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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三咏赤壁的思想底蕴，并不在于佛教和道家的影响，而是植根于一种具有实践取向的生命意识。苏轼对人和物的自然生命，持肯定乃至乐观的态度。基于此，他对儒、释、道的汲取与调和，以是否成全人性的自然成长、生命的自由展开为归依。
【关键词】苏轼;赤壁赋;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三咏赤壁，写出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那一年他47岁。对于这三篇作品的艺术魅力，从文辞、意境到风格等方面，前人已作了充分的阐述，历代读者也能够直观地领略。而对于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力量和人格精神，则需要从苏轼的人生经历、处世态度和支援意识等方面入手，方能体会和理解。本文赓续前贤，对此一问题略加申论。
苏轼的一生，历经坎坷。三咏赤壁，乃是他困厄之中的创作。1079年，苏轼因被诬作诗“谤讪朝廷”，遭御史弹劾，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历时一百三十天，方获开释，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近于流放。因言获罪的惨痛经历，使人到中年的苏轼慨叹“平生文字为吾累”。出狱之后，他安慰弟弟，说今后一定“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从1080年到1084年，苏轼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的逐客生涯。初到黄州，苏轼不仅面临物质生活的匮乏，而且需要治疗精神上的创伤。与章惇书中，他坦言：“平生未尝作活计，俸入所得，随手辄尽。”“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如果说饥寒尚能“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但天涯流落的失意和孤苦，“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的恐惧，更难以排遣。从苏轼寓居定惠院时所作的《卜算子》一词，最能看出他当时的心灵痛苦：“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不过，苏轼逐渐找到了摆脱物质匮乏和精神创伤的途径。一家二十余口都到黄州之后，寄居在紧临长江的水上驿站临皋亭，节俭度日。从1081年开始，一家人在黄州城外东坡有了五十余亩地可供耕作。如《东坡八首》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憨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尽管“日炙风吹面如墨”，但衣食之忧暂得解决，苏轼也乐在其中，与樵渔杂处，自号东坡居士。当地的酒监、药师、大夫、农夫，成了苏轼的好友，故旧通好、音信不断。作为美食爱好者，苏轼不仅努力维持生计，而且在此期间创制出名扬后世的“东坡肉”和“东坡羹”。与此同时，苏轼自觉地通过精神修炼以获得心理情感上的解脱。躬耕之余，他大量读释典，城南有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他对道教的养生延年之术也深感兴趣。元丰三年曾借得黄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闭关修炼四十九天。在东坡建成雪堂之后，苏轼白天劳作，晚间著述，训释儒家经典《论语》和《易经》。谪居黄州的第三个年头，苏轼终于从冤狱和流放引发的身心创痛中走出来，恢复了旷达的性格，时时处处皆能“欣然自足”。三咏赤壁前夕的苏轼，绝没有如林语堂所言，过上了“神仙般生活”，但此时的东坡居士，确实已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恍然“只渊明，是前生”，表现在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作于元丰五年三月的《定风波》一词，与元丰三年的《卜算子》形成强烈对照：“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正是这种俯仰皆诗意的感触和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胸襟，成为我们理解《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的入口。
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流淌着三种思想情感：从政治理想落空、壮志难酬的蒼凉，到大江东去、人生如梦的空幻，复归于江月的永恒与美好。《前赤壁赋》中，苏轼与客夜游赤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但饮酒唱歌之际，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的回应凝聚了他从人生逆境中获得的思想感悟：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苏轼的这一思想包含两个要点，一是他并不希求道教的“遗世独立”和“羽化登仙”，从庄子处汲取了观照天地人生的两种视角，但并没有从变与不变的相对性走向无可、无不可的消极避世，而是肯定物与我皆是永恒的当下实在，此即《周易》所言的“生生之德”;二是视清风明月为“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将徜徉于清风明月的审美之境作为人生在世的至乐。《后赤壁赋》通过另一次实在（找鱼和酒）而空灵（“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的泛舟夜游，生动呈现了这种审美之境。
如何体认苏轼在三咏赤壁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感情？在林语堂看来，《后赤壁赋》中的仙鹤，是苏轼“暗示另外一个境界，一个道家的神仙境界”;余秋雨则认为，苏轼从“乌台诗案”和流放黄州的险恶打击中所进行的“文化突围”，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王水照的看法或许更具有代表性：苏轼的思想性格特点是“杂”，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时贯穿他的一生，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苏轼却以“内儒外道”的方式实现互补互融，具体而言，任职时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以佛老思想为主。上述解说的共同点，是将苏轼三咏赤壁的思想主要归结为佛教和道家的影响。
笔者所见与此略有不同。贬居黄州时期，的确是苏轼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冤狱和流放中获得的心灵解脱，以及远离官场、回归纯粹文人本色的生活境遇，使他的思想和艺术在黄州达到一个巅峰。以思想而论，苏轼与北宋的道学家不同，首先是“活”出来而非“想”出来——他对儒、释、道的汲取与调和，植根于一种具有实践取向的生命意识。结合黄州时期的生活历程和三咏赤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可以对这种生命意识有真切的了解。苏轼对人和物的自然生命，持肯定乃至乐观的态度，这构成他出入各种思想的基点，因此，儒家的淑世与担当、佛家的慈悲与众生平等、道家的适意与养生，都能够在人生的顺逆、沉浮中并行不悖，而又“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止”，所行所止，以是否成全人性的自然成长、生命的自由展开为归依。三咏赤壁的思想底蕴，恰恰体现为自然生命与文化观念之间的贯通与和谐。泛舟赤壁与躬耕东坡，都是真实的自我;赋诗饮酒、维持生计，都是真实的生活，而美好就在操劳与享受交替的瞬间不期而至。三咏赤壁乃至苏轼一生所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健全的人性与完整的人生。因此，尽管相隔千年，苏轼的人格和作品，仍与我们心息相通。
作者简介：蔡敏，女，1971年生，云南省麻栗坡县人，大学本科，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高中语文教学。
（编辑：张晓婧）
【关键词】苏轼;赤壁赋;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三咏赤壁，写出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那一年他47岁。对于这三篇作品的艺术魅力，从文辞、意境到风格等方面，前人已作了充分的阐述，历代读者也能够直观地领略。而对于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力量和人格精神，则需要从苏轼的人生经历、处世态度和支援意识等方面入手，方能体会和理解。本文赓续前贤，对此一问题略加申论。
苏轼的一生，历经坎坷。三咏赤壁，乃是他困厄之中的创作。1079年，苏轼因被诬作诗“谤讪朝廷”，遭御史弹劾，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历时一百三十天，方获开释，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近于流放。因言获罪的惨痛经历，使人到中年的苏轼慨叹“平生文字为吾累”。出狱之后，他安慰弟弟，说今后一定“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从1080年到1084年，苏轼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的逐客生涯。初到黄州，苏轼不仅面临物质生活的匮乏，而且需要治疗精神上的创伤。与章惇书中，他坦言：“平生未尝作活计，俸入所得，随手辄尽。”“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如果说饥寒尚能“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但天涯流落的失意和孤苦，“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的恐惧，更难以排遣。从苏轼寓居定惠院时所作的《卜算子》一词，最能看出他当时的心灵痛苦：“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不过，苏轼逐渐找到了摆脱物质匮乏和精神创伤的途径。一家二十余口都到黄州之后，寄居在紧临长江的水上驿站临皋亭，节俭度日。从1081年开始，一家人在黄州城外东坡有了五十余亩地可供耕作。如《东坡八首》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憨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尽管“日炙风吹面如墨”，但衣食之忧暂得解决，苏轼也乐在其中，与樵渔杂处，自号东坡居士。当地的酒监、药师、大夫、农夫，成了苏轼的好友，故旧通好、音信不断。作为美食爱好者，苏轼不仅努力维持生计，而且在此期间创制出名扬后世的“东坡肉”和“东坡羹”。与此同时，苏轼自觉地通过精神修炼以获得心理情感上的解脱。躬耕之余，他大量读释典，城南有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他对道教的养生延年之术也深感兴趣。元丰三年曾借得黄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闭关修炼四十九天。在东坡建成雪堂之后，苏轼白天劳作，晚间著述，训释儒家经典《论语》和《易经》。谪居黄州的第三个年头，苏轼终于从冤狱和流放引发的身心创痛中走出来，恢复了旷达的性格，时时处处皆能“欣然自足”。三咏赤壁前夕的苏轼，绝没有如林语堂所言，过上了“神仙般生活”，但此时的东坡居士，确实已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恍然“只渊明，是前生”，表现在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作于元丰五年三月的《定风波》一词，与元丰三年的《卜算子》形成强烈对照：“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正是这种俯仰皆诗意的感触和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胸襟，成为我们理解《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的入口。
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流淌着三种思想情感：从政治理想落空、壮志难酬的蒼凉，到大江东去、人生如梦的空幻，复归于江月的永恒与美好。《前赤壁赋》中，苏轼与客夜游赤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但饮酒唱歌之际，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的回应凝聚了他从人生逆境中获得的思想感悟：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苏轼的这一思想包含两个要点，一是他并不希求道教的“遗世独立”和“羽化登仙”，从庄子处汲取了观照天地人生的两种视角，但并没有从变与不变的相对性走向无可、无不可的消极避世，而是肯定物与我皆是永恒的当下实在，此即《周易》所言的“生生之德”;二是视清风明月为“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将徜徉于清风明月的审美之境作为人生在世的至乐。《后赤壁赋》通过另一次实在（找鱼和酒）而空灵（“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的泛舟夜游，生动呈现了这种审美之境。
如何体认苏轼在三咏赤壁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感情？在林语堂看来，《后赤壁赋》中的仙鹤，是苏轼“暗示另外一个境界，一个道家的神仙境界”;余秋雨则认为，苏轼从“乌台诗案”和流放黄州的险恶打击中所进行的“文化突围”，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王水照的看法或许更具有代表性：苏轼的思想性格特点是“杂”，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时贯穿他的一生，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苏轼却以“内儒外道”的方式实现互补互融，具体而言，任职时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以佛老思想为主。上述解说的共同点，是将苏轼三咏赤壁的思想主要归结为佛教和道家的影响。
笔者所见与此略有不同。贬居黄州时期，的确是苏轼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冤狱和流放中获得的心灵解脱，以及远离官场、回归纯粹文人本色的生活境遇，使他的思想和艺术在黄州达到一个巅峰。以思想而论，苏轼与北宋的道学家不同，首先是“活”出来而非“想”出来——他对儒、释、道的汲取与调和，植根于一种具有实践取向的生命意识。结合黄州时期的生活历程和三咏赤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可以对这种生命意识有真切的了解。苏轼对人和物的自然生命，持肯定乃至乐观的态度，这构成他出入各种思想的基点，因此，儒家的淑世与担当、佛家的慈悲与众生平等、道家的适意与养生，都能够在人生的顺逆、沉浮中并行不悖，而又“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止”，所行所止，以是否成全人性的自然成长、生命的自由展开为归依。三咏赤壁的思想底蕴，恰恰体现为自然生命与文化观念之间的贯通与和谐。泛舟赤壁与躬耕东坡，都是真实的自我;赋诗饮酒、维持生计，都是真实的生活，而美好就在操劳与享受交替的瞬间不期而至。三咏赤壁乃至苏轼一生所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健全的人性与完整的人生。因此，尽管相隔千年，苏轼的人格和作品，仍与我们心息相通。
作者简介：蔡敏，女，1971年生，云南省麻栗坡县人，大学本科，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高中语文教学。
（编辑：张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