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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今年“两会”表决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在引发舆论界的强烈争议，特别在微博上，可谓群情鼎沸。我的看法是，总体上说，较之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进步是不应否定的。主要表现在：将尊重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原则写入刑诉法；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规定；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增设了未成年人案件专门程序，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明确了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性规定；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等等。这次修改有100多条，增加了66个条文，可以说每一个条文的修改都是非常必要的。以上内容的实施，必将带来我国刑事司法的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但是，《修正案》的一些规定，还是让法律界的学者与部分公众感到担忧、焦虑，主要表现在“秘密拘捕”问题上。
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后，針对“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碍侦查可以不通知家属”的规定，舆论已发生过巨大争议。学术界、律师界和很多公众认为，有碍侦查容易被滥用，会导致“被失踪”的问题。此次提请人大审议的草案中，上述规定被修改为“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执行监视居住24小时内通知家属”；并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限制在两种犯罪，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但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家属。
我认为，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刑事诉讼法不仅与涉嫌犯罪者有关，而且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不过从专业角度考虑，修正稿的规定也可以理解，理由有二：
第一，有碍侦查和无法通知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少见的。有碍侦查，是指在团伙犯罪或集团犯罪中，在只拘捕了个别嫌疑人的情况下，如果通知其家属，可能走漏案件信息导致其他嫌疑人逃跑或藏匿证据、串供、威胁证人、继续犯罪等。无法通知，是指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家属或者即使有家属但因其居所不定，通知无法送。
第二，对于真正的背叛、分裂国家等犯罪，授权有关机关采取非常规方法处置，在国外也有类似规定，并不是中国的特例。那为什么民众对这一规定特别反感，原因在于：一是我国危害国家安全罪具有概括性，不仅包括背叛、分裂国家等犯罪，还包括颠覆和煽动颠覆政权犯罪。人们担忧是否会在将来因为批评政府而因言获罪，是否会因为刑事诉讼法有这样的条款而“被失踪”。二是我国司法制度与西方不同。由于西方国家有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和陪审团定罪制度，警察担心自己的决定将来被司法否决，在使用所谓秘密拘捕时相当谨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还不完善，审判机关对侦查行为的监督与否定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人们担忧“不通知家属”的条款可能被警察滥用。
对此，我的建议是：一方面，要科学界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范围。另一方面，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体制，强化司法对侦查的监督。
《修正案》关于“监视居住”的规定，是另一个引发争论的焦点问题。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限制自由的程度不同。现行《刑诉法》对这两种强制措施规定了相同的适用条件。考虑到监视居住的实际执行情况，《修正案》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
我认为这么修改是正确的，其主要目的在于降低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羁押率。目前，我国90%以上的嫌疑人关在看守所，完全没有自由。改造“监视居住”条款，使之成为“分洪区”，是当下的最好选择。无论是否属于指定地点，与关在看守所里面完全没有自由相比，被监视居住的人是有相对自由的。
民众之所以对这一修改也非常敏感，可能是因为以为被监视居住就是被关押起来了，没有自由了，这是误解。
但是，《修正案》的一些规定，还是让法律界的学者与部分公众感到担忧、焦虑，主要表现在“秘密拘捕”问题上。
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后，針对“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碍侦查可以不通知家属”的规定，舆论已发生过巨大争议。学术界、律师界和很多公众认为，有碍侦查容易被滥用，会导致“被失踪”的问题。此次提请人大审议的草案中，上述规定被修改为“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执行监视居住24小时内通知家属”；并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限制在两种犯罪，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但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家属。
我认为，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刑事诉讼法不仅与涉嫌犯罪者有关，而且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不过从专业角度考虑，修正稿的规定也可以理解，理由有二：
第一，有碍侦查和无法通知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少见的。有碍侦查，是指在团伙犯罪或集团犯罪中，在只拘捕了个别嫌疑人的情况下，如果通知其家属，可能走漏案件信息导致其他嫌疑人逃跑或藏匿证据、串供、威胁证人、继续犯罪等。无法通知，是指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家属或者即使有家属但因其居所不定，通知无法送。
第二，对于真正的背叛、分裂国家等犯罪，授权有关机关采取非常规方法处置，在国外也有类似规定，并不是中国的特例。那为什么民众对这一规定特别反感，原因在于：一是我国危害国家安全罪具有概括性，不仅包括背叛、分裂国家等犯罪，还包括颠覆和煽动颠覆政权犯罪。人们担忧是否会在将来因为批评政府而因言获罪，是否会因为刑事诉讼法有这样的条款而“被失踪”。二是我国司法制度与西方不同。由于西方国家有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和陪审团定罪制度，警察担心自己的决定将来被司法否决，在使用所谓秘密拘捕时相当谨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还不完善，审判机关对侦查行为的监督与否定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人们担忧“不通知家属”的条款可能被警察滥用。
对此，我的建议是：一方面，要科学界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范围。另一方面，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体制，强化司法对侦查的监督。
《修正案》关于“监视居住”的规定，是另一个引发争论的焦点问题。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限制自由的程度不同。现行《刑诉法》对这两种强制措施规定了相同的适用条件。考虑到监视居住的实际执行情况，《修正案》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
我认为这么修改是正确的，其主要目的在于降低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羁押率。目前，我国90%以上的嫌疑人关在看守所，完全没有自由。改造“监视居住”条款，使之成为“分洪区”，是当下的最好选择。无论是否属于指定地点，与关在看守所里面完全没有自由相比，被监视居住的人是有相对自由的。
民众之所以对这一修改也非常敏感，可能是因为以为被监视居住就是被关押起来了，没有自由了，这是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