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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言还是用白话译诗，不是一个单纯的孰优孰劣的语言形态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关涉到现代框架中“自我”的遭遇。选择白话译诗，对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是平民社会运动和语言通俗化思潮力量下一种合乎历史趋势的文化形态上的抉择行为，而且是用新词句、新语法、新体式承载新的诗学理想、文化观念的必经之路。胡适、周作人等人不约而同地感叹译诗的困难时，却又依托翻译建立了某种新诗的言说范式。译诗所使用的白话语言策略直接影响了诗体的开放空间，推进了诗歌在语言形态上的转型，诗歌从“救亡图存”的政治性译介工具变成了白话文运动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