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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多元族群组成的社会，其中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许许多多的“其他族群”。
马来人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占总人口的50%以上，他们的祖先本为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王国的王室成员。自14世纪开始，因祖国受外族侵占，室利佛逝的王子拜里米苏拉从印尼巨港逃亡至马来半岛，辗转来到马六甲港口，开创马六甲王朝如日中天的纪元，成为第一个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外来贵人代表。
华裔则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约占总人口的25%，他们大多是清朝移民的后代，以勤劳、富有商业头脑著称。马来西亚印度人是三大族群中数量最少的，约占总人口的10%，他们大多是讲泰米尔语的南印度移民的后代。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同为英国殖民地之时，他们受英政府号召来到马来西亚，成为收割橡胶的劳工。
除了占据人口最大宗的三大族群以外，马来西亚还有一群身份尴尬的族群，他们是最早居住于马来西亚东、西半岛上的原住民。由于人口与经济地位的劣势，他们常常被忽略。
沙巴州和砂拉越州所在的东马，婆罗洲南岛语族的原住民占据了大部分的族群组成，其中包括卡达山杜顺族、巴瑶族、毛律族、伊班族、比达友族和乌鲁族。而吉隆坡所在的马来半岛（西马），也有大约18万的原住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0.5%。半岛原住民被划分为三大类：尼格利陀族、色诺族和原马来族。
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各个族群，像是百纳被一样，以不同肤色、文化、信仰、语言，交织出这块土地的美丽样貌。但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之下，多元族群并存的马来西亚，其人民是否能和平共处呢？
許多印度裔在马来西亚的地位越变越低。
“固打制”
1826—1957年，在英国统治马来西亚期间，英政府采取了族群分化政策，除了将各族群的居住领域分开外，也将各族的教育、职业领域区分开来。
在当时的社会，大部分马来人因为从事农耕，多数住在稻米田附近;从事采矿和行商的华人，聚集地就在矿场外围;而园丘地区则变成了割采橡胶的印度工人的居住地。
这样的族群分化政策，强化了原本族群间的差异状态，造成彼此对抗，以达到分化殖民地人民的目的。
1957年8月31日，在国父东姑阿都拉曼的带领下，马来半岛正式脱离英国殖民，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963年9月16日，东马沙巴、砂拉越宣布加入马来半岛，如今的马来西亚也随之诞生。
马来西亚宪法明文规定，马来人与东马的原住民被认定为“土地之子”（Bumiputra，又在马来西亚被翻译为“土著”），因此他们在政治、经济、就学上都享有一定特权。宪法也特别增列“固打制”（Quota）的条款，即以族群比例在特定领域中实施配额的制度。
尽管宪法规定，能享有特权的族群分别有马来人和原住民，但只有被认为是“土地之子”的东马原住民，才能享受到固打制的福利。而与马来人一同生活在西马的原住民，却因为有可能威胁到马来族群“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而无法被列为“土著”，仅能保留“原住民”的称号，连带着福利与特权也一并被剥夺。
具体来说，固打名额涉及四个方面：保留地、公共服务机构的固打名额、许可证与商业执照的固打名额、奖学金与教育领域的固打名额。
土著中也有强势与弱势的分类，形成了专属于马来西亚的奇特族群阶梯。
以保留地来说，马来人在买房子的时候会有5%～15%的回扣，因此贫穷的马来人也可以以低价买到土地和房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地契上会被注明为“马来保留地”，也就是说这种房子未来想要转手时，只能转卖给其他马来人;如果将马来保留地卖给其他族裔的话，那这份交易就是不合法的。
在就业与商业方面，马来西亚政府也严格规定，企业必须保留至少30%的股份和工作机会给马来人。《工业调整法》明文记载：雇工25人、资本25万马币以上的非马来人企业在领取执照时，必须把30%的股权留给马来人，产品的30%交由马来人代销;土地开发、石油、天然气采炼等，优先供给马来人;否则申请者将领不到执照，而企业所雇的员工中，马来人应占50%。
经济鸿沟
各族人民在考取公务员和升大学的时候，录取名单并不完全以考生的成绩为标准，而是在“土著优先”的基础上，再按成绩高低录取。固打制导致马来人在大学录取新生时占有极大的优势，也导致一些来自其他族群的优秀人才难以进入马来西亚公立大学。 每年3月，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STPM）考试放榜时，都不难看到又有考取4.0满分的华裔考生上不了国立大学的医学系，甚至有人被多所国立大学拒之门外，多年的寒窗苦读付之东流。基于公立大学学额有限，有经济能力的非土著学子选择留学国外，或就读于国内私立学府，但是來自低社经阶层的学子，则因无法负担高昂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放弃求学。
对华人来说，他们清楚自身是“没有伞的孩子”。极度重视教育的他们，为了孩子的未来，也为了生存，靠着节俭度日，攒下了大笔财富。
随着华人在商界的成功，他们逐渐在经济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他们悉心栽培的下一代也因为知识水平与能力较好，渐渐成为了各领域中的佼佼者，华巫（指华人和马来人，马来人又被称为“巫族”）之间的经济鸿沟逐渐被拉大。
1980年代，马来西亚从农业社会开始转变成工业社会，工业和制造业成为了马来西亚的核心经济领域。华人子弟的工程师较多，几乎把持了整个制造业。马来人心生不满，认为国家的经济都被这些“外来者”拿捏住了，纷纷向政府抗议。马来族群的不满，也被部分政客当成政治手段，以危言耸听催出马来选票，却也让族群嫌隙愈发剧烈。
族群阶梯和白旗运动
在华巫矛盾越演越烈之时，其他族群的不满情绪却被选择性忽视。
印度裔作为马来西亚的第三大族群，在经济改革中也深受影响。橡胶产业的没落，让许多印裔人士一夕失业。同样不被政府照顾的他们，因为社经地位不高，话语权不若华人一般重，因此许多印度裔在马来西亚的地位越变越低。
原住民地位也不高。东马的原住民因为人口不多，加上政治地位大部分都掌握在人口占多数而强势的马来族手中，因此他们经常会被归类为“其他土著”或“弱势土著”。其中更惨的要属西马的半岛原住民了，这些原住民被称为“Orang Asli”，即“本源”的意思，但却连“土著”的身份也没有。
不过，或许是人数少的原因，大马人一般并不注意西马原住民这个群体，实际上他们也是全民中最被忽略的少数群体，可说比东马的原住民更被忽略。“土著”这用语，不但把国民分为“土著”与“非土著”，土著中也有强势与弱势的分类，形成了专属于马来西亚的奇特族群阶梯。
尽管马来西亚各族群之间并不能说完全和睦，不过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喝同一个水源长大的情谊还是有的。自2020年1月马来西亚出现首宗新冠病例后，严峻的疫情就从未间断，新冠确诊病例至今已破150万，全国封锁措施无限期延长，民心惶惶，换总理也无济于事。
当地许多民众的生活因疫情陷入困境之际，民间发起“白旗运动”，鼓励有困难的人主动在家门口挂上白旗寻求协助。令人感动的是，各族人民并未因为肤色与族群之分，而选择性地资助他人。
不少马来人与印度裔纷纷表示，他们在挂上白旗后，很快就收到了华人送来的白米、干粮，让他们大为感动。也有华人老板因为生意受影响，没办法发工资给员工，而不得不在家门外竖起白旗。这得到手下其他族群员工的体谅，愿意让老板延后发工资。整个社会罕见地出现了一片和谐的景象。
随着疫情愈演愈烈，马来西亚如今受影响的已不再是低收入阶层。面对严重的疫情，全国人民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来西亚各族需要抛开偏见、携手合作，才能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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