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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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邮局位于镇政府门前那条街的西侧,原先藏身于街道深处的一个小院,后来为了方便寄信人,搬到了街边。邮局一共有两层小楼,二楼有两间办公室,一间是局长在用,另一间空着,被我租了下来,用于写稿。
   那是1998年前后,新世纪还没到来,人们的憧憬中都藏着一点激动与不安。想想那会儿二十来岁还年轻的我,想要在小镇上凭借一支笔当一名作家来养活自己,理念还挺超前的,福克纳不就是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他那邮票大小的故乡奥克斯福镇吗?
   在成为局长的邻居之前,我在镇政府工作,一手写着公文,一手写着诗和散文,文学梦醒了又做,做了又醒。那会儿每天最盼望的事情,就是等待邮递员送来党政办订阅的报刊,厚厚的一沓,到达传达室后,看门大爷电话通知我下来把它们抱走。邮递员有时候忙不开,局长就会亲自骑着他的自行车送报,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小镇邮局我能记得的,只有局长和两名投递员了。尤其对局长印象深刻,因为他个子高高大大,脸庞圆润,表情憨厚,还总爱笑。我经常会在写不出字的时候,敲开他的门,问他玩牌不?他故作正经,板着脸说:“开什么玩笑,上班呢。”到了午饭的点儿,他端着餐盒扒拉着饭敲开我的门,带着点挑衅的意味说:“打两把?”
   局长的牌技不怎么样,每次开始抓牌时,我心里都会叹息一声:“不好意思,又要赢钱了。”那个夏天的许多个中午,局长都会输给我二三十块钱,这份“收入”多数时候成了我的午饭钱,少数时候,我会邀请局长和两名邮递员下馆子撮一顿,炒辣子鸡,羊肉汤,酒足饭饱后各自踩上自行车红着脸回家。
   两名邮递员从来不参与我们的牌局,他们偶尔围观,观牌不语,偶尔发言也是嘲讽他们的局长牌技不行但宁输不屈。瘦高个的邮递员,家中还有地,农忙的时候,赶时间送完信要回家忙农活,他家的农活,我也参与过,不过不是奔着干活去的,是为了干完活之后,在他村边的小酒馆里混上一顿饭。
   矮胖的邮递员,是个整天笑嘻嘻的家伙。每逢我收到稿费,他就会挥舞着稿费单对我说:“又是一笔巨款,晚上哪里喝酒去?”于是,四个人便约好,街边熟悉的馆子里欢天喜地地小聚一下。菜也不多点,吃光了菜,又恶作剧地用馒头把汤汁蘸了吃掉。
   有时候我去他们分拣报刊的房间转悠,想帮忙也帮不上,只能在一边闲聊天。高个子的邮递员会开玩笑:“大作家,又来视察工作了?”我也跟他开玩笑:“好好干,等局长调县里,咱们镇的这个局长就是你的。”“等哪天你调到北京了,别忘了我们,常给我们来信。”“北京那么远,我才不会去呐。”
   那会儿的日子真好啊,轻松,缓慢,生活的乐趣也很单纯,中午打几把牌,晚上喝一顿酒,聊天的内容虽雷同,但仿佛蘊藏了别样的默契与乐趣。我像上班那样,每天早晨从家里吃完早餐,就骑车去自己的办公室,远远地看到邮局的那栋二层小楼,就有暗暗的欢喜。后来看到“天堂大概就是电影院的模样”这句话,总忍不住套用,在心里念叨:“天堂大概就是小镇邮局的模样。”
   在小镇邮局“混”了不到一年,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去了北京,决定下得很匆忙,但没忘记去和我的邮局朋友告别。局长在一个比较正式的酒馆请我吃饭,两位邮递员朋友也到场了。他们三个人都说“别忘了我们”,局长说“别忘了你还赢过我那么多钱呢”,两位邮递员朋友说“有稿费还寄我们这来,替你收着,回来喝酒”……大家说着笑着,仿佛我只是到隔壁城市的小镇出趟差,很快就能回来。
   转眼23年过去了,我的这个“差”出得有点长,每年春节回乡过年的时候,忙里忙外也没去联系邮局的朋友,时间再长一些,就彻底失联了。每每想到故乡,我就会想起小镇邮局的这三位朋友,也会对友情有一番感悟:这样淡淡的,又如沐春风般的友谊,何尝不是人生的馈赠?
   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在我二十来岁的那段路程中,我不知道理想与追求为何物,也不知道孤独与惆怅会让一个人面目全非,这或许是因为有邮局那三位朋友的缘故。正是有了他们,那段云淡风轻的日子才会如风干的牛肉,现在品味起来,依然津津有味。
  选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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