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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心先生，就是金农。他过世后，其弟子罗聘作了幅《冬心先生像》，近年来颇受关注。画中的金冬心，右手捻须，左手持贝叶经，嘴巴微张，目光落在经书上。他的表情，有些令人难以捉摸。袁枚的题记称“似读非读”;汉学家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则说，金农“没有意识到观者，却困惑于手中的文本，还很可能困惑于它所被赋予的混乱的复合身份”。看来，关于此画的深意尚无定论。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师徒二人的心迹历程、思想旨趣，乃至艺术风格，弄清楚冬心先生究竟看到了什么。 冬心先生，就是金农。他过世后，其弟子罗聘作了幅《冬心先生像》，近年来颇受关注。画中的金冬心，右手捻须，左手持贝叶经，嘴巴微张，目光落在经书上。他的表情，有些令人难以捉摸。袁枚的题记称“似读非读”;汉学家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则说，金农“没有意识到观者，却困惑于手中的文本，还很可能困惑于它所被赋予的混乱的复合身份”。看来，关于此画的深意尚无定论。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师徒二人的心迹历程、思想旨趣，乃至艺术风格，弄清楚冬心先生究竟看到了什么。
文以诚的依据很明白，一是梵文贝叶经，二是此画的罗汉身份。在《自我的界限：一六00至一九00的中国肖像画》（郭伟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中，他发现此画摹仿自贯休的十六罗汉像：“金农抬起的右手，其基本姿势以及与众不同的笨拙动作借自难提密多罗图像，然而金农所注视着的那本打开的贝叶经却与因揭陀罗汉像关联。”借助“罗汉—自我”这一复合身份，他说，此画中存在着“精致的反讽，像金农这样第一流的学者竟然为文本所迷惑”，而罗聘的描绘也“毫不奉承地呈现出笨拙的老师”，因此“缺乏我们在扮装肖像中所见到的那种表达或风格的自觉。恰恰相反，其意图似乎正在于描绘金农的罗汉自我”。
缺乏“表达或风格的自觉”，这可不是什么正面评价，基本就消解了此画的艺术价值。果真如此吗？不妨根据他的理由，先看下梵本贝叶经。贝叶经由贝多罗树叶制作，梵文等多语种刻写，可存上千年，为佛家至宝。这里有两个疑问：这经上是梵文吗？金农能读懂吗？文以诚确认是梵文贝叶经，并感叹：“金农这样第一流的学者竟然为文本所迷惑。”这句话，正是问题的关键。
罗聘 《冬心先生像》及局部 
西湖圣因寺石刻本贯休《十六罗汉图》之第十三因揭陀尊者（局部） 
陆信忠摹本因揭陀尊者经文（局部）
我所能看到的材料，都没法直接证明金农师徒懂或不懂梵文，因此有论者为了论说金农“漆书”的来源，也是借此处的“梵文”作证据，但和文以诚一样，都没给出具体论证（夏越、张晋源：《金农漆书来源新探—以梵文贝叶经为视点》）。要知道，无论在清代还是当代，懂梵文的学者都十分稀缺。比如金农的好友袁枚与丁敬都曾观赏过贝叶经真迹，但也都因不识梵文而深感遗憾。当然，金农晚年崇佛，在寺院抄写经卷，加上交友极广，自然会接触通梵文的僧人或学者。何况他还有个梵汉相杂的号：“苏伐罗吉苏伐罗”，也就是“金吉金”，说明他对这门外语至少不陌生。当然，更重要的是，金农对梵文贝叶经的敬虔态度，更多来自其佛门信仰：“梵夹时一检，佛光正当中。”（《过古上人》）“贝页净可写，精蓝夙又名。”（《夜坐小善庵》）“三薰三沐开经囊，精进林中妙意长。”（《鲁中杂诗》）因此，从梵文的辨识难度、贝叶经的尊崇地位来看，金农此时的表情就不难理解：看似“迷惑”，实为“专注”。
再看画作，罗聘的梵文书写也极为虔敬精细。其一笔一画，都一丝不苟，绝无草草之逸笔，甚为契合金农对其画“近工写真”，“笔端聪明，无毫末之舛”的评价。笔法也接近其老友丁敬对云林寺梵文贝叶经的直观描述：“绵联仿佛队行蚁，匀整依稀布元粟。起左迄右书反复，载字虽多用材缩。细探笔法转奇妙，气势盘拏森纵伏。橫牵逆拂合顿挫，侧点斜飞存蹙衄。”（《借秋阁藏贝叶经并序》）如果对照贯休的十六罗汉像，罗聘此处的梵文书写，更见其精诚。杭州圣因寺碑版本，除了文以诚提到的第十三因揭陀尊者，第一宾度罗跋啰堕阇尊者与第八伐闍弗多罗尊者也都在读贝叶经，不过字体都相对简单随意，绝非罗氏此画字体。其中，因揭陀尊者那幅，汉语“贝”字甚至与罗汉的视角相反。至于传为陆信忠的摹本，经文书写更是率性而作。因揭陀尊者手中的经文，竟类如汉语竖写，不仅异于贝叶经横写的常见形制，即便在版本内部也不统一（参见《贯休十六罗汉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同样，金农也曾作《 罗汉诵经图》，所题恰是“喃喃口翻贝叶经”，画的却是类似线装书的经卷。而罗聘的佛像也多以写意为主。比如现藏于广东博物馆的《罗汉图》册页，最后一幅罗汉就靠书而坐，而非展读贝叶经。看起来，对于这幅恩师手中贝叶经上的梵文，罗聘算是较了真儿的。
可罗氏写的究竟是不是梵文？我是梵语门外汉，即便是粗略比照过如梵语兰扎字体，也是迟疑不决，只好借助网络，请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陆扬教授。他古道热肠，很快就為我答疑解惑：“这个看着应该是悉昙字体，而非兰扎体，估计抄的是悉昙体的观音神咒之类的经典。我对梵语字体很外行，只能说这些。”陆先生系梵巴文出身，又研究佛学，他的论断至少可以保证这的确是梵文。这样，冬心先生看到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梵本贝叶经，可见罗聘的“自觉”。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指出，为了追记恩师的礼佛之心，罗聘借罗汉像“呈现”了金农读经时敬虔且沉迷的“妙意”。所谓“梵夹时一检，佛光正当中”，此时的金农，看到的既是经文，更是“佛光”。而他微张的嘴巴，有些复杂的表情，反而正是人在“入迷”时的木然之状。这才是自然反应，而非面对镜头的“职业微笑”。
文以诚的依据很明白，一是梵文贝叶经，二是此画的罗汉身份。在《自我的界限：一六00至一九00的中国肖像画》（郭伟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中，他发现此画摹仿自贯休的十六罗汉像：“金农抬起的右手，其基本姿势以及与众不同的笨拙动作借自难提密多罗图像，然而金农所注视着的那本打开的贝叶经却与因揭陀罗汉像关联。”借助“罗汉—自我”这一复合身份，他说，此画中存在着“精致的反讽，像金农这样第一流的学者竟然为文本所迷惑”，而罗聘的描绘也“毫不奉承地呈现出笨拙的老师”，因此“缺乏我们在扮装肖像中所见到的那种表达或风格的自觉。恰恰相反，其意图似乎正在于描绘金农的罗汉自我”。
缺乏“表达或风格的自觉”，这可不是什么正面评价，基本就消解了此画的艺术价值。果真如此吗？不妨根据他的理由，先看下梵本贝叶经。贝叶经由贝多罗树叶制作，梵文等多语种刻写，可存上千年，为佛家至宝。这里有两个疑问：这经上是梵文吗？金农能读懂吗？文以诚确认是梵文贝叶经，并感叹：“金农这样第一流的学者竟然为文本所迷惑。”这句话，正是问题的关键。
我所能看到的材料，都没法直接证明金农师徒懂或不懂梵文，因此有论者为了论说金农“漆书”的来源，也是借此处的“梵文”作证据，但和文以诚一样，都没给出具体论证（夏越、张晋源：《金农漆书来源新探—以梵文贝叶经为视点》）。要知道，无论在清代还是当代，懂梵文的学者都十分稀缺。比如金农的好友袁枚与丁敬都曾观赏过贝叶经真迹，但也都因不识梵文而深感遗憾。当然，金农晚年崇佛，在寺院抄写经卷，加上交友极广，自然会接触通梵文的僧人或学者。何况他还有个梵汉相杂的号：“苏伐罗吉苏伐罗”，也就是“金吉金”，说明他对这门外语至少不陌生。当然，更重要的是，金农对梵文贝叶经的敬虔态度，更多来自其佛门信仰：“梵夹时一检，佛光正当中。”（《过古上人》）“贝页净可写，精蓝夙又名。”（《夜坐小善庵》）“三薰三沐开经囊，精进林中妙意长。”（《鲁中杂诗》）因此，从梵文的辨识难度、贝叶经的尊崇地位来看，金农此时的表情就不难理解：看似“迷惑”，实为“专注”。
再看画作，罗聘的梵文书写也极为虔敬精细。其一笔一画，都一丝不苟，绝无草草之逸笔，甚为契合金农对其画“近工写真”，“笔端聪明，无毫末之舛”的评价。笔法也接近其老友丁敬对云林寺梵文贝叶经的直观描述：“绵联仿佛队行蚁，匀整依稀布元粟。起左迄右书反复，载字虽多用材缩。细探笔法转奇妙，气势盘拏森纵伏。橫牵逆拂合顿挫，侧点斜飞存蹙衄。”（《借秋阁藏贝叶经并序》）如果对照贯休的十六罗汉像，罗聘此处的梵文书写，更见其精诚。杭州圣因寺碑版本，除了文以诚提到的第十三因揭陀尊者，第一宾度罗跋啰堕阇尊者与第八伐闍弗多罗尊者也都在读贝叶经，不过字体都相对简单随意，绝非罗氏此画字体。其中，因揭陀尊者那幅，汉语“贝”字甚至与罗汉的视角相反。至于传为陆信忠的摹本，经文书写更是率性而作。因揭陀尊者手中的经文，竟类如汉语竖写，不仅异于贝叶经横写的常见形制，即便在版本内部也不统一（参见《贯休十六罗汉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同样，金农也曾作《 罗汉诵经图》，所题恰是“喃喃口翻贝叶经”，画的却是类似线装书的经卷。而罗聘的佛像也多以写意为主。比如现藏于广东博物馆的《罗汉图》册页，最后一幅罗汉就靠书而坐，而非展读贝叶经。看起来，对于这幅恩师手中贝叶经上的梵文，罗聘算是较了真儿的。
可罗氏写的究竟是不是梵文？我是梵语门外汉，即便是粗略比照过如梵语兰扎字体，也是迟疑不决，只好借助网络，请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陆扬教授。他古道热肠，很快就為我答疑解惑：“这个看着应该是悉昙字体，而非兰扎体，估计抄的是悉昙体的观音神咒之类的经典。我对梵语字体很外行，只能说这些。”陆先生系梵巴文出身，又研究佛学，他的论断至少可以保证这的确是梵文。这样，冬心先生看到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梵本贝叶经，可见罗聘的“自觉”。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指出，为了追记恩师的礼佛之心，罗聘借罗汉像“呈现”了金农读经时敬虔且沉迷的“妙意”。所谓“梵夹时一检，佛光正当中”，此时的金农，看到的既是经文，更是“佛光”。而他微张的嘴巴，有些复杂的表情，反而正是人在“入迷”时的木然之状。这才是自然反应，而非面对镜头的“职业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