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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私伙局是广府传统音乐文化粤剧、粤曲和广东音乐的活态民间载体。私伙局对西洋乐器及西方记谱方式的采借，促进了广府音乐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私伙局 粤剧 粤曲 广东音乐 文化采借
私伙局是广府传统音乐文化粤剧、粤曲和广东音乐的活态民间载体。私伙局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文化不断变迁的过程。近现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西方强势的经济基础上，西方文化以“强”的态势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冲击。在这种“强势”与“弱势”较量中，导致了剧烈的文化变迁。这种剧烈的文化变迁以多种形式展开，同样波及中国传统的民间音乐文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含港澳），民间音乐文化的变迁突出地表现于对西方音乐文化形式的“采借”（adoption）上。文化变迁涉及私伙局的各个层面，私伙局音乐作为具有多元传统的底层音乐文化，其变迁过程是一个“积累式”的渐变，变化是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或大幅度改变其原来的基本的文化结构形态，变迁的基本形式是从对西方音乐文化形式的“采借”。笔者认为，这种文化采借的方式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三十年代“玩家”们对乐器的改良和运用;二是粤曲谱式的变化。
一、樂器的改良和运用
历史上的私伙局对粤曲、粤剧和广东音乐都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在私伙局这样的“摇篮里”孕育了杰出的广府音乐“玩家”。广府俗语里的“玩家”，是指与职业乐师相区别，不以演出为谋生手段，而对器乐演奏有较高造诣的精英人物。他们有的虽也精于唱曲或唱腔设计，如吕文成、梁以忠等，但因演奏突出，人们便把他们与工于唱腔的“唱家”相对，因其最初的出现不以演出为谋生手段，不同于职业乐师，因而被称为“玩家”。早期番禺沙湾的何氏就是一个玩家辈出的家族。何氏家族的何博众及其孙辈“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广为人知，他们均成长于家族的私伙局。后来，为广东音乐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吕文成，就曾受教于何柳堂，并长期浸润历练于私伙局，最终成为极致“玩家”。吕文成对乐器的改良和运用促成了广东音乐软弓组合的形成，其中高胡的创制是第一个丰碑。众所周知，高胡是吕文成于20世纪初期在上海时在司徒梦岩的启迪下，参照小提琴创制而成。除了高胡的创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很多西洋乐器被引入广东音乐的演奏中，这些乐器有小提琴、萨克斯管、吉他、小号、班卓琴、爵士鼓等等。最先被引入乐队的是小提琴。司徒梦岩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任总工程师时业余加入“上海中华音乐会”，并应中国唱片公司的邀请灌录了多张唱片。有唱片署释如下：“《到春雷》，片号602，（1.2段），吕文成（扬琴），司徒梦岩（梵哑铃）演奏。”这里的“梵哑铃”即是当时对小提琴的音译。中华音乐会会刊（第四期）载：“中国唱片公司向欲延请本会奏艺入片……粤曲《燕子楼》《潇湘琴怨》，均由司徒梦岩奏梵哑铃，吕文成启奏铜线琴并唱曲……”（黎田、黄家齐，2003：309）。
在笔者当下对私伙局的实地调查中也可以发现，其乐器组合中仍不乏西乐，包括有萨克斯、小提琴、大提琴、黑管、电子琴、吉他等乐器。有的乐器是对西乐的改良。例如，笔者就曾在佛山高明区“星光辉曲艺社”见到吉他一把，由西班牙古典吉他改装，琴头保留，有6个弦钮，但只装了4根琴弦，琴弦为尼龙质，琴颈改短，指板改为七音律，仅有七品，其拾音方式与目前市面流行的电木吉他毫无二致，装有电子拾音装置。
表1是笔者对佛山市高明区的私伙局乐器使用情况的一次统计（“△”代表民族乐器;“▲”代表西洋乐器）：
二、粤港两地粤曲谱式的变化
尽管目前港澳地区不存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区域私伙局意义上的音乐组织，但两地粤曲的音乐形态是同一的，因此，对两地粤曲的谱式变化进行比对更有利于认识音乐文化变迁的轨迹。
在文革以前的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民间广泛采用的谱式是工尺谱，但文革开始以后情况彻底改变，工尺谱渐被简谱取而代之。这种取而代之与大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连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发生了两次社会和文化革命，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产生了关键性影响（薛艺兵，2004：247）①。其中，第一次社会和文化革命导致的音乐文化的变迁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历史上的音乐变迁多属文化内部的自我调适，而这次的变迁则是由“文化取代”引起的结构转型。但这种文化取代现象主要是发生在属于“主流”或“大传统”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上层领域，它在当时基本上还没有触动属于音乐文化基层领域的民间传统。此时，简谱记谱法、线谱记谱法进入“主流”或“大传统”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上层领域，尤其西方式的音乐教育体制的建立，使工尺谱在这个领域内被当成文化垃圾扔掉了。第二次革命（尤其是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引起自上而下最彻底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持续了十年）不仅触及处于主导地位的新型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而且大规模破坏了基层的民间传统文化。文革开始后，各地基层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珠三角地区也不例外，样板戏同样粤化成粤剧形式普及于基层，私伙局进入沉寂期，简谱成为基层的音乐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普遍使用的谱式，其影响延续至今。就谱式本身来说，尽管简谱直接“取代”了工尺谱被普遍使用，但由于音乐形态的性质没有变，因此这种形式的演变之于音乐文化变迁来说是对西方音乐文化形式的“采借”（adoption）。笔者认为，由这个例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变迁是有层次的，在不同的层次，文化变迁的性质不一样。在这些层次中，对某一个下位概念来说是一种“取代”，而对其上位概念来说可能只是一种“采借”。以上述谱式变化为例，谱式是音乐形态的一个下位概念，就谱式本身来说，尽管简谱直接“取代”了工尺谱被普遍使用，但由于音乐形态的性质没有变，因此，这种形式的演变之于音乐文化变迁来说是对西方音乐文化形式的“采借”;再如，大提琴替代了原来“私伙局”乐器组合中的低音乐器，对乐器本身来说是“取代”，而对乐器编配和乐器组合来说只是“采借”而已。
由于历史的原因，港澳地区目前仍普遍使用工尺谱，但近十多年以来，就工尺谱记谱方式本身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粤剧及粤曲曲艺圈中流行一种“详细”的曲谱，尤以粤曲曲艺圈中为甚。工尺谱记谱方式原本对每个音符时值及轻重缓急并无明确指示，而这种新式曲谱却借用了西乐简谱的部分方法以及一些新创的符号将旋律明确记录，将曲中大部分唱腔仔细记谱，其详细程度与日俱增，更有甚者将“滚花”也谱出工尺，就连“排子头”或“撞点头”等锣鼓起式都要记谱显示，附谱例如下：
用这种曲谱拍和已成风气，更有圈中人士将曲本汇编成书出售，大行其道（王胜焜，2004：3）。尽管港澳的这种记谱方式与以前大有不同，但这种变化似乎还只是音乐记谱方式中一种内部的自我调适，当属文化“采借”的范围。
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带来文化的变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粤港澳三地地理区隔带来的传统音乐文化变迁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其变迁形式是对西方音乐文化的采借。私伙局对西洋乐器及西方记谱方式的采借，推动了广府音乐文化的整体发展。
注释：
①参见薛艺兵《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现代处境》：第一次的社会和文化革命是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和随之而来的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否定封建文化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第二次是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赶走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开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参考文献：
[1]黎田、黄家齐：2003《粤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薛艺兵：2004“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处境”，载于《在音乐表象的背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3]王胜焜：2004“粤剧拍和的演变”，载于香港：《戏曲表演研讨会：回顾、现状与前瞻》。
关键词：私伙局 粤剧 粤曲 广东音乐 文化采借
私伙局是广府传统音乐文化粤剧、粤曲和广东音乐的活态民间载体。私伙局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文化不断变迁的过程。近现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西方强势的经济基础上，西方文化以“强”的态势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冲击。在这种“强势”与“弱势”较量中，导致了剧烈的文化变迁。这种剧烈的文化变迁以多种形式展开，同样波及中国传统的民间音乐文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含港澳），民间音乐文化的变迁突出地表现于对西方音乐文化形式的“采借”（adoption）上。文化变迁涉及私伙局的各个层面，私伙局音乐作为具有多元传统的底层音乐文化，其变迁过程是一个“积累式”的渐变，变化是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或大幅度改变其原来的基本的文化结构形态，变迁的基本形式是从对西方音乐文化形式的“采借”。笔者认为，这种文化采借的方式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三十年代“玩家”们对乐器的改良和运用;二是粤曲谱式的变化。
一、樂器的改良和运用
历史上的私伙局对粤曲、粤剧和广东音乐都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在私伙局这样的“摇篮里”孕育了杰出的广府音乐“玩家”。广府俗语里的“玩家”，是指与职业乐师相区别，不以演出为谋生手段，而对器乐演奏有较高造诣的精英人物。他们有的虽也精于唱曲或唱腔设计，如吕文成、梁以忠等，但因演奏突出，人们便把他们与工于唱腔的“唱家”相对，因其最初的出现不以演出为谋生手段，不同于职业乐师，因而被称为“玩家”。早期番禺沙湾的何氏就是一个玩家辈出的家族。何氏家族的何博众及其孙辈“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广为人知，他们均成长于家族的私伙局。后来，为广东音乐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吕文成，就曾受教于何柳堂，并长期浸润历练于私伙局，最终成为极致“玩家”。吕文成对乐器的改良和运用促成了广东音乐软弓组合的形成，其中高胡的创制是第一个丰碑。众所周知，高胡是吕文成于20世纪初期在上海时在司徒梦岩的启迪下，参照小提琴创制而成。除了高胡的创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很多西洋乐器被引入广东音乐的演奏中，这些乐器有小提琴、萨克斯管、吉他、小号、班卓琴、爵士鼓等等。最先被引入乐队的是小提琴。司徒梦岩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任总工程师时业余加入“上海中华音乐会”，并应中国唱片公司的邀请灌录了多张唱片。有唱片署释如下：“《到春雷》，片号602，（1.2段），吕文成（扬琴），司徒梦岩（梵哑铃）演奏。”这里的“梵哑铃”即是当时对小提琴的音译。中华音乐会会刊（第四期）载：“中国唱片公司向欲延请本会奏艺入片……粤曲《燕子楼》《潇湘琴怨》，均由司徒梦岩奏梵哑铃，吕文成启奏铜线琴并唱曲……”（黎田、黄家齐，2003：309）。
在笔者当下对私伙局的实地调查中也可以发现，其乐器组合中仍不乏西乐，包括有萨克斯、小提琴、大提琴、黑管、电子琴、吉他等乐器。有的乐器是对西乐的改良。例如，笔者就曾在佛山高明区“星光辉曲艺社”见到吉他一把，由西班牙古典吉他改装，琴头保留，有6个弦钮，但只装了4根琴弦，琴弦为尼龙质，琴颈改短，指板改为七音律，仅有七品，其拾音方式与目前市面流行的电木吉他毫无二致，装有电子拾音装置。
表1是笔者对佛山市高明区的私伙局乐器使用情况的一次统计（“△”代表民族乐器;“▲”代表西洋乐器）：
二、粤港两地粤曲谱式的变化
尽管目前港澳地区不存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区域私伙局意义上的音乐组织，但两地粤曲的音乐形态是同一的，因此，对两地粤曲的谱式变化进行比对更有利于认识音乐文化变迁的轨迹。
在文革以前的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民间广泛采用的谱式是工尺谱，但文革开始以后情况彻底改变，工尺谱渐被简谱取而代之。这种取而代之与大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连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发生了两次社会和文化革命，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产生了关键性影响（薛艺兵，2004：247）①。其中，第一次社会和文化革命导致的音乐文化的变迁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历史上的音乐变迁多属文化内部的自我调适，而这次的变迁则是由“文化取代”引起的结构转型。但这种文化取代现象主要是发生在属于“主流”或“大传统”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上层领域，它在当时基本上还没有触动属于音乐文化基层领域的民间传统。此时，简谱记谱法、线谱记谱法进入“主流”或“大传统”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上层领域，尤其西方式的音乐教育体制的建立，使工尺谱在这个领域内被当成文化垃圾扔掉了。第二次革命（尤其是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引起自上而下最彻底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持续了十年）不仅触及处于主导地位的新型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而且大规模破坏了基层的民间传统文化。文革开始后，各地基层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珠三角地区也不例外，样板戏同样粤化成粤剧形式普及于基层，私伙局进入沉寂期，简谱成为基层的音乐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普遍使用的谱式，其影响延续至今。就谱式本身来说，尽管简谱直接“取代”了工尺谱被普遍使用，但由于音乐形态的性质没有变，因此这种形式的演变之于音乐文化变迁来说是对西方音乐文化形式的“采借”（adoption）。笔者认为，由这个例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变迁是有层次的，在不同的层次，文化变迁的性质不一样。在这些层次中，对某一个下位概念来说是一种“取代”，而对其上位概念来说可能只是一种“采借”。以上述谱式变化为例，谱式是音乐形态的一个下位概念，就谱式本身来说，尽管简谱直接“取代”了工尺谱被普遍使用，但由于音乐形态的性质没有变，因此，这种形式的演变之于音乐文化变迁来说是对西方音乐文化形式的“采借”;再如，大提琴替代了原来“私伙局”乐器组合中的低音乐器，对乐器本身来说是“取代”，而对乐器编配和乐器组合来说只是“采借”而已。
由于历史的原因，港澳地区目前仍普遍使用工尺谱，但近十多年以来，就工尺谱记谱方式本身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粤剧及粤曲曲艺圈中流行一种“详细”的曲谱，尤以粤曲曲艺圈中为甚。工尺谱记谱方式原本对每个音符时值及轻重缓急并无明确指示，而这种新式曲谱却借用了西乐简谱的部分方法以及一些新创的符号将旋律明确记录，将曲中大部分唱腔仔细记谱，其详细程度与日俱增，更有甚者将“滚花”也谱出工尺，就连“排子头”或“撞点头”等锣鼓起式都要记谱显示，附谱例如下：
用这种曲谱拍和已成风气，更有圈中人士将曲本汇编成书出售，大行其道（王胜焜，2004：3）。尽管港澳的这种记谱方式与以前大有不同，但这种变化似乎还只是音乐记谱方式中一种内部的自我调适，当属文化“采借”的范围。
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带来文化的变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粤港澳三地地理区隔带来的传统音乐文化变迁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其变迁形式是对西方音乐文化的采借。私伙局对西洋乐器及西方记谱方式的采借，推动了广府音乐文化的整体发展。
注释：
①参见薛艺兵《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现代处境》：第一次的社会和文化革命是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和随之而来的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否定封建文化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第二次是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赶走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开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参考文献：
[1]黎田、黄家齐：2003《粤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薛艺兵：2004“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处境”，载于《在音乐表象的背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3]王胜焜：2004“粤剧拍和的演变”，载于香港：《戏曲表演研讨会：回顾、现状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