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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朝鲜罕见地承认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身体不适”，引发各国极大兴趣。朝鲜一直将领导人健康当作高度机密，各国情报机构使出浑身解数，都难得其要领。如今，朝鲜主动公布，意味着各国领导人健康“去秘密化”已成大势所趋。
在君主时代，任何国王的健康都是绝对秘密。沙皇俄国的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在与普鲁士等国进行七年战争时患病，沙俄严密封锁病情，以免影响战局。近现代，各国领导人也普遍对健康状况保密。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患有多种严重疾病，包括皮肤、神经系统和心理方面。他长期接受秘密治疗，吞服副作用大、来路可疑的药丸。但这一切都被作为“第三帝国的最高机密”束之高阁，而且相关档案被销毁。
有人说，希特勒是独裁者，这样做并不意外。但希特勒最大的对手之一、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隐瞒了病情。1944年，罗斯福自知身患绝症，为确保连任，他刻意掩饰，险胜对手。次年，罗斯福出席雅尔塔会议，精神恍惚，被丘吉尔的私人医生形容为“行将就木”。果然，两个月后罗斯福与世长辞。
当然，罗斯福隐瞒病情是在战争年代，目的是避免个人健康状况被敌方利用。但不少美国学者认为，这是对美国的不负责任。若非胜局已定，国家元首、三军总司令在二战方酣时突然病逝，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即使胜局已定，但罗斯福“带病上阵”前往雅尔塔会议，结果“吃了斯大林的亏”。
此后，斯大林把健康保密工作做到了空前绝后。他长期患有脑血管硬化症、周期性偏头疼和高血压，二战刚结束就中风并一度失语。这些情况，外界一无所知。1950年，他病情加重，半年不能在莫斯科办公，医生好心劝他减少工作量，结果被投入监狱。这使得领导人健康成了苏联高层唯恐避之不及的话题。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有关部门竟不敢发布任何信息，3月4日才迫不得已报道斯大林患病，次日他便去世了。
究其原因，是1924年1月俄共（布）中央出台了一份《关于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的报告》，将领导人健康问题机密化，并且作为国家安全、政治和党性问题来抓。斯大林去世后，这种做法有所缓解，但遗风尚存。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任领导人相继在短时间内去世，让苏联人更加体会到“健康问题机密化”的副作用。但随后的戈尔巴乔夫以及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依然在健康问题上保留了一些“禁区”。
受苏联影响，东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健康状况同样是“国家机密”。罗马尼亚前最高领导人乔治乌·德治肺部患有不治之症，但直到去世前，官方媒体还称他“非常健康”。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时代的演变，各国在领导人健康问题上开始了“去秘密化”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2年11月坦然承认脊椎骨轻伤，并公开“病假记录”。就连在这个问题上最保守的国家之一古巴，近来也定期公布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健康消息。
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更为开放。自从罗斯福“带病参选”之后，美国的选举机器对类似情况高度警惕，总统定期公布健康状况成为惯例，通常两年公布一次。奥巴马第二任期还没过半，已经公布了3次，分别是在2010年2月、2011年10月和2014年6月。
在欧洲，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早在1981年首次当选总统时就知道自己有前列腺癌，他拒不公布，当了14年总统。事实上，在任期后段，他病情加剧，已难于视事。1996年1月，他卸任仅8个月就去世。此事可视作欧洲在领导人健康问题上的转折点。如今，领导人健康屡屡成为欧洲各国议会、媒体的焦点。
在选举社会和信息时代，政治人物的任何私人问题都会被放大，保守秘密越来越难，小道消息的杀伤力却与日俱增。领导人健康“去秘密化”是大势所趋，与其隐瞒病情，被政敌和媒体挑剔出来引发风波，还不如主动公布，拆除隐形炸弹。当然，客观环境也很重要。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大体和平，让领导人健康“去秘密化”有了可能。一旦到了“非常时刻”，如战时，情况就会重新变得不同。那样的时刻最好永远不要到来。
在君主时代，任何国王的健康都是绝对秘密。沙皇俄国的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在与普鲁士等国进行七年战争时患病，沙俄严密封锁病情，以免影响战局。近现代，各国领导人也普遍对健康状况保密。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患有多种严重疾病，包括皮肤、神经系统和心理方面。他长期接受秘密治疗，吞服副作用大、来路可疑的药丸。但这一切都被作为“第三帝国的最高机密”束之高阁，而且相关档案被销毁。
有人说，希特勒是独裁者，这样做并不意外。但希特勒最大的对手之一、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隐瞒了病情。1944年，罗斯福自知身患绝症，为确保连任，他刻意掩饰，险胜对手。次年，罗斯福出席雅尔塔会议，精神恍惚，被丘吉尔的私人医生形容为“行将就木”。果然，两个月后罗斯福与世长辞。
当然，罗斯福隐瞒病情是在战争年代，目的是避免个人健康状况被敌方利用。但不少美国学者认为，这是对美国的不负责任。若非胜局已定，国家元首、三军总司令在二战方酣时突然病逝，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即使胜局已定，但罗斯福“带病上阵”前往雅尔塔会议，结果“吃了斯大林的亏”。
此后，斯大林把健康保密工作做到了空前绝后。他长期患有脑血管硬化症、周期性偏头疼和高血压，二战刚结束就中风并一度失语。这些情况，外界一无所知。1950年，他病情加重，半年不能在莫斯科办公，医生好心劝他减少工作量，结果被投入监狱。这使得领导人健康成了苏联高层唯恐避之不及的话题。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有关部门竟不敢发布任何信息，3月4日才迫不得已报道斯大林患病，次日他便去世了。
究其原因，是1924年1月俄共（布）中央出台了一份《关于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的报告》，将领导人健康问题机密化，并且作为国家安全、政治和党性问题来抓。斯大林去世后，这种做法有所缓解，但遗风尚存。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任领导人相继在短时间内去世，让苏联人更加体会到“健康问题机密化”的副作用。但随后的戈尔巴乔夫以及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依然在健康问题上保留了一些“禁区”。
受苏联影响，东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健康状况同样是“国家机密”。罗马尼亚前最高领导人乔治乌·德治肺部患有不治之症，但直到去世前，官方媒体还称他“非常健康”。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时代的演变，各国在领导人健康问题上开始了“去秘密化”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2年11月坦然承认脊椎骨轻伤，并公开“病假记录”。就连在这个问题上最保守的国家之一古巴，近来也定期公布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健康消息。
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更为开放。自从罗斯福“带病参选”之后，美国的选举机器对类似情况高度警惕，总统定期公布健康状况成为惯例，通常两年公布一次。奥巴马第二任期还没过半，已经公布了3次，分别是在2010年2月、2011年10月和2014年6月。
在欧洲，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早在1981年首次当选总统时就知道自己有前列腺癌，他拒不公布，当了14年总统。事实上，在任期后段，他病情加剧，已难于视事。1996年1月，他卸任仅8个月就去世。此事可视作欧洲在领导人健康问题上的转折点。如今，领导人健康屡屡成为欧洲各国议会、媒体的焦点。
在选举社会和信息时代，政治人物的任何私人问题都会被放大，保守秘密越来越难，小道消息的杀伤力却与日俱增。领导人健康“去秘密化”是大势所趋，与其隐瞒病情，被政敌和媒体挑剔出来引发风波，还不如主动公布，拆除隐形炸弹。当然，客观环境也很重要。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大体和平，让领导人健康“去秘密化”有了可能。一旦到了“非常时刻”，如战时，情况就会重新变得不同。那样的时刻最好永远不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