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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P220)，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一直伴随着人的生存和历史的演进，一直影响着人类的实践和人类的认识，因此，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然而，传统哲学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不自觉的显现，而当代哲学则表现为特定文化精神的自觉升华。正因为如此，虽然文化构成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是古往今来人的生存基础和基本方式，并且构成了人类理解，特别是哲学理解的本质规定性，但是，文化的命名和文化问题的课题化却是相对晚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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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等后发展的国家而言，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引发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冲突。它们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具有特殊的历史定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它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现代化过程的。这种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它使得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这些寻求现代化的民族。结果，不但普通民众面对文化的冲突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的不同理解而相互分裂。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文化冲突和文化矛盾，围绕着理性主义文化而发生的矛盾和危机又以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边缘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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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后现代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波德里亚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入的分析，他关于物的符号化、消费社会、仿真现象的批判都从一个特殊视角透露出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特别的整合力。他早期在《物的系统》中就分析了目前新的物的世界与传统的物的世界的区别。他通过日常生活中物的世界的一些重要变化，如物品的个人化特征的消隐和物品功能的多重化等，指出现代社会中物的符号化，人与物的关系成为人与符号的关系。在分析大众传媒时代的消费社会时，波德里亚进一步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正如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都限定在符号系统关系之中，波德里亚也认为商品的所指已经变得与它们的具体用途无关，而是由他们对整个商品和符号的系统的关系来决定的。波德里亚分析道：“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6](P3-4)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消费才能与作为符号的物和商品发生关系，与他人发生关系，通过解读消费世界的符码（code）而进入社会系统。波德里亚还曾提出著名的仿真（simulations,一译“类象”）概念。他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仿真时代，在这里，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仿真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时代的话，那么，与此相对立，后现代的仿真时代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符号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增长，它们已经主宰了社会生活。与此相关，波德里亚使用了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内爆（implosion）。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形象或仿真与真实之间、符号与经验之间、信息与娱乐之间、影像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均已内爆，均已模糊或消失[7](P152-154)。在仿真时代，传统的表象和真实的关系、符码与模型和物的关系均已被破除，不是表象反映真实，而是模型构造真实，不是物决定模型而仿制，而是符码与模型决定物的构成，构造着真实。因此，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之中。我们这里无法进一步展开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和仿真时代的深刻分析和批判，但是，这些锐利的分析的确加深了我们对于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以及通过文化整合而出现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一体化趋势的认识。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社会通过文化的运行机制而一体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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