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建筑业、服务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经济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方向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大量农民开始涌进城市寻找工作，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民工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农民工的大幅增加以及 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弱势群体），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他们处理的好与坏将对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城市工人社会保障制度成为诸多学者及社会界讨论的热点。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参保人数增加，社保基金规模扩大，待遇水平相对提高，更重要的是逐步把农村人口、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纳入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建立专业化、社会化、法制化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社会保障现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农民工的参保率低、退保率高成为普遍现象。其次，农民工对医疗保险可望不可求。再其次，农民工不公平待遇突出表现为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缺失。最后，工伤保险待遇很难得到支付。
一、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理性选择
1.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完全理性选择。（1）获得工资收入是农民工的理性选择行为的基本依据。在市场经济中，需求决定供给，而在政府准公共品——农民工社会保障，城市农民工自身对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形成“有效需求”。对于企业是否为自己缴纳各种保险费的要求比较低，农民工参保意识比较淡薄。然而，由于从事行业性质不同，所面临的各种生活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他们对参加保险的客观需求是从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的“支付能力” （缴费能力、承受失业压力的能力等）不足尚未形成对社会保障的“有效需求”， 农民工务工收入低，除去满足家庭的日常开支外，积累有限。
（2）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较低的待遇并不能有效地刺激其投保的需求愿望。按照这一保障水平，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落实，即使能够在移入地享受到养老金或老年补贴，其生活水平也较低。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仍然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所制定的政策，不但不能解决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还把城乡二元结构移植到城市，移植到新的工业化成果中来，这实质上是一种歧视性政策，很容易给外来务工人员带来自卑心理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强烈需求，对今后社会保障的发展不利。
（3）土地作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替代品，影响其理性选择行为。在城市农民工人群体中，农民工做出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决策是因为希望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本市场和商业保险市场的建立以及政府提供的有关社会保险政策对人口迁移有明显影响，但是目前还缺乏针对保障城市农民工基本生活、降低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他们在外出务工时仍然保留户口所在地的承包地，当进城务工农返乡时，只能通过投入少量的劳动、资金、技术及管理等进行耕种土地，实际上对土地的使用上体现出低投入和低效率、忽视农业收益的倾向，在规避社会生活风险同时只能舍弃利益最大化目标，农民“理性”地对风险环境的判断和行为的安排导致“最低生活保障形态农业”的结果，即农业的非效率状态。
（4）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家庭保障具有社会保障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作为人们最终的归属地，不仅在物质上给予部分满足，更重要的是在精神给予安慰，这种保障主要依靠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成员共同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行为，“养儿防老”就成为农民的希望。同时普遍存在于邻里街坊之间的互相帮助、扶持、慰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也构成家庭之间非正式的赎回保障网络，这也是中国农村传统保障的一大特色。这样，基于对最低限度保障的需要，村民间进行的互助、互惠行为，被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 主要是源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习俗规范，与布尔迪厄所讨论的“惯习”意义相似）的互惠模式。
2.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限理性选择。（1）委托代理关系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理性选择的影响。从社保基金筹集到委托投资管理中，投保人将个人由国家强制缴纳的社保基金交给社保基金会管理，这就实现了社保基金一级委托代理关系，即投保人（委托人）授权管理人（代理人）对社保基金进行投资运营管理。社保基金一级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是社会保障制度顺利运行的基础和首要环节，随着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逐渐扩大，对相对分散参保人的管理难度也日益显现，尤其是对参保人的资格确认、等级及关系的转接。
参保人有可能充分利用信息优势产生“搭便车”行为，即道德风险，以最少的缴费获得更多的收益，甚至降低参保者的劳动积极性，例如下岗职工在隐性就业的同时还领取失业保险金，非低保户隐瞒自己的收入获得低保资格，医保职工冒领医保金。对于企业来讲，为减少成本，少缴社保金而少报企业实际职工人数或工人实际工资总额，这往往给社保基金筹集带来很多障碍，造成一些个人和企业少缴、拒缴、漏缴及欠缴社会保险费得现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征缴社会保险费和支付待遇时，为搜寻和充分掌握参保者的基本情况和信息付出高昂的成本，不仅要投入财力，还要投入一定的物力和人力。
（2）制度文化对农民工选择社会保险的偏好和目的的影响。党的十八大， 全国两会无一不把农民问题放在首位。国家为缓解农村土地经营收入微薄及抗自然灾害风险，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战略，来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改变传统的依靠土地保障的政策选择。只有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才能解决他们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的后顾之忧。推进城镇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
1.路径选择是发展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较缓慢除了受我国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影响，还受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制约，所谓“路径依赖”理论即为一种制度一旦形成，是否有效，都会影响以后的制度选择。 渐进式道路从总体上符合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也符合我国整个改革事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但是此种道路的选择阻碍了制度的创新。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实状况，国家很难建立统一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应按当地经济水平逐步推进，具备条件的城镇社区优先发展，在坚持渐进式道路的同时实现制度创新，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其它各项改革相适应，合理优化配置资源，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建设，是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也是保障社会福利制度顺利实施的手段。
2.农民工控制经济资源数量和质量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推动力。虽然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加、工资调节机制的建立以及社会资源的整合，更多的居民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城市农民工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无论从种类还是数量上来说都不足以支持其在所从事的岗位获得与城镇居民享有同样的保障或福利待遇。
一是物质资源。农民工较低的收入很难支付缴费标准较高的各种社会保险，同时面对新的职业风险和社会风险，他们对参加社会保障的诉求也日益加强，因而，物质资源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最大障碍。在市场经济中，按照劳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报酬——货币性收入，增加物质资源的数量和种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支付保各种社会保险费的能力。二是信息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关工资、工作条件、工作机会等信息透明度较低，为获得这些信息，求职者必须依时间序列走访各单位，即进行有关工作的寻找过程。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应拓宽农民工获得信息的渠道，丰富信息内容，提高信息资源的质量。三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指在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和体力的总称。对劳动者个人来说，个人所具备人力资源，如受教育的情况、综合素质的高低、专业技能的熟练、工作经验及身体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够进入某些特殊行业，是否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是否能够获得更完善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是顺利地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3.社会资源的整合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提供网络支持。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时指出中国人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差距格局”特点，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源的特性尤为明显。现阶段，我国对于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架主要建立在政府、企业、工会及社区等正式社会网络和以业缘、血缘关系关系为主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基础上的。国家在为农民工实现就业和参加社会保险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如提供相关实现再就业和培训，农民工创业扶持政策（返乡创业贷款、返乡创业培训或补贴），提供职业介绍和社会救助等制度，更重要的是对当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或发生劳动纠纷时，国家出台的各种法律法规可以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和权利。
（作者单位：南昌理工学院）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参保人数增加，社保基金规模扩大，待遇水平相对提高，更重要的是逐步把农村人口、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纳入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建立专业化、社会化、法制化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社会保障现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农民工的参保率低、退保率高成为普遍现象。其次，农民工对医疗保险可望不可求。再其次，农民工不公平待遇突出表现为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缺失。最后，工伤保险待遇很难得到支付。
一、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理性选择
1.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完全理性选择。（1）获得工资收入是农民工的理性选择行为的基本依据。在市场经济中，需求决定供给，而在政府准公共品——农民工社会保障，城市农民工自身对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形成“有效需求”。对于企业是否为自己缴纳各种保险费的要求比较低，农民工参保意识比较淡薄。然而，由于从事行业性质不同，所面临的各种生活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他们对参加保险的客观需求是从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的“支付能力” （缴费能力、承受失业压力的能力等）不足尚未形成对社会保障的“有效需求”， 农民工务工收入低，除去满足家庭的日常开支外，积累有限。
（2）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较低的待遇并不能有效地刺激其投保的需求愿望。按照这一保障水平，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落实，即使能够在移入地享受到养老金或老年补贴，其生活水平也较低。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仍然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所制定的政策，不但不能解决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还把城乡二元结构移植到城市，移植到新的工业化成果中来，这实质上是一种歧视性政策，很容易给外来务工人员带来自卑心理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强烈需求，对今后社会保障的发展不利。
（3）土地作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替代品，影响其理性选择行为。在城市农民工人群体中，农民工做出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决策是因为希望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本市场和商业保险市场的建立以及政府提供的有关社会保险政策对人口迁移有明显影响，但是目前还缺乏针对保障城市农民工基本生活、降低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他们在外出务工时仍然保留户口所在地的承包地，当进城务工农返乡时，只能通过投入少量的劳动、资金、技术及管理等进行耕种土地，实际上对土地的使用上体现出低投入和低效率、忽视农业收益的倾向，在规避社会生活风险同时只能舍弃利益最大化目标，农民“理性”地对风险环境的判断和行为的安排导致“最低生活保障形态农业”的结果，即农业的非效率状态。
（4）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家庭保障具有社会保障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作为人们最终的归属地，不仅在物质上给予部分满足，更重要的是在精神给予安慰，这种保障主要依靠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成员共同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行为，“养儿防老”就成为农民的希望。同时普遍存在于邻里街坊之间的互相帮助、扶持、慰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也构成家庭之间非正式的赎回保障网络，这也是中国农村传统保障的一大特色。这样，基于对最低限度保障的需要，村民间进行的互助、互惠行为，被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 主要是源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习俗规范，与布尔迪厄所讨论的“惯习”意义相似）的互惠模式。
2.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限理性选择。（1）委托代理关系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理性选择的影响。从社保基金筹集到委托投资管理中，投保人将个人由国家强制缴纳的社保基金交给社保基金会管理，这就实现了社保基金一级委托代理关系，即投保人（委托人）授权管理人（代理人）对社保基金进行投资运营管理。社保基金一级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是社会保障制度顺利运行的基础和首要环节，随着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逐渐扩大，对相对分散参保人的管理难度也日益显现，尤其是对参保人的资格确认、等级及关系的转接。
参保人有可能充分利用信息优势产生“搭便车”行为，即道德风险，以最少的缴费获得更多的收益，甚至降低参保者的劳动积极性，例如下岗职工在隐性就业的同时还领取失业保险金，非低保户隐瞒自己的收入获得低保资格，医保职工冒领医保金。对于企业来讲，为减少成本，少缴社保金而少报企业实际职工人数或工人实际工资总额，这往往给社保基金筹集带来很多障碍，造成一些个人和企业少缴、拒缴、漏缴及欠缴社会保险费得现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征缴社会保险费和支付待遇时，为搜寻和充分掌握参保者的基本情况和信息付出高昂的成本，不仅要投入财力，还要投入一定的物力和人力。
（2）制度文化对农民工选择社会保险的偏好和目的的影响。党的十八大， 全国两会无一不把农民问题放在首位。国家为缓解农村土地经营收入微薄及抗自然灾害风险，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战略，来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改变传统的依靠土地保障的政策选择。只有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才能解决他们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的后顾之忧。推进城镇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
1.路径选择是发展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较缓慢除了受我国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影响，还受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制约，所谓“路径依赖”理论即为一种制度一旦形成，是否有效，都会影响以后的制度选择。 渐进式道路从总体上符合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也符合我国整个改革事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但是此种道路的选择阻碍了制度的创新。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实状况，国家很难建立统一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应按当地经济水平逐步推进，具备条件的城镇社区优先发展，在坚持渐进式道路的同时实现制度创新，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其它各项改革相适应，合理优化配置资源，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建设，是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也是保障社会福利制度顺利实施的手段。
2.农民工控制经济资源数量和质量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推动力。虽然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加、工资调节机制的建立以及社会资源的整合，更多的居民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城市农民工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无论从种类还是数量上来说都不足以支持其在所从事的岗位获得与城镇居民享有同样的保障或福利待遇。
一是物质资源。农民工较低的收入很难支付缴费标准较高的各种社会保险，同时面对新的职业风险和社会风险，他们对参加社会保障的诉求也日益加强，因而，物质资源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最大障碍。在市场经济中，按照劳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报酬——货币性收入，增加物质资源的数量和种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支付保各种社会保险费的能力。二是信息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关工资、工作条件、工作机会等信息透明度较低，为获得这些信息，求职者必须依时间序列走访各单位，即进行有关工作的寻找过程。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应拓宽农民工获得信息的渠道，丰富信息内容，提高信息资源的质量。三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指在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和体力的总称。对劳动者个人来说，个人所具备人力资源，如受教育的情况、综合素质的高低、专业技能的熟练、工作经验及身体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够进入某些特殊行业，是否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是否能够获得更完善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是顺利地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3.社会资源的整合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提供网络支持。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时指出中国人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差距格局”特点，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源的特性尤为明显。现阶段，我国对于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架主要建立在政府、企业、工会及社区等正式社会网络和以业缘、血缘关系关系为主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基础上的。国家在为农民工实现就业和参加社会保险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如提供相关实现再就业和培训，农民工创业扶持政策（返乡创业贷款、返乡创业培训或补贴），提供职业介绍和社会救助等制度，更重要的是对当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或发生劳动纠纷时，国家出台的各种法律法规可以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和权利。
（作者单位：南昌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