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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中央地方财税关系
“营改增”改革引发了诸多关注和议论。有政府高层曾表示，有望借此倒逼财税体制改革。但也有观点认为，营改增将导致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而地方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诱发地方政府发债冲动，从而增加债务风险。
减税是营改增的第一目标，且20%的减税效果由地方政府承担；由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收益，全部划归地方政府收入，原来的增值税则按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成。这种过渡政策无法长期维持，随着企业重组整合和业务领域扩大，或迟或早会实行统一的分成办法，即地方全部留成的部分增值税也会按比例分成。根据2012年的静态数据估算，营业税大概有15000多亿，地方政府会因该政策的减税效果减少3000亿左右的税收收入，按现行75%的比例，中央分成9000亿，地方政府增值税只有3000亿左右。
因此营改增施行后，现行财税体制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间事权划分、税收分成比例、地方税体系构建、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变革等等，否则地方政府收入规模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就会大幅下降。
正在考虑的方案有多个，其中一个方案有较多的共识，即把现在属于中央收入的消费税从生产环节转移到零售环节，然后划归地方政府收入。消费税加上车辆购置税这部分的规模共有10000亿左右，基本上可以对冲地方政府由于增值税因中央地方分成而减少的收入，能够使得地方政府收入规模维持支出的60%-70%左右。这样的调整会减弱对地方政府投资的刺激，相应加大对增加本地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激励，也是符合现在中国发展战略的。
关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的方案一直存在争论。有一个基本判断：1994年分税制实行至今，中央相对收入较多，地方收入较少，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面临着较严重的收支矛盾。因而未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应该从合理划分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入手，梳理各级政府的关系，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权与事权相呼应的财税体制和面向城市家庭和个人的征税体制。
如何操作？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总体上看，中央政府应该向地方下放财权，而在特定领域如法院、检察院，中央可实行垂直经费管理，中央应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实行上收支出责任的思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央政府应适当扩展事权，上收部分财权，加强对社会保障、农林水事务和环境保护的支出，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赋予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更大的自由度。从相关政府官员的公开讲话中可以发现，主导财税改革的几个部门也有较大分歧。
新一届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从基于工业化的财税体制转向基于城市化的财税体制。基于工业化的财税体制，分税制并未改变地方政府追逐自身利益的强度，但却对地方政府代表地方提高公共利益的能力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来增加本地收入的行为模式依旧，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无法从投资推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在收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纷纷抛弃那些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产生大量收入的支出项目，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
而着眼于未来基于城市化的财税体制，需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关系，让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向公共财政转型。地方政府拥有多少事权和财力、中央政府向地方下放多少财权，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基层财政出现困难是不是现行分税制存在问题？下放财权后，中央政府是否会出现财力不足，地方政府是否有主动性去认真履行他们所承担事权？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多应该考虑财税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深化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并强化绩效导向。
决策层已下定决心加大营改增的步伐和力度。今年8月1日起，改革要在全国推行，同时铁路运输和电信这两个领域也已在设计方案，其他领域也在加快准备。改革大概需要5-10年时间。随着营改增这项改革对整个财税制度的影响逐步显现，其对中国财税制度的冲击将不亚于分税制改革。
（本刊编辑吴思根据多位政策专家观点整理）
智库观点
FOR VIEWS
经济学人智库：零售增长驱动中国
在预测期内，中国消费品销售的快速增长将主要集中在较不富裕的三、四线城市。预计在2013-2017年间，随着这些地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大量消费者开始有能力购买消费品，而非仅仅购买生活必需品。
外国公司进入零售市场和消费品制造业的情况相较于其它经济板块要容易得多。最近外国企业成功收购了大量中国日用品品牌，这或许表明中国政府对此类收购行为的抵触情绪不似以往那么强烈，即便它仍在鼓励本土企业的发展。
奢侈品企业在中国的持续增长显示，在预测期内，中国将成为推动全球奢侈品市场增长的主力军。奢侈品市场两极分化将日益突出，一端是高端消费人群，他们青睐低调但又迎合其特定消费需求的品牌；另一端是收入稍低的消费者，他们将名牌商品视为中产阶级的标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以减税稳物价支持企业
一季度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信心有所回升，企业产销量、库存、价格、订货等指标趋于好转，出口需求有所回暖。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经营者认为，一方面人工成本上升、社保税费负担过重和利润率低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较慢，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企业招工难问题仍然存在，期待政府通过减税和稳定物价对企业给予支持。
中国社科院：智能化有助产业升级
中国要重视工业化国家重振实体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当前，美国页岩气的开采加速了国际能源结构的调整，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减少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工业化国家在贸易中加大知识产权的维护，加重对别国的限制；工业化国家还在内部利用金融手段减轻企业压力，营造稳定高效的资本市场，对国际资本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冲击带来的危机也是机遇。当前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机遇。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制造业发展造成的巨大冲击主要是对传统发展方式，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发展模式的全面变革与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长城战略咨询：
借助3D打印实现“中国创造”
3D打印技术是一种介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间的“2.5产业”，能够在产品的制造环节融入服务功能，使同质化消费转为个性化消费。3D打印带来的新技术浪潮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同时借助3D打印实现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升，掌握未来产业链高端换件，将实现“中国制造”的新生。
安邦咨询：小心政府债全民承担
评价中国政府的债务承受能力，与评价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债务能力有很大差别。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下，中国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远远多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有限政府。在这种体制下，我们看不到中国出现政府破产的可能，只要中国政府愿意，它能够以举国体制来提供信用支持。在中国，评价中国政府债务的风险要看权力体制，中国现行的权力体制能够比较容易地把政府债务风险变成全民承担的风险。
中国需要克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警惕其中风险，并努力缩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迄今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没有到引发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中国的政府债务只能算作名义债务，真正的风险在于过程识别，关键是能否正确认识到债务风险，并及时采取对策。
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
明确政府的支出责任
财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明确政府的支出责任：政府应在哪些方面花钱，不应该在哪些方面花钱。有些责任，政府可以放手，让社会机构去承担而有些完全靠市场做不到，需要政府来承担责任。明确政府支出责任，需要厘清哪些责任政府该放手，哪些责任要加强。在界定责任的同时，需要考虑财力支撑的问题，即财政收入来源。
中国（海南）改革开发研究院：城镇不在规模在品质
以往的城镇化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其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例如：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许多矛盾、问题，大都与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相关。充分释放城镇化巨大的内需潜力，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未来5～10年，随着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条件、需求、角色的深刻变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不在于铺摊子、造新城，而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品质。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是否保留土地是户改难点
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对于农民来说，最大的实惠是在农村拥有一块承包地和宅基地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如果在完成了身份的变更之后，是否也要放弃自己的承包土地和有偿转让自己的宅基地、是否会失去计划生育的优惠政策是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不可逾越的一个难题。
媒体摘编
MEDIA SUMMARY
中国经济在延续弱复苏状态，在房地产和通胀预期制约下，财政和货币政策难有作为，唯有加快改革。改革核心在金融、财税体制、要素价格、行政审批、收入分配与户籍制度等。在完善推进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对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改革应不容忽视。转型中的中国似乎处在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而公布官员财产就被视为是凝聚民心的重要一招。
前言
宏观保稳定
微观要搞活
《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05月20日
鉴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基本稳定可控，中央财政收入出现连续负增长和“惠民生”的基本政策取向，财政政策用来保增长的可能性已不大；货币政策前期已经充分运用，现在已出现流动性过于宽松的迹象。因此，应保持宏观政策的相对稳定，同时通过搞活微观市场，释放经济活力，包括搞活中小微企业、搞活金融市场和以创业促就业。
警惕
中国式财政悬崖
《财经》 2013年第14期
据估算，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在2012年约为12.77万亿元，相比之下，2011年的总额为10.7万亿元。总共有3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将在2013年到期，约占地方政府预计财政收入的50%。然而，许多地方政府似乎并不担心。因为地方政府并不对自身融资行为负全责。事实上，中央政府在为地方政府进行隐性信用背书。
利率汇率
去行政化
《上海证券报》2013年05月21日
如果不能真正实现国内利率市场化，则加快开放只能使得一个扭曲的金融市场，面临更复杂的外部风险冲击。汇率市场化改革也远不只是扩大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波动幅度，而是应该构造更健全的外汇交易市场、更透明的汇率形成机制。还需要强调的是利率与汇率的去行政化。
审批改革
如何动真格
财新《新世纪》2013年05月20日
惟改革的手术刀在整体改革的治本层面更深切入，才能真正避免改革成效不彰、再度受挫。行政审批改革多年步履艰难，根由在于行政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无疑取决于中国整体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国企改革
分类进行
《经济参考报》2013年05月21日
3月份以来，国资委要求十大行业协会根据各自行业情况编写“产业布局及央企在行业转型中地位和作用”的报告。下一步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对国企进行战略性定位，一类是公益性国企，另一类是竞争性国企，在分类的基础上，再根据重点行业的产业发展的情况来制定国企改革方案。
改革
催生新国企
《人民日报》2013年05月21日
国企改革一度被称作“最难啃的骨头”。十年前，国企改革再次发力，经历坎坷曲折、激昂壮阔的探索，如今，国有企业已是活力、效率、影响力的代名词。在2012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54家国有企业上榜。
官员财产公示
“要听楼梯响，
更要见人下来”
求是理论网2013年05月16日
首试官员任前财产公示的做法值得我们大家为其鼓掌。从官员财产公示的根源上进行把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现“漏网之鱼”。只有在源头上把好关，才能将官员财产公示的效力发挥到极致。将任前官员的财产进行公示，目的是为了加强公众对官员的监督，以发现官员的财产公示是否真实。
美联储
酝酿退出
《瞭望》2013年第20期
一旦美国开始实施退出战略势必推动美元中长期走强，全球很可能再现“剪羊毛”效应，势必给全球经济金融运行、汇率市场稳定以及资产价格带来新一轮冲击。而对中国而言风险更不能小视，政策退出将进一步加剧中国跨境资本的双向波动，也不能排除引发阶段性资本集中流出，并导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营改增”改革引发了诸多关注和议论。有政府高层曾表示，有望借此倒逼财税体制改革。但也有观点认为，营改增将导致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而地方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诱发地方政府发债冲动，从而增加债务风险。
减税是营改增的第一目标，且20%的减税效果由地方政府承担；由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收益，全部划归地方政府收入，原来的增值税则按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成。这种过渡政策无法长期维持，随着企业重组整合和业务领域扩大，或迟或早会实行统一的分成办法，即地方全部留成的部分增值税也会按比例分成。根据2012年的静态数据估算，营业税大概有15000多亿，地方政府会因该政策的减税效果减少3000亿左右的税收收入，按现行75%的比例，中央分成9000亿，地方政府增值税只有3000亿左右。
因此营改增施行后，现行财税体制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间事权划分、税收分成比例、地方税体系构建、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变革等等，否则地方政府收入规模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就会大幅下降。
正在考虑的方案有多个，其中一个方案有较多的共识，即把现在属于中央收入的消费税从生产环节转移到零售环节，然后划归地方政府收入。消费税加上车辆购置税这部分的规模共有10000亿左右，基本上可以对冲地方政府由于增值税因中央地方分成而减少的收入，能够使得地方政府收入规模维持支出的60%-70%左右。这样的调整会减弱对地方政府投资的刺激，相应加大对增加本地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激励，也是符合现在中国发展战略的。
关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的方案一直存在争论。有一个基本判断：1994年分税制实行至今，中央相对收入较多，地方收入较少，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面临着较严重的收支矛盾。因而未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应该从合理划分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入手，梳理各级政府的关系，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权与事权相呼应的财税体制和面向城市家庭和个人的征税体制。
如何操作？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总体上看，中央政府应该向地方下放财权，而在特定领域如法院、检察院，中央可实行垂直经费管理，中央应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实行上收支出责任的思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央政府应适当扩展事权，上收部分财权，加强对社会保障、农林水事务和环境保护的支出，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赋予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更大的自由度。从相关政府官员的公开讲话中可以发现，主导财税改革的几个部门也有较大分歧。
新一届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从基于工业化的财税体制转向基于城市化的财税体制。基于工业化的财税体制，分税制并未改变地方政府追逐自身利益的强度，但却对地方政府代表地方提高公共利益的能力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来增加本地收入的行为模式依旧，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无法从投资推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在收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纷纷抛弃那些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产生大量收入的支出项目，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
而着眼于未来基于城市化的财税体制，需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关系，让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向公共财政转型。地方政府拥有多少事权和财力、中央政府向地方下放多少财权，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基层财政出现困难是不是现行分税制存在问题？下放财权后，中央政府是否会出现财力不足，地方政府是否有主动性去认真履行他们所承担事权？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多应该考虑财税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深化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并强化绩效导向。
决策层已下定决心加大营改增的步伐和力度。今年8月1日起，改革要在全国推行，同时铁路运输和电信这两个领域也已在设计方案，其他领域也在加快准备。改革大概需要5-10年时间。随着营改增这项改革对整个财税制度的影响逐步显现，其对中国财税制度的冲击将不亚于分税制改革。
（本刊编辑吴思根据多位政策专家观点整理）
智库观点
FOR VIEWS
经济学人智库：零售增长驱动中国
在预测期内，中国消费品销售的快速增长将主要集中在较不富裕的三、四线城市。预计在2013-2017年间，随着这些地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大量消费者开始有能力购买消费品，而非仅仅购买生活必需品。
外国公司进入零售市场和消费品制造业的情况相较于其它经济板块要容易得多。最近外国企业成功收购了大量中国日用品品牌，这或许表明中国政府对此类收购行为的抵触情绪不似以往那么强烈，即便它仍在鼓励本土企业的发展。
奢侈品企业在中国的持续增长显示，在预测期内，中国将成为推动全球奢侈品市场增长的主力军。奢侈品市场两极分化将日益突出，一端是高端消费人群，他们青睐低调但又迎合其特定消费需求的品牌；另一端是收入稍低的消费者，他们将名牌商品视为中产阶级的标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以减税稳物价支持企业
一季度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信心有所回升，企业产销量、库存、价格、订货等指标趋于好转，出口需求有所回暖。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经营者认为，一方面人工成本上升、社保税费负担过重和利润率低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较慢，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企业招工难问题仍然存在，期待政府通过减税和稳定物价对企业给予支持。
中国社科院：智能化有助产业升级
中国要重视工业化国家重振实体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当前，美国页岩气的开采加速了国际能源结构的调整，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减少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工业化国家在贸易中加大知识产权的维护，加重对别国的限制；工业化国家还在内部利用金融手段减轻企业压力，营造稳定高效的资本市场，对国际资本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冲击带来的危机也是机遇。当前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机遇。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制造业发展造成的巨大冲击主要是对传统发展方式，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发展模式的全面变革与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长城战略咨询：
借助3D打印实现“中国创造”
3D打印技术是一种介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间的“2.5产业”，能够在产品的制造环节融入服务功能，使同质化消费转为个性化消费。3D打印带来的新技术浪潮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同时借助3D打印实现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升，掌握未来产业链高端换件，将实现“中国制造”的新生。
安邦咨询：小心政府债全民承担
评价中国政府的债务承受能力，与评价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债务能力有很大差别。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下，中国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远远多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有限政府。在这种体制下，我们看不到中国出现政府破产的可能，只要中国政府愿意，它能够以举国体制来提供信用支持。在中国，评价中国政府债务的风险要看权力体制，中国现行的权力体制能够比较容易地把政府债务风险变成全民承担的风险。
中国需要克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警惕其中风险，并努力缩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迄今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没有到引发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中国的政府债务只能算作名义债务，真正的风险在于过程识别，关键是能否正确认识到债务风险，并及时采取对策。
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
明确政府的支出责任
财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明确政府的支出责任：政府应在哪些方面花钱，不应该在哪些方面花钱。有些责任，政府可以放手，让社会机构去承担而有些完全靠市场做不到，需要政府来承担责任。明确政府支出责任，需要厘清哪些责任政府该放手，哪些责任要加强。在界定责任的同时，需要考虑财力支撑的问题，即财政收入来源。
中国（海南）改革开发研究院：城镇不在规模在品质
以往的城镇化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其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例如：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许多矛盾、问题，大都与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相关。充分释放城镇化巨大的内需潜力，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未来5～10年，随着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条件、需求、角色的深刻变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不在于铺摊子、造新城，而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品质。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是否保留土地是户改难点
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对于农民来说，最大的实惠是在农村拥有一块承包地和宅基地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如果在完成了身份的变更之后，是否也要放弃自己的承包土地和有偿转让自己的宅基地、是否会失去计划生育的优惠政策是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不可逾越的一个难题。
媒体摘编
MEDIA SUMMARY
中国经济在延续弱复苏状态，在房地产和通胀预期制约下，财政和货币政策难有作为，唯有加快改革。改革核心在金融、财税体制、要素价格、行政审批、收入分配与户籍制度等。在完善推进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对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改革应不容忽视。转型中的中国似乎处在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而公布官员财产就被视为是凝聚民心的重要一招。
前言
宏观保稳定
微观要搞活
《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05月20日
鉴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基本稳定可控，中央财政收入出现连续负增长和“惠民生”的基本政策取向，财政政策用来保增长的可能性已不大；货币政策前期已经充分运用，现在已出现流动性过于宽松的迹象。因此，应保持宏观政策的相对稳定，同时通过搞活微观市场，释放经济活力，包括搞活中小微企业、搞活金融市场和以创业促就业。
警惕
中国式财政悬崖
《财经》 2013年第14期
据估算，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在2012年约为12.77万亿元，相比之下，2011年的总额为10.7万亿元。总共有3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将在2013年到期，约占地方政府预计财政收入的50%。然而，许多地方政府似乎并不担心。因为地方政府并不对自身融资行为负全责。事实上，中央政府在为地方政府进行隐性信用背书。
利率汇率
去行政化
《上海证券报》2013年05月21日
如果不能真正实现国内利率市场化，则加快开放只能使得一个扭曲的金融市场，面临更复杂的外部风险冲击。汇率市场化改革也远不只是扩大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波动幅度，而是应该构造更健全的外汇交易市场、更透明的汇率形成机制。还需要强调的是利率与汇率的去行政化。
审批改革
如何动真格
财新《新世纪》2013年05月20日
惟改革的手术刀在整体改革的治本层面更深切入，才能真正避免改革成效不彰、再度受挫。行政审批改革多年步履艰难，根由在于行政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无疑取决于中国整体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国企改革
分类进行
《经济参考报》2013年05月21日
3月份以来，国资委要求十大行业协会根据各自行业情况编写“产业布局及央企在行业转型中地位和作用”的报告。下一步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对国企进行战略性定位，一类是公益性国企，另一类是竞争性国企，在分类的基础上，再根据重点行业的产业发展的情况来制定国企改革方案。
改革
催生新国企
《人民日报》2013年05月21日
国企改革一度被称作“最难啃的骨头”。十年前，国企改革再次发力，经历坎坷曲折、激昂壮阔的探索，如今，国有企业已是活力、效率、影响力的代名词。在2012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54家国有企业上榜。
官员财产公示
“要听楼梯响，
更要见人下来”
求是理论网2013年05月16日
首试官员任前财产公示的做法值得我们大家为其鼓掌。从官员财产公示的根源上进行把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现“漏网之鱼”。只有在源头上把好关，才能将官员财产公示的效力发挥到极致。将任前官员的财产进行公示，目的是为了加强公众对官员的监督，以发现官员的财产公示是否真实。
美联储
酝酿退出
《瞭望》2013年第20期
一旦美国开始实施退出战略势必推动美元中长期走强，全球很可能再现“剪羊毛”效应，势必给全球经济金融运行、汇率市场稳定以及资产价格带来新一轮冲击。而对中国而言风险更不能小视，政策退出将进一步加剧中国跨境资本的双向波动，也不能排除引发阶段性资本集中流出，并导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