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英语在当代的学校教育中是重要学科,但是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对英语的态度却是从忽视到重视,在中国的英语传播过程中,知识分子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清朝;知识分子;英语
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们才意识到要想了解西学,必须首先学习西语,而英语又是其中最为普遍使用的语言,于是英语渐渐被列为学习对象。近代中国人的英语学习是从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开始的。英语作为一个新学科在中国教育领域里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一、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清朝最初的主要外交对象是俄国,在清朝早期的涉外事件中,经常使用的外语是俄语,所以当时京师设有俄罗斯文馆,还曾聘请俄国人来教俄语。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后与英美等国往来的频繁,清政府因不懂英语在贸易和谈判中吃了很多亏,在国际交往中明显处于劣势。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第五十款中,英国和法国都提出了有关正式文件所应使用的语言问题:“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而且,在民间的贸易往来中,很多洋文信件和书稿除了求助广州那些粗通英语的通事官外就只能转往买办、通事、夷人聚居的澳门地区去传译,而这些通事“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亦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弛治忽之大懵然无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指。” 因此他们无法胜任办理洋务、查阅外文书籍或翻译照会等专门工作,形势的发展把英语学习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861年,清政府正式启动了学习西语的计划。
二、洋务运动以前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情况
鸦片战争前,由于受到清政府禁教政策的限制,来华的传教士人数少,创办的教会学校不到10所。这些教会学校都开设英语,但其授课的内容多以宣传宗教为主。后来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量的教会学校在中国开办起来,它们比民间的私塾更具有“慈善”性质,学校不但免学费,还根据学生的成绩和出勤率,给予津贴、书籍等奖励,因此,这时期中国懂英语的人多数家境贫穷,社会地位低下。至于说到他们的英语水平更是可怜,这些人对于英语的语法句法根本不懂,不过是把英语单词用汉语的语法连接起来,大多数人的英语是能说不能写。
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的频繁使英语开始具有商业价值。洋商付给的薪水比华商的要高出4-5倍之多,中国人更乐得为这些洋商服务,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懂点英语了。当时在通商口岸城市的一些教会学校里增设了英文书信、中英文翻译、司帐薄事等课程,这为那些想学英语并欲以此谋生的人提供了方便条件。
三、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期间对英语教育的贡献
1.与西方人合作,翻译各国科技书籍。
这是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传播西学的主要手段之一。以王韬、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翻译馆里的骨干,与他们合作的西方人主要有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等,其中傅兰雅是在华西人译书最多的人。他们采用洋人口译,华人笔译的方式,从1868年到1880年他们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数以百计,其中包括数学,测绘,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地质,医药,博物等学科,把西学全方位地介绍到中国。到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开始独立地翻译西方书籍,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已显著提高。
2.创办新式学堂,开设英语课程。
同治元年(1862年),在奕的奏请下,清政府批准成立了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所英语学堂。第一批学生只有10名,次年又增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官办新式教育的先河。此后,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又上奏朝廷请于上海、广东仿设同文馆,获准。1863年上海开设广方言馆, 1864年广州开设同文馆,再加上张之洞在武昌倡议成立的自强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最早的四所官办英语学校。1880年2月21日的《申报》发表《阅同文馆题名录书后》一文,对同文馆创办发表评论:“同文馆自创设以来,于今已数十年,其中因学业已成,可充副教习及可作翻译等官足以随钦使出洋者已有数人,即在馆诸学生莫不焉有日上之势。”“课则有程,息则有时,其意之良而法之美,可谓毫发无遗憾矣。”
民间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1878年张焕纶等在上海创办的正蒙书院。1882年改名为梅溪书院,增设英文,法文课,还开设内容丰富的体育游戏课程。该书院“不授帖括,以明义理、识时务为宗旨,兼采西人教科所长,课余游戏,阴以兵法部勒子弟。” 书院由最初的40名学生后来扩展到百名,《余姚邵友濂记》中载邵氏评语“先生(张焕纶)独奋于俗流之外,远师古小学教人之遗法,近采泰西小学校之成规,联同志数君子通力合作,聚徒数十人分曹讲习,规制粲然,一中国四千年来最先改良小学校也。……不数年成效大著,浮言渐息,信从者日益众。” 可见,当时英语教学的实行在古老而封闭的中国社会正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这对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促成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实现。
3.民间士人对英语的态度开始转变,不仅自己主动学还大力倡导。
在中外贸易中最先因为学英语而受益的人是买办,即那些为洋商采购物品之人。因为懂英语而享受到洋商付给的高薪,他们的生活很富足,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子弟也送去学英语,不愿后辈们再走所谓的科举正途了。买办唐廷枢出资刊刻英语集,全套六本,在上海一家洋厂商号发卖,可见其提倡学习英语的热忱之高;在上海等大城市还出现了很多英语培训班,无论是官署还是洋行,谁懂英语谁就能拿到丰厚的薪金,于是,在民间形成了学西语以之为谋生长技,视通西学为时尚的风气。
4.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国留学。
为更好地学习西方的科技,清政府采纳了奕诉、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重臣的建议,从1872年开始,陆续派遣了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学习英语、机器制造、枪炮、轮船制造、开矿、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在第一批派往美国留学的幼童中就有后来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他仅用了9年时间就完成了原本规定的15年的学习任务,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学生,他为促成此事可谓呕心沥血。当然这也离不开洋务派的努力,没有李鸿章等人连续三次的上书奏请,清政府也不会如此兴师动众地派遣百人远赴重洋求学,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破天荒的了。但是,因为留美幼童在融入美国社会后迅速“西化”,使得清政府担心他们“他日纵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贻害于社会”, 遂于1881年下令中止这一方案,所有幼童被全部召回。这一留学方案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清政府在意识到自身的危机后主动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的一次重大举措。
英语作为一种新事物被中国国人接受,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与顽固派不断斗争的结果,这是发生在人们思想认识领域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英语课程的开设,是中国学校教育的一次了不起的飞跃,是教育近代化开始的一大标志。到1902年时,在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和高等学府,外语已是一门主课了。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Z]北京:三联书店,1982:102-104.
[2]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M].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1972:3227.
[3][美]郭查理,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13.
[4]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42.
[5]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2,(3).
[6] 吴馨,洪锡范修,姚文枬等纂.上海县续志.(卷18)[M].上海文庙南园志局刻本,1918:42.
[7]吴馨,洪锡范修,姚文枬等纂.上海县续志.(卷10)[M].上海文庙南园志局刻本,1918:12.
[8]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03.
编辑/刘文捷
关键词:清朝;知识分子;英语
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们才意识到要想了解西学,必须首先学习西语,而英语又是其中最为普遍使用的语言,于是英语渐渐被列为学习对象。近代中国人的英语学习是从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开始的。英语作为一个新学科在中国教育领域里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一、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清朝最初的主要外交对象是俄国,在清朝早期的涉外事件中,经常使用的外语是俄语,所以当时京师设有俄罗斯文馆,还曾聘请俄国人来教俄语。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后与英美等国往来的频繁,清政府因不懂英语在贸易和谈判中吃了很多亏,在国际交往中明显处于劣势。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第五十款中,英国和法国都提出了有关正式文件所应使用的语言问题:“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而且,在民间的贸易往来中,很多洋文信件和书稿除了求助广州那些粗通英语的通事官外就只能转往买办、通事、夷人聚居的澳门地区去传译,而这些通事“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亦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弛治忽之大懵然无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指。” 因此他们无法胜任办理洋务、查阅外文书籍或翻译照会等专门工作,形势的发展把英语学习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861年,清政府正式启动了学习西语的计划。
二、洋务运动以前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情况
鸦片战争前,由于受到清政府禁教政策的限制,来华的传教士人数少,创办的教会学校不到10所。这些教会学校都开设英语,但其授课的内容多以宣传宗教为主。后来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量的教会学校在中国开办起来,它们比民间的私塾更具有“慈善”性质,学校不但免学费,还根据学生的成绩和出勤率,给予津贴、书籍等奖励,因此,这时期中国懂英语的人多数家境贫穷,社会地位低下。至于说到他们的英语水平更是可怜,这些人对于英语的语法句法根本不懂,不过是把英语单词用汉语的语法连接起来,大多数人的英语是能说不能写。
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的频繁使英语开始具有商业价值。洋商付给的薪水比华商的要高出4-5倍之多,中国人更乐得为这些洋商服务,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懂点英语了。当时在通商口岸城市的一些教会学校里增设了英文书信、中英文翻译、司帐薄事等课程,这为那些想学英语并欲以此谋生的人提供了方便条件。
三、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期间对英语教育的贡献
1.与西方人合作,翻译各国科技书籍。
这是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传播西学的主要手段之一。以王韬、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翻译馆里的骨干,与他们合作的西方人主要有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等,其中傅兰雅是在华西人译书最多的人。他们采用洋人口译,华人笔译的方式,从1868年到1880年他们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数以百计,其中包括数学,测绘,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地质,医药,博物等学科,把西学全方位地介绍到中国。到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开始独立地翻译西方书籍,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已显著提高。
2.创办新式学堂,开设英语课程。
同治元年(1862年),在奕的奏请下,清政府批准成立了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所英语学堂。第一批学生只有10名,次年又增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官办新式教育的先河。此后,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又上奏朝廷请于上海、广东仿设同文馆,获准。1863年上海开设广方言馆, 1864年广州开设同文馆,再加上张之洞在武昌倡议成立的自强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最早的四所官办英语学校。1880年2月21日的《申报》发表《阅同文馆题名录书后》一文,对同文馆创办发表评论:“同文馆自创设以来,于今已数十年,其中因学业已成,可充副教习及可作翻译等官足以随钦使出洋者已有数人,即在馆诸学生莫不焉有日上之势。”“课则有程,息则有时,其意之良而法之美,可谓毫发无遗憾矣。”
民间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1878年张焕纶等在上海创办的正蒙书院。1882年改名为梅溪书院,增设英文,法文课,还开设内容丰富的体育游戏课程。该书院“不授帖括,以明义理、识时务为宗旨,兼采西人教科所长,课余游戏,阴以兵法部勒子弟。” 书院由最初的40名学生后来扩展到百名,《余姚邵友濂记》中载邵氏评语“先生(张焕纶)独奋于俗流之外,远师古小学教人之遗法,近采泰西小学校之成规,联同志数君子通力合作,聚徒数十人分曹讲习,规制粲然,一中国四千年来最先改良小学校也。……不数年成效大著,浮言渐息,信从者日益众。” 可见,当时英语教学的实行在古老而封闭的中国社会正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这对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促成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实现。
3.民间士人对英语的态度开始转变,不仅自己主动学还大力倡导。
在中外贸易中最先因为学英语而受益的人是买办,即那些为洋商采购物品之人。因为懂英语而享受到洋商付给的高薪,他们的生活很富足,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子弟也送去学英语,不愿后辈们再走所谓的科举正途了。买办唐廷枢出资刊刻英语集,全套六本,在上海一家洋厂商号发卖,可见其提倡学习英语的热忱之高;在上海等大城市还出现了很多英语培训班,无论是官署还是洋行,谁懂英语谁就能拿到丰厚的薪金,于是,在民间形成了学西语以之为谋生长技,视通西学为时尚的风气。
4.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国留学。
为更好地学习西方的科技,清政府采纳了奕诉、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重臣的建议,从1872年开始,陆续派遣了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学习英语、机器制造、枪炮、轮船制造、开矿、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在第一批派往美国留学的幼童中就有后来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他仅用了9年时间就完成了原本规定的15年的学习任务,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学生,他为促成此事可谓呕心沥血。当然这也离不开洋务派的努力,没有李鸿章等人连续三次的上书奏请,清政府也不会如此兴师动众地派遣百人远赴重洋求学,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破天荒的了。但是,因为留美幼童在融入美国社会后迅速“西化”,使得清政府担心他们“他日纵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贻害于社会”, 遂于1881年下令中止这一方案,所有幼童被全部召回。这一留学方案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清政府在意识到自身的危机后主动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的一次重大举措。
英语作为一种新事物被中国国人接受,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与顽固派不断斗争的结果,这是发生在人们思想认识领域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英语课程的开设,是中国学校教育的一次了不起的飞跃,是教育近代化开始的一大标志。到1902年时,在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和高等学府,外语已是一门主课了。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Z]北京:三联书店,1982:102-104.
[2]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M].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1972:3227.
[3][美]郭查理,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13.
[4]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42.
[5]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2,(3).
[6] 吴馨,洪锡范修,姚文枬等纂.上海县续志.(卷18)[M].上海文庙南园志局刻本,1918:42.
[7]吴馨,洪锡范修,姚文枬等纂.上海县续志.(卷10)[M].上海文庙南园志局刻本,1918:12.
[8]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03.
编辑/刘文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