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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萧克谈他创作《浴血罗霄》的前前后后
1988年8月，中坝委常委萧克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匈牙利访问。代表团成员一共有五人，分别是：萧克、蹇先佛（萧克的夫人）、雍文涛、于民涛和我。出发前，萧克送了我一本刚出版的他写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在为期半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中，《浴血罗霄》始终是我们的话题之一。
“搞文学创作挺难的吧，你是怎样写成这部小说的？”我问。他答：“搞文学创作是很难，尤其对我这个只读过‘简易师范’、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说，就更难，战争年代，利用战斗的空隙进行创作，就更难上加难。那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还要反‘围剿’、反‘扫荡’，连续打仗，所以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写，只能利用夜晚的时间写。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初稿。”
我听后很受感动，接着问他：“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写作，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完成这部小说的呢？”
他说：“1935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提出要准备抗日。会后，我返回在甘肃黄原的三十一军军部。一路上，放眼黄土高原，感慨万千。我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规模宏大激烈，情况复杂尖锐，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我想，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对于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激励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都会是有益的。就是源于这种动力，从那时开始，我就动笔写了。”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一部小说要在几十年后才出版呢？”我又问。
他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初稿完成后，我自己觉得太粗糙，拿不出手，还需要加工。可是那时战争不断，解放后又是抗美援朝，形势紧张，顾不上反复修改；二是解放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8年掀起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我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我的这部书稿就成了‘大毒草’。尽管我说那只是初稿，而批判者却认为‘初稿才最真实地反映你的灵魂’。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这个人和我的小说已经是‘死老虎’了，但还是在劫难逃。直到退居二线以后，我才能静下心来修改我的书稿。在修改过程中，我又得到了许多热心同志的帮助。正是在他们的帮助和督促下，经过多次修改，才算定稿了。”
陈再道的“三不”性格
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他在中顾委1984年整党会上的一次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曾跟我讲过他的性格。说：“我这个人过于直率，太无心机，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在和平年代常常感到不合时宜。我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表里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须拍马之徒在我面前从没有得到过好脸色，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我一顿臭骂。这大概就是我的性格吧！”
他还举了“文革”中的例子。他说：“1967年二三月份我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我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黄永胜听了我的话，瞪大了眼睛问我：‘陈再道，你喝醉了吗？’谢富治也跳了起来说：‘这是反动言论，我要报告中央。’我笑了笑，做了个手势让谢坐下。我说：‘这个就不劳您的大驾了，别人早做了，打小报告的人有的是。’果然林彪知道以后，就对吴法宪说：‘对陈再道这个人我不放心。’可是他拿我没办法。江青在接见造反派时也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结果，在林彪、江青的操纵下，武汉发生了‘七二0’事件。7月27日，我被召到北京，以百万人游行迎接我。‘打倒陈再道’的吼声响遍了北京城，几万人冲到我住的宾馆，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我藏到了八九层之间的电梯里，才躲过了一场大难。真没想到，当时我已是快60岁的人了，还玩了一回藏猫猫。紧接着，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残酷的批斗。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凡涉及到我的事，都来跟我单独算账，不要扯上别人。为此，我还挨了吴法宪一个耳光。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搞武斗，这是空前绝后的一例。到了1975年，我当了中央军委顾问，吴法宪成了阶下囚。在清算吴的罪行时，有人说他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我立即声明说：‘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我就认准了一个死理：决不糟蹋自己，决不丧失人格，决不牵扯别人。”
我以为这三个“决不”，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
万毅对党对人民的一片深情
万毅1982年被选为第一届中顾委委员。他视力一直不好，却坚持每年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受到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他双目失明后，仍坚持每两周到北京第二机床厂进行调查研究，数年如一日，不分寒冬酷暑，从不间断。他和工人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他们反映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受到工人们的爱戴。他的这种表现，受到中顾委领导的表扬，报刊上也登过他的事迹，但他本人却非常谦虚，说这是一个老党员应尽的责任。
1985年，中央为加快新老交替的过程，决定中顾委退一批，再进一批。万毅同志鉴于自己双目失明，就主动写信给党中央，要求退出中顾委，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党代会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几位常委，特地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从中顾委退下来的36位老同志。邓小平同志在席间敬酒说：“你们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了干部制度改革，这件事在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万毅同志当时非常激动，用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来表达对党的深情。他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今天，我们虽然离休了，但正如陈云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所说的，作为共产党员，没有离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共产党员，就永远处在第一线。”万毅的这番话，既表达了共产党员的一份责任，更表达了对党对人民的一片深情。
王平智斗江青
中顾委常委王平曾长期在军队做政治工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儒将。在一次中顾委的生活会上，他和另一位中顾委常委杨得志谈起了“文革”中如何智斗江青的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王平首先说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他说：“‘文革’初期，我担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时，由于黄永胜在江青面前告我的刁状，江青说‘此人该打倒’。江青一句话，把我关了五年，受尽了折磨。1975年才把我放出来，先担任炮兵政委，后调到武汉军区，杨得志当司令员，我当政委。临行前，叶帅同我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他说：‘江青不甘寂寞，要直接插手军队，你去了武汉以后，担子不轻，军委希望你同杨得志同志一起，同心协力，扶正压邪。’我到武汉军区上任不到一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开始了。”
这时，杨得志插话说：“当时我和王平被召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住在京西宾馆。有一次小组会前，江青出人意料地走了进来。将军们先是一怔，然后寒暄几句就给她让座。我们都知道江青是什么人，在她面前从不主动说话，因此大家沉默不语。大概是江青为了打破尴尬局面，就和周围的人聊起来。她先问王平：‘你是哪个山头的？’王平说：‘三军团的。’她又转过头问我：‘你呢？’我说：‘一军团的。’听到这儿，江青哈哈大笑地说：‘哈哈，你们两个，一个是彭德怀的人，一个是林彪的人。’”
王平又接着说：“听了江青这阴阳怪气的话，我心里很不舒服。有人说她是开‘帽子’工厂的，果然名不虚传。第二天开大会，江青在会上即席发言，通篇讲邓小平同志的坏话，而且语无伦次，胡说八道，我越听越不是滋味。会后，我和杨得志、赵辛初（时任湖北军区第一政委）商量，江青的这番话回去传达还是不传达。传达吧，怕引起不良反应，江青听到后可能反咬一口，说你篡改了她的发言，罪莫大焉！不传达吧，江青又说你封锁中央文革的声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是一大罪状。我们三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想不出好办法。”
杨得志又接着说：“还是王平鬼点子多。他提议，我们三人联合给江青写一封信，大意是：江青同志讲话很重要，但我们没有记全，怕回去传达不准确，能否发一个记录给我们，好回去传达贯彻。我和赵辛初都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先把球踢给她，这叫以攻为守。于是王平就起草了这封信。”
王平又说：“听说江青收到这封信以后，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尽管她知道，军队这帮老家伙是不会买她的账的，可字里行间又看不出其他的意思。她思考片刻，便在那封信上批了四个字：‘概不传达’。杨勇得知后，就兴致冲冲地跑来找我，一进门就喊：‘老王，真有你的，你给大家解围了。”’
大家听了王平、杨得志讲的这个故事后，都称赞王平足智多谋。
帅孟奇的坚贞与爱心
帅孟奇是中顾委委员中年龄最大的两位委员之一（另一位是杨献珍）。她1982年进入中顾委时已经85岁了。每逢春节前夕，我都要受中顾委领导的委托去看望她。1987年，帅大姐得知中顾委要为她祝贺90寿辰时，就有意躲开了，和刘英大姐一起去了湖南暂住。
帅大姐住在西单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她无儿无女，平时只有秘书陈双璧陪伴。我每次去看望她，她都坐在轮椅上，虽然双目失明，听力很差，但脑子非常清楚。
我每次去，陈秘书都要向我介绍一些帅大姐的情况。后来上海《萌芽》杂志又通过我采访了帅大姐，使我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帅大姐是湖南汉寿人，1924年就在家乡从事妇女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在武汉、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受尽了敌人的酷刑，往鼻子里灌煤油水、坐老虎凳……致使左眼失明，右腿骨折，但她坚贞不屈，英勇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后来她被判了无期徒刑，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经李克衣同志多方努力，由她父亲托人取保，才得以入院治病。后被地下党组织护送到延安。
她的丈夫许之桢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湖北工人运动讲习所所长，后来也被派到苏联学习。本来他俩感情很好，可是一别10年，断了联系，许之桢便在异国他乡又建立了新的家庭。帅大姐入狱前，他们有个13岁的女儿，后来在孤儿院里被敌人残忍地毒死。帅大姐表现得非常坚强。她说：“我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造成没有丈夫、没有儿女的。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抛弃个人的家庭利益也是常有的事，不少革命者都是如此，甚至还牺牲了个人生命。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多受苦多做牺牲的。”
帅大姐后来没有再结婚，却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她收养和照顾了许多烈士子女，从精神上到物质上给予了他们许多的爱，也得到他们温暖的回报。她说：“我虽没有亲生的儿女，可我并不孤独啊！我家里逢年过节或假日，许多烈士子女都来看我，还有我的侄儿侄女来来往往，他们就如同是我的亲生儿女一样。其实，我是孩子最多的一家。我的家里最热闹了。”张宁据《党史文汇》黎虹/文 整理
萧克谈他创作《浴血罗霄》的前前后后
1988年8月，中坝委常委萧克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匈牙利访问。代表团成员一共有五人，分别是：萧克、蹇先佛（萧克的夫人）、雍文涛、于民涛和我。出发前，萧克送了我一本刚出版的他写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在为期半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中，《浴血罗霄》始终是我们的话题之一。
“搞文学创作挺难的吧，你是怎样写成这部小说的？”我问。他答：“搞文学创作是很难，尤其对我这个只读过‘简易师范’、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说，就更难，战争年代，利用战斗的空隙进行创作，就更难上加难。那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还要反‘围剿’、反‘扫荡’，连续打仗，所以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写，只能利用夜晚的时间写。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初稿。”
我听后很受感动，接着问他：“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写作，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完成这部小说的呢？”
他说：“1935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提出要准备抗日。会后，我返回在甘肃黄原的三十一军军部。一路上，放眼黄土高原，感慨万千。我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规模宏大激烈，情况复杂尖锐，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我想，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对于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激励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都会是有益的。就是源于这种动力，从那时开始，我就动笔写了。”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一部小说要在几十年后才出版呢？”我又问。
他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初稿完成后，我自己觉得太粗糙，拿不出手，还需要加工。可是那时战争不断，解放后又是抗美援朝，形势紧张，顾不上反复修改；二是解放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8年掀起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我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我的这部书稿就成了‘大毒草’。尽管我说那只是初稿，而批判者却认为‘初稿才最真实地反映你的灵魂’。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这个人和我的小说已经是‘死老虎’了，但还是在劫难逃。直到退居二线以后，我才能静下心来修改我的书稿。在修改过程中，我又得到了许多热心同志的帮助。正是在他们的帮助和督促下，经过多次修改，才算定稿了。”
陈再道的“三不”性格
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他在中顾委1984年整党会上的一次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曾跟我讲过他的性格。说：“我这个人过于直率，太无心机，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在和平年代常常感到不合时宜。我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表里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须拍马之徒在我面前从没有得到过好脸色，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我一顿臭骂。这大概就是我的性格吧！”
他还举了“文革”中的例子。他说：“1967年二三月份我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我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黄永胜听了我的话，瞪大了眼睛问我：‘陈再道，你喝醉了吗？’谢富治也跳了起来说：‘这是反动言论，我要报告中央。’我笑了笑，做了个手势让谢坐下。我说：‘这个就不劳您的大驾了，别人早做了，打小报告的人有的是。’果然林彪知道以后，就对吴法宪说：‘对陈再道这个人我不放心。’可是他拿我没办法。江青在接见造反派时也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结果，在林彪、江青的操纵下，武汉发生了‘七二0’事件。7月27日，我被召到北京，以百万人游行迎接我。‘打倒陈再道’的吼声响遍了北京城，几万人冲到我住的宾馆，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我藏到了八九层之间的电梯里，才躲过了一场大难。真没想到，当时我已是快60岁的人了，还玩了一回藏猫猫。紧接着，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残酷的批斗。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凡涉及到我的事，都来跟我单独算账，不要扯上别人。为此，我还挨了吴法宪一个耳光。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搞武斗，这是空前绝后的一例。到了1975年，我当了中央军委顾问，吴法宪成了阶下囚。在清算吴的罪行时，有人说他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我立即声明说：‘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我就认准了一个死理：决不糟蹋自己，决不丧失人格，决不牵扯别人。”
我以为这三个“决不”，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
万毅对党对人民的一片深情
万毅1982年被选为第一届中顾委委员。他视力一直不好，却坚持每年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受到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他双目失明后，仍坚持每两周到北京第二机床厂进行调查研究，数年如一日，不分寒冬酷暑，从不间断。他和工人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他们反映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受到工人们的爱戴。他的这种表现，受到中顾委领导的表扬，报刊上也登过他的事迹，但他本人却非常谦虚，说这是一个老党员应尽的责任。
1985年，中央为加快新老交替的过程，决定中顾委退一批，再进一批。万毅同志鉴于自己双目失明，就主动写信给党中央，要求退出中顾委，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党代会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几位常委，特地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从中顾委退下来的36位老同志。邓小平同志在席间敬酒说：“你们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了干部制度改革，这件事在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万毅同志当时非常激动，用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来表达对党的深情。他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今天，我们虽然离休了，但正如陈云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所说的，作为共产党员，没有离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共产党员，就永远处在第一线。”万毅的这番话，既表达了共产党员的一份责任，更表达了对党对人民的一片深情。
王平智斗江青
中顾委常委王平曾长期在军队做政治工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儒将。在一次中顾委的生活会上，他和另一位中顾委常委杨得志谈起了“文革”中如何智斗江青的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王平首先说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他说：“‘文革’初期，我担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时，由于黄永胜在江青面前告我的刁状，江青说‘此人该打倒’。江青一句话，把我关了五年，受尽了折磨。1975年才把我放出来，先担任炮兵政委，后调到武汉军区，杨得志当司令员，我当政委。临行前，叶帅同我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他说：‘江青不甘寂寞，要直接插手军队，你去了武汉以后，担子不轻，军委希望你同杨得志同志一起，同心协力，扶正压邪。’我到武汉军区上任不到一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开始了。”
这时，杨得志插话说：“当时我和王平被召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住在京西宾馆。有一次小组会前，江青出人意料地走了进来。将军们先是一怔，然后寒暄几句就给她让座。我们都知道江青是什么人，在她面前从不主动说话，因此大家沉默不语。大概是江青为了打破尴尬局面，就和周围的人聊起来。她先问王平：‘你是哪个山头的？’王平说：‘三军团的。’她又转过头问我：‘你呢？’我说：‘一军团的。’听到这儿，江青哈哈大笑地说：‘哈哈，你们两个，一个是彭德怀的人，一个是林彪的人。’”
王平又接着说：“听了江青这阴阳怪气的话，我心里很不舒服。有人说她是开‘帽子’工厂的，果然名不虚传。第二天开大会，江青在会上即席发言，通篇讲邓小平同志的坏话，而且语无伦次，胡说八道，我越听越不是滋味。会后，我和杨得志、赵辛初（时任湖北军区第一政委）商量，江青的这番话回去传达还是不传达。传达吧，怕引起不良反应，江青听到后可能反咬一口，说你篡改了她的发言，罪莫大焉！不传达吧，江青又说你封锁中央文革的声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是一大罪状。我们三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想不出好办法。”
杨得志又接着说：“还是王平鬼点子多。他提议，我们三人联合给江青写一封信，大意是：江青同志讲话很重要，但我们没有记全，怕回去传达不准确，能否发一个记录给我们，好回去传达贯彻。我和赵辛初都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先把球踢给她，这叫以攻为守。于是王平就起草了这封信。”
王平又说：“听说江青收到这封信以后，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尽管她知道，军队这帮老家伙是不会买她的账的，可字里行间又看不出其他的意思。她思考片刻，便在那封信上批了四个字：‘概不传达’。杨勇得知后，就兴致冲冲地跑来找我，一进门就喊：‘老王，真有你的，你给大家解围了。”’
大家听了王平、杨得志讲的这个故事后，都称赞王平足智多谋。
帅孟奇的坚贞与爱心
帅孟奇是中顾委委员中年龄最大的两位委员之一（另一位是杨献珍）。她1982年进入中顾委时已经85岁了。每逢春节前夕，我都要受中顾委领导的委托去看望她。1987年，帅大姐得知中顾委要为她祝贺90寿辰时，就有意躲开了，和刘英大姐一起去了湖南暂住。
帅大姐住在西单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她无儿无女，平时只有秘书陈双璧陪伴。我每次去看望她，她都坐在轮椅上，虽然双目失明，听力很差，但脑子非常清楚。
我每次去，陈秘书都要向我介绍一些帅大姐的情况。后来上海《萌芽》杂志又通过我采访了帅大姐，使我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帅大姐是湖南汉寿人，1924年就在家乡从事妇女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在武汉、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受尽了敌人的酷刑，往鼻子里灌煤油水、坐老虎凳……致使左眼失明，右腿骨折，但她坚贞不屈，英勇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后来她被判了无期徒刑，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经李克衣同志多方努力，由她父亲托人取保，才得以入院治病。后被地下党组织护送到延安。
她的丈夫许之桢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湖北工人运动讲习所所长，后来也被派到苏联学习。本来他俩感情很好，可是一别10年，断了联系，许之桢便在异国他乡又建立了新的家庭。帅大姐入狱前，他们有个13岁的女儿，后来在孤儿院里被敌人残忍地毒死。帅大姐表现得非常坚强。她说：“我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造成没有丈夫、没有儿女的。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抛弃个人的家庭利益也是常有的事，不少革命者都是如此，甚至还牺牲了个人生命。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多受苦多做牺牲的。”
帅大姐后来没有再结婚，却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她收养和照顾了许多烈士子女，从精神上到物质上给予了他们许多的爱，也得到他们温暖的回报。她说：“我虽没有亲生的儿女，可我并不孤独啊！我家里逢年过节或假日，许多烈士子女都来看我，还有我的侄儿侄女来来往往，他们就如同是我的亲生儿女一样。其实，我是孩子最多的一家。我的家里最热闹了。”张宁据《党史文汇》黎虹/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