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的经济生活是一首协奏曲，国家、企业、个人就像不同的乐器，共同演奏出跌宕起伏的旋律.每一个乐章，他们的音色高低，曲调急缓，让乐曲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节拍。
2008年开始，经济危机的迷雾笼罩全球，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打出了这样一张牌——“国有化”。全世界开始激烈地讨论，究竟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抵御危机？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变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物质精神生活。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和魄力，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可当西方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发现，在这个国家内部，关于“国有”二字的争论，比他们还要激烈。
中国的国有企业，似乎总蒙着谜一样的面纱。
国有经济的角色？
美国《财富》杂志总编苏安迪，对“财富500大”榜单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很感兴趣，在上榜的79家中国企业中，有63家是国有企业，比例接近80%。近距离地观察这些企业，是苏安迪中国之行的一个目的。
得知中国铁建地铁加隧道建成的里程达到1万公里，几乎把地球沿着直径能够打通。苏安迪有点惊讶，但他也找到了这家企业在榜单中迅速上升的原因。从2006年进入“财富500大”榜单，中国铁建每年的营业收入都在以超过25%的速度增长。
根据公司营业收入制作的“财富500大“榜单，描绘出了这样的竞争轨迹。
1975年的第一张榜单，美国上榜企业最多，有241家，日本54家，英国49家。直到1989年，这张榜单上才第一次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从2002年开始的十年，美国和日本上榜的企业数量逐渐减少，榜单上的中国企业数量一直在增长。
身处冰冷的隧道，苏安迪触摸到了中国经济的热度。在他看来，当前全球的目标，是从国家层面摆脱危机。每个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模式。
苏安迪说：“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式很灵活，并不僵化，一方面这些企业引入了公众股份，但同时政府给他们帮助和支持，两样都有，我觉得这是中国特有的方式，对中国有效的话，那么就适合中国。”
就在苏安迪探访中国铁建的同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也正在和学生们，讨论工业化进程下，中国模式的由来。胡鞍钢说认为，“工业化也有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私人发动，就是主要靠私营企业，基本上欧美国家是这样。第二种是政府发动的。”
中国一直在工业化的路途上追赶。
1949年，车水马龙的列宁格勒，显示了苏联这个新兴国家的繁荣；之后不久，英国约翰布朗造船厂里，巨型船舶正在轰鸣中建造；当陆地巡洋舰越野车在富士山上测试耐久性，当萨拉托加号航母驶出纽约港；中国，还是一个在田野上跋涉的国家。
为了快速建起新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156个“国家重点项目”，近5万家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他们，支撑起新中国经济的基础，为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但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地就从一条腿变成两条腿，既有国有企业，也有个体户，后来又有外资企业，进而又有了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两条腿走路。
借助国家力量的推动，来实现经济复苏和追赶，并非中国独创。在欧洲，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
《石油战争》的作者恩道尔，28年前定居德国。铁路是他出行的基本工具，也是他观察欧洲经济的一个窗口。恩道尔的家距法兰克福50公里，坐火车只要7.3欧元，比开车省钱。而德国铁路就是一家国有企业。
在德国，目前还有59家国有控股企业，德国3.5%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这些企业。
独立经济学者威廉·恩道尔说：“德国的国有企业在过去的20年中进行了改制，比如德国铁路和德国电信，这样的国有企业都在上市后成为公众公司，但是国家依然拥有大多数股份，或者控制一定的股份。”
国有企业在欧洲大规模出现，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出于备战和对抗危机的需要，英、法等国将一部分私人工矿企业收归国有，而欧洲另一次国有化浪潮发生在二战之后。
威廉·恩道尔还说：“法国二战后百废待兴，经济落后，只剩下了农业，而且是初级农业，可戴高乐的理想是将法国建成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能够与美国比肩，于是他们制定了国家5年发展计划。”
戴高乐的理想，后来变成了现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法国出现了欧洲宇航、空中客车等一批世界级大企业。在英国，铁路、电力、电讯等行业，当时也百之百属于国有。
然而，这些企业也开始显现出效率低下的一面，那时候的英国装一部家庭电话需要等上两年。面对民众的抱怨，英国政府启动私有化改革，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在这一轮私有化浪潮中，俄罗斯的故事尤为曲折。
康斯坦丁是俄罗斯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他正在全世界寻找可以借鉴的发展路径。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康斯坦丁已经去了欧美十几个国家。现在他来到了中国。
康斯坦丁对私有化问题格外关注，源于俄罗斯当下越来越激烈的争论。俄罗斯政府刚刚宣布，2013年以前至少会将8家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政府的举动，让包括康斯坦丁在内的很多俄罗斯人都很担忧。他们不希望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震荡再度上演。
1991年，苏联解体，引入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开始了大规模私有化，价值1万5千亿卢布的国有资产以私有化证券的形式，分给了每一位俄罗斯公民。那时候还在上小学的康斯坦丁，还记得他家每人都分到了1万卢布的证券，后来变成了废纸一张。
从1991年到1999年，俄罗斯总共有12万5千家国有企业被出售。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45%，工业总产值下降了60%。此后十几年，俄罗斯政府逐步收回了国家对重点行业的控制权。
国有经济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争论如果追溯历史，中国要比西方更为久远。
养马场与招商局：国有经济的历史与现代样本 两千年前，西征的霍去病在甘肃西部，为汉武帝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办养马场，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国有企业。
马场两千多年的历史，正成为这里开发旅游的招牌。慕名而来的，有些是很特殊的游客。独立学者畅钟，曾在深圳经商多年，他发现困扰现代企业的很多问题，也曾困扰着古人。
“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大臣桑弘羊倡导的盐铁专营，让大汉的国库迅速丰盈起来，军力也得以快速扩张。
而盐铁专营制度的创始人，还不是桑弘羊，早在春秋战国，管仲就提出：“唯官山海为可耳”。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国家可以通过垄断山泽之利，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这样的制度，可以让人们感觉不到赋税的压力，但却为国家形成了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
然而，当国营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出现，争论也随之而来。
这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辩论，持续了两个月。留下了一本会议纪要《盐铁论》。民间代表认为，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应该废除，桑弘羊则辩论说，没有盐铁专营，国库就会空虚，驻守边关的将士连吃饭都会成问题，怎么能停呢？因为没人能提出更好的经济策略，辩论最后无果而终。盐铁专营，此后在中国延续了千年。
一百多年前，官营和民营又引发了一场惊动朝野的辩论，这次的焦点，是一家企业，招商局。
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今年73岁的袁武，已经在招商局工作了四十多年。
走过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上环西港城，就是袁武最初工作的地方。
从官营、国营到国有（清朝是官商，国民党时是国民党的官商，解放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营机构），这扇大门背后，是招商局走过的风雨历程。
2012年是招商局成立140周年。画布上描绘的，是“轮船招商公局”开业时的盛况。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育宁介绍招商局的起源，“清朝末期，朝廷的财政资源有限，想兴办这么一个现代的产业受到资金的局限，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能够有效发掘社会资本，当时奏折里边写到一句话就是‘设局以招商’，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傅育宁还介绍，公局当时的设立可能考虑政府主导的因素比较多，政府倡议发起，那么以后商业股东参与的比重和起的作用逐渐加大，再叫公局有不妥之处。招商局在它整个一百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商界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在招商局成立仅仅十年后，一场拉锯战，让这家企业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展开了激烈而又漫长的博弈。
一位财经作家从他的视角，写下了这段历史。
1884年，时任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和会办徐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试图将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改为民营。信中说，政府的款项他们会慢慢归还，今后就不要再派官员来招商局任职了。究竟是为了分得更多利润，还是为了改良企业，历史并没有留下详细记载。但这封信引发的结果，是招商局被朝廷接管，变成官商型企业。因为在李鸿章看来，招商局不仅仅是为了盈利而存在的企业。
同样在1884年，日本明治政府却把当时最大的日本造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1块钱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就是后来的三菱株式会社。
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日本当年的选择是，国有企业逐渐从这些竞争性的行业中退出了。中国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故乡，它很多问题是一个一百年以前就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它在经济制度上，在企业制度上就会有很多独特性的体现。”
不同的选择，让同样期待工业化的两个国家，此后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1884～1930年，招商局又经历了两次从官营到民营再到官营的反复，每一次收归国有，都是出于对国家航运安全的考虑。
从公元前81年的盐铁大辩论，到百年前风雨变幻的招商局，中国，在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反复讨论着国有经济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友谊商城：国有资本的进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83岁的厉以宁，在中国经济界曾充满争议。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企改革陷入胶着的时候，因为提出国有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革，他被当成“私有化“的代表，并由此得了个绰号“厉股份”。
无论怎么被评判，厉以宁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怎么来改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股份制是最好的形式，承包不行，它跟农业不一样，农业是一家一户的，承包地自负盈亏，国有企业怎么办？不能用承包办法。”事实上，中国的国有资本一直在进退中摸索。
以商场为例。十几年前，胡子敬刚刚接管国营商场，面对的是个烂摊子。“晚上大概8点多，到了商场以后，灯特别暗淡，整个营业间几乎没有顾客。零零散散的营业员坐在柜台里面，有的看报纸，有的聊天，有的打毛线。”
因为当年的友谊商场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企业经营和职工利益没太大关系，一些部门经理经常向供应商索要回扣，商场成了大家的提款机。
喜欢下围棋的胡子敬，一有时间就到岳麓山上和棋友对弈，在棋局中，苦苦思考企业出路。
进退相宜，攻守气合，尽管在棋局中胡子敬游刃有余，但怎么盘活友谊商场这盘棋，却整整困扰了他十年。国有资产既不能卖掉，也不能引进民间资本，没有政策企业困局谁也破不了。
1999年秋天，一份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决定，打开了胡子敬的思路。
胡子敬将2900万国有资产，按1：1的比例折算为国有股，之后按设计好的国有、职工和经营者持股比例，将新公司2600万股交给职工认购，还有2500万股由经营者团队和民营资本认购。
2009年，友谊阿波罗在深交所上市，国有股比例进一步缩减到28%，但是这部分国有资产的价值，却从最初的2900万，增值到了现在的12亿元。十几年前，友谊商城一个季度的营业额为一千万，而现在完成这样的营业额，只需要一天。
改制、兼并、租赁、出售，国有资本已经从许多领域逐步退出，最近20年，国有企业已经退出了4.7万户，在工业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了5%。然而，进与退之中都有很大的学问。
大企业的担当
延安，中国第四大石油基地。最近三十年，陕北这片黄土高原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当时，政策允许将一部分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承包给个人。陕北引进了很多投资开发石油。山上废弃的井架，仿佛还在向我们讲述曾经的淘金故事。那时候，延安平均每80平方公里，就有一家私营油田。粗放式的开采，不仅浪费了资源，甚至影响到了延安人的生活。
1999年，陕北石油乱开采引起国家关注，政府委托延长石油集团，对当地的油井进行有偿重组。
就在那时，张积耀，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被调入了延长石油。这座大型石油炼化厂就是延长石油重组后扩建的。他说，“当时要是不重组的话，不但没有今天的延长石油，陕北地方石油就不会像今天这个规模和效益，就开采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早早就破坏掉了，浪费掉了。”
现在延长石油在技术改造和环保上的总投入每年都超过24亿元。张积耀很喜欢“延长”这个名字，他希望企业能让资源的生命延长，再延长。
在中国西北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有中国极为稀缺的一种资源——钾，是农作物生长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没有它，农作物的产量质量都没有保证，但中国的土壤里恰恰缺钾。李浩，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公司总经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钾盐专家，2000年来到罗布泊之后，就一直守候在这里，开发这种和石油、黄金一样稀缺的资源。
水是这里的稀缺资源，要从400公里外的哈密一车车地拉进罗布泊，一吨水要245块钱。
这些用盐块砌成的房子就是李浩和同事们十年前的宿舍和办公室。这里不缺钾盐，但要把这些钾盐提炼成钾肥，当时却相当困难。
那时候，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乌克兰四个国家垄断着全球90%的钾肥生产和贸易，钾肥技术也从不转让。为了提炼钾肥，美国人在犹他州大盐湖，研制了整整十五年，而李浩他们在罗布泊琢磨出中国人自己的钾肥技术，只用了四年。
从2006年生产出第一袋钾肥，到现在年产量120万吨，中国钾肥的进口依存度，从70%下降到50%。当李浩一次次走出茫茫戈壁，代表中国在世界钾肥大会上发言，这片荒漠，也因为这家企业的驻守而变得更加生动。
中国，是资源需求大国，近14亿人的生活，需要有实力的大企业去未雨绸缪。
在南海深处，矗立着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深水钻井平台，代号981。为了建造它，中国海洋工程的顶级专家们用了五年时间。这个重达3万吨的大家伙，整体高度几乎相当于45层高的大厦，它既可以像船一样在大海上自由行驶，也可以不用锚就固定在任何海平面上。而981平台能在深海固定的秘密，就在一间中控室。
盖凤喜，动力定位师，这是981平台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岗位。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人只有4个。
上981平台之前，盖凤喜一直在挪威的深海钻井平台上工作。那时，中海油还只能在500米以内的近海采油。如果租用外国平台，每天的租金要50万到65万美元。
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7%，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直逼30%。而中国南海集中了全国1/3的油气资源，其中70%蕴藏在深水区。
从2012年5月9日开钻以来，981平台已经钻出了三口深水油井，并逐步向更深的海域挺进。这间十几平米的司钻房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司钻正在通过电脑操作钻杆钻向海底3000米的深处。
981平台最大钻井深度可达到一万米。中海油的深海作业舰队，正不断挑战新的作业深度。在这壮阔的深蓝色海底，他们锁定的是能源安全的未来。
而对中国来说，更久远的梦想，需要有人为之探路。
全国性的水利资源考察，仅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做过，但世界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却一直是个空白。2006年中国电建集团，提出做一次系统的考察，为国家补足这部分资料。
虽然这次考察，短期内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利润。但从整个国家来看，水电资源的利用，需要长远规划，就必须依靠详细的调查来支撑。生态、环境、水文、地理，考察队这次要拿到尽可能多的数据。
晏志勇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副董事长，他说，“我们干这个事，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作为国企一种责任的担当，虽然我们是企业，但集中了中国，应该说一流的、骨干的，水电的规划、勘察、设计、建设的精英。”
2006年10月5日，在西藏林芝拍完全家福后，20名考察队员兵分两路，踏上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危险的一段行程。在无人区里工作的整整24天，他们翻越5300米的雪山，趟过乱石丛生的急流，因为不知道峡谷里会有什么动物出没，晚上，他们不能熟睡。
队员们用脚一步步走过雅鲁藏布江下游258公里的河段，发现这里的落差超过2300米，如果未来开发利用，这里的年发电量相当于7个三峡水电站。
这次考察获得了200多箱资料，它们被存放在国家档案馆。
从罗布泊，到南海；不论是过往还是现在；当我们踏上一万两千公里的寻找之路，发现中国经济中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扑面而来。
（《国企备忘录》（第一集））
2008年开始，经济危机的迷雾笼罩全球，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打出了这样一张牌——“国有化”。全世界开始激烈地讨论，究竟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抵御危机？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变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物质精神生活。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和魄力，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可当西方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发现，在这个国家内部，关于“国有”二字的争论，比他们还要激烈。
中国的国有企业，似乎总蒙着谜一样的面纱。
国有经济的角色？
美国《财富》杂志总编苏安迪，对“财富500大”榜单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很感兴趣，在上榜的79家中国企业中，有63家是国有企业，比例接近80%。近距离地观察这些企业，是苏安迪中国之行的一个目的。
得知中国铁建地铁加隧道建成的里程达到1万公里，几乎把地球沿着直径能够打通。苏安迪有点惊讶，但他也找到了这家企业在榜单中迅速上升的原因。从2006年进入“财富500大”榜单，中国铁建每年的营业收入都在以超过25%的速度增长。
根据公司营业收入制作的“财富500大“榜单，描绘出了这样的竞争轨迹。
1975年的第一张榜单，美国上榜企业最多，有241家，日本54家，英国49家。直到1989年，这张榜单上才第一次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从2002年开始的十年，美国和日本上榜的企业数量逐渐减少，榜单上的中国企业数量一直在增长。
身处冰冷的隧道，苏安迪触摸到了中国经济的热度。在他看来，当前全球的目标，是从国家层面摆脱危机。每个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模式。
苏安迪说：“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式很灵活，并不僵化，一方面这些企业引入了公众股份，但同时政府给他们帮助和支持，两样都有，我觉得这是中国特有的方式，对中国有效的话，那么就适合中国。”
就在苏安迪探访中国铁建的同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也正在和学生们，讨论工业化进程下，中国模式的由来。胡鞍钢说认为，“工业化也有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私人发动，就是主要靠私营企业，基本上欧美国家是这样。第二种是政府发动的。”
中国一直在工业化的路途上追赶。
1949年，车水马龙的列宁格勒，显示了苏联这个新兴国家的繁荣；之后不久，英国约翰布朗造船厂里，巨型船舶正在轰鸣中建造；当陆地巡洋舰越野车在富士山上测试耐久性，当萨拉托加号航母驶出纽约港；中国，还是一个在田野上跋涉的国家。
为了快速建起新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156个“国家重点项目”，近5万家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他们，支撑起新中国经济的基础，为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但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地就从一条腿变成两条腿，既有国有企业，也有个体户，后来又有外资企业，进而又有了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两条腿走路。
借助国家力量的推动，来实现经济复苏和追赶，并非中国独创。在欧洲，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
《石油战争》的作者恩道尔，28年前定居德国。铁路是他出行的基本工具，也是他观察欧洲经济的一个窗口。恩道尔的家距法兰克福50公里，坐火车只要7.3欧元，比开车省钱。而德国铁路就是一家国有企业。
在德国，目前还有59家国有控股企业，德国3.5%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这些企业。
独立经济学者威廉·恩道尔说：“德国的国有企业在过去的20年中进行了改制，比如德国铁路和德国电信，这样的国有企业都在上市后成为公众公司，但是国家依然拥有大多数股份，或者控制一定的股份。”
国有企业在欧洲大规模出现，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出于备战和对抗危机的需要，英、法等国将一部分私人工矿企业收归国有，而欧洲另一次国有化浪潮发生在二战之后。
威廉·恩道尔还说：“法国二战后百废待兴，经济落后，只剩下了农业，而且是初级农业，可戴高乐的理想是将法国建成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能够与美国比肩，于是他们制定了国家5年发展计划。”
戴高乐的理想，后来变成了现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法国出现了欧洲宇航、空中客车等一批世界级大企业。在英国，铁路、电力、电讯等行业，当时也百之百属于国有。
然而，这些企业也开始显现出效率低下的一面，那时候的英国装一部家庭电话需要等上两年。面对民众的抱怨，英国政府启动私有化改革，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在这一轮私有化浪潮中，俄罗斯的故事尤为曲折。
康斯坦丁是俄罗斯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他正在全世界寻找可以借鉴的发展路径。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康斯坦丁已经去了欧美十几个国家。现在他来到了中国。
康斯坦丁对私有化问题格外关注，源于俄罗斯当下越来越激烈的争论。俄罗斯政府刚刚宣布，2013年以前至少会将8家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政府的举动，让包括康斯坦丁在内的很多俄罗斯人都很担忧。他们不希望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震荡再度上演。
1991年，苏联解体，引入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开始了大规模私有化，价值1万5千亿卢布的国有资产以私有化证券的形式，分给了每一位俄罗斯公民。那时候还在上小学的康斯坦丁，还记得他家每人都分到了1万卢布的证券，后来变成了废纸一张。
从1991年到1999年，俄罗斯总共有12万5千家国有企业被出售。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45%，工业总产值下降了60%。此后十几年，俄罗斯政府逐步收回了国家对重点行业的控制权。
国有经济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争论如果追溯历史，中国要比西方更为久远。
养马场与招商局：国有经济的历史与现代样本 两千年前，西征的霍去病在甘肃西部，为汉武帝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办养马场，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国有企业。
马场两千多年的历史，正成为这里开发旅游的招牌。慕名而来的，有些是很特殊的游客。独立学者畅钟，曾在深圳经商多年，他发现困扰现代企业的很多问题，也曾困扰着古人。
“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大臣桑弘羊倡导的盐铁专营，让大汉的国库迅速丰盈起来，军力也得以快速扩张。
而盐铁专营制度的创始人，还不是桑弘羊，早在春秋战国，管仲就提出：“唯官山海为可耳”。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国家可以通过垄断山泽之利，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这样的制度，可以让人们感觉不到赋税的压力，但却为国家形成了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
然而，当国营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出现，争论也随之而来。
这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辩论，持续了两个月。留下了一本会议纪要《盐铁论》。民间代表认为，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应该废除，桑弘羊则辩论说，没有盐铁专营，国库就会空虚，驻守边关的将士连吃饭都会成问题，怎么能停呢？因为没人能提出更好的经济策略，辩论最后无果而终。盐铁专营，此后在中国延续了千年。
一百多年前，官营和民营又引发了一场惊动朝野的辩论，这次的焦点，是一家企业，招商局。
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今年73岁的袁武，已经在招商局工作了四十多年。
走过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上环西港城，就是袁武最初工作的地方。
从官营、国营到国有（清朝是官商，国民党时是国民党的官商，解放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营机构），这扇大门背后，是招商局走过的风雨历程。
2012年是招商局成立140周年。画布上描绘的，是“轮船招商公局”开业时的盛况。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育宁介绍招商局的起源，“清朝末期，朝廷的财政资源有限，想兴办这么一个现代的产业受到资金的局限，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能够有效发掘社会资本，当时奏折里边写到一句话就是‘设局以招商’，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傅育宁还介绍，公局当时的设立可能考虑政府主导的因素比较多，政府倡议发起，那么以后商业股东参与的比重和起的作用逐渐加大，再叫公局有不妥之处。招商局在它整个一百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商界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在招商局成立仅仅十年后，一场拉锯战，让这家企业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展开了激烈而又漫长的博弈。
一位财经作家从他的视角，写下了这段历史。
1884年，时任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和会办徐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试图将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改为民营。信中说，政府的款项他们会慢慢归还，今后就不要再派官员来招商局任职了。究竟是为了分得更多利润，还是为了改良企业，历史并没有留下详细记载。但这封信引发的结果，是招商局被朝廷接管，变成官商型企业。因为在李鸿章看来，招商局不仅仅是为了盈利而存在的企业。
同样在1884年，日本明治政府却把当时最大的日本造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1块钱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就是后来的三菱株式会社。
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日本当年的选择是，国有企业逐渐从这些竞争性的行业中退出了。中国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故乡，它很多问题是一个一百年以前就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它在经济制度上，在企业制度上就会有很多独特性的体现。”
不同的选择，让同样期待工业化的两个国家，此后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1884～1930年，招商局又经历了两次从官营到民营再到官营的反复，每一次收归国有，都是出于对国家航运安全的考虑。
从公元前81年的盐铁大辩论，到百年前风雨变幻的招商局，中国，在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反复讨论着国有经济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友谊商城：国有资本的进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83岁的厉以宁，在中国经济界曾充满争议。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企改革陷入胶着的时候，因为提出国有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革，他被当成“私有化“的代表，并由此得了个绰号“厉股份”。
无论怎么被评判，厉以宁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怎么来改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股份制是最好的形式，承包不行，它跟农业不一样，农业是一家一户的，承包地自负盈亏，国有企业怎么办？不能用承包办法。”事实上，中国的国有资本一直在进退中摸索。
以商场为例。十几年前，胡子敬刚刚接管国营商场，面对的是个烂摊子。“晚上大概8点多，到了商场以后，灯特别暗淡，整个营业间几乎没有顾客。零零散散的营业员坐在柜台里面，有的看报纸，有的聊天，有的打毛线。”
因为当年的友谊商场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企业经营和职工利益没太大关系，一些部门经理经常向供应商索要回扣，商场成了大家的提款机。
喜欢下围棋的胡子敬，一有时间就到岳麓山上和棋友对弈，在棋局中，苦苦思考企业出路。
进退相宜，攻守气合，尽管在棋局中胡子敬游刃有余，但怎么盘活友谊商场这盘棋，却整整困扰了他十年。国有资产既不能卖掉，也不能引进民间资本，没有政策企业困局谁也破不了。
1999年秋天，一份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决定，打开了胡子敬的思路。
胡子敬将2900万国有资产，按1：1的比例折算为国有股，之后按设计好的国有、职工和经营者持股比例，将新公司2600万股交给职工认购，还有2500万股由经营者团队和民营资本认购。
2009年，友谊阿波罗在深交所上市，国有股比例进一步缩减到28%，但是这部分国有资产的价值，却从最初的2900万，增值到了现在的12亿元。十几年前，友谊商城一个季度的营业额为一千万，而现在完成这样的营业额，只需要一天。
改制、兼并、租赁、出售，国有资本已经从许多领域逐步退出，最近20年，国有企业已经退出了4.7万户，在工业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了5%。然而，进与退之中都有很大的学问。
大企业的担当
延安，中国第四大石油基地。最近三十年，陕北这片黄土高原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当时，政策允许将一部分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承包给个人。陕北引进了很多投资开发石油。山上废弃的井架，仿佛还在向我们讲述曾经的淘金故事。那时候，延安平均每80平方公里，就有一家私营油田。粗放式的开采，不仅浪费了资源，甚至影响到了延安人的生活。
1999年，陕北石油乱开采引起国家关注，政府委托延长石油集团，对当地的油井进行有偿重组。
就在那时，张积耀，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被调入了延长石油。这座大型石油炼化厂就是延长石油重组后扩建的。他说，“当时要是不重组的话，不但没有今天的延长石油，陕北地方石油就不会像今天这个规模和效益，就开采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早早就破坏掉了，浪费掉了。”
现在延长石油在技术改造和环保上的总投入每年都超过24亿元。张积耀很喜欢“延长”这个名字，他希望企业能让资源的生命延长，再延长。
在中国西北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有中国极为稀缺的一种资源——钾，是农作物生长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没有它，农作物的产量质量都没有保证，但中国的土壤里恰恰缺钾。李浩，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公司总经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钾盐专家，2000年来到罗布泊之后，就一直守候在这里，开发这种和石油、黄金一样稀缺的资源。
水是这里的稀缺资源，要从400公里外的哈密一车车地拉进罗布泊，一吨水要245块钱。
这些用盐块砌成的房子就是李浩和同事们十年前的宿舍和办公室。这里不缺钾盐，但要把这些钾盐提炼成钾肥，当时却相当困难。
那时候，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乌克兰四个国家垄断着全球90%的钾肥生产和贸易，钾肥技术也从不转让。为了提炼钾肥，美国人在犹他州大盐湖，研制了整整十五年，而李浩他们在罗布泊琢磨出中国人自己的钾肥技术，只用了四年。
从2006年生产出第一袋钾肥，到现在年产量120万吨，中国钾肥的进口依存度，从70%下降到50%。当李浩一次次走出茫茫戈壁，代表中国在世界钾肥大会上发言，这片荒漠，也因为这家企业的驻守而变得更加生动。
中国，是资源需求大国，近14亿人的生活，需要有实力的大企业去未雨绸缪。
在南海深处，矗立着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深水钻井平台，代号981。为了建造它，中国海洋工程的顶级专家们用了五年时间。这个重达3万吨的大家伙，整体高度几乎相当于45层高的大厦，它既可以像船一样在大海上自由行驶，也可以不用锚就固定在任何海平面上。而981平台能在深海固定的秘密，就在一间中控室。
盖凤喜，动力定位师，这是981平台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岗位。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人只有4个。
上981平台之前，盖凤喜一直在挪威的深海钻井平台上工作。那时，中海油还只能在500米以内的近海采油。如果租用外国平台，每天的租金要50万到65万美元。
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7%，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直逼30%。而中国南海集中了全国1/3的油气资源，其中70%蕴藏在深水区。
从2012年5月9日开钻以来，981平台已经钻出了三口深水油井，并逐步向更深的海域挺进。这间十几平米的司钻房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司钻正在通过电脑操作钻杆钻向海底3000米的深处。
981平台最大钻井深度可达到一万米。中海油的深海作业舰队，正不断挑战新的作业深度。在这壮阔的深蓝色海底，他们锁定的是能源安全的未来。
而对中国来说，更久远的梦想，需要有人为之探路。
全国性的水利资源考察，仅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做过，但世界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却一直是个空白。2006年中国电建集团，提出做一次系统的考察，为国家补足这部分资料。
虽然这次考察，短期内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利润。但从整个国家来看，水电资源的利用，需要长远规划，就必须依靠详细的调查来支撑。生态、环境、水文、地理，考察队这次要拿到尽可能多的数据。
晏志勇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副董事长，他说，“我们干这个事，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作为国企一种责任的担当，虽然我们是企业，但集中了中国，应该说一流的、骨干的，水电的规划、勘察、设计、建设的精英。”
2006年10月5日，在西藏林芝拍完全家福后，20名考察队员兵分两路，踏上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危险的一段行程。在无人区里工作的整整24天，他们翻越5300米的雪山，趟过乱石丛生的急流，因为不知道峡谷里会有什么动物出没，晚上，他们不能熟睡。
队员们用脚一步步走过雅鲁藏布江下游258公里的河段，发现这里的落差超过2300米，如果未来开发利用，这里的年发电量相当于7个三峡水电站。
这次考察获得了200多箱资料，它们被存放在国家档案馆。
从罗布泊，到南海；不论是过往还是现在；当我们踏上一万两千公里的寻找之路，发现中国经济中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扑面而来。
（《国企备忘录》（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