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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陶然小说的“香港书写”敏锐捕捉“人与城”的关系，感受从“香港意识”里流露出来的“香港味”与“市民性”。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书写”，80年代以来的陶然则从对社会持抗拒批判的意识转向具包容情怀的平常之心，不再只是通过文学来建构“香港意识”，而且也反省“香港意识”的构成基础及演变中的种种问题，从而为重构具有人文关怀的“香港意识”打下坚实根基。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陶然小说;“香港书写”;香港意识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里，“香港意识”贯穿于书写的整个过程，而身份认同是“香港意识”的核心要素。面对“九七”回归，港人如何面对这一巨大的变化以及如何在这个城市定位自我身份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港人在这30多年来如何理解“自我”及其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便成为认同形成的基础，拓展并丰富着“香港意识”的内涵。
作为南来作家的陶然敏锐捕捉“人与城”的关系，感受从“香港意识”里流露出来的“香港味”与“市民性”，并将它们用心记录下来，呈现出一幅幅关于过去与当下的“香港”图景。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书写”，80年代以来的陶然小说则从对社会持抗拒批判的意识转向具包容情怀的平常之心。对此心态的转变，他曾谈到：“时至今日，我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如果我再写同类的题材，或许会更加宽容，更加多角度。”[1]
陶然的不少“香港书写”聚焦透视商业社会下的人性演变及内蕴，尤其集中于物质层面对人性造成的压制和异化。《一万元》里银行职员简慕贞为了凑齐还差一万元的结婚礼金，给肚里的宝宝安顿一个“家”，便心生贪念，偷偷将客户多出来的一万元存款据为己有，而她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好色的洋总经理给她设下的圈套。当洋总经理向她提出可以凭借“陪睡一晚”来消灾时，简慕贞宁死不屈，并将这种受辱之感上升为狂乱的叫喊“不干不干不干不干！”[2]于是，等待她的只能是牢狱苦海的生涯。同样是为了偿还结婚时的欠债，《蜜月》里的田宝杰竟然想到从香港跑去澳门赌博来碰碰发小财的运气，谁知道越赌越输，沦落到无钱还债，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在公众的目光下与妻子汪燕玲进行真人“春宫”表演。如果二人不就范，就另外派人代替田寶杰“上场”与汪燕玲“表演”。这让田宝杰感到极度羞耻，可他们夫妻俩实在走投无路。更让人感到揪心的是，澳门之行还是他们的蜜月之旅，可“蜜月”两个甜蜜的字却变得“又苦又辣”，使他“有一种不知道何处是终点的绝望”。[3]更为严重者就如《视角》里在澳门赌场做护卫的钟必盛，不仅因炒金而把所有积蓄都花光，还误会为他倾尽全力借钱的老婆和为其提供金钱帮助的多年好友护卫队小头目林璋志之间存有不正当的关系。无法遏制的怒气使他不顾一切地杀了林璋志。即便要面对死亡的判决，他也不后悔自己杀人，还始终认为是林璋志“欺骗了我，出卖了友情，即使法官要判我死刑，我也是这么说的了”[4]。在这个过程中，三人其实均有过失：钟必盛发财心切;冯玉珍为了维护钟必盛的自尊心而瞒着钟必盛向林璋志借钱，导致钟必盛误会的产生;林璋志受不了钟必盛当众兴师问罪，用挑衅的语气与钟必盛说话，导致钟必盛起了杀心而自己也惨遭冤死。然而，如同袁良骏所分析的：“这个血淋淋的悲剧，似乎是由误会造成;但是，偶然的误会中实在反映了深刻的必然。”[5]以上这三篇小说都是聚焦于小人物因“金钱”而滋生的各种罪，书写了他们的悲剧人生。
此外，偷渡客也是陶然关注的群体。这座以移民为主的城市在不同时期都会迎来不少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偷渡人员。可这个群体在香港的生活并不顺畅，无法自食其力而只能依赖家人维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能拥有合法居留的身份。香港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座“监狱”，一个不能随便走动的地方。像小说《身份确认》里，女主人公是一名耐不住寂寞的偷渡客，因没有听取丈夫厉生的劝告而执意一个人上街，想真正感受香港的热闹，无奈被警员发现并跟踪回家，要求出示身份证。当警员觉察到她是偷渡客时，便提出用“献身”作为交易的筹码，否则她将面临被遣返的结局。无可奈何之下，虽然“她在心里剧烈地说不，但却抵挡不住那即时被遣返的震慑力”[6]，后悔已经无济于事，只能屈从警员的要求，完事后还被狠狠地警告不要再随便出门，否则有可能会惹上更大的麻烦。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形，女主人公只能忍气吞声，并对未来的日子担惊受怕：假如那警员趁机要挟，天天上门，她应该怎么办？[7]可见，偷渡客不仅仅在物质和自由层面受到诸多限制，连精神也会常常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如果外界对他们施以巨大的刺激，他们有可能会因承受不了压力而酿成大祸。在另一篇《窥》里，女主人公骆明仪因为是一名偷渡客，无法出去工作，所以只能委身于张慎鸿，安心做一名家庭主妇。可当租客赵长贵搬进来以后，“每当慎鸿与她欢好，她的心弦都紧紧绷着”[8]，因为她“觉得有偷窥的眼睛在闪烁”[9]。可是实在没办法，他们夫妻俩住的房子需要支付大量租金，家里只有慎鸿一人出外赚钱。如果能多招一个房客，就可以帮忙分担房租，于是她只能继续冒着“被偷窥”的风险过夫妻生活。然而，当赵长贵发现了她是偷渡客的秘密后，便对她得寸进尺，还威胁道：“今天，你不给我，你就得遣返！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是偷渡的！你要留在香港，你就得乖乖的，听我的话。”[10]可是骆明仪不愿意屈从，便趁赵长贵张手扑过来之际，将炒菜的锅铲用力一挥，抨击在赵长贵的头上。此时，她仿佛听到“警车‘呜哇呜哇’地乱叫，凄厉而孤独地回荡在这夏日中午的天空中”[11]。陶然通过描写偷渡客在港生活的困境，来揭示物质层面对这一群体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制。
陶然还有一类创作是关注商业社会对男女爱情的影响，尤其可窥视出人性所遭受的扭曲和异化，如同短篇小说《主权转移》提到的：人心脆弱，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事情[12]。在该小说里，男主人公智源与女上司赵玉如在非上班时间情投意合，缱绻缠绵。可在上班时间，赵玉如非常投入演绎老板的角色，对任何人均公事公办。这给智源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眼前是活色生香的赵玉如，转眼便是不苟言笑的赵老板，甚至连他也常常分不清，到底是床上缠绵的玉如真实一些，还是办公室威严的赵老板真实一些？”[13]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当看到办公室新贵主任阿力士用的瓷杯正是他送给玉如的那只时，智源的心彻底沉下去了。这也暗示了智源在赵老板面前的大势已去，赵老板已经不需要他“爱”的关怀，并把这份“爱”转投给阿力士。看来，赵老板的身份比情人赵玉如的身份对于智源来说更为真实。中篇小说《走出迷墙》是对“主权转移”话题的延伸与拓展。已婚妇女白玲莹刚开始与赵承天是同事，两人如胶似漆，但玲莹认为丈夫待她确实好，“如果我不要他，我就不是人了”[14]。然而，人事的变化出乎赵承天的意料，转眼间白玲莹变成了老板，地位的改变使其人性也彻底大变。在人事的安排上，她极为赏识擅于阿谀奉承的雷贝嘉，一个几乎把全部人都得罪的同性恋者，可白莹玲不管，还为此对好心提醒的赵承天发怒：“我不管，反正谁给我卖命，我就用谁。不用她用你呀！”[15];面对别人评价她性情变化甚大的反馈，她反驳道：“人家说我变了，废话！人哪能不变？”[16]不少人都觉得白玲莹越来越像前任的邹老板，让人不得不感慨：看来，权力真的可以把一个人慢慢腐蚀掉[17]。一开始赵承天还有念旧之心，尤其是在玲莹刚当上老板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是不能离开的。然而，低调且不擅于出位的个性使得艺术家赵承天在这个公司倍受冷落，因为“商业社会不需要艺术，只需要商品”[18]。其实，赵承天的内心最受不了的就是玲莹身份的转变，可他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伤害她，宁愿守护这份最美好的记忆。结局依旧没有转机的可能，玲莹对他不再热情，而是以付诸冷冰冰的面孔结束。在存有公然翻脸危机爆发之前，赵承天选择悄然隐退，独自咀嚼风云变幻留下来的酸楚味，而同事面前为了自保也不敢流露出任何送别之意。办公室的人就如同“商业大厦没有生命，更没有感情，它冷冰冰地站在那里，根本没什么表情”[19]。人性在商业社会规则的操纵下变得异常冰冷乃至扭曲，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陌生和疏离感。还有一类爱情需要接受移民的考验。陶然的《天平》就揭示了利益的现实考量高于爱情的理想甜蜜。杨竹英不是对黄裕思没有感觉，只是迫于“九七”回归的现实压力，不得不考虑各种利害关系，只能选择父母在美国做生意且自己也有居留证的连福全。对于连福全，她是这样考虑的：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都说女人三十烂茶渣，我除非不想找个归宿，不然总要抓紧进行。嫁给谁呢？表哥、黄裕思和连福全，他们都是现成的人选。看来，连福全最理想，我已经超越了梦幻的年龄，要嫁，就嫁到美国去，这个时候不走，更待何时？到时，想走也走不成了，移民美国，连福全就是最佳选择。[20]
可黄裕思不是这样想，他想的是：美国就算再好，也是别人的国家。何况，到了美国，也未必如意。许多人去了，还不是那样潦倒，那样无奈？他还是愿意留在香港，留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21]。黄裕思的想法其实也是不少移民后的港人的真实感受。在陶然另一个中篇小说《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里，萧宏盛同样对他的妻子绮琴说出类似的话：“外国地方再好，也始终是外国人的。你以为西方就没有种族歧视呀？我看多多少少也会有。总之，有钱就能买自由，没钱那就不要妄想。”[22]而他们的邻居、移民外国报到后又跑回香港打算捞一把的林先生更是道出了心底最真实的声音：“走遍天下，还是香港最好！”[23]二者由于价值观如此不一，所以最终只能面临分手的结局。不过黄裕思还是舍不得杨竹英，不仅将他们的初吻永存于心，还冒着台风天到飞机场送行，并忍痛为连福全和杨竹英送上祝福。在以“利益至上”的社会里，再美好的爱情也会不堪一击，双方分手后只能成为陌路人。方忠对陶然小说的评价切中肯綮：陶然的理想是美好的，但在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又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其小说主人公往往坎坷历经，具有悲剧性的命运，作品弥漫着忧郁的情调[24]。钟晓毅也看到陶然笔下的男性带有一点定数和宿命，即人们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但在内心深处又不愿意低头，人与生活、现实与内心之间很难达到完全的和谐。对于这种不和谐，陶然采取抚慰的方式，让他的男主角跟着欲望感觉走[25]。黄裕思对爱情的执着与追求，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真”的一面，也同时将陶然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包蕴其中，因为“对于爱情的追求，其实是对于人生的底蕴探求，对于生命的留恋”[26]。
如果说“香港人的海外故事”主要聚焦于一群各种原因移居海外的港人在“文化移位”语境下所经历的精神困顿与分裂，那么选择留在“此地”的港人也没有获得心灵上的安顿，异化的都市生態同样使得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陌生与疏离，常常需要面对虚假的都市景观和不合理的生存秩序。如果无法完全适应，就会心生恐惧乃至排斥的情绪，从而加剧他们的困惑：是否这个城市从来就不属于他们？面对此问题，陶然用具体感性的笔触来回望和追寻已消逝的人、物和时间，以此缓解不安与恐惧。
香港小说在后“九七”时代已进入众声喧哗的场域，即“人们不再只是宣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小说’并呼喊‘我们不是天使’”[27]，在继续深入探索“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的同时，还在“思考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已经说了哪些故事和小说？我们不是天使，我们是什么？”[28]等种种问题。从上述反映“香港书写”的小说中可以看到，陶然同样作出相应地思考。他不再只是通过文学来建构“香港意识”，而且也反省“香港意识”的构成基础及演变中的种种问题，从而为重构具有人文关怀的“香港意识”打下坚实根基。
[注释]
[1] 陶然：《写作中的香港身份疑惑》，《香港文学》，2004年3月。
[2][3][4][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陶然：《没有帆的船》，香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7页、第31页、第21页、第80页、第81页、第60页、第61页、第66页、第66页、第74页、第75页、第272页、第280页、第280页、第292页、第307页、第313页、第374页、第378页、第256页、第255页。
[5]袁良骏：《陶然小说二十年》，见蔡益怀编：《陶然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6页。
[24]方忠：《陶然小说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25]钟晓毅：《诉说就是一切——论陶然小说的叙述基调》，《香港文学》，2006年6月。
[26]赵稀方：《香港有陶然》，（香港）《文学评论》，2011年总第15期。
[27][28]许子东：《香港短篇小说初探》，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9页、第59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项目编号：19ZDA278）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陶然小说;“香港书写”;香港意识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里，“香港意识”贯穿于书写的整个过程，而身份认同是“香港意识”的核心要素。面对“九七”回归，港人如何面对这一巨大的变化以及如何在这个城市定位自我身份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港人在这30多年来如何理解“自我”及其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便成为认同形成的基础，拓展并丰富着“香港意识”的内涵。
作为南来作家的陶然敏锐捕捉“人与城”的关系，感受从“香港意识”里流露出来的“香港味”与“市民性”，并将它们用心记录下来，呈现出一幅幅关于过去与当下的“香港”图景。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书写”，80年代以来的陶然小说则从对社会持抗拒批判的意识转向具包容情怀的平常之心。对此心态的转变，他曾谈到：“时至今日，我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如果我再写同类的题材，或许会更加宽容，更加多角度。”[1]
陶然的不少“香港书写”聚焦透视商业社会下的人性演变及内蕴，尤其集中于物质层面对人性造成的压制和异化。《一万元》里银行职员简慕贞为了凑齐还差一万元的结婚礼金，给肚里的宝宝安顿一个“家”，便心生贪念，偷偷将客户多出来的一万元存款据为己有，而她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好色的洋总经理给她设下的圈套。当洋总经理向她提出可以凭借“陪睡一晚”来消灾时，简慕贞宁死不屈，并将这种受辱之感上升为狂乱的叫喊“不干不干不干不干！”[2]于是，等待她的只能是牢狱苦海的生涯。同样是为了偿还结婚时的欠债，《蜜月》里的田宝杰竟然想到从香港跑去澳门赌博来碰碰发小财的运气，谁知道越赌越输，沦落到无钱还债，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在公众的目光下与妻子汪燕玲进行真人“春宫”表演。如果二人不就范，就另外派人代替田寶杰“上场”与汪燕玲“表演”。这让田宝杰感到极度羞耻，可他们夫妻俩实在走投无路。更让人感到揪心的是，澳门之行还是他们的蜜月之旅，可“蜜月”两个甜蜜的字却变得“又苦又辣”，使他“有一种不知道何处是终点的绝望”。[3]更为严重者就如《视角》里在澳门赌场做护卫的钟必盛，不仅因炒金而把所有积蓄都花光，还误会为他倾尽全力借钱的老婆和为其提供金钱帮助的多年好友护卫队小头目林璋志之间存有不正当的关系。无法遏制的怒气使他不顾一切地杀了林璋志。即便要面对死亡的判决，他也不后悔自己杀人，还始终认为是林璋志“欺骗了我，出卖了友情，即使法官要判我死刑，我也是这么说的了”[4]。在这个过程中，三人其实均有过失：钟必盛发财心切;冯玉珍为了维护钟必盛的自尊心而瞒着钟必盛向林璋志借钱，导致钟必盛误会的产生;林璋志受不了钟必盛当众兴师问罪，用挑衅的语气与钟必盛说话，导致钟必盛起了杀心而自己也惨遭冤死。然而，如同袁良骏所分析的：“这个血淋淋的悲剧，似乎是由误会造成;但是，偶然的误会中实在反映了深刻的必然。”[5]以上这三篇小说都是聚焦于小人物因“金钱”而滋生的各种罪，书写了他们的悲剧人生。
此外，偷渡客也是陶然关注的群体。这座以移民为主的城市在不同时期都会迎来不少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偷渡人员。可这个群体在香港的生活并不顺畅，无法自食其力而只能依赖家人维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能拥有合法居留的身份。香港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座“监狱”，一个不能随便走动的地方。像小说《身份确认》里，女主人公是一名耐不住寂寞的偷渡客，因没有听取丈夫厉生的劝告而执意一个人上街，想真正感受香港的热闹，无奈被警员发现并跟踪回家，要求出示身份证。当警员觉察到她是偷渡客时，便提出用“献身”作为交易的筹码，否则她将面临被遣返的结局。无可奈何之下，虽然“她在心里剧烈地说不，但却抵挡不住那即时被遣返的震慑力”[6]，后悔已经无济于事，只能屈从警员的要求，完事后还被狠狠地警告不要再随便出门，否则有可能会惹上更大的麻烦。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形，女主人公只能忍气吞声，并对未来的日子担惊受怕：假如那警员趁机要挟，天天上门，她应该怎么办？[7]可见，偷渡客不仅仅在物质和自由层面受到诸多限制，连精神也会常常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如果外界对他们施以巨大的刺激，他们有可能会因承受不了压力而酿成大祸。在另一篇《窥》里，女主人公骆明仪因为是一名偷渡客，无法出去工作，所以只能委身于张慎鸿，安心做一名家庭主妇。可当租客赵长贵搬进来以后，“每当慎鸿与她欢好，她的心弦都紧紧绷着”[8]，因为她“觉得有偷窥的眼睛在闪烁”[9]。可是实在没办法，他们夫妻俩住的房子需要支付大量租金，家里只有慎鸿一人出外赚钱。如果能多招一个房客，就可以帮忙分担房租，于是她只能继续冒着“被偷窥”的风险过夫妻生活。然而，当赵长贵发现了她是偷渡客的秘密后，便对她得寸进尺，还威胁道：“今天，你不给我，你就得遣返！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是偷渡的！你要留在香港，你就得乖乖的，听我的话。”[10]可是骆明仪不愿意屈从，便趁赵长贵张手扑过来之际，将炒菜的锅铲用力一挥，抨击在赵长贵的头上。此时，她仿佛听到“警车‘呜哇呜哇’地乱叫，凄厉而孤独地回荡在这夏日中午的天空中”[11]。陶然通过描写偷渡客在港生活的困境，来揭示物质层面对这一群体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制。
陶然还有一类创作是关注商业社会对男女爱情的影响，尤其可窥视出人性所遭受的扭曲和异化，如同短篇小说《主权转移》提到的：人心脆弱，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事情[12]。在该小说里，男主人公智源与女上司赵玉如在非上班时间情投意合，缱绻缠绵。可在上班时间，赵玉如非常投入演绎老板的角色，对任何人均公事公办。这给智源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眼前是活色生香的赵玉如，转眼便是不苟言笑的赵老板，甚至连他也常常分不清，到底是床上缠绵的玉如真实一些，还是办公室威严的赵老板真实一些？”[13]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当看到办公室新贵主任阿力士用的瓷杯正是他送给玉如的那只时，智源的心彻底沉下去了。这也暗示了智源在赵老板面前的大势已去，赵老板已经不需要他“爱”的关怀，并把这份“爱”转投给阿力士。看来，赵老板的身份比情人赵玉如的身份对于智源来说更为真实。中篇小说《走出迷墙》是对“主权转移”话题的延伸与拓展。已婚妇女白玲莹刚开始与赵承天是同事，两人如胶似漆，但玲莹认为丈夫待她确实好，“如果我不要他，我就不是人了”[14]。然而，人事的变化出乎赵承天的意料，转眼间白玲莹变成了老板，地位的改变使其人性也彻底大变。在人事的安排上，她极为赏识擅于阿谀奉承的雷贝嘉，一个几乎把全部人都得罪的同性恋者，可白莹玲不管，还为此对好心提醒的赵承天发怒：“我不管，反正谁给我卖命，我就用谁。不用她用你呀！”[15];面对别人评价她性情变化甚大的反馈，她反驳道：“人家说我变了，废话！人哪能不变？”[16]不少人都觉得白玲莹越来越像前任的邹老板，让人不得不感慨：看来，权力真的可以把一个人慢慢腐蚀掉[17]。一开始赵承天还有念旧之心，尤其是在玲莹刚当上老板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是不能离开的。然而，低调且不擅于出位的个性使得艺术家赵承天在这个公司倍受冷落，因为“商业社会不需要艺术，只需要商品”[18]。其实，赵承天的内心最受不了的就是玲莹身份的转变，可他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伤害她，宁愿守护这份最美好的记忆。结局依旧没有转机的可能，玲莹对他不再热情，而是以付诸冷冰冰的面孔结束。在存有公然翻脸危机爆发之前，赵承天选择悄然隐退，独自咀嚼风云变幻留下来的酸楚味，而同事面前为了自保也不敢流露出任何送别之意。办公室的人就如同“商业大厦没有生命，更没有感情，它冷冰冰地站在那里，根本没什么表情”[19]。人性在商业社会规则的操纵下变得异常冰冷乃至扭曲，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陌生和疏离感。还有一类爱情需要接受移民的考验。陶然的《天平》就揭示了利益的现实考量高于爱情的理想甜蜜。杨竹英不是对黄裕思没有感觉，只是迫于“九七”回归的现实压力，不得不考虑各种利害关系，只能选择父母在美国做生意且自己也有居留证的连福全。对于连福全，她是这样考虑的：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都说女人三十烂茶渣，我除非不想找个归宿，不然总要抓紧进行。嫁给谁呢？表哥、黄裕思和连福全，他们都是现成的人选。看来，连福全最理想，我已经超越了梦幻的年龄，要嫁，就嫁到美国去，这个时候不走，更待何时？到时，想走也走不成了，移民美国，连福全就是最佳选择。[20]
可黄裕思不是这样想，他想的是：美国就算再好，也是别人的国家。何况，到了美国，也未必如意。许多人去了，还不是那样潦倒，那样无奈？他还是愿意留在香港，留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21]。黄裕思的想法其实也是不少移民后的港人的真实感受。在陶然另一个中篇小说《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里，萧宏盛同样对他的妻子绮琴说出类似的话：“外国地方再好，也始终是外国人的。你以为西方就没有种族歧视呀？我看多多少少也会有。总之，有钱就能买自由，没钱那就不要妄想。”[22]而他们的邻居、移民外国报到后又跑回香港打算捞一把的林先生更是道出了心底最真实的声音：“走遍天下，还是香港最好！”[23]二者由于价值观如此不一，所以最终只能面临分手的结局。不过黄裕思还是舍不得杨竹英，不仅将他们的初吻永存于心，还冒着台风天到飞机场送行，并忍痛为连福全和杨竹英送上祝福。在以“利益至上”的社会里，再美好的爱情也会不堪一击，双方分手后只能成为陌路人。方忠对陶然小说的评价切中肯綮：陶然的理想是美好的，但在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又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其小说主人公往往坎坷历经，具有悲剧性的命运，作品弥漫着忧郁的情调[24]。钟晓毅也看到陶然笔下的男性带有一点定数和宿命，即人们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但在内心深处又不愿意低头，人与生活、现实与内心之间很难达到完全的和谐。对于这种不和谐，陶然采取抚慰的方式，让他的男主角跟着欲望感觉走[25]。黄裕思对爱情的执着与追求，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真”的一面，也同时将陶然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包蕴其中，因为“对于爱情的追求，其实是对于人生的底蕴探求，对于生命的留恋”[26]。
如果说“香港人的海外故事”主要聚焦于一群各种原因移居海外的港人在“文化移位”语境下所经历的精神困顿与分裂，那么选择留在“此地”的港人也没有获得心灵上的安顿，异化的都市生態同样使得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陌生与疏离，常常需要面对虚假的都市景观和不合理的生存秩序。如果无法完全适应，就会心生恐惧乃至排斥的情绪，从而加剧他们的困惑：是否这个城市从来就不属于他们？面对此问题，陶然用具体感性的笔触来回望和追寻已消逝的人、物和时间，以此缓解不安与恐惧。
香港小说在后“九七”时代已进入众声喧哗的场域，即“人们不再只是宣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小说’并呼喊‘我们不是天使’”[27]，在继续深入探索“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的同时，还在“思考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已经说了哪些故事和小说？我们不是天使，我们是什么？”[28]等种种问题。从上述反映“香港书写”的小说中可以看到，陶然同样作出相应地思考。他不再只是通过文学来建构“香港意识”，而且也反省“香港意识”的构成基础及演变中的种种问题，从而为重构具有人文关怀的“香港意识”打下坚实根基。
[注释]
[1] 陶然：《写作中的香港身份疑惑》，《香港文学》，2004年3月。
[2][3][4][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陶然：《没有帆的船》，香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7页、第31页、第21页、第80页、第81页、第60页、第61页、第66页、第66页、第74页、第75页、第272页、第280页、第280页、第292页、第307页、第313页、第374页、第378页、第256页、第255页。
[5]袁良骏：《陶然小说二十年》，见蔡益怀编：《陶然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6页。
[24]方忠：《陶然小说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25]钟晓毅：《诉说就是一切——论陶然小说的叙述基调》，《香港文学》，2006年6月。
[26]赵稀方：《香港有陶然》，（香港）《文学评论》，2011年总第15期。
[27][28]许子东：《香港短篇小说初探》，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9页、第59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项目编号：19ZDA278）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