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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马可·波罗，13世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1275年到达元朝，在中国游历17年，后口述并由他人撰写了《马可·波罗游记》，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契丹省的各地都发现了一种黑石。它从山中掘出，其矿脉横贯在山腰中。这种黑石像木炭一样容易燃烧，但它的火焰比木材还要好，甚至可以整夜不灭。这种石头，除非先将小小的一块燃着，否则，并不着火，但一经燃烧，就会发出很大的热量。”这段文字记载出自《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元朝时中国北部人民使用煤的生活习惯。
这段描述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可对欧洲人来讲就好像发掘了一个新世界。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欧洲人认为东方真是一片“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土地，一代代的航海家被吸引着到东方探险，最终促成了新航路的开辟。
13世纪的威尼斯，水道繁忙，大有成为地中海最富有的港口之势。当时，威尼斯商人在欧洲大名鼎鼎，他们的商船往来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把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转手卖到欧洲各地。渐渐地，威尼斯商人们发现，如果去掉君士坦丁堡这一环节，直接从东方购买商品再贩运到欧洲，会带来更大的利润。恰好，13世纪崛起的蒙古连通了欧亚，为欧洲商人东进提供了便利条件，“到东方去”成为当时威尼斯商人的新理想。
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在这样一个“全民探险”的威尼斯。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都是有抱负的威尼斯商人，1260年，他们告别了年仅6岁的马可·波罗，乘坐商船到达了君士坦丁堡，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他们决定冒险前往那个海市蜃楼般的未知世界——中国。
大约在1265年，尼柯罗和马菲奥到达元朝的都城上都（现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因为尼柯罗和马菲奥兄弟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拉丁人，所以忽必烈非常重视。当时欧洲正处在中世纪后期，宗教是一切事务的中心，忽必烈迫切想要了解西方各国、罗马教皇以及其他各基督教君主王公的情况。因此，他与尼柯罗兄弟的谈话也都是围绕着教皇情况、欧洲的宗教崇拜和基督教教义展开。尼柯罗兄弟不但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经过几年历练，已经精通蒙古语，深得忽必烈的喜爱。他们被忽必烈委任为专使，出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100名精通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来华，并从耶稣圣墓的长明灯上带点圣油来。
马可·波罗画像。（李云中绘）
尼柯罗兄弟带着来自东方皇室的任务，踏上了回家的路。1271年夏天，兄弟二人带上教皇的书信、礼物，以及已经17岁的马可·波罗，再次踏上前往东方的旅途。
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叔，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喀什、和田、且末、若羌等地。
穿越罗布荒原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当时，若穿越若羌一带的罗布荒原，至少需要30天，经过的不是沙地，就是不毛的山峰。他们每晚都要寻找水源，有时还会碰到停留地的水又苦又咸。马可·波罗日后回忆中提到了罗布荒原中还有可怕的幽灵，商旅常被幽灵所困而死于非命。这个说法在中国的古籍和近代其他一些西方探险家的著作里也有记载。
在路上走了近4年，1275年，马可·波罗终于和他的父亲、叔叔抵达元朝上都，见到了忽必烈，并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东方大国。忽必烈对于尼柯罗兄弟的归来非常高兴，不但对两位专使大加赞扬，还注意到了他们身边的“小跟班”。忽必烈指着马可·波罗问：“他是谁？”尼柯罗回答：“这是陛下的仆人，我的儿子。”忽必烈立即说：“欢迎他，我很高兴。”下令将马可·波罗的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名册中。从此，马可·波罗一家深受忽必烈信任，还接受了元朝政府派遣的一些公务。
马可·波罗在元朝游历大江南北，观察东方的社会和政治，一待就是17年。他所到之处包括上都、大都（现北京）、扬州、苏州、 杭州、福州、泉州等多个城市，对古代中国的城市建设赞不绝口。比如，他到达当时的贸易大港泉州时，就感叹道：“这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此处的每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总数的10%作为税款，所以大汗从这里获得了巨大的收入。”
他还仔细研究了大都的城市结构、人口和商业，描述卢沟桥“长300步，宽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不便。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桥拱与桥墩都由弧形的石头砌成，显示了高超的技术。”马可·波罗把卢沟桥描写得美丽、壮观，引起了欧洲人的无限向往。因此，欧洲人后来就称卢沟桥为“马可·波罗桥”。
最令马可·波罗感到新奇的，是元朝的驿站制度：“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的位置，每隔大约25或30英里，就有一座宅院，院内设有旅馆招待客人，这就是驿站或递信局;每一个驿站上常备有400匹良马，用来供给大汗信使往来之用;在各个驿站之间，每隔3英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小村落，大约由40户人家组成，其中住着步行信差，也同样为大汗服务;在每一个3英里的站上有一个书记，负责将一个信差到来与另一个信差出发的时间记录下来。”这些详细的记载为后世研究元朝的驿站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另外，马可·波罗还记载了元朝制作纸币的过程：先用桑树皮造纸，然后裁成薄片，之后有多位特别任命的官员在每张纸币上签名、盖章。最后，大汗任命的一个总管将他保管的御印先在银珠中浸蘸一下，然后盖在纸币上，于是印的形态就留在了纸上。经过这么多手续后，纸币取得了通用货币的权力，所有制造伪币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全新的制度和风貌让马可·波罗大开眼界，而他本人也在17年中积攒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珠宝和黄金，就等着找机会衣锦还乡了。
左图 北京郊区的卢沟桥，西方人称其为“马可·波罗桥”。
“契丹省的各地都发现了一种黑石。它从山中掘出，其矿脉横贯在山腰中。这种黑石像木炭一样容易燃烧，但它的火焰比木材还要好，甚至可以整夜不灭。这种石头，除非先将小小的一块燃着，否则，并不着火，但一经燃烧，就会发出很大的热量。”这段文字记载出自《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元朝时中国北部人民使用煤的生活习惯。
这段描述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可对欧洲人来讲就好像发掘了一个新世界。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欧洲人认为东方真是一片“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土地，一代代的航海家被吸引着到东方探险，最终促成了新航路的开辟。
威尼斯商人的东进时代
13世纪的威尼斯，水道繁忙，大有成为地中海最富有的港口之势。当时，威尼斯商人在欧洲大名鼎鼎，他们的商船往来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把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转手卖到欧洲各地。渐渐地，威尼斯商人们发现，如果去掉君士坦丁堡这一环节，直接从东方购买商品再贩运到欧洲，会带来更大的利润。恰好，13世纪崛起的蒙古连通了欧亚，为欧洲商人东进提供了便利条件，“到东方去”成为当时威尼斯商人的新理想。
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在这样一个“全民探险”的威尼斯。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都是有抱负的威尼斯商人，1260年，他们告别了年仅6岁的马可·波罗，乘坐商船到达了君士坦丁堡，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他们决定冒险前往那个海市蜃楼般的未知世界——中国。
大约在1265年，尼柯罗和马菲奥到达元朝的都城上都（现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因为尼柯罗和马菲奥兄弟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拉丁人，所以忽必烈非常重视。当时欧洲正处在中世纪后期，宗教是一切事务的中心，忽必烈迫切想要了解西方各国、罗马教皇以及其他各基督教君主王公的情况。因此，他与尼柯罗兄弟的谈话也都是围绕着教皇情况、欧洲的宗教崇拜和基督教教义展开。尼柯罗兄弟不但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经过几年历练，已经精通蒙古语，深得忽必烈的喜爱。他们被忽必烈委任为专使，出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100名精通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来华，并从耶稣圣墓的长明灯上带点圣油来。
尼柯罗兄弟带着来自东方皇室的任务，踏上了回家的路。1271年夏天，兄弟二人带上教皇的书信、礼物，以及已经17岁的马可·波罗，再次踏上前往东方的旅途。
新鲜的东方世界
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叔，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喀什、和田、且末、若羌等地。
穿越罗布荒原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当时，若穿越若羌一带的罗布荒原，至少需要30天，经过的不是沙地，就是不毛的山峰。他们每晚都要寻找水源，有时还会碰到停留地的水又苦又咸。马可·波罗日后回忆中提到了罗布荒原中还有可怕的幽灵，商旅常被幽灵所困而死于非命。这个说法在中国的古籍和近代其他一些西方探险家的著作里也有记载。
在路上走了近4年，1275年，马可·波罗终于和他的父亲、叔叔抵达元朝上都，见到了忽必烈，并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东方大国。忽必烈对于尼柯罗兄弟的归来非常高兴，不但对两位专使大加赞扬，还注意到了他们身边的“小跟班”。忽必烈指着马可·波罗问：“他是谁？”尼柯罗回答：“这是陛下的仆人，我的儿子。”忽必烈立即说：“欢迎他，我很高兴。”下令将马可·波罗的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名册中。从此，马可·波罗一家深受忽必烈信任，还接受了元朝政府派遣的一些公务。
马可·波罗在元朝游历大江南北，观察东方的社会和政治，一待就是17年。他所到之处包括上都、大都（现北京）、扬州、苏州、 杭州、福州、泉州等多个城市，对古代中国的城市建设赞不绝口。比如，他到达当时的贸易大港泉州时，就感叹道：“这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此处的每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总数的10%作为税款，所以大汗从这里获得了巨大的收入。”
他还仔细研究了大都的城市结构、人口和商业，描述卢沟桥“长300步，宽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不便。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桥拱与桥墩都由弧形的石头砌成，显示了高超的技术。”马可·波罗把卢沟桥描写得美丽、壮观，引起了欧洲人的无限向往。因此，欧洲人后来就称卢沟桥为“马可·波罗桥”。
最令马可·波罗感到新奇的，是元朝的驿站制度：“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的位置，每隔大约25或30英里，就有一座宅院，院内设有旅馆招待客人，这就是驿站或递信局;每一个驿站上常备有400匹良马，用来供给大汗信使往来之用;在各个驿站之间，每隔3英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小村落，大约由40户人家组成，其中住着步行信差，也同样为大汗服务;在每一个3英里的站上有一个书记，负责将一个信差到来与另一个信差出发的时间记录下来。”这些详细的记载为后世研究元朝的驿站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另外，马可·波罗还记载了元朝制作纸币的过程：先用桑树皮造纸，然后裁成薄片，之后有多位特别任命的官员在每张纸币上签名、盖章。最后，大汗任命的一个总管将他保管的御印先在银珠中浸蘸一下，然后盖在纸币上，于是印的形态就留在了纸上。经过这么多手续后，纸币取得了通用货币的权力，所有制造伪币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全新的制度和风貌让马可·波罗大开眼界，而他本人也在17年中积攒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珠宝和黄金，就等着找机会衣锦还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