“人”为代表的文化符号扶持青年纪录片创作者
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每年10月偏远的山形都会有纪录片影迷、创作者、大师集聚一堂，参加属于他们特有的“文化狂欢节”，甚至造就了小型的影迷文化历史，使来到山形的人们感受到了纪录片带来的文化魅力。
在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举办的30年间，无论是电影节的内容分板块、选片标准、电影论坛、与电影节的艺术精神方方面面都体现着纪錄片大师小川绅介对于纪录片创作的追求。在山形的十几年，小川在宣传山形地区文化的过程之中与外界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互动，在推介山形文化的同时，把外界的文化引入山形，进行纪录片作品创作的持续发酵。
参考山形的启发，推介一个地区的文化除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人本身所代表的文化形象。未来贵州国际纪录片节也可以通过绑定一个“电影大师”的方式以他的视角对贵州文化资源进行创作，并将黔文化推向国际。未来对于青年纪录片创作者的培养同样至关重要。未来的贵州国际纪录片节有义务为优秀的青年纪录片人提供机会一起成长。具体实现方法可以向民间发起扶持青年纪录片创作者的基金会——“贵州青年纪录片创作者基金会”。对青年纪录片创作者进行针对性的培养除了能得到长远的收获，更能加强电影节品牌的社会效益，提高电影节自身的社会知名度和公众信誉度，达到利用以“人”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塑造贵州新形象的目的。
作为一个文化传播媒介和产业经济杠杆，贵州国际纪录片节将成为代表贵州文化形象的“新名片”。为了利用贵州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并使贵州纪录片电影节持续不断的发展下去，应该通过纪录片重新对黔文化进行“再创作”。借鉴钱程《酗酒者莫非》的成功，在运营模式中转化了“以作品展演为中心”的传统思路，变成“以创作为中心”来树立独属于天津大剧院的文化品牌。经过“创作作品”进行艺术事件的持续发酵，受众拓展方面选择了“滚雪球”的方式逐渐扩大影响力，给予贵州纪录片电影节这类专业性的电影节以及其他艺术项目的推广提供了新的运营思路;另外对于电影节的发展思路问题，本研究借鉴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通过与“电影大师——小川绅介”的精神与创作理念进行捆绑营销，从而得出绑定以人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展现与推介一个地区的文化的新可能，并在未来规划了对于贵州纪录片创作人才的培养计划。由此，我们何不考虑设置一个“贵州青年纪录片创作者基金会”，使贵州加强文化人才的国际交流，并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博物馆数据库”为保护传承黔文化提供支持。
（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
2016年初，贵州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田。“大数据”发展战略的提出，刷新了人们对贵州经济落后的印象，使贵州拥有巨大的发展机遇、涌入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因此我们应抓住机遇，运用影像等数字化的方式记录贵州文化的发展，利用黔文化资源打造贵州国际纪录片节，使贵州少数民族以鲜活的形象树立在国际文化的版图中。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梳理黔文化的发展和特性，分析纪录片纪实性对文化的传承功能，比对类似文化现象，从而前瞻性的提出设想：创办贵州国际纪录片节的必要性以及找到适合贵州国际纪录片节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
贵州文化特点及电影节文化空间分析
电影节是电影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它以盛大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和创新的形式，彰显了城市的文化生机与公共魅力，开始成为许多现代城市的新名片。在此课题的研究中，本文通过与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与贵州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贵州省凯里市的地理环境与城市文化与山形所存在各种相似之处。
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是亚洲第一个纪录片电影节，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15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作为纪录片这种艺术形式的交流平台对于亚洲整体纪录片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山形市位于日本本州岛北部，北、东、南三面环山，西面临日本海，东部奥羽山脉纵贯，四面环山，有著名火山藏王山等。与山形的地形相似，凯里市地处云贵高原东侧的梯级状大斜坡带。两者地形都以山地为主并且都拥有极高的森林覆盖率，这使得凯里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使当地文化保留了其原生性与纯粹性。此外贵州凯里有"中国百节之乡"之称，促成了凯里市传统文化习俗表现形式与内容多元化的特点，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文化资源。
创办贵州国际纪录片节必要性分析
纪录片的纪实性对文化的保护作用
紀录片有利于文化本体的保存与发展。贵州历史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民族舞蹈、民族戏曲、民族习俗、民族节日等文化，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而是由一种动态的、有生命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纪录片可以将画面和声音等所有民俗的细节完整的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对文化有更加生动的感受。通过影像的方式，还可以将少数民族文化的原貌制作成数码资源，作为“活化石”和历史性“视听资料”载入史册，长久地保存起来。影像的记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缩短了观众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使观看的人能够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利用影像资源最大限度的感受当地文化的氛围和特点。
纪录片加强当地文化保护整体环境
纪录片对文化的呈现能够使当地形成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整体环境。英国纪录片导演阿格兰德带领团队于1989年6月来到云南丽江古城，历时两年完成了纪录片《云之南》的拍摄，通过镜头的方式将云南变化的过程原原本本的展现给观众。
影片1996年在BBC纪录片频道播出后，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强烈反响，这部影片在随后的各大洲纪录片电影节上也是拿到了无数奖项。通过《云之南》对当地百姓的真实记录，让人们看到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及独特魅力，形成了云南在人们心目中“文艺、宁静”的独特城市形象。
纪录片市场化前景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纪录片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保留着枯燥、毫无娱乐性的刻板印象，但是通过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分析情况来看，纪录片的市场观看率与交易率却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第一体现在国内，近几年来《舌尖上的中国》《圆明园》等纪录片一经播出就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其配乐，故事，旁白给影片以无限的活力和感染力，不再让人觉得纪录片是单调乏味、冗长无聊的说教。得到了一致性的好评，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国产纪录片的用心。另外，《我在故宫修文物》《大国崛起》等纪录片在黄金时段播出以及央视十套纪录片栏目《探索·发现》等，其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同时段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如《二十二》《重返·狼群》甚至被搬上影院取得了良好的口碑与成绩不错的票房。
贵州国际纪录片节运营理念创想
从展演转向创作文化事件持续性发酵
2017年6月24日晚由“欧陆剧场界的巨人”波兰“教父级”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亲自执导的《酗酒者莫非》于天津大剧院进行了首演，这是钱程自己投资所制作的第一部戏剧作品。这也是天津大剧院尝试用国际语汇讲述中国故事的首部原创作品。陆帕导演连续三年与天津大剧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他的作品《伐木》、《英雄广场》、《假面玛丽莲》都令中国观众无比震撼。
2016年，《英雄广场》在天津巡演，导演陆帕答应了院长钱程邀约的消息传开后，在戏剧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戏剧的研究、策划到排演整个过程得到了许多知名的戏剧学者、爱好者对于这件事件的持续性关注，因其艺术价值极高得到了一致性的好评，艺术的力量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戏剧爱好者亲自来到剧院观看长达五个小时的精彩演出。天津大剧院也因《酗酒者莫非》向公众展示出自己对于艺术的坚持，树立了独特的文化品牌。
天津大剧院总经理钱程在采访时说：“引进不是终极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做生产型的剧院，打造本民族的艺术作品，用世界讲述中国，而不只是提供一个演出场地。”
《酗酒者莫非》的成功与钱程由展演转变为创作的戏剧运营模式是分不开的。天津大剧院的定位一直是高雅艺术，钱程为了将天津打造成为“有歌剧”的城市这一目标不断的付出努力。这次钱程对于艺术的坚持与执着使他“自掏腰包”参与创作，树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
研究从《酗酒者莫非》中得到了关于贵州国际纪录片节运营模式的两点启示。第一对纪录片单纯的展映，容易造成受众群体对电影节的“走马观花”，使贵州沦为纪录片的“放映场地”。这种运营模式并不适合尚未有名气的专业性电影节。因此贵州纪录片节应该从展演为中心转向以创作为中心，鼓励世界各地优秀的电影人利用贵州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再创作”，以纪录片电影人的视角充分的挖掘“黔文化”的价值，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深入利用。 第二对于受众的拓展应摆脱急于求成的表面功夫，由小众群体出发再到大众市场，逐步扩大影响力。这种拓展方式可以从艺术作品本体、电影节影响力两个层面获得益处。第一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如同滚雪球一般“由小圈到大圈”的受众拓展方式一方面能够使创作者能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听到来自市场的声音，更方便收到反馈，使创作者的艺术理念与各方面专业研究者的想法相结合，并深入的渗透进作品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艺术作品能够在作品一开始的创作就锁定一部分目标观众，避免因引进项目质量的参差不齐而导致回报率低的问题。
绑定“人”为代表的文化符号扶持青年纪录片创作者
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每年10月偏远的山形都会有纪录片影迷、创作者、大师集聚一堂，参加属于他们特有的“文化狂欢节”，甚至造就了小型的影迷文化历史，使来到山形的人们感受到了纪录片带来的文化魅力。
在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举办的30年间，无论是电影节的内容分板块、选片标准、电影论坛、与电影节的艺术精神方方面面都体现着纪錄片大师小川绅介对于纪录片创作的追求。在山形的十几年，小川在宣传山形地区文化的过程之中与外界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互动，在推介山形文化的同时，把外界的文化引入山形，进行纪录片作品创作的持续发酵。
参考山形的启发，推介一个地区的文化除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人本身所代表的文化形象。未来贵州国际纪录片节也可以通过绑定一个“电影大师”的方式以他的视角对贵州文化资源进行创作，并将黔文化推向国际。未来对于青年纪录片创作者的培养同样至关重要。未来的贵州国际纪录片节有义务为优秀的青年纪录片人提供机会一起成长。具体实现方法可以向民间发起扶持青年纪录片创作者的基金会——“贵州青年纪录片创作者基金会”。对青年纪录片创作者进行针对性的培养除了能得到长远的收获，更能加强电影节品牌的社会效益，提高电影节自身的社会知名度和公众信誉度，达到利用以“人”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塑造贵州新形象的目的。
作为一个文化传播媒介和产业经济杠杆，贵州国际纪录片节将成为代表贵州文化形象的“新名片”。为了利用贵州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并使贵州纪录片电影节持续不断的发展下去，应该通过纪录片重新对黔文化进行“再创作”。借鉴钱程《酗酒者莫非》的成功，在运营模式中转化了“以作品展演为中心”的传统思路，变成“以创作为中心”来树立独属于天津大剧院的文化品牌。经过“创作作品”进行艺术事件的持续发酵，受众拓展方面选择了“滚雪球”的方式逐渐扩大影响力，给予贵州纪录片电影节这类专业性的电影节以及其他艺术项目的推广提供了新的运营思路;另外对于电影节的发展思路问题，本研究借鉴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通过与“电影大师——小川绅介”的精神与创作理念进行捆绑营销，从而得出绑定以人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展现与推介一个地区的文化的新可能，并在未来规划了对于贵州纪录片创作人才的培养计划。由此，我们何不考虑设置一个“贵州青年纪录片创作者基金会”，使贵州加强文化人才的国际交流，并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博物馆数据库”为保护传承黔文化提供支持。
（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