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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不喜欢自己的性别，也不喜欢小弟喊我姐姐。我羡慕同龄的红霞有哥哥，她的哥哥会上树捉鸟，会下河摸鱼，会瞪着一双豹眼为她撑腰。她说话的声调，都是娇滴滴的。我如果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只能靠自己的双手。
想法筹集学费
我父亲年轻时落下病根，家里的重活都是母亲操持。那时候靠种地只能维持温饱，各种公粮税费一交，所剩无几。于是父亲老早就向我发话，考上了师范就去读书，考不上就回家学裁缝。我的两个堂姐都是这样，我亲眼见到她们给裁缝师傅的小孩端屎把尿，还被大声呵斥。我打心底不愿学裁缝。
可是，那时候师范院校的录取分数比高中高得多，毕业后端铁饭碗，许多人都来抢。我虽然竭尽全力地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却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考上。
我不想学裁缝，不想一辈子吃土豆和萝卜。我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如果考不上师范，我就去读高中，我要上大学！这是当时我心里最强烈的声音。可是，家底寒薄，我还有个弟弟，父母不可能供养一个将来是别人家的人上大学。
只能靠自己了。我把目光转移到自己的双手上，我要用这双手为自己挣学费！
那个年代，青壮年都难得多挣一分钱，但我还是想到了挣钱的方法。
一是去打树上的蝉蜕。蝉蜕是一味中药，可是分量太轻，价钱也低廉。我攒了两竹篮蝉蜕，提到六里外的供销社，两只胳膊都勒出了血印子，才卖了五角三分钱。
二是爬树折柳条。有一段时间，总有骑自行车的小贩来收购柳条，八分钱一斤。他们把柳条收去是编花篮用的，因此只收那种把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晒干了的细长柳条。柳条比蝉蜕压秤多了，这对于我是一个福音。
于是，我像男孩子一样去爬树，特别爱爬河边那些枝繁叶茂的大柳树。我蹲在枝杈间，尽力攀折那些细长的柳条。柳树上的毛毛虫真多，我身上皮肤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疙瘩。
我把柳条背回家，在奶奶的帮助下，剥皮、晒干。不到十天，就卖了七块八角钱。我用三角钱给奶奶买了一把木梳子，还承诺，等我攒够学费，就用多余的钱给她买双绣花鞋。
可是，收柳条的小贩突然不来了。柳条不能换钱，就只能扔进灶膛里了。我得另想办法筹集学费。割草，就是我当时唯一能够想到的挣钱的办法了。
割草起早贪黑
我们那里不产水稻，牛也不吃稻草。春夏秋三季，牛吃的是青草。冬天，牛吃的是干草。会持家的妇女，总是在夏天多割些青草，晒干了扎成草把，齐齐地码在廊檐下，留着冬天喂牛。那些没储备干草的人家，冬天就只能买干草了。
干草三分钱一斤，虽然便宜，但田间地头河坡上到处都是草，且不愁销路。于是我开始了疯狂割草的日子。
每天一大清早，我就拖着板车上路了。我熟悉村子里的每一寸土地，知道哪里的草藤子长，好扎草把，也知道牛最爱吃哪一种草。早晨天气凉爽，我会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一边割草，一边把草晒在田埂上，这样中午拖回去时，就会轻些。
过了中午太阳最毒辣的那两个小时，一般在下午三点，我又会拖着板车上路。这时候，我会选近一点的地方，以便让干活归来的母亲，顺路帮我把草拖回去。
割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热和渴。汗水有多么咸涩，我是用眼睛尝到的。眼睛被汗水浸泡，又黏又辣，睁都睁不开，因为双手是泥，我只能低着头在衣服上蹭。每次回家，我满脸满身都是泥，是一个真正的灰姑娘。
更难受的是渴。带去的井水，总是很快就见了底。喉咙里干得冒烟的时候，也捧过田沟里的水喝。但只是润润唇，不敢吞下去。那水里有农药啊！
那時候的天空，一定比现在明澈。可是，又热又渴的我，对它是没有感觉的。再干净的天空也不能解渴，再白胖的云朵也不能喂牛啊。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根冰棍。
田间小路上经常有卖冰棍的人，用自行车驮着一个木箱子，箱子里有用棉絮裹着的冰棍。五分钱一根的冰棍，于我却是不可企及的奢望。我身无分文。卖蝉蜕和柳条的钱，都被层层包裹在奶奶的手帕里。那是我读书的钱，是改变我命运的钱！
我一面幻想着那卖冰棍的人就是我舅舅，一面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读好了书，我要驮一箱子冰棍回来，专门发给那些割草的小姑娘吃。
那个夏天，我们村方圆五里的草都被我割完了。
磨难滋养灵魂
天门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傍晚送到我们村里的。那时，我正在铲村医务室门前的草，赤脚医生义安姨举着一张纸片朝我喊：“蓉娃，快把铲子丢了吧！你的手，以后要拿粉笔了！”
铲子“当”的一声掉在地上。我笑得稀里哗啦的，接了那张纸片就往家里跑。板车是母亲后来去拖回来的，铲子没有找到。母亲第一次没有为丢东西骂我，反而说：“丢了好，丢了好，以后，再不要你铲草了！”
那年冬天，我割的草除了喂自家的牛外，还卖了三十八块五角钱。
我一向对数字不够敏感。可是，那年蝉蜕卖了五角三分钱，柳条卖了七块八角钱，干草卖了三十八块五角钱，我迄今记得。
我还记得我读师范第一次交的学费是二十九元。那二十九元包括一整年的书费、学杂费，还有两套校服。那时候读师范的生活费是国家补贴的。也就是说，我那个夏天的劳动，养活了我自己一年，还有盈余。即使我没有考上师范，也够我读一年高中了。我会在下一个暑假，再重复一遍这样的匍匐。
我感激那个给了我饥饿与苦难的地方。那个地方，用最母性的草汁，喂养了我家的黄牯牛，喂养了我的青涩年华，也喂养了我不屈的灵魂。
想法筹集学费
我父亲年轻时落下病根，家里的重活都是母亲操持。那时候靠种地只能维持温饱，各种公粮税费一交，所剩无几。于是父亲老早就向我发话，考上了师范就去读书，考不上就回家学裁缝。我的两个堂姐都是这样，我亲眼见到她们给裁缝师傅的小孩端屎把尿，还被大声呵斥。我打心底不愿学裁缝。
可是，那时候师范院校的录取分数比高中高得多，毕业后端铁饭碗，许多人都来抢。我虽然竭尽全力地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却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考上。
我不想学裁缝，不想一辈子吃土豆和萝卜。我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如果考不上师范，我就去读高中，我要上大学！这是当时我心里最强烈的声音。可是，家底寒薄，我还有个弟弟，父母不可能供养一个将来是别人家的人上大学。
只能靠自己了。我把目光转移到自己的双手上，我要用这双手为自己挣学费！
那个年代，青壮年都难得多挣一分钱，但我还是想到了挣钱的方法。
一是去打树上的蝉蜕。蝉蜕是一味中药，可是分量太轻，价钱也低廉。我攒了两竹篮蝉蜕，提到六里外的供销社，两只胳膊都勒出了血印子，才卖了五角三分钱。
二是爬树折柳条。有一段时间，总有骑自行车的小贩来收购柳条，八分钱一斤。他们把柳条收去是编花篮用的，因此只收那种把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晒干了的细长柳条。柳条比蝉蜕压秤多了，这对于我是一个福音。
于是，我像男孩子一样去爬树，特别爱爬河边那些枝繁叶茂的大柳树。我蹲在枝杈间，尽力攀折那些细长的柳条。柳树上的毛毛虫真多，我身上皮肤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疙瘩。
我把柳条背回家，在奶奶的帮助下，剥皮、晒干。不到十天，就卖了七块八角钱。我用三角钱给奶奶买了一把木梳子，还承诺，等我攒够学费，就用多余的钱给她买双绣花鞋。
可是，收柳条的小贩突然不来了。柳条不能换钱，就只能扔进灶膛里了。我得另想办法筹集学费。割草，就是我当时唯一能够想到的挣钱的办法了。
割草起早贪黑
我们那里不产水稻，牛也不吃稻草。春夏秋三季，牛吃的是青草。冬天，牛吃的是干草。会持家的妇女，总是在夏天多割些青草，晒干了扎成草把，齐齐地码在廊檐下，留着冬天喂牛。那些没储备干草的人家，冬天就只能买干草了。
干草三分钱一斤，虽然便宜，但田间地头河坡上到处都是草，且不愁销路。于是我开始了疯狂割草的日子。
每天一大清早，我就拖着板车上路了。我熟悉村子里的每一寸土地，知道哪里的草藤子长，好扎草把，也知道牛最爱吃哪一种草。早晨天气凉爽，我会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一边割草，一边把草晒在田埂上，这样中午拖回去时，就会轻些。
过了中午太阳最毒辣的那两个小时，一般在下午三点，我又会拖着板车上路。这时候，我会选近一点的地方，以便让干活归来的母亲，顺路帮我把草拖回去。
割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热和渴。汗水有多么咸涩，我是用眼睛尝到的。眼睛被汗水浸泡，又黏又辣，睁都睁不开，因为双手是泥，我只能低着头在衣服上蹭。每次回家，我满脸满身都是泥，是一个真正的灰姑娘。
更难受的是渴。带去的井水，总是很快就见了底。喉咙里干得冒烟的时候，也捧过田沟里的水喝。但只是润润唇，不敢吞下去。那水里有农药啊！
那時候的天空，一定比现在明澈。可是，又热又渴的我，对它是没有感觉的。再干净的天空也不能解渴，再白胖的云朵也不能喂牛啊。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根冰棍。
田间小路上经常有卖冰棍的人，用自行车驮着一个木箱子，箱子里有用棉絮裹着的冰棍。五分钱一根的冰棍，于我却是不可企及的奢望。我身无分文。卖蝉蜕和柳条的钱，都被层层包裹在奶奶的手帕里。那是我读书的钱，是改变我命运的钱！
我一面幻想着那卖冰棍的人就是我舅舅，一面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读好了书，我要驮一箱子冰棍回来，专门发给那些割草的小姑娘吃。
那个夏天，我们村方圆五里的草都被我割完了。
磨难滋养灵魂
天门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傍晚送到我们村里的。那时，我正在铲村医务室门前的草，赤脚医生义安姨举着一张纸片朝我喊：“蓉娃，快把铲子丢了吧！你的手，以后要拿粉笔了！”
铲子“当”的一声掉在地上。我笑得稀里哗啦的，接了那张纸片就往家里跑。板车是母亲后来去拖回来的，铲子没有找到。母亲第一次没有为丢东西骂我，反而说：“丢了好，丢了好，以后，再不要你铲草了！”
那年冬天，我割的草除了喂自家的牛外，还卖了三十八块五角钱。
我一向对数字不够敏感。可是，那年蝉蜕卖了五角三分钱，柳条卖了七块八角钱，干草卖了三十八块五角钱，我迄今记得。
我还记得我读师范第一次交的学费是二十九元。那二十九元包括一整年的书费、学杂费，还有两套校服。那时候读师范的生活费是国家补贴的。也就是说，我那个夏天的劳动，养活了我自己一年，还有盈余。即使我没有考上师范，也够我读一年高中了。我会在下一个暑假，再重复一遍这样的匍匐。
我感激那个给了我饥饿与苦难的地方。那个地方，用最母性的草汁，喂养了我家的黄牯牛，喂养了我的青涩年华，也喂养了我不屈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