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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韩在历史上同属东亚汉文化圈，近现代以来在外来侵略势力下两国都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苦苦探索，两国文脉相近，命运相似。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韩国人的作品与中韩两国的历史语境和社会事件息息相关，以更为广泛的大众为接受对象的戏剧作品这种特性更为明显。中国现代戏剧作品中的韩国人形象是中国文人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服务于中国抗战背景下弘扬民族主义的宣传需要，同时反映了中国文人在受传统东亚国际关系影响下的历史认知。
关键词：现代戏剧;比较形象学;戏剧人物;意识形态形象
一、研究现状与研究对象
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的研究以韩国学者居多，如朴宰雨的《现代中国小说中的韩人形象》（2004）对有关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创作进行了时间段划分，并对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了简单分类，金昌镐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2004）运用比较形象学的方法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韩国人物形象进行了系统分析。此外以形象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的中国学者以金哲和郑培燕较有代表性。金哲、金娇玲《浅谈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朝鲜女性形象——基于现代文学中的朝鲜女性相关作品梳理》（2015）梳理、分析了中国现代小说中关于韩国的小说的叙事特征和其中的朝鲜女性形象、郑培燕《形象学视野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朝鲜人——以巴金小说为例》（2011）主要分析了巴金小说《发的故事》和《火》这两部作品。金宰旭《中韩学者对中国现代有关朝鲜作品的研究述评》（2007），朴宰雨、尹锡珉《韩国学界对中国近、现、当代作品中韩国人形象的发掘与研究》（2015），中国学者李存光《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开拓深化——关于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和韩国”研究》（2012）这三篇文章侧重不同的方面全面系统且详尽的综述了中国和韩国对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结合这些具体研究和总体评述来看，相关研究的数量与质量正在增加和提升，研究的重点和对象基本限定在小说和诗歌上，涉及其他题材的研究成果较少，廖全京的《民族的爱之弦在颤动——读阳翰笙剧作〈槿花之歌〉》（1989）是国内对相关领域戏剧研究的第一篇，此文全面分析了阳翰笙的《槿花之歌》这一剧作，并未把韩国作为关心焦点。金宰旭质疑、批评了此文涉及文献部分的判断，并认为其把《北极风情画》称做“色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对朝鲜革命志士作了歪曲描写”的论断有失偏颇。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戏剧作为重点研究韩国的学术成果与小说、诗歌相比尚显不足。
201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不仅收录了描写韩国和韩国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还收录了作品评论及评介资料，是目前相对完整的第一手文献史料资料库。崔一《<“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综述》（2015）详细介绍了以金柄珉、李存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的内容概况和出版情形以及出版学术座谈会上各学者的评价，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新文献扫描》（2018）介绍了继《“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出版后新搜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中收录剧本18部，其中独幕剧5部，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新文献扫描》中介绍在资料丛书基础上新搜集到的剧本6部，包括多幕剧5部改选二幕话剧1部。本文即以目前发现的5部独幕剧一手资料为重点，从比较形象学的角度出发，梳理并分析其中的韩国人形象。这5部独幕剧分别是：张子余《万宝山前》、翟汝云《韩人排华》、朴园《亡国恨》、赵光涛《战壕中》、孙俍工《复仇》。
二、独幕剧中的韩国人形象
上述5部独幕话剧中《万宝山前》、《韩人排华》的韩国人角色均属于次要人物，《亡国恨》、《战壕中》、《复仇》中的韩国人是主要角色。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内震动。《万宝山前》、《韩人排华》两部戏剧在1931年9月初刊于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宣传部《山东民众教育月刊》，《亡国恨》在1931年10月初刊于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准备》，《战壕中》在1932年12月初刊于《矛盾月刊》，《复仇》在1933年2月初刊于上海《前途》。《万宝山前》以万宝山事件为题材，日本人和中国民妇围绕着土地展开了戏剧冲突，最终以中国警兵出面训诫韩人收尾，此剧中的韩人“四十余岁，戴高帽，著宽大圆领帽衣。”日本人强逼韩人在中国橛地，韩人接过铁锨手颤动而“实不能橛”，日人在韩人身后操纵其为之，与中国民妇发生了冲突，民妇在争执中被强横的日人打倒在地痛哭，中国警兵出面对韩人晓之以理，发动中国民妇和韩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剧情中的韩人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但也有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在被日本人强逼橛地时韩人从中韩历史渊源和道德观念出发认为橛中国的地“良心上是过不去的”，但仍然被日人操纵成了日人掩饰自身罪行的替罪羊，以至于中国民妇认为是朝鲜人打伤了自己。中国警兵识破日本人的诡计后，对韩国人进行训诫式的思想教育，韩人之所以被动消极地橛地，对中国警兵一开始的申辩是“我不橛，他就要我的命。”最终在中国警兵的层层“启发”下，韩人“觉悟”了，并赞成中国警兵“联合世界上的各弱小民族，一起打倒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者”的方法。在日本人面前，韩人是被操纵者，在中国警兵面前，韩人是被启发者。《韩人排华》取材于朝鲜半岛发生的韩人袭击在韩华侨、焚烧毁坏华人店铺事件，但其内容也涉及万宝山事件。此剧中的韩人是以高丽机器人的人物角色登場的。日本人开动持刀的高丽机器人，高丽机器人两手随机关转动，使在韩谋生做生意的中国难妇遍体鳞伤，中国少年一跃而上推到机器人并夺其刀。毫无人性与道德的高丽机器人是日人残害中国人的工具和帮凶，被中国少年一击即败又凸显了它的脆弱性。这里的韩国人形象残忍、脆弱、在场时间短暂，是日本人形象的延伸，是一个附庸物。
《亡国恨》将戏剧背景设置为韩国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剧中角色均设定为韩国人，安南潜、崔玄英、朴忠为主角，韩国独立执行委员和学生为配角。崔是一个负责具体事务领导者的韩国女性形象，鼓励、组织学生们做国旗，执行通信任务，为独立运动默默做贡献，对日本侵略者嫉恶如仇，对韩国无限热爱，对仆人朴忠平等对待，是一个正义的、积极的正面人物。《战壕中》的戏剧场景是在中国黑龙江省境内的一线战场，里面的韩国人是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方士兵A，他在与中国士兵的对话中，痛陈自己的儿女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相继惨遭厄运离世，自己背负着亡国之恨不得已才到日本人军队当兵。中国士兵与韩国人A经过在月光下战壕中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明确了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最终以共同抵御日本军队的炮火攻击落幕。这里面的韩国人A的形象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以与中国军人的交流为契机，从一个被迫参加日本军队谋生的亡国者转变为一个主动为国家独立和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复仇》以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刺杀日本帝国主义军官为素材，男主人公尹长吉是一名韩国青年党人，热血沸腾地投入到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如果说尹长吉的凸出形象是以抗争的姿态而牺牲，那女主人公李凤兰则是以被压迫被凌辱的姿态而牺牲，不同的叙事方式表达了共同的悲剧性主题。 三、韩国人形象形成的原因
上述五部独幕剧中，《万宝山前》以中国东北万宝山事件为题材，《韩人排华》以朝鲜半岛境内始于平壤的韩人排斥华人华侨华商为题材，《亡国恨》以汉城“三一运动”为题材，《战壕中》以中国黑龙江省马占山将军对日作战为题材，《复仇》则有尹奉吉义士在上海虹口公园暗杀日本高级军官的影子，这五部独幕剧都反映了中韩两国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具有时效性。《亡国恨》重提发生在1919年的三一运动，则是为了服务于抗战的需要。《万宝山前》和《韩人排华》中的韩国人是被日本人操纵的“高帽圆领长衣”和机器人，是傀儡的形象，这反映了在这两个事件中中国文人对韩国人的认知，即认为韩人是被动的、消极的、无力的，是日本人用以侵略中国的工具，《万宝山前》中的韩人被中国警察制服、启蒙，最终一同反对日本人的侵略，《韩人排华》的中国少年击倒在日人操纵下对中国民妇残酷迫害的高丽机器人，夺其刀以制日人，在此中、日、韩三方关系中，日本是中国的根本对立面，韩国人处于一个次要的层面和地位。相较于《万宝山前》的韩国人在被中国警察一番训导启蒙后走上抗日道路，《战壕中》的韩国人则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主动与中国军人一同抗日，中国人与韩国人的叙事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亡国恨》和《复仇》把韩国人作为戏剧中心人物来描写，凸出其为抗日救国追寻独立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以此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涉及韩国人题材的独幕剧都是中国抗日大背景下的产物，其中韩国人形象地位的转变则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和抗战局势的变化使得中国文人对韩人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在具体社会事件和认知状况这种影响构建韩国人形象的要素之外，服务于宣传的目的性要素影响更为普遍和深刻。独幕剧具有便于演出、表演时间较短、情节简略的特点，易于传播鼓吹思想理念，是进行大众宣传和动员的有效途径。这五部独幕剧充斥着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自由独立的启蒙式话语。《万宝山前》、《韩人排华》揭露了事件矛盾冲突的本质，揭示了真正的敌人是日本，却又经中国警察和中国青年之口，历数日人的罪行以号召团结抗日，此处的中国警察和青年俨然是思想导师的姿态，韩国人必然要以次要的、被动的形象出现在戏剧中。《战壕中》则突出中韩联合团结抗日这一主题，因此剧中的A虽然是俘虏，却与中国军人在相同的叙事空间进行了平等的对话。《亡国恨》（1932年）、《复仇》（1933年）受社会事件素材本身影響，韩国人必然要处于中心地位，但从剧作时间和剧本内容来看（《亡国恨》为纪念“九一八国难”特刊），剧中的韩国人形象也是出于教育、激励中国国民，肯定并赞颂为抗日而牺牲赴国难的精神而塑造的，比如《亡国恨》在刻画众多韩国独立运动仁人志士在险恶环境中缝制国旗、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外，还宣扬人人平等的思想;《复仇》一剧再现尹奉吉暗杀日本军官这一事件，大幅渲染其悲剧色彩，并在结尾呈现日本人对男主人公恋人的欺辱这一场景，肯定男主人公行为的价值和必要性。这些构建出的韩国人形象，是为剧本的宣传目的而服务的，受在社会大背景下宣传焦点的影响，韩国人的形象必然出现不同的特征。
四、结论
上述五部独幕剧因其各自所改变的原型社会事件不同，所呈现的韩国人形象也随社会事件而多种多样，以契合于事件本身凸出其真实感。但戏剧中的韩国人形象并不仅仅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相邻，在古代就在宗藩关系的主要框架下进行官方使节和民间贸易上的交流，近代在西方势力的干预和影响下，东亚传统国际秩序虽然逐渐瓦解，历史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本质，中国文人对韩人的认知带着历史的惯性，但随着现实中各类事件的发生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戏剧中所构建的韩人形象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越来越具有独立性，越来越丰富和立体。这五部独幕剧的创作、刊发主体与中国国民党和政府密切相连，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官方意识和主流舆论，因此从戏剧的内容和产生上都可以发现其宣传的目的，戏剧中的形象的构建和表现服务于这一目的，在这一层面上是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教育和鼓励的工具。在总体上看，五部独幕剧中的韩国人形象的主要特征是抗争的姿态。“抗争”符合多数事件中的韩国人历史原型，反映了中国文人对被日本殖民侵略的朝鲜半岛的认知，与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恶化下的背景下中国主流宣传方向一致，这种愈发抗争的姿态是抗战大背景下中国文人对韩人想象和有意识地主动构建的产物。
参考文献
[1]朴宰雨，现代中国小说中的韩人形象[J]，当代韩国，2004.
[2]金昌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J]，社会科学战线，2004.
[3]金哲、金娇玲，浅谈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朝鲜女性形象——基于现代文学中的朝鲜女性相关作品梳理[J]，当代韩国，2015.
[4]郑培燕，形象学视野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朝鲜人——以巴金小说为例[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5]金宰旭，中韩学者对中国现代有关朝鲜作品的研究述评[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6]朴宰雨、尹锡珉，韩国学界对中国近、现、当代作品中韩国人形象的发掘与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15.
[7]李存光，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开拓深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和韩国”研究[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2.
[8]廖全京，民族的爱之弦在颤动——读阳翰笙剧作《槿花之歌》[A].阳翰笙剧作新论[C].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9]崔一，《“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综述[J]，东疆学刊，2015.
[10]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新文献扫描，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J]，2018.
[11]金柄珉、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M]，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
关键词：现代戏剧;比较形象学;戏剧人物;意识形态形象
一、研究现状与研究对象
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的研究以韩国学者居多，如朴宰雨的《现代中国小说中的韩人形象》（2004）对有关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创作进行了时间段划分，并对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了简单分类，金昌镐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2004）运用比较形象学的方法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韩国人物形象进行了系统分析。此外以形象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的中国学者以金哲和郑培燕较有代表性。金哲、金娇玲《浅谈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朝鲜女性形象——基于现代文学中的朝鲜女性相关作品梳理》（2015）梳理、分析了中国现代小说中关于韩国的小说的叙事特征和其中的朝鲜女性形象、郑培燕《形象学视野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朝鲜人——以巴金小说为例》（2011）主要分析了巴金小说《发的故事》和《火》这两部作品。金宰旭《中韩学者对中国现代有关朝鲜作品的研究述评》（2007），朴宰雨、尹锡珉《韩国学界对中国近、现、当代作品中韩国人形象的发掘与研究》（2015），中国学者李存光《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开拓深化——关于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和韩国”研究》（2012）这三篇文章侧重不同的方面全面系统且详尽的综述了中国和韩国对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结合这些具体研究和总体评述来看，相关研究的数量与质量正在增加和提升，研究的重点和对象基本限定在小说和诗歌上，涉及其他题材的研究成果较少，廖全京的《民族的爱之弦在颤动——读阳翰笙剧作〈槿花之歌〉》（1989）是国内对相关领域戏剧研究的第一篇，此文全面分析了阳翰笙的《槿花之歌》这一剧作，并未把韩国作为关心焦点。金宰旭质疑、批评了此文涉及文献部分的判断，并认为其把《北极风情画》称做“色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对朝鲜革命志士作了歪曲描写”的论断有失偏颇。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戏剧作为重点研究韩国的学术成果与小说、诗歌相比尚显不足。
201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不仅收录了描写韩国和韩国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还收录了作品评论及评介资料，是目前相对完整的第一手文献史料资料库。崔一《<“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综述》（2015）详细介绍了以金柄珉、李存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的内容概况和出版情形以及出版学术座谈会上各学者的评价，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新文献扫描》（2018）介绍了继《“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出版后新搜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中收录剧本18部，其中独幕剧5部，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新文献扫描》中介绍在资料丛书基础上新搜集到的剧本6部，包括多幕剧5部改选二幕话剧1部。本文即以目前发现的5部独幕剧一手资料为重点，从比较形象学的角度出发，梳理并分析其中的韩国人形象。这5部独幕剧分别是：张子余《万宝山前》、翟汝云《韩人排华》、朴园《亡国恨》、赵光涛《战壕中》、孙俍工《复仇》。
二、独幕剧中的韩国人形象
上述5部独幕话剧中《万宝山前》、《韩人排华》的韩国人角色均属于次要人物，《亡国恨》、《战壕中》、《复仇》中的韩国人是主要角色。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内震动。《万宝山前》、《韩人排华》两部戏剧在1931年9月初刊于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宣传部《山东民众教育月刊》，《亡国恨》在1931年10月初刊于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准备》，《战壕中》在1932年12月初刊于《矛盾月刊》，《复仇》在1933年2月初刊于上海《前途》。《万宝山前》以万宝山事件为题材，日本人和中国民妇围绕着土地展开了戏剧冲突，最终以中国警兵出面训诫韩人收尾，此剧中的韩人“四十余岁，戴高帽，著宽大圆领帽衣。”日本人强逼韩人在中国橛地，韩人接过铁锨手颤动而“实不能橛”，日人在韩人身后操纵其为之，与中国民妇发生了冲突，民妇在争执中被强横的日人打倒在地痛哭，中国警兵出面对韩人晓之以理，发动中国民妇和韩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剧情中的韩人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但也有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在被日本人强逼橛地时韩人从中韩历史渊源和道德观念出发认为橛中国的地“良心上是过不去的”，但仍然被日人操纵成了日人掩饰自身罪行的替罪羊，以至于中国民妇认为是朝鲜人打伤了自己。中国警兵识破日本人的诡计后，对韩国人进行训诫式的思想教育，韩人之所以被动消极地橛地，对中国警兵一开始的申辩是“我不橛，他就要我的命。”最终在中国警兵的层层“启发”下，韩人“觉悟”了，并赞成中国警兵“联合世界上的各弱小民族，一起打倒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者”的方法。在日本人面前，韩人是被操纵者，在中国警兵面前，韩人是被启发者。《韩人排华》取材于朝鲜半岛发生的韩人袭击在韩华侨、焚烧毁坏华人店铺事件，但其内容也涉及万宝山事件。此剧中的韩人是以高丽机器人的人物角色登場的。日本人开动持刀的高丽机器人，高丽机器人两手随机关转动，使在韩谋生做生意的中国难妇遍体鳞伤，中国少年一跃而上推到机器人并夺其刀。毫无人性与道德的高丽机器人是日人残害中国人的工具和帮凶，被中国少年一击即败又凸显了它的脆弱性。这里的韩国人形象残忍、脆弱、在场时间短暂，是日本人形象的延伸，是一个附庸物。
《亡国恨》将戏剧背景设置为韩国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剧中角色均设定为韩国人，安南潜、崔玄英、朴忠为主角，韩国独立执行委员和学生为配角。崔是一个负责具体事务领导者的韩国女性形象，鼓励、组织学生们做国旗，执行通信任务，为独立运动默默做贡献，对日本侵略者嫉恶如仇，对韩国无限热爱，对仆人朴忠平等对待，是一个正义的、积极的正面人物。《战壕中》的戏剧场景是在中国黑龙江省境内的一线战场，里面的韩国人是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方士兵A，他在与中国士兵的对话中，痛陈自己的儿女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相继惨遭厄运离世，自己背负着亡国之恨不得已才到日本人军队当兵。中国士兵与韩国人A经过在月光下战壕中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明确了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最终以共同抵御日本军队的炮火攻击落幕。这里面的韩国人A的形象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以与中国军人的交流为契机，从一个被迫参加日本军队谋生的亡国者转变为一个主动为国家独立和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复仇》以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刺杀日本帝国主义军官为素材，男主人公尹长吉是一名韩国青年党人，热血沸腾地投入到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如果说尹长吉的凸出形象是以抗争的姿态而牺牲，那女主人公李凤兰则是以被压迫被凌辱的姿态而牺牲，不同的叙事方式表达了共同的悲剧性主题。 三、韩国人形象形成的原因
上述五部独幕剧中，《万宝山前》以中国东北万宝山事件为题材，《韩人排华》以朝鲜半岛境内始于平壤的韩人排斥华人华侨华商为题材，《亡国恨》以汉城“三一运动”为题材，《战壕中》以中国黑龙江省马占山将军对日作战为题材，《复仇》则有尹奉吉义士在上海虹口公园暗杀日本高级军官的影子，这五部独幕剧都反映了中韩两国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具有时效性。《亡国恨》重提发生在1919年的三一运动，则是为了服务于抗战的需要。《万宝山前》和《韩人排华》中的韩国人是被日本人操纵的“高帽圆领长衣”和机器人，是傀儡的形象，这反映了在这两个事件中中国文人对韩国人的认知，即认为韩人是被动的、消极的、无力的，是日本人用以侵略中国的工具，《万宝山前》中的韩人被中国警察制服、启蒙，最终一同反对日本人的侵略，《韩人排华》的中国少年击倒在日人操纵下对中国民妇残酷迫害的高丽机器人，夺其刀以制日人，在此中、日、韩三方关系中，日本是中国的根本对立面，韩国人处于一个次要的层面和地位。相较于《万宝山前》的韩国人在被中国警察一番训导启蒙后走上抗日道路，《战壕中》的韩国人则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主动与中国军人一同抗日，中国人与韩国人的叙事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亡国恨》和《复仇》把韩国人作为戏剧中心人物来描写，凸出其为抗日救国追寻独立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以此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涉及韩国人题材的独幕剧都是中国抗日大背景下的产物，其中韩国人形象地位的转变则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和抗战局势的变化使得中国文人对韩人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在具体社会事件和认知状况这种影响构建韩国人形象的要素之外，服务于宣传的目的性要素影响更为普遍和深刻。独幕剧具有便于演出、表演时间较短、情节简略的特点，易于传播鼓吹思想理念，是进行大众宣传和动员的有效途径。这五部独幕剧充斥着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自由独立的启蒙式话语。《万宝山前》、《韩人排华》揭露了事件矛盾冲突的本质，揭示了真正的敌人是日本，却又经中国警察和中国青年之口，历数日人的罪行以号召团结抗日，此处的中国警察和青年俨然是思想导师的姿态，韩国人必然要以次要的、被动的形象出现在戏剧中。《战壕中》则突出中韩联合团结抗日这一主题，因此剧中的A虽然是俘虏，却与中国军人在相同的叙事空间进行了平等的对话。《亡国恨》（1932年）、《复仇》（1933年）受社会事件素材本身影響，韩国人必然要处于中心地位，但从剧作时间和剧本内容来看（《亡国恨》为纪念“九一八国难”特刊），剧中的韩国人形象也是出于教育、激励中国国民，肯定并赞颂为抗日而牺牲赴国难的精神而塑造的，比如《亡国恨》在刻画众多韩国独立运动仁人志士在险恶环境中缝制国旗、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外，还宣扬人人平等的思想;《复仇》一剧再现尹奉吉暗杀日本军官这一事件，大幅渲染其悲剧色彩，并在结尾呈现日本人对男主人公恋人的欺辱这一场景，肯定男主人公行为的价值和必要性。这些构建出的韩国人形象，是为剧本的宣传目的而服务的，受在社会大背景下宣传焦点的影响，韩国人的形象必然出现不同的特征。
四、结论
上述五部独幕剧因其各自所改变的原型社会事件不同，所呈现的韩国人形象也随社会事件而多种多样，以契合于事件本身凸出其真实感。但戏剧中的韩国人形象并不仅仅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相邻，在古代就在宗藩关系的主要框架下进行官方使节和民间贸易上的交流，近代在西方势力的干预和影响下，东亚传统国际秩序虽然逐渐瓦解，历史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本质，中国文人对韩人的认知带着历史的惯性，但随着现实中各类事件的发生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戏剧中所构建的韩人形象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越来越具有独立性，越来越丰富和立体。这五部独幕剧的创作、刊发主体与中国国民党和政府密切相连，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官方意识和主流舆论，因此从戏剧的内容和产生上都可以发现其宣传的目的，戏剧中的形象的构建和表现服务于这一目的，在这一层面上是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教育和鼓励的工具。在总体上看，五部独幕剧中的韩国人形象的主要特征是抗争的姿态。“抗争”符合多数事件中的韩国人历史原型，反映了中国文人对被日本殖民侵略的朝鲜半岛的认知，与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恶化下的背景下中国主流宣传方向一致，这种愈发抗争的姿态是抗战大背景下中国文人对韩人想象和有意识地主动构建的产物。
参考文献
[1]朴宰雨，现代中国小说中的韩人形象[J]，当代韩国，2004.
[2]金昌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J]，社会科学战线，2004.
[3]金哲、金娇玲，浅谈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朝鲜女性形象——基于现代文学中的朝鲜女性相关作品梳理[J]，当代韩国，2015.
[4]郑培燕，形象学视野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朝鲜人——以巴金小说为例[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5]金宰旭，中韩学者对中国现代有关朝鲜作品的研究述评[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6]朴宰雨、尹锡珉，韩国学界对中国近、现、当代作品中韩国人形象的发掘与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15.
[7]李存光，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开拓深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和韩国”研究[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2.
[8]廖全京，民族的爱之弦在颤动——读阳翰笙剧作《槿花之歌》[A].阳翰笙剧作新论[C].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9]崔一，《“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综述[J]，东疆学刊，2015.
[10]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新文献扫描，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J]，2018.
[11]金柄珉、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M]，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