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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居住的鼓浪屿小岛，一年之际在于秋，是颠扑不破的大自然真谛。天空蔚蓝高远，海风飒爽如笛，阳光像金币一般掷地有声。
近来不知为什么，老天忽然伤感低回，抒一段“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古典情怀，临窗唏嘘不停。错以为闻到春天的气息，园子里的慌猫，妖娆做状不胜撩拨地发嗲，颤着软腰在墙头流窜。
西窗又吹暗雨，现代人已懒得理会“空阶滴到明”的心情，反正有安眠药可解。倒是公务出差休闲旅游借机探亲访友，正越来越频繁打进日常生活，气象预报使得几人欢喜几人愁呢。因为下雨，飞机延误火车误点公路塌方，所羁绊的旅社又一股腻乎乎黏搭搭的破布味儿，这才是真正的“雨愁为客心”。
却也有例外的时候。
文革大串联，我们几个拿不到红卫兵证明的黑五类子女，瞒着家人上北京，居然浑水摸鱼先摸到上海。
上海正没日没夜没心没肺地下着毛毛虫一样的雨。
我们派一个袖珍女孩抹着眼泪去火车站的红卫兵接待处，顺利得到一张住宿介绍信。淋着雨一路步行打探，费尽曲折找到那家弄堂招待所。雨靡中昏黄的灯，白木桌凳上的热粥和榨菜和五香豆干，我们心中万岁不迭。提着红漆木桶去大锅打热水洗澡，才发现不仅铺盖湿透了，里面包着的换洗衣袜也都可以拧出水来。铺盖嘛东张西望做贼似的悄悄扔在招待所，衣服像万国旗一般挂满寝室，后来发现更湿了，好像吸饱了半个上海的潮冷。只好靠年轻的体温把衣服烘干。
那时的女学生几乎清一色穿着带褡扣的黑布鞋，朴素而且轻便，本来非常适合走路。现在它们连泥带水，走两步，便嘎吱嘎吱冒黄汤。我们咬牙把痛苦不堪的脚丫子塞进去之后，都要打一阵寒战。终于我们不约而同把鞋子洗净，挂在钢丝上滴水，赤脚游上海去。
出了招待所，天还晦暗着。弄堂口蔚为奇观的是一溜排成长队的水光淋漓的马桶。我们正互相问着：上海究竟有没有天亮的时候？忽然从左侧深不可测的门洞里，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扯住袖珍女孩往里拖，她立刻消失在阴影之中。我刚想奋勇追援，还未抬腿，就遭同等恶运，被劫持到另一户门厅里。我张口结舌一阵，好容易咽下嘴边的救命狂呼。因为我不但立刻被按在一把小竹凳上，又湿又冷的脚抓在温暖的筋络裸露的手中，被干布很受用地擦拭，而且面前还放下一双褪了红漆的木屐。然后我抬头，看见一张皱纹细密的婆婆脸。这张素昧平生的脸凶凶地向我抱怨着，好像我欠了她很多钱。她那翻来覆去嘟囔的一句上海话真是抑扬顿挫，动听之极。多年以后我从上海作家陈丹燕那儿听懂了，那就是：真真作孽啊！
我们穿着色彩不一新旧不等的木屐，游资本主义的外滩，难以置信黄浦江的浊浪滚滚；经“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南京路，仰望国际饭店；四人翻转口袋，凑钱吃碗阳春面。原来只是清水捞面拌一小匙葱油罢，名字好听得匪夷所思。
离开上海时，我们为如何还木屐，聚在食堂大声理论。炊事大妈说：“容易。你们把木屐串一起，我拿到居委会去，让各家自认。”她往我的碗里加了一勺红薯汤，在上海就算额外优待的饭后甜食，补充说：“一直是这样还掉的，没听说认错过！”
现在我脚上是干燥柔软的绒拖鞋，身着家常宽衣阔裤，手捂氤氤热茶。我庆幸我此时不在旅途中。
雨声还在絮絮叨叨，听来听去都是上海话，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真真作孽啊真真作孽。
近来不知为什么，老天忽然伤感低回，抒一段“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古典情怀，临窗唏嘘不停。错以为闻到春天的气息，园子里的慌猫，妖娆做状不胜撩拨地发嗲，颤着软腰在墙头流窜。
西窗又吹暗雨，现代人已懒得理会“空阶滴到明”的心情，反正有安眠药可解。倒是公务出差休闲旅游借机探亲访友，正越来越频繁打进日常生活，气象预报使得几人欢喜几人愁呢。因为下雨，飞机延误火车误点公路塌方，所羁绊的旅社又一股腻乎乎黏搭搭的破布味儿，这才是真正的“雨愁为客心”。
却也有例外的时候。
文革大串联，我们几个拿不到红卫兵证明的黑五类子女，瞒着家人上北京，居然浑水摸鱼先摸到上海。
上海正没日没夜没心没肺地下着毛毛虫一样的雨。
我们派一个袖珍女孩抹着眼泪去火车站的红卫兵接待处，顺利得到一张住宿介绍信。淋着雨一路步行打探，费尽曲折找到那家弄堂招待所。雨靡中昏黄的灯，白木桌凳上的热粥和榨菜和五香豆干，我们心中万岁不迭。提着红漆木桶去大锅打热水洗澡，才发现不仅铺盖湿透了，里面包着的换洗衣袜也都可以拧出水来。铺盖嘛东张西望做贼似的悄悄扔在招待所，衣服像万国旗一般挂满寝室，后来发现更湿了，好像吸饱了半个上海的潮冷。只好靠年轻的体温把衣服烘干。
那时的女学生几乎清一色穿着带褡扣的黑布鞋，朴素而且轻便，本来非常适合走路。现在它们连泥带水，走两步，便嘎吱嘎吱冒黄汤。我们咬牙把痛苦不堪的脚丫子塞进去之后，都要打一阵寒战。终于我们不约而同把鞋子洗净，挂在钢丝上滴水，赤脚游上海去。
出了招待所，天还晦暗着。弄堂口蔚为奇观的是一溜排成长队的水光淋漓的马桶。我们正互相问着：上海究竟有没有天亮的时候？忽然从左侧深不可测的门洞里，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扯住袖珍女孩往里拖，她立刻消失在阴影之中。我刚想奋勇追援，还未抬腿，就遭同等恶运，被劫持到另一户门厅里。我张口结舌一阵，好容易咽下嘴边的救命狂呼。因为我不但立刻被按在一把小竹凳上，又湿又冷的脚抓在温暖的筋络裸露的手中，被干布很受用地擦拭，而且面前还放下一双褪了红漆的木屐。然后我抬头，看见一张皱纹细密的婆婆脸。这张素昧平生的脸凶凶地向我抱怨着，好像我欠了她很多钱。她那翻来覆去嘟囔的一句上海话真是抑扬顿挫，动听之极。多年以后我从上海作家陈丹燕那儿听懂了，那就是：真真作孽啊！
我们穿着色彩不一新旧不等的木屐，游资本主义的外滩，难以置信黄浦江的浊浪滚滚；经“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南京路，仰望国际饭店；四人翻转口袋，凑钱吃碗阳春面。原来只是清水捞面拌一小匙葱油罢，名字好听得匪夷所思。
离开上海时，我们为如何还木屐，聚在食堂大声理论。炊事大妈说：“容易。你们把木屐串一起，我拿到居委会去，让各家自认。”她往我的碗里加了一勺红薯汤，在上海就算额外优待的饭后甜食，补充说：“一直是这样还掉的，没听说认错过！”
现在我脚上是干燥柔软的绒拖鞋，身着家常宽衣阔裤，手捂氤氤热茶。我庆幸我此时不在旅途中。
雨声还在絮絮叨叨，听来听去都是上海话，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真真作孽啊真真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