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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中，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湖南人民也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场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本文主要围绕湖南人民在1923年举行的收回旅顺、大连的反日示威游行和日本帝国主义为镇压人民残忍制造的“六一惨案”展开论述。
关键词：游行示威；“六一惨案”；反日；爱国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民族的血泪史，为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中国人民与外来侵略者进行了旷日持久和艰苦卓绝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湖南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重涉历史洪流，回顾湖南革命先烈和英雄的人民在民族独立战争中的不朽革命事迹和历史功勋，对我们今天开展爱国主义和思想文明教育，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意义。
一、湖南外交后援会的建立及湖南民众的经济绝交运动
旅顺口及大连为俄国于1898年在中国强占的租界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被日本击败。俄国原先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大多为日本所取代，旅顺、大连租借地也转归日本人所占。1923年初，日本从俄国人手中夺得的旅顺、大连租借地已到租期，但日本却借口“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将租借期延长到九十九年，这种无赖的行径激起爱国人民的义愤。所以在1923年3月25、26日，北京、上海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民众坚决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和大连（以下简称“旅大”）。这次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为响应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拥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1923年3月29日，在湖南工团联合会、湖南学生联合会及湖南省教育会、商会等各合法团体的联合领导下，湖南人民发起了收回旅大的游行示威运动。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包括工会二十二个、中学及专门学校二十余所、小学及女校三十余所以及其他各阶层群众总共约六万人。游行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口号，并向驻长沙日本领事提出了大会警告日本帝国主义的《警告书》，略谓：“本省人民，特于本日举行反抗帝国主义之群众大示威运动，公决根本否认二十一条，誓死收回旅大，兹以书面切恳贵领事转达贵政府。及早觉悟，还我河山！否则我国民为自卫起见，决采必要之对抗手段，特此警告！”[1]
在举行游行大会的同时，1923年5月4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联络商学各界等41个公团召开联席会议，为收回旅大，组织成立了“湖南对日外交后援会”（注：不久，该会改为“湖南外交后援会”）。郭亮同志被选为后援会主席，参加的工会包括中华工会在内总计22个。该会宗旨是“援助外交，提倡国货”，发行了《救国周刊》，对民众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呼唤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并决定实行对日经济绝交。1923年5月14日，湖南外交后援会对全省人民宣布了对日经济绝交公约细则二十四条，号召全省人民即行对日经济绝交。
湖南外交后援会成立后，湖南人民即在它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湖南的抵制日货运动，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湖南外交后援会“对于一切进行抵货事件，筹划甚力，商界一致行动”，使得“日商营业锐减，大小西门外之日本商店，门可罗雀。日轮亦无搭客，几至停班”[2]。“日人在湘的中日银行的汇兑生意，已完全停顿，华人所在该行的存款，连日提出三十余万元”“南门外长沙玻璃公司已实行停工”“所有日本人一律回国”“日本戴生昌公司行驶衡常一带的火轮，因无人乘坐，实行大跌价，湖南商轮公会，亦即联合抵制实行大跌价”[3]，日本在湘企业损失惨重。长沙开展对日经济绝交的的同时，湖南外交后援会还向全省人民散发了对日经济绝交公约数万份。这样，在省城经济绝交运动的影响下，各县经济绝交运动亦即迅速高涨，其中常德最为激烈，驻湘日领不得不请求赵政府保护。临湘市学生在对日经济绝交行动中不许日本仁丹公司张贴仁丹广告与日人冲突。日轮金陵丸在湘潭亦与湘潭学生纠察队员冲突。
二、“六一惨案”
1923年5月下旬，湖南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达到高潮。5月31日晚，湖南外交后援会闻日轮武陵丸载运日货及华人乘客由武汉来长沙，即派调查员往两湖码头、金家码头等处等候检查。6月1日上午，日轮抵达长沙。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学生倪志仁等，在日清公司码头，准备给船上乘客办理盖戳手续，使得乘客一时上不了岸。船上日本水兵遂上岸进行保护，并与学生发生冲突。闻讯赶来的群众也在旁示威，日本水兵“即用棍棒殴打我调查员及示威群众”[4]，结果倪志仁同另外几个学生及市民被打伤。下午一时，又有日轮金陵丸从汉口抵达长沙。湖南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在码头检查该轮所载日货及华人乘客时，也遭到日本水兵干涉并发生冲突。日轮水兵鸣哨，原本停泊于湘江中的日舰“伏见号”水兵二十余人，用拖轮驶至日清码头，便向金家码头群众开枪射击，还用刺刀刺伤群众。当场杀死中国木工王绍元和长沙国民小学学生黄汉卿，重伤九人，轻伤者数十。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六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湖南外交后援会当日下午七时紧急召集了二万余人的临时会议。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市和罢课，并随即带领群众抬着死者尸首到省政府请愿。在省政府，湖南外交后援会代表蒋兆骧等三人面见了当时湖南官府代表赵恒惕、李剑农、杨宣诚等人，并提出了有关惨案的处决方案，提出了下列八项条件交由赵恒惕政府向日人交涉：①撤换日领；②惩办日本军官；③惩办凶手；④撤退日军；⑤收回码头；⑥令日使道歉；⑦抚恤死者；⑧赔偿伤者保险费与医药费。湖南外交后援会代表并向赵政府声明：如政府无绝对办法，以达到圆满的结果时，群众即将自由行动，用民众的力量对付日人的暴力。赵、李、杨三人皆向请愿群众表示：“当同心协力，一致交涉”[5]。
面对这一惨案的发生，湖南省民众莫不愤怒。市民自早至晚，成群结队，四处游行，高呼“莫当亡国奴，莫买日货！”为了缓解群众的愤怒情绪，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也故作姿态进行慰尸，还电告北京政府，请求北京政府为湖南惨案“向日本政府严重抗议”，并表示要将交涉进行到底。
1923年6月3日，武汉外交委员会委派许鸿、罗竺僧二人来长沙表示慰问，并希望能调查事件真相。上海总商会、国民对日外交大会、江西许多商总会、美伦里商界总联合会、南方大学湖南同学会等团体，纷纷于案发后几日内召开会议，同时致电湖南省政府、湖南外交后援会、全国各省各报馆以及驻华各国公使，请求声援和支持。天津学生联合会也于6月6日，致电参众两院，声言“誓死奋斗，愿作外交后盾！”[6]
面对着来自湖南乃至全国人民的压力，赵恒惕政府不得不同日本驻长沙领事交涉，提出了五项交涉条件：①惩办当事军官；②凶手按律抵罪；③日政府向我道歉；④抚恤死者与伤者；⑤担保以后无前次事情发生，并限令肇事军舰克日出境，以平息民愤。赵恒惕政府担心民众激愤之余，对日经济破坏太大，惹恼日本人，自己无法控制住局面，随即“以武装保护日人和禁止市民在日商附近街道及城外活动，沿河及日领署一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同时还发出诬蔑和恐吓群众的布告，谓：“查有痞徒，借查劣货为名，希图乘风抢劫，实属扰乱治安，一经拿获，决定军法从事。”以此压制汹涌的群众爱国热潮。
面对义愤填膺的群众，赵恒惕还下达了戒严令：禁止工人出厂出店；禁止学生出校；禁止外交后援会、青年救国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进行集会。河边各码头、城内各街头巷尾，满布军警，他们声称“有无政府党徒煽惑，借端起事，扰乱时局”，还令长沙市镇各街道举办团防，到处搜查。6月8日，赵政府更是令军警解散外交后援会，派人到处捉拿外交后援会负责人郭亮、夏曦、夏明翰、戴晓云、王基永、万练英、皮兆麟、刘士奇等，从此长沙的外交后援活动陷入了低潮。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只好派人下县发动各地工人、学生、商界支援长沙的反日斗争。
三、事件的影响以及历史意义
从收回旅大的游行示威到后来的“六一惨案”，湖南人民又一次经历了一场革命风暴的洗礼，在声援全国民众维护领土主权运动中再一次走到了前列。此次运动引起了全国的极大关注，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及其他各大报都曾详加报道，这些都显示了湖南民众在当时全国反日运动中的影响。此次运动也惊动了北京政府乃至日本政府：“长沙六一日舰肇事交涉，则自水野调停而和缓，外交部特派员施履本到湘调查后，颇有移归中央交涉的趋势”。
这次运动也是湖南民众继“五四”爱国运动后的大规模反日运动，甚至可以说是湖南人民对“五四”爱国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它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使得爱国运动在民众中广泛、深入开展。在反对日本野蛮暴行的运动中，湖南人民用鲜血捍卫了民族的尊严，表露了誓死力争主权的决心，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斗争。
四、结语
湖南人民在1923年举行的收回旅大的游行示威和后来的“六一惨案”中所作的斗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它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者所作的斗争的一部分，它已经作为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为捍卫自由和权利而进行抗争的光辉典范被载入史册。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要不忘历史遗留下来的教训，要团结和上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56.
[2] 长沙通信.申报[N]，1923-05-23.
[3][4]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517.
[5] 湘省发生枪杀市民案[N].申报，1923-06-07.
[6] 申报，1923-06-08.
关键词：游行示威；“六一惨案”；反日；爱国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民族的血泪史，为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中国人民与外来侵略者进行了旷日持久和艰苦卓绝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湖南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重涉历史洪流，回顾湖南革命先烈和英雄的人民在民族独立战争中的不朽革命事迹和历史功勋，对我们今天开展爱国主义和思想文明教育，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意义。
一、湖南外交后援会的建立及湖南民众的经济绝交运动
旅顺口及大连为俄国于1898年在中国强占的租界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被日本击败。俄国原先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大多为日本所取代，旅顺、大连租借地也转归日本人所占。1923年初，日本从俄国人手中夺得的旅顺、大连租借地已到租期，但日本却借口“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将租借期延长到九十九年，这种无赖的行径激起爱国人民的义愤。所以在1923年3月25、26日，北京、上海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民众坚决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和大连（以下简称“旅大”）。这次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为响应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拥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1923年3月29日，在湖南工团联合会、湖南学生联合会及湖南省教育会、商会等各合法团体的联合领导下，湖南人民发起了收回旅大的游行示威运动。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包括工会二十二个、中学及专门学校二十余所、小学及女校三十余所以及其他各阶层群众总共约六万人。游行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口号，并向驻长沙日本领事提出了大会警告日本帝国主义的《警告书》，略谓：“本省人民，特于本日举行反抗帝国主义之群众大示威运动，公决根本否认二十一条，誓死收回旅大，兹以书面切恳贵领事转达贵政府。及早觉悟，还我河山！否则我国民为自卫起见，决采必要之对抗手段，特此警告！”[1]
在举行游行大会的同时，1923年5月4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联络商学各界等41个公团召开联席会议，为收回旅大，组织成立了“湖南对日外交后援会”（注：不久，该会改为“湖南外交后援会”）。郭亮同志被选为后援会主席，参加的工会包括中华工会在内总计22个。该会宗旨是“援助外交，提倡国货”，发行了《救国周刊》，对民众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呼唤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并决定实行对日经济绝交。1923年5月14日，湖南外交后援会对全省人民宣布了对日经济绝交公约细则二十四条，号召全省人民即行对日经济绝交。
湖南外交后援会成立后，湖南人民即在它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湖南的抵制日货运动，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湖南外交后援会“对于一切进行抵货事件，筹划甚力，商界一致行动”，使得“日商营业锐减，大小西门外之日本商店，门可罗雀。日轮亦无搭客，几至停班”[2]。“日人在湘的中日银行的汇兑生意，已完全停顿，华人所在该行的存款，连日提出三十余万元”“南门外长沙玻璃公司已实行停工”“所有日本人一律回国”“日本戴生昌公司行驶衡常一带的火轮，因无人乘坐，实行大跌价，湖南商轮公会，亦即联合抵制实行大跌价”[3]，日本在湘企业损失惨重。长沙开展对日经济绝交的的同时，湖南外交后援会还向全省人民散发了对日经济绝交公约数万份。这样，在省城经济绝交运动的影响下，各县经济绝交运动亦即迅速高涨，其中常德最为激烈，驻湘日领不得不请求赵政府保护。临湘市学生在对日经济绝交行动中不许日本仁丹公司张贴仁丹广告与日人冲突。日轮金陵丸在湘潭亦与湘潭学生纠察队员冲突。
二、“六一惨案”
1923年5月下旬，湖南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达到高潮。5月31日晚，湖南外交后援会闻日轮武陵丸载运日货及华人乘客由武汉来长沙，即派调查员往两湖码头、金家码头等处等候检查。6月1日上午，日轮抵达长沙。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学生倪志仁等，在日清公司码头，准备给船上乘客办理盖戳手续，使得乘客一时上不了岸。船上日本水兵遂上岸进行保护，并与学生发生冲突。闻讯赶来的群众也在旁示威，日本水兵“即用棍棒殴打我调查员及示威群众”[4]，结果倪志仁同另外几个学生及市民被打伤。下午一时，又有日轮金陵丸从汉口抵达长沙。湖南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在码头检查该轮所载日货及华人乘客时，也遭到日本水兵干涉并发生冲突。日轮水兵鸣哨，原本停泊于湘江中的日舰“伏见号”水兵二十余人，用拖轮驶至日清码头，便向金家码头群众开枪射击，还用刺刀刺伤群众。当场杀死中国木工王绍元和长沙国民小学学生黄汉卿，重伤九人，轻伤者数十。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六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湖南外交后援会当日下午七时紧急召集了二万余人的临时会议。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市和罢课，并随即带领群众抬着死者尸首到省政府请愿。在省政府，湖南外交后援会代表蒋兆骧等三人面见了当时湖南官府代表赵恒惕、李剑农、杨宣诚等人，并提出了有关惨案的处决方案，提出了下列八项条件交由赵恒惕政府向日人交涉：①撤换日领；②惩办日本军官；③惩办凶手；④撤退日军；⑤收回码头；⑥令日使道歉；⑦抚恤死者；⑧赔偿伤者保险费与医药费。湖南外交后援会代表并向赵政府声明：如政府无绝对办法，以达到圆满的结果时，群众即将自由行动，用民众的力量对付日人的暴力。赵、李、杨三人皆向请愿群众表示：“当同心协力，一致交涉”[5]。
面对这一惨案的发生，湖南省民众莫不愤怒。市民自早至晚，成群结队，四处游行，高呼“莫当亡国奴，莫买日货！”为了缓解群众的愤怒情绪，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也故作姿态进行慰尸，还电告北京政府，请求北京政府为湖南惨案“向日本政府严重抗议”，并表示要将交涉进行到底。
1923年6月3日，武汉外交委员会委派许鸿、罗竺僧二人来长沙表示慰问，并希望能调查事件真相。上海总商会、国民对日外交大会、江西许多商总会、美伦里商界总联合会、南方大学湖南同学会等团体，纷纷于案发后几日内召开会议，同时致电湖南省政府、湖南外交后援会、全国各省各报馆以及驻华各国公使，请求声援和支持。天津学生联合会也于6月6日，致电参众两院，声言“誓死奋斗，愿作外交后盾！”[6]
面对着来自湖南乃至全国人民的压力，赵恒惕政府不得不同日本驻长沙领事交涉，提出了五项交涉条件：①惩办当事军官；②凶手按律抵罪；③日政府向我道歉；④抚恤死者与伤者；⑤担保以后无前次事情发生，并限令肇事军舰克日出境，以平息民愤。赵恒惕政府担心民众激愤之余，对日经济破坏太大，惹恼日本人，自己无法控制住局面，随即“以武装保护日人和禁止市民在日商附近街道及城外活动，沿河及日领署一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同时还发出诬蔑和恐吓群众的布告，谓：“查有痞徒，借查劣货为名，希图乘风抢劫，实属扰乱治安，一经拿获，决定军法从事。”以此压制汹涌的群众爱国热潮。
面对义愤填膺的群众，赵恒惕还下达了戒严令：禁止工人出厂出店；禁止学生出校；禁止外交后援会、青年救国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进行集会。河边各码头、城内各街头巷尾，满布军警，他们声称“有无政府党徒煽惑，借端起事，扰乱时局”，还令长沙市镇各街道举办团防，到处搜查。6月8日，赵政府更是令军警解散外交后援会，派人到处捉拿外交后援会负责人郭亮、夏曦、夏明翰、戴晓云、王基永、万练英、皮兆麟、刘士奇等，从此长沙的外交后援活动陷入了低潮。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只好派人下县发动各地工人、学生、商界支援长沙的反日斗争。
三、事件的影响以及历史意义
从收回旅大的游行示威到后来的“六一惨案”，湖南人民又一次经历了一场革命风暴的洗礼，在声援全国民众维护领土主权运动中再一次走到了前列。此次运动引起了全国的极大关注，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及其他各大报都曾详加报道，这些都显示了湖南民众在当时全国反日运动中的影响。此次运动也惊动了北京政府乃至日本政府：“长沙六一日舰肇事交涉，则自水野调停而和缓，外交部特派员施履本到湘调查后，颇有移归中央交涉的趋势”。
这次运动也是湖南民众继“五四”爱国运动后的大规模反日运动，甚至可以说是湖南人民对“五四”爱国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它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使得爱国运动在民众中广泛、深入开展。在反对日本野蛮暴行的运动中，湖南人民用鲜血捍卫了民族的尊严，表露了誓死力争主权的决心，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斗争。
四、结语
湖南人民在1923年举行的收回旅大的游行示威和后来的“六一惨案”中所作的斗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它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者所作的斗争的一部分，它已经作为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为捍卫自由和权利而进行抗争的光辉典范被载入史册。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要不忘历史遗留下来的教训，要团结和上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56.
[2] 长沙通信.申报[N]，1923-05-23.
[3][4]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517.
[5] 湘省发生枪杀市民案[N].申报，1923-06-07.
[6] 申报，1923-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