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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似乎对精怪传奇的题材特别感兴趣，实际上她是对人的变态入迷
两个女作家在2016年的小说奖天王山上闪耀，一个是作家世家的后裔、韩国人韩康，曼布克奖得主，获奖小说写一个人坚持吃素，最后长出了根，变成了一棵树;另一个就是蕾拉·斯利马尼，摩洛哥裔法语作家，凭作品《甜蜜的歌》获今年的龚古尔文学奖。
《甜蜜的歌》是本社会惊悚小说，但并不是作者第一次尝试此类作品。斯利马尼17岁时从摩洛哥来到法国读大学，2014年的处女作《食人魔花园》为她赢得了批评界的注意，题目显示了作者似乎对精怪传奇的题材特别感兴趣，实际上她是对人的变态入迷。《食人魔花园》的主角是一个在巴黎郊外生活的有性瘾的女人，她肯定是精心考虑之后才开始构思故事，要知道，这样的题材让男作家来写，写得再好也是毁誉参半，女作家写就不存在这种风险。
女人的变态跟男人不同。男人变态，旁观者看来无非是在一些个人事务上受了刺激，一个男人提刀砍人也好，乱交也好，玩异装癖、把自己想象成女人也好，都是个人行为，没什么可联想的，仿佛男人天生就带有越界的因子。女人就不同了，柔软，体贴，依恋，细心，需爱，善于照顾他人，这些泛泛地赋予女人的特质都是女人不可以随便更改的，违反了就是在违背社会的期待，会激起人们惊恐万状的反应：我们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连女人都会做出这种事！
《甜蜜的歌》写了一个被“誉为”能给为人父母者带来噩梦的故事，主角路易丝是一名年轻保姆，受雇于一个普通的巴黎中产之家。这个家庭对现状和未来都规划得不错，不幸的是，唯独忽略了保姆的问题。
斯利马尼童年在摩洛哥有过多任保姆，年岁渐长，让她注意到保姆在家里的特殊地位，“她们既被看作妈妈，同时又是陌生人”，她如是说，“我经常被她们艰困的境遇所触动，有时候她们也许得忍受很多屈辱。”
然而到了巴黎，她发现了新类型的保姆，“她们可以是非常浪漫的人。”不过，两个国家的两种经验还需要一个事件的触发才能捏塑出一枚好故事的雏形，这个事件就是2012年10月纽约的一起讼案：一个多米尼加裔保姆被控杀害了她负责照顾的两个孩子。她的作案动机一时成谜，在手刃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个50岁的保姆企图自杀未遂，精神崩溃。
斯利马尼把这桩谋杀编入故事的核心，写出一个深刻的悲剧。
人性的困窘是一个普世化的现象：人们越是善于安排和规划自己的生活，就越是忽略那些被自己安排的其他人的状况。一份份工作以职业化的名义，让劳动者将私人的心情闭锁起来，隔绝于工作之外;保姆是一个富于体温、讲究耐心和充分信赖、以人身关系为主的行当，但雇主们必须故意忽略保姆的内心世界，因为勤劳而脆弱的中产阶级不敢设想，如果保姆想法很多，他们是不是还敢聘用她们;如果保姆也是一个向变态敞开可能性的行当的话，他们的孩子交给谁，他们的生活还将如何继续。
晚至18世纪，法国有产者还是普遍雇用乳母来喂养孩子的，因为当时的社会规则禁止哺乳期有性关系，而且母亲也必须注意体形;到19世纪以后，母乳喂养才成为主流，而以看护为主要职责的保姆仍是家庭的一员，但如今却发展为一个纯功能性的行业。在法国，在美国，大批移民进入这行来谋生，是故，龚古尔奖评委也特地提到了《甜蜜的歌》对阶级斗争的反映：中产们只想和同阶级的人交流，让那些低于自己的人仅仅为他们服务，不介入他们的生活，更不用说情感和内心。那么，保姆杀手，变态女人，究竟是不是这个社会的精英支柱们一手制造的呢？
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戕害孩子都是无以复加的悲剧，是平白裂开的伤口。不过，《甜蜜的歌》不会止步于像社会学家那样宣告世界已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作家不仅要以受害者的痛苦唤起读者的共情，还要让施害者显露自己的行为密码。
两个女作家在2016年的小说奖天王山上闪耀，一个是作家世家的后裔、韩国人韩康，曼布克奖得主，获奖小说写一个人坚持吃素，最后长出了根，变成了一棵树;另一个就是蕾拉·斯利马尼，摩洛哥裔法语作家，凭作品《甜蜜的歌》获今年的龚古尔文学奖。
《甜蜜的歌》是本社会惊悚小说，但并不是作者第一次尝试此类作品。斯利马尼17岁时从摩洛哥来到法国读大学，2014年的处女作《食人魔花园》为她赢得了批评界的注意，题目显示了作者似乎对精怪传奇的题材特别感兴趣，实际上她是对人的变态入迷。《食人魔花园》的主角是一个在巴黎郊外生活的有性瘾的女人，她肯定是精心考虑之后才开始构思故事，要知道，这样的题材让男作家来写，写得再好也是毁誉参半，女作家写就不存在这种风险。
女人的变态跟男人不同。男人变态，旁观者看来无非是在一些个人事务上受了刺激，一个男人提刀砍人也好，乱交也好，玩异装癖、把自己想象成女人也好，都是个人行为，没什么可联想的，仿佛男人天生就带有越界的因子。女人就不同了，柔软，体贴，依恋，细心，需爱，善于照顾他人，这些泛泛地赋予女人的特质都是女人不可以随便更改的，违反了就是在违背社会的期待，会激起人们惊恐万状的反应：我们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连女人都会做出这种事！
《甜蜜的歌》写了一个被“誉为”能给为人父母者带来噩梦的故事，主角路易丝是一名年轻保姆，受雇于一个普通的巴黎中产之家。这个家庭对现状和未来都规划得不错，不幸的是，唯独忽略了保姆的问题。
斯利马尼童年在摩洛哥有过多任保姆，年岁渐长，让她注意到保姆在家里的特殊地位，“她们既被看作妈妈，同时又是陌生人”，她如是说，“我经常被她们艰困的境遇所触动，有时候她们也许得忍受很多屈辱。”
然而到了巴黎，她发现了新类型的保姆，“她们可以是非常浪漫的人。”不过，两个国家的两种经验还需要一个事件的触发才能捏塑出一枚好故事的雏形，这个事件就是2012年10月纽约的一起讼案：一个多米尼加裔保姆被控杀害了她负责照顾的两个孩子。她的作案动机一时成谜，在手刃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个50岁的保姆企图自杀未遂，精神崩溃。
斯利马尼把这桩谋杀编入故事的核心，写出一个深刻的悲剧。
人性的困窘是一个普世化的现象：人们越是善于安排和规划自己的生活，就越是忽略那些被自己安排的其他人的状况。一份份工作以职业化的名义，让劳动者将私人的心情闭锁起来，隔绝于工作之外;保姆是一个富于体温、讲究耐心和充分信赖、以人身关系为主的行当，但雇主们必须故意忽略保姆的内心世界，因为勤劳而脆弱的中产阶级不敢设想，如果保姆想法很多，他们是不是还敢聘用她们;如果保姆也是一个向变态敞开可能性的行当的话，他们的孩子交给谁，他们的生活还将如何继续。
晚至18世纪，法国有产者还是普遍雇用乳母来喂养孩子的，因为当时的社会规则禁止哺乳期有性关系，而且母亲也必须注意体形;到19世纪以后，母乳喂养才成为主流，而以看护为主要职责的保姆仍是家庭的一员，但如今却发展为一个纯功能性的行业。在法国，在美国，大批移民进入这行来谋生，是故，龚古尔奖评委也特地提到了《甜蜜的歌》对阶级斗争的反映：中产们只想和同阶级的人交流，让那些低于自己的人仅仅为他们服务，不介入他们的生活，更不用说情感和内心。那么，保姆杀手，变态女人，究竟是不是这个社会的精英支柱们一手制造的呢？
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戕害孩子都是无以复加的悲剧，是平白裂开的伤口。不过，《甜蜜的歌》不会止步于像社会学家那样宣告世界已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作家不仅要以受害者的痛苦唤起读者的共情，还要让施害者显露自己的行为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