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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把节约资源的责任统统推给普通老百姓，让民众不断承担新增的“绿色税收”、“资源税”等，却不认真解决以高消耗、高污染换取GDP增长的体制顽疾
用税收的经济杠杆调节社会资源消费的速度，似乎已成为一种流行思维。
近日，在“中国财税论坛2005”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谢旭人透露，在“十一五”期间的税制改革，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具体体现在资源税和消费税这两个税收政策的调整方向上。曾经担任过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现任中国税务学会会长的杨崇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鼓励利用可再生资源和废旧物资，明年的税制改革会提高资源税，并将更多的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到征收消费税的范畴内。在消费税的指向上，比如严格限制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并将其纳入消费税征收范畴。明年还有可能会提高汽油、柴油的价格，煤炭等产品的资源税也将有所提高。总之，要“引导”人们绿色消费、节约消费。
绿色消费的必要性，其实普通民众早已有切肤之痛，城市水、电、气价格的不断攀升，迫使中低收入群体不能不节约，但这些资源属于民众的生存必需，无论怎样精打细算，它的弹性是非常有限的。
对一次性塑料袋、筷子等物品的限制使用，民间也屡有尝试，却几经反复，在于它遭遇了一个现实悖论——一次性物品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效率与便利，符合工业化时代高频率、商品流通快进快出的特性。而对一次性物品收取“绿色税收”，由于这些物品本身价格低廉，能够征收的税收也高不到哪里去，人们会因为不多的额外支出而宁愿选择继续享受一次性物品的便利。
同时也要指出，在经济学上，消费税是间接税，它不像个税那样征收对象是惟一性的，很容易出现成本转嫁现象。一次性物品属于消费者需求和企业供应合拍下的产物，如果征收相应的消费税，可能会出现要么全部税赋成本由消费者承担、要么由竞争企业扛下成本的“两极”，如此一来，对全额承受消费税的任何一方都不太公平。
经济杠杆不是万能的，依靠增税来遏制人们的消费行为也未必是不二之途。提高汽油、柴油的价格，煤炭等产品的资源税也将有所提高。这些措施被认为可以让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各地方政府财力等也有好处，这也是“绿色税收”的发展思路之一。但在进行如此设计的同时，政府似乎忽视了另一个资源节约与环保的因素——工业生产的效率提升。
不要忘记，据统计，中国工业企业的设备近1／5已经老化，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的老化率已达25%,超期服役率为39%,这是生产高消耗、低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用落后的工业生产设备，每生产出一吨资源，所消耗的能源就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倍。及时淘汰这些耗远大于产的机器，所能收获的效益比增加一些“绿色税收”更多。
某些连基本合格生产条件都不具备的企业，因为创造税收而被地方政府欢迎，却带来长久的高污染危害。对于这些早应被时代淘汰的企业，即使征收再多的“绿色税收”，也补偿不了对自然与环境的永久性创伤，继续容忍这些企业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在抹杀下一代的生存权，未来将付出十倍、百倍的高昂代价。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在11月18日指出：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的后果已经显现，产能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2005年前三季度，86家独立电解铝企业由于产能过大、原料氧化铝价格持续走高等原因，其中58家企业出现亏损。钢铁行业总体产能过剩，由于热轧板卷等产品的产能集中释放，部分板材价格自9月下旬出现明显下滑；电力、煤炭、铜冶炼等行业在增加供给的同时，也存在无序建设现象。
这些领域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占主导位置，严重的供大于求，一方面造成企业亏损，另一方面带来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一切最终都要国家与民众埋单。即使从中多征收些“绿色税收”，也是得不偿失。
因此，“绿色税收”所无法解决的，恰恰是中国循环经济所要解决的关键症结。我们不应陷入一个误区：把节约资源的责任统统推给普通老百姓，让民众不断承担新增的“绿色税收”、“资源税”等，这是本末倒置，只会增加民众的痛苦，却无法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以高消耗、高污染换取GDP高增长的顽疾。
用税收的经济杠杆调节社会资源消费的速度，似乎已成为一种流行思维。
近日，在“中国财税论坛2005”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谢旭人透露，在“十一五”期间的税制改革，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具体体现在资源税和消费税这两个税收政策的调整方向上。曾经担任过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现任中国税务学会会长的杨崇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鼓励利用可再生资源和废旧物资，明年的税制改革会提高资源税，并将更多的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到征收消费税的范畴内。在消费税的指向上，比如严格限制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并将其纳入消费税征收范畴。明年还有可能会提高汽油、柴油的价格，煤炭等产品的资源税也将有所提高。总之，要“引导”人们绿色消费、节约消费。
绿色消费的必要性，其实普通民众早已有切肤之痛，城市水、电、气价格的不断攀升，迫使中低收入群体不能不节约，但这些资源属于民众的生存必需，无论怎样精打细算，它的弹性是非常有限的。
对一次性塑料袋、筷子等物品的限制使用，民间也屡有尝试，却几经反复，在于它遭遇了一个现实悖论——一次性物品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效率与便利，符合工业化时代高频率、商品流通快进快出的特性。而对一次性物品收取“绿色税收”，由于这些物品本身价格低廉，能够征收的税收也高不到哪里去，人们会因为不多的额外支出而宁愿选择继续享受一次性物品的便利。
同时也要指出，在经济学上，消费税是间接税，它不像个税那样征收对象是惟一性的，很容易出现成本转嫁现象。一次性物品属于消费者需求和企业供应合拍下的产物，如果征收相应的消费税，可能会出现要么全部税赋成本由消费者承担、要么由竞争企业扛下成本的“两极”，如此一来，对全额承受消费税的任何一方都不太公平。
经济杠杆不是万能的，依靠增税来遏制人们的消费行为也未必是不二之途。提高汽油、柴油的价格，煤炭等产品的资源税也将有所提高。这些措施被认为可以让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各地方政府财力等也有好处，这也是“绿色税收”的发展思路之一。但在进行如此设计的同时，政府似乎忽视了另一个资源节约与环保的因素——工业生产的效率提升。
不要忘记，据统计，中国工业企业的设备近1／5已经老化，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的老化率已达25%,超期服役率为39%,这是生产高消耗、低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用落后的工业生产设备，每生产出一吨资源，所消耗的能源就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倍。及时淘汰这些耗远大于产的机器，所能收获的效益比增加一些“绿色税收”更多。
某些连基本合格生产条件都不具备的企业，因为创造税收而被地方政府欢迎，却带来长久的高污染危害。对于这些早应被时代淘汰的企业，即使征收再多的“绿色税收”，也补偿不了对自然与环境的永久性创伤，继续容忍这些企业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在抹杀下一代的生存权，未来将付出十倍、百倍的高昂代价。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在11月18日指出：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的后果已经显现，产能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2005年前三季度，86家独立电解铝企业由于产能过大、原料氧化铝价格持续走高等原因，其中58家企业出现亏损。钢铁行业总体产能过剩，由于热轧板卷等产品的产能集中释放，部分板材价格自9月下旬出现明显下滑；电力、煤炭、铜冶炼等行业在增加供给的同时，也存在无序建设现象。
这些领域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占主导位置，严重的供大于求，一方面造成企业亏损，另一方面带来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一切最终都要国家与民众埋单。即使从中多征收些“绿色税收”，也是得不偿失。
因此，“绿色税收”所无法解决的，恰恰是中国循环经济所要解决的关键症结。我们不应陷入一个误区：把节约资源的责任统统推给普通老百姓，让民众不断承担新增的“绿色税收”、“资源税”等，这是本末倒置，只会增加民众的痛苦，却无法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以高消耗、高污染换取GDP高增长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