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围绕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竞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谁将成为安南之后的联合国秘书长,已成为举世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秘书长人选推荐中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天,在强大的全球媒体面前,在秘书长推荐日益透明和公开化的情况下,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自然倍受全球瞩目。
中国在人选问题上的原则
自获得联合国席位之后,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惟一的代表,中国在秘书长人选问题上的这一票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特殊。
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的推荐问题上,中国应该坚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秘书长人选不应抱有敌视中国的态度。无论候选人来自何方,有无能力,如果在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这一原则也是安理会其他理事国所坚持的,安理会成员国不会去投票支持一位与本国不友好的联合国秘书长。
中国坚持的另一重要原则就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惟一的常任理事国,支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秘书长人选,反对明显偏袒西方立场的候选人当选,这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原则。
第三,中国应该支持一位德才兼备、能胜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支持一位在当选后能不负众望,把联合国工作做好的秘书长。这一点不仅关系到该候选人是否能得到其他安理会会员国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信任和接受,还关系到在当选后的表现和政绩是否能经受得住全体联合国人民的检验。
第四,中国应该支持一位中立性较强的秘书长人选,这既是《宪章》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限制。一位明显倾向某一大国或集团的秘书长人选,很可能得不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也难以获得广大会员国的支持。因此,中国不能指望支持一位具有明显偏袒中国立场的人当选,否则会事与愿违。
在此次新秘书长人选问题上,根据地区轮流的惯例,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坚持地区轮流原则,支持新秘书长来自亚洲,相信亚洲完全有能力推出一位有威望、有能力和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人选。从目前看,这一立场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支持。
可能出现的结果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中国可以选择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和非亚洲国家之间,中国可以选择亚洲。
从目前来自亚洲国家的候选人看,主要包括泰国副总理素拉革、韩国外长潘基文、斯里兰卡总统高级顾问达纳帕拉、印度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
中国曾呼吁各国支持泰国副总理素拉革出任下届秘书长。这位泰国副总理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哈佛大学法律及政治学专业的学历,英、法两种语言能力,本国外交官的经历,高雅、温和的作风,都使他具备了秘书长的必要素质。泰国在国际舞台上相对中立的表现,尤其是有东盟的集体支持,使泰国候选人有可能得到安理会的多数支持。
来自韩国、印度、斯里兰卡的候选人在联合国工作经验方面比素拉革占有优势,但也各有不足。韩国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军事盟国关系,又面临复杂的半岛问题,这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存在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印度候选人的当选。尽管印度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并不见得支持印度人当选。美国国内对政府、联合国政策极有影响的传统基金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中与美国的一致率很低,仅为20%。
基于这种情况,比较而言,泰国副总理当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国虽然能将自己反对的候选人否决,但并没有把握使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如果有一个常任理事国表示反对,素拉革就无法当选。除了有人提出素拉革没有联合国工作的经验外,还有一些不利于素拉革的因素,例如东南亚已经出过一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前世贸组织总干事、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也是来自泰国等。
这些因素会影响到对素拉革的信任,但并不是妨碍他成为秘书长人选的关键因素,关键还是五大常任理事国是否能达成一致。这要取决于这位泰国副总理在一系列有关联合国未来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所接受。根据经验,那些过于受某个大国支持,或者过早参与竞争,并一度名声显赫的人物,到最后并不一定被接受。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对候选人的支持既是关键的,也是有限的。中国最理想的人选是否能当选,这并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事情。
既然中国支持的候选人并不具有百分之百当选的可能,协议就成为秘书长人选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推选中的新趋势
联合国《宪章》没有对秘书长人选的资格和选举作出明确的规定,许多规则是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些只是惯例而已,例如秘书长一般不来自五大常任理事国,秘书长职位按地区轮流的惯例等。在此次和今后的秘书长选举中,还会有新的规则和惯例出现,这是中国应该关注和考虑的。
今后的秘书长选举可能朝着越来越摆脱五大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控制的趋势发展,将越来越具有公开性、透明性和竞争性,即越来越以一种准竞选的方式进行。例如,围绕此次秘书长人选的产生问题,5个非政府组织在纽约总部为此举行记者会,向安理会递交了公开信,强调安理会应该遵循国际组织、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通常采用的标准,要求结束以往的“暗箱操作”模式。提出了改进秘书长人选推荐的四项原则,包括:公布正式的候选人资格标准;设定正式的遴选时间表并建立系统性的通报机制;制定评估候选人的程序;以及平衡考虑性别与地域的多样。
此外,扩大大会在秘书长选举中的作用,差额选举,不得使用否决权或限制使用否决权等,也都不断被提出。
在这次选举中,旧的规则和惯例不可能被完全放弃,但上面提到的这些建议无疑会影响到联合国成员国对秘书长人选的态度,一些新的规则可能会随着此次秘书长的产生而诞生。例如,在非盟第七届首脑峰会部长级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专门为来自亚洲的三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泰国副总理素拉革、韩国外交通商部长潘基文和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印度人塔鲁尔提供了一次陈述各自观点的机会,让他们就联合国今后的发展和对非洲的关注阐明立场。这俨然是一种公开竞选的做法。
中国在坚持自己一贯原则的同时,应该关注和参考此次秘书长选举中出现的新呼声和新需求,尤其关注各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共同呼声和不同立场。当选的新秘书长也许不是一位最有魄力、最有开拓精神的秘书长,但一定要是一位能够满足广大会员国对联合国改革共同期望的秘书长,是一位能平衡和协调好不同会员国和不同集团之间利益关系的秘书长,也应该是一位能够致力于推动不同文明对话和建立和谐世界的秘书长。这应该成为中国判断和表明对秘书长候选人立场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对新秘书长的期望。
在此次秘书长人选问题上,中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用好自己的一票否决权,成为沟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如果能成功地推举一位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广大会员国需要的秘书长人选,将是中国对联合国组织未来发展的一大贡献,这也是与中国长远利益和中国的国际角色相符合的。
中国在人选问题上的原则
自获得联合国席位之后,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惟一的代表,中国在秘书长人选问题上的这一票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特殊。
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的推荐问题上,中国应该坚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秘书长人选不应抱有敌视中国的态度。无论候选人来自何方,有无能力,如果在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这一原则也是安理会其他理事国所坚持的,安理会成员国不会去投票支持一位与本国不友好的联合国秘书长。
中国坚持的另一重要原则就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惟一的常任理事国,支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秘书长人选,反对明显偏袒西方立场的候选人当选,这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原则。
第三,中国应该支持一位德才兼备、能胜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支持一位在当选后能不负众望,把联合国工作做好的秘书长。这一点不仅关系到该候选人是否能得到其他安理会会员国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信任和接受,还关系到在当选后的表现和政绩是否能经受得住全体联合国人民的检验。
第四,中国应该支持一位中立性较强的秘书长人选,这既是《宪章》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限制。一位明显倾向某一大国或集团的秘书长人选,很可能得不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也难以获得广大会员国的支持。因此,中国不能指望支持一位具有明显偏袒中国立场的人当选,否则会事与愿违。
在此次新秘书长人选问题上,根据地区轮流的惯例,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坚持地区轮流原则,支持新秘书长来自亚洲,相信亚洲完全有能力推出一位有威望、有能力和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人选。从目前看,这一立场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支持。
可能出现的结果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中国可以选择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和非亚洲国家之间,中国可以选择亚洲。
从目前来自亚洲国家的候选人看,主要包括泰国副总理素拉革、韩国外长潘基文、斯里兰卡总统高级顾问达纳帕拉、印度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
中国曾呼吁各国支持泰国副总理素拉革出任下届秘书长。这位泰国副总理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哈佛大学法律及政治学专业的学历,英、法两种语言能力,本国外交官的经历,高雅、温和的作风,都使他具备了秘书长的必要素质。泰国在国际舞台上相对中立的表现,尤其是有东盟的集体支持,使泰国候选人有可能得到安理会的多数支持。
来自韩国、印度、斯里兰卡的候选人在联合国工作经验方面比素拉革占有优势,但也各有不足。韩国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军事盟国关系,又面临复杂的半岛问题,这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存在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印度候选人的当选。尽管印度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并不见得支持印度人当选。美国国内对政府、联合国政策极有影响的传统基金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中与美国的一致率很低,仅为20%。
基于这种情况,比较而言,泰国副总理当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国虽然能将自己反对的候选人否决,但并没有把握使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如果有一个常任理事国表示反对,素拉革就无法当选。除了有人提出素拉革没有联合国工作的经验外,还有一些不利于素拉革的因素,例如东南亚已经出过一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前世贸组织总干事、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也是来自泰国等。
这些因素会影响到对素拉革的信任,但并不是妨碍他成为秘书长人选的关键因素,关键还是五大常任理事国是否能达成一致。这要取决于这位泰国副总理在一系列有关联合国未来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所接受。根据经验,那些过于受某个大国支持,或者过早参与竞争,并一度名声显赫的人物,到最后并不一定被接受。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对候选人的支持既是关键的,也是有限的。中国最理想的人选是否能当选,这并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事情。
既然中国支持的候选人并不具有百分之百当选的可能,协议就成为秘书长人选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推选中的新趋势
联合国《宪章》没有对秘书长人选的资格和选举作出明确的规定,许多规则是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些只是惯例而已,例如秘书长一般不来自五大常任理事国,秘书长职位按地区轮流的惯例等。在此次和今后的秘书长选举中,还会有新的规则和惯例出现,这是中国应该关注和考虑的。
今后的秘书长选举可能朝着越来越摆脱五大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控制的趋势发展,将越来越具有公开性、透明性和竞争性,即越来越以一种准竞选的方式进行。例如,围绕此次秘书长人选的产生问题,5个非政府组织在纽约总部为此举行记者会,向安理会递交了公开信,强调安理会应该遵循国际组织、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通常采用的标准,要求结束以往的“暗箱操作”模式。提出了改进秘书长人选推荐的四项原则,包括:公布正式的候选人资格标准;设定正式的遴选时间表并建立系统性的通报机制;制定评估候选人的程序;以及平衡考虑性别与地域的多样。
此外,扩大大会在秘书长选举中的作用,差额选举,不得使用否决权或限制使用否决权等,也都不断被提出。
在这次选举中,旧的规则和惯例不可能被完全放弃,但上面提到的这些建议无疑会影响到联合国成员国对秘书长人选的态度,一些新的规则可能会随着此次秘书长的产生而诞生。例如,在非盟第七届首脑峰会部长级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专门为来自亚洲的三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泰国副总理素拉革、韩国外交通商部长潘基文和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印度人塔鲁尔提供了一次陈述各自观点的机会,让他们就联合国今后的发展和对非洲的关注阐明立场。这俨然是一种公开竞选的做法。
中国在坚持自己一贯原则的同时,应该关注和参考此次秘书长选举中出现的新呼声和新需求,尤其关注各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共同呼声和不同立场。当选的新秘书长也许不是一位最有魄力、最有开拓精神的秘书长,但一定要是一位能够满足广大会员国对联合国改革共同期望的秘书长,是一位能平衡和协调好不同会员国和不同集团之间利益关系的秘书长,也应该是一位能够致力于推动不同文明对话和建立和谐世界的秘书长。这应该成为中国判断和表明对秘书长候选人立场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对新秘书长的期望。
在此次秘书长人选问题上,中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用好自己的一票否决权,成为沟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如果能成功地推举一位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广大会员国需要的秘书长人选,将是中国对联合国组织未来发展的一大贡献,这也是与中国长远利益和中国的国际角色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