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书法的“点”与风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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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千的书法以行楷和行书见长,他的书法多得魏碑的凝重雄强之气,熔南北碑帖于一炉,将自己豪放磊落的性格凸显于书道之中。其书法形成内敛、古拙、多变、出新、笔力遒劲而秀逸的“大千体”,具有结体险峻、用笔灵活、以“点”代“线”、“一波多折”的造型特点。
  “大千体”书法在碑学书法“壮美”的共性中更具有“华美”的个性。学习欣赏张大千书法需充分认识其特点,才能把握其质朴、华美的实质。“点”、“线”是组成书法字体的最基本要素,从书法的“点”、“线” 研究着手,更能抓住字体的本质,找到张大千书法所形成的关键造型要素,进而分析其艺术风格,推动张大千书法艺术的理论研究,促进中国书法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一、李瑞清书法特点
  张大千的书法在年少时便受到家兄张文修的启蒙。成年后,师从清末民初的著名书家李瑞清和曾农髯二人,潜心学习书画,为其以后的艺术道路奠定了扎实的书画基础。张大千对李瑞清的书法情有独钟,并以超常的临摹天赋很快掌握了李瑞清的书法特点和精神,以至能够逼真地临摹其书作。
  1.求篆于金 求分于石
  李瑞清(1867~1920),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精通书法,工于绘画,擅长诗文,培养了众多的美术、书法人才,他以诸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其在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清史稿》中称其“诗宗汉魏,下涉陶谢;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他博综百家,去粗取精,创立了风格独异的李氏宗派,成为光照后人的楷模。
  篆书是李瑞清最擅长的书体。他认为钟鼎文是我国书法的根基,学习书法须从大篆入手,学书不善篆,犹如学古文不通经。在研习篆、隶方面,他提出“求篆于金,求分于石”(《放大毛公鼎跋》),他认为学习两汉分、隶,应从汉代分、隶碑刻中发掘其艺术特色;至于篆书,应超越秦篆而上,从铜器铭文中去探求门径。李瑞清振臂疾呼“求篆于金”,并率先冲破藩篱,进行深入的实践,顿使篆书门径豁然开朗,为篆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至于两汉分、隶,李瑞清同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一样都用涩笔,但李用实笔,于刚劲中见血肉,更觉深厚雄健。李瑞清除提出“求分于石”外,還主张“学汉分、隶必旁及镜、铭、砖、瓦”。在两汉碑刻中,他喜爱《礼器碑》《裴岑纪功碑》《石门颂》和《张迁碑》等,他师古而不泥古,总是不断地以变求新,所谓“篆隶参合”“ 以隶入草”等,在他的书迹中亦屡见不鲜。(见图1、图2)
  2.纳碑入帖 力矫时弊
  北魏摩崖、碑志极多,千姿百态,面目迥异,正是书家驰骋的天地。李瑞清创造性地将大篆笔法施之于六朝碑志,获得了探索上的成功。李瑞清的魏书既具有阳刚之美,又富有秀逸的韵致,因而超迈时人,自成面目。如他最爱书写的北魏《郑文公碑》,就参用《散氏盘》笔法,淡雅雍容,不激不厉,被时人称为一绝。李瑞清传世书迹中,北魏作品占相当比重,他不仅以篆隶入碑,而且往往以一碑之长补一碑之不足,或集众碑之美于一体,变化纵横,姿态百出,美不胜收,使沉睡千年的碑石重现勃勃生机。
  李瑞清作书,真气弥满,笔力充沛,用笔全靠一股柔和之力牵掣而行,必使万毫齐力,而且转折处善用转锋,故其线条有血有肉,浑圆遒美,立体感强。在晚清碑学崛起、帖学渐衰的变革时期,李瑞清异军突起,陶古铸今,承先启后,开一代书风。他不仅创作了为数甚多、堪称典范的书法珍品,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继承和创新的理论,为书法改革和书艺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厥功甚伟。李瑞清书作和用笔特点对张大千书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张大千书法特点
  张大千(1899-1983年),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巴人,四川内江人。后出家为僧,法号大千,所以世人也称其为“大千居士”。
  张大千除了擅长画山水、人物、花卉,能诗文以外,书法也极有造诣。由于以画名行世,其独具风格的书法艺术往往被人忽视。其实,从他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成就来看,他的一生,既是致力于绘画的一生,也是致力于书法的一生。
  张大千从李瑞清和曾农髯二人的书艺中获得了精髓,也正是他从“技”归于“艺”而通于“道”的转折。作为李瑞清的入室弟子,张大千的书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山水画的意境,达到了艺术上的精深境地。仔细鉴赏张大千的墨迹,看上去笔笔有力,但这种力并不是一味求其表面上的张扬外露和剑拔弩张,而是使之与感情相融合的,藏于笔墨之中的锥沙印泥之妙,可以说是达到了“骨力”与“内美”的和谐统一。
  1.“点” 石成“睛”
  “点”是汉字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汉字结构中,既能调节字体平衡,又能起到丰富造型和画龙点睛的作用。在书法实践中,“点”的书写灵活多变,如能造型独特“点”出神韵,便可“点”石成“睛”。
  张大千的书法受李瑞清和曾农髯书法的影响,并参以宋代大家黄山谷的点画,其书法更加跳荡灵动,清隽奇肆,形成了自家的点画特色。且看张大千书对联“欲向伊川买修竹,即如吾蜀富冬蔬”(见图3),其中有十余个“点”,形态方向多变,造型各异,时断时连,运笔灵动,神采飞扬。如 “欲”字左上方两点,起笔藏锋回转连接第二点,然后顺势行笔,与撇笔共用,巧妙地避免了与下点的重复。又如“买”字,下方“贝”字中四点的处理也堪称典范,中间两点灵动自然,下方两点打破常规的左下和右下行笔的方式,以回转而有力的运笔,沉着厚重的两点,撑起上部,稳定整个字体,同时,下方两点的“放”与中间两点的“收”,形成了合理而巧妙的收放关系,增强了字体的艺术美感,体现出作者娴熟的书写技巧。在此联中,有五个字带口,这五个“口”字的书写也各不相同,有点,有线,有连,有断,有行,有草的处理,以点书写的“口”字点点不同,且变化多端,反映出作者深厚的书写功底和掌控全局的能力。
  “动”指字体的飞动、活力、灵动、多变。在书法中,必须强化字体书写的“灵动”性。众所周知,没有变化,就没有艺术。“点”在书法字体的书写上,因其形态较小而被人忽视,但是,书法大家却特别重视“点”书写的多样性,并以多变的“点”来丰富视觉语言,造就书法艺术美感。张大千书法“点”的处理,下笔婉转有力,形态饱满,他在“点”的书写中不仅丰富多变,而且以“点”代“线”,使作品更加灵动、活跃,展现出书法作品极大的艺术感染了和生命力。   2.以 “点”代“线”
  我们常说书法也是具有生命的艺术,如果说“线”是书法的身躯,那么“点”就是书法的大脑和字体的眼睛。从而说明“点”书写的成败,直接影响到一个字,甚至一副书法作品的成败。不论哪一种书体,均由“点”与“线”组成。在行草书中经常出现以“点”代“线”的书写表现形式。在张大千书法作品中,以“点”代“线”表现形式的运用,比任何一个书家都多,他运笔方法别致,书写流畅,字体个性突出。
  对联“良医自是肱三折,盛世终当继八萧”(见图4),在此对联中出现了多处以“点”代“线”的表现。通常,书家仅仅会将“肱”字旁“月”字两短横,以及其它字体的短横或短竖处理成“点”,很难将“八”和“三”字,都书写为“点”,尤其是“三”字,上面两横可写成“点”,但下横通均会写成“线”。张大千大胆地将“三”字的三横写成三“点”, 三“点”用笔多变,绝不重复,气韵贯通,三“点”造型收窄,与其它字形的宽博,形成强烈的对比。远看“三”字就像右联之眼,使之成为最具特色之处,抓住观众的视线,有效地传递书法艺术的美感。“医”字下部的两“点”与“三”字的三“点”形成上下呼应,增强了书法的韵律美感。左联“盛世终当继八萧”,除常规的“点”书写以外,张大千将“八”字书写为左右两点,打破了两点的常规书写习惯,采用了同向书写的方法,使“八”字造型别致,两“点”同向不同形。同时,与右联的“三”字,形成纵横对比关系,极大地丰富了“点”书写造型和字形的变化。
  在书法字体的书写中,笔画越少,书写越难。张大千将少笔画的“三”和“八”字,极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以“点”代“线”的方法书写,正是这一有效的处理方法,强化了“点”的作用,使该对联视觉语言丰富,画面灵动,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与协调、节奏与韵律的形式美感,并赋予其作品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3.一波“多”折
  “线”是书法的身躯;是字体的骨架。人们常说“书法线条须讲究质量”,没有变化的书法线条便是铁丝框,在书法中,所谓线条质量,就是指线条长短、曲直、粗细、枯润等的自然变化,并符合书写法则。行草书的书写,不但追求线条的质量,而且注重线条的立体感,这样才能使字体笔画入木三分,产生厚重感。张大千书法不仅具有立体感,同时具有很强金石味和神秘感,线条波折,让人回味无穷。
  通常书家在书写汉字线条时,均具有一定的波折,尤其是捺笔,即“一波三折”,这样的处理方法是使书法线条具备一种起伏感和韧性,就像植物的枝藤自然弯曲,具备天然的韧性和力度。张大千书法线条的书写也带有“一波三折”的笔画,如图4中“是”字最后捺笔,采用常规的书写。但其它的撇、捺,甚至横、竖线条的书写中不仅“一波三折”,有时“一波多折”。在对联“自知性癖难谐俗,且喜身闲不属人”中,大量运用此法。(见图5、图6)
  在图5中,“雨”字的横竖勾一笔,作者采用明显的顿挫笔法,使竖勾笔画产生多折的效果,另“山”字下方横画也有意改变运笔的方向,出现转折的线条。这样的表现形式,增强了线条的韧性,强化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力,丰富了书法线条的艺术性。
  在书法实践中,所有长笔画的书写均具有相当难度,因为长笔画书写,一则容易缺乏力度,二则会缺乏变化,导致字体缺乏“内容”,不耐看。如果在较长的笔画书写中采用一定的波折,其效果会大相径庭。在图6中,张大千采用大量采用“一波三折”或“一波多折”的笔法,字体线条波折起伏,使字形产生强烈的动感。如“且”、“喜”中的长横画;“性”、“僻”、“闲”等字的竖笔;“身”、“属”字的长撇,“俗”、“人”等字的捺笔,不仅有三折,甚至出现四折、五折。作者在处理长笔画时,都使用顿挫和波折,这样使其线条具有独特的韵味和韧性,回力十足,线条灵动,“内容”丰富。
  4.风生水起 字体飞扬
  人们常说“无风不起浪”,证明水浪的涌起,需要借助于风的力量和作用。张大千书法的飞扬取决于他对书法节奏变化美感的理解,以及扎实的书写功底。
  在张大千书法中,“重”与“动”结合,“重”为“动”而生,“重”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使字形飞动。如图7对联“樵客出来山带雨,渔舟过去水生风”,此联是其典型的“重”与“动”结合实例。第一个“樵”字,下笔铺开坚定有力,墨色饱满字体厚重。随后“客”字书写翩翩起舞,迅捷而轻盈。“出来山”三个字,为“带”字的飞扬而蓄势。等到“带”的字书写时墨色较少,正好发挥枯笔的表现力,其行筆婉转起伏,字体舒展飞动,犹如大风过处巨浪滔天,又仿佛是优美的旋律升至高潮。最后“雨”字回到首字用笔,前后呼应,协调统一,书法线条的艺术魅力跃然纸上,让人折服。
  任何艺术表现都需要采用对比手法,才能有效地强化表现力。图7中左联“渔舟过去水生风”,也是运用对比手法,使得飞动的字体更加突出。第一个“渔”字稳如泰山,随后“舟”字轻盈,且线条起伏多变,出现多折用笔。“过去来”三字不急不励书写流畅。最后“生风”二字,由“生”字开始加速行笔,至“风”字快速完成,字体洒脱、飞舞,与文字内容“渔舟过去水生风”十分契合。观众仿佛已看到渔舟过后溅起的水花,听到水浪泛起产生的风声。透过左联的字体变化,展现出作者对快、慢节奏美感和粗细、浓淡线条书写的掌控能力。这幅对联动静结合、形声兼备。张大千通过笔墨和抽象的线条艺术,完美的再现出一幅“樵夫山雨,渔人泛舟”图,这正是中国文字的魅力,也是中国书法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三、张大千的书法风格
  风格是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面貌。风格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特色或创作个性,它是通过艺术品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更加内在,更为深刻,从而更为本质地反映出时代、民族或艺术家个人的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精神气质等内在特性的外部印记。
  书法艺术风格就是书写者在创作中表现出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书法家由于生活经历,艺术修养,个性特征、审美趣味以及性格的不同,在选择书体,表现手法诸方面都会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书艺风格。书法风格也最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气质、精神风貌,体现在线条书写的微妙之处,并给人以无限的遐思。张大千的书法以行楷和行书见长,他的书法多得魏碑的凝重雄强之气,却又无板滞之弊,熔南北碑帖于一炉,集各家所长,将自己豪放磊落的性格凸显于书道之中,形成内敛、古拙、多变、出新、笔力遒劲的自家风格。   1.书画世家 师出名门
  任何一位书家风格的形成,与他青少年时期所处的艺术环境和所拜的老师有着直接的关系。张大千出生于书画之乡四川内江,家乡浓厚的书画氛围,受家庭书画艺术传统熏陶和影響。他幼年时随母亲和姐姐学画的同时,也随精通苏体书法的四哥张文修习字,更得到擅画和欧体书法的二哥张善子指点,学习家传的王羲之《曹娥碑》和“草书”,并得到了严格的基础训练。1919年后拜曾熙、李瑞清为师,严格系统地“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并且有二师的书法风格。所以,张大千向两位老师学习书法是从古而近的路径,形成了覆盖对历代书法的学习,涉及了碑学和帖学。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张大千初步具备自己的书法特点,逐步完善形成了“大千体”。张大千的书法在李瑞清和曾农髯的基础上,参以宋代大家黄山谷的笔势,追求拆杈和屋漏痕之妙,愈发跳荡灵动,清隽奇肆,其点画圆润、饱满,线条有力富于韧性,且变化多端。从张大千作品中,我们便能感受到他强烈的个性特征和书写风格。
  2.性情豪放 雄健飘逸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它是一种与社会相关最密切的人格特征。
  张大千的一生,走遍了五湖四海,散尽过万贯贽财,不曾改变的是对旧土故里和中国画和中国书法深沉的爱。在他留下不多的照片中(见图8、图9),我们可以看到张大千相貌舒展,面带微笑,目光炯炯有神,外加一幅具有艺术家气质飘逸的胡须,彰显其豪放的个性。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面带微笑透露出他对现实人生的态度;相貌舒展表明他性情豪放;目光有神体现他聪明睿智;飘逸的胡须象征他过人的艺术天赋。聪明睿智,艺术天赋是成为书家的必要前提。积极的人生态度,豪放的个性是形成书家风格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张大千的相貌上,反映出他为人坦诚,性情豪放,书法艺术雄健飘逸,张大千豪放的性情自然流露于他的书法作品之中,观众总是欣赏艺术性强,且风格豪放的艺术作品。
  3.内敛古拙 多变出新
  张大千自拜曾熙、李瑞清为师后,潜心学习古代碑刻,尤其是魏碑石刻,从其书法作品上可看到魏碑风格对他字体的影响。如横幅“文观古今”四个字的书写(见图10),其用笔较方,坚定有力。“文”字书写采用切笔开始,下方撇、捺两笔分别转折,向左右两边延伸,字形方正、稳定而舒展; “今”字,上方撇、捺两笔在向左右两边伸展的同时,虽笔画相似,但形态具有明显的变化,与“文”字形成前后呼应,使该作品整体协调统一,且造型多变,该作品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书法功底,尤其是“文”字的造型与魏碑如出一辙,充分展现出张大千内敛而古拙的书法风格。
  孙过庭在其《书谱》中言“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点”如高山坠石,形态多变,具有重量感。“线”像飞鸟展翅,惊蛇回头,婉转有力。他强调了不同的用笔,对丰富书法字体造型的作用,也表明不同的“点”、“线”书写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书法风格。书法的风格是由其独特的“点”、“线”造型和布局而形成的。
  张大千书法的“点”在古代碑帖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古典书法的“点”普遍为方中带圆,或较方,而张大千书写的“点”几乎为圆形,极少见方。“线”多为方笔,且波折较多。“线”是汉字的主体,“点”是汉字的“眼睛”,这样张大千书法的方形“线”与圆形“点”,形成方中见圆对比关系,在大量豪迈雄健线条的基础上,点缀少量且形态各异的圆点,成为变化独特的书法。“文观古今”四个字出现六个“点”,其中五个为圆点,使其与方折的线条形成较强的对比,突出方中带圆的艺术效果,展现出胸纳海川、浑然天成之气。
  张大千书法的书法源于古法,功力深厚,他独特的用笔和结字,造就其别样的书法风格。他敢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以“点”代“线”,“一波多折”的造型特色,成就其独特的书写特点。老子《道德经》言:“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因此,张大千书法线线灵动,点点出彩,豪放舒展,耐人寻味。风格自然、古朴、大气具有新意。成为近代中国书坛特殊的一道风景,也成就了内敛、古拙、多变、出新、笔力遒劲而秀逸的“大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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