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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喝茶的主流方式是叶芽冲泡，也就是把制作好的茶叶，不管是绿茶、红茶、乌龙茶、武夷岩茶，还是茉莉花茶，直接放在茶壶或茶杯中，倒入滚烫的开水，就可以优哉游哉，自饮或飨客了。其实，这只是中国人历来喝茶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明代以后流行的方式，并不能在时空坐标里作为中国茶饮的唯一面貌。
从时间上来说，三国时期就开始制茶为饼，而在隋唐时期流行研末烹煎，到了宋元则以研末击拂成泡沫为主流，也就是后来日本抹茶道的原祖。从空间来说，历代不同的制茶方法或饮茶方式，在偏远地域经常自有传承，如各地乡间加果加料的擂茶、湘黔云贵地区压制成砖状或饼状的黑茶与后发酵普洱茶，以及清代中叶出现的全发酵红茶，都因有广大群众饮用而成为当地喜爱的习俗，甚至漂洋过海，改变了西方人品饮的生活习惯。
日本抹茶道的发展，更是东亚地区饮茶时空演化的明确例证。日本先是在南宋时期从中国引入研末点茶，到了十五六世纪逐渐经由村田珠光到千利休，出现日本茶道的雏形，直到十七八世纪才确立了“茶禅一味”的侘茶传统。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国势逐渐颓败落后，文化随之衰微凋零，开始了龚自珍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历代饮茶文化培养出的审美品位与精神追求几乎丧失殆尽，只剩下百姓日用对茶饮的坚持。此时，虽然江南人士依旧盛赞明前雨前的龙井、碧螺春，漳泉潮汕民间浸润浓郁香涩的工夫茶，但是，主要的关注点只剩下口感喉韵，而对于精神领域的心灵提升甚少致意，不再关注茶饮仪式背后的文化艺术想象空间，更遑论历史累积的审美境界、诗情超升与灵修情怀。
二十世纪日本的崛起，使得生活在战争动乱与社会巨变大背景下的中国人，出现数典忘祖的心态，一听到“茶道”，就觉得与自身文化无关，误以为这是日本独有的文化特色，甚至认为“茶禅一味”的侘寂宗教情怀，是日本茶饮的精神境界高于中国饮茶文化的体现，以为中国从来没有性灵超升的“茶道”传统。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是晚清以来革命心态对自身历史文化“反戈一击”的副作用，以致民众意识产生历史文化的无知，造成新时代精英自我鄙视的误解。
所幸到了二十世纪末，大中华社会经济的物质环境逐渐富裕繁荣，人们对自身历史文化出现了自觉的认识与钻研，才开始了解中国饮茶文化的多元多样与多彩多姿，知道历代对茶饮审美的追求是如此缤纷妍丽，有物质层次的感官体验，也有性灵超升的精神探索，有百姓日用的品饮之道，有文人雅士的清雅茶道，也有禅修超越的寺院茶道，是多元开放的文明历程。
与日本文化自我标榜的“茶道”相比，中国茶饮文化是自由自在的品位发展，有精神性也有物质性，更重要的是，精神性超升要奠基在物质品位基础之上，并非空穴来风，在四叠半的空中楼阁中，排斥了丰富多彩的饮茶口感，一味赞叹封闭性茶道仪式的海市蜃楼。
我经常说，从饮茶到茶道，从“喝”到“品”，从日常品味愉悦到灵修精进，是因时因地因人发展的多元历程。茶饮出现精神境界的关键，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感官愉悦到精神超升的体会，绝不因为坚持精神境界的精进，就必须摒弃茶饮的物质性。每一个茶人都可以是品茶的艺术家，可以是精神持修的禅悟者，也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喝茶人，在品茶的过程中自得其乐。
茶叶成为饮品，最早是与解渴解乏的养生作用有关，所以古人饮茶的方式是很随便的。皮日休就说，唐代以前喝茶的方式与喝菜汤一样，没有明确的品赏意识。
陆羽提倡饮茶与精神境界提升的关系，对民众喝茶只是解渴解乏的态度有所针砭。他在《茶经》里说，“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庵茶。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他观察到时人喝茶的随意性，总是掺和着不同佐料，缺乏净化心灵的仪式与规矩。
陆羽主张饮茶有道，强调简约净化的饮茶方式，要建立仪式与规矩，创造属于心灵范畴的“形而上”追求。他特别关注历来饮茶人道德修养的事迹（见《茶经·七之事》），提出饮茶有助于精神境界的修持：“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这是最早提出饮茶与精神超升的文字，配合陆羽设计的二十四茶器，以及饮茶仪式的订立，甚至规定茶席的人数以三人为上，五人次之，开启了“形而上”的茶道。
北宋梅尧臣盛赞陆羽，在诗中说道：“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而民间尊崇陆羽为茶神、茶圣，奉为茶饮业的行业神，也是因为他开启饮茶有道的传统，展开了饮茶多元化的局面。
陆羽提倡简约与净化心灵的茶道，这是饮茶历史上的大事，在宗教、文学与艺术领域，产生了持久不衰的影响。我们只要看看蔡襄的《茶录》与宋徽宗的《茶论》，就可发现茶道讲求性灵自由的审美境界，已经化为上层精英的日常品位追求。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词创作，到赵原、唐寅、文徵明的绘画，都可发现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在隐逸清雅的情境中，进入心灵的自在翱翔空间。
中国饮茶之道的主流，从唐宋到明清，结合了儒家的“内圣”、道家的“心斋”与佛家的“出世”，在扰攘的红尘中，提供了心灵静修的最佳氛围，通过品啜清茗的乐趣，得到生命意义的超越感悟。文徵明的《品茶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画山居草堂，窗明几净，堂舍轩敞，画家与友人对坐品茗，环境清雅绝尘。茶舍周遭则有山林野趣，小桥流水，苍松乔木映照远山峰峦。画上的题诗是：“碧山深处绝纤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后有跋语：“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傅过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可谓诗情画意，隐逸之中酝酿高山流水的情趣，出世超脱又不失人间活泼的气息。这幅画体现了中国茶道的多元开放特性，充分显示了文人雅士追求的意境，是回归自然本性的内在超越。其中没有封闭的教规束缚，也没有强烈的道德桎梏，一切顺性自然，活活泼泼，自由自在，是道法自然的生活体悟。
这种生活情趣与生命意义体悟的结合，不僅存在于士大夫阶层的饮茶审美，也出现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周作人写中国人喝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亦断不可少。”他说的日常生活要有喝茶的闲适，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情趣。
茶之有道，不该只是正襟危坐的坐禅，而是与自然大化共流转的自在。喝茶可以有禅意，但不必坚持“茶道即禅道”，认定了喝茶就是禅修的功课，以读教科书考高考的紧张严肃姿态来喝茶，有着强烈的目的性，博取禅悟的精进。
《茶之道：自由自在中国茶》这本书，围绕中国茶史、茶事、茶境三个方面，从中国人饮茶的感官体会说起，叙述茶饮意识系统的演变，讲到茶饮生活向全球的传播。历史的演变，产生了不同形式的饮茶风尚，由斗茶、点茶，带出饮茶环境的设茗焚香，以及茶器配合茶饮风尚的演变。茶与禅修的关系，可以溯源到唐代，禅宗茶仪出现与清修的结合发展了寺院茶道，到南宋之后直接影响了日本抹茶道。
本书的面向很广，作者都是精研茶学与茶道的饱学之士，涉及中国茶由器至道的方方面面，也展示了中国饮茶之道的多元性格，是一本从品茶香到品文化、品境界的进阶之书，值得特别推介。
从时间上来说，三国时期就开始制茶为饼，而在隋唐时期流行研末烹煎，到了宋元则以研末击拂成泡沫为主流，也就是后来日本抹茶道的原祖。从空间来说，历代不同的制茶方法或饮茶方式，在偏远地域经常自有传承，如各地乡间加果加料的擂茶、湘黔云贵地区压制成砖状或饼状的黑茶与后发酵普洱茶，以及清代中叶出现的全发酵红茶，都因有广大群众饮用而成为当地喜爱的习俗，甚至漂洋过海，改变了西方人品饮的生活习惯。
日本抹茶道的发展，更是东亚地区饮茶时空演化的明确例证。日本先是在南宋时期从中国引入研末点茶，到了十五六世纪逐渐经由村田珠光到千利休，出现日本茶道的雏形，直到十七八世纪才确立了“茶禅一味”的侘茶传统。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国势逐渐颓败落后，文化随之衰微凋零，开始了龚自珍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历代饮茶文化培养出的审美品位与精神追求几乎丧失殆尽，只剩下百姓日用对茶饮的坚持。此时，虽然江南人士依旧盛赞明前雨前的龙井、碧螺春，漳泉潮汕民间浸润浓郁香涩的工夫茶，但是，主要的关注点只剩下口感喉韵，而对于精神领域的心灵提升甚少致意，不再关注茶饮仪式背后的文化艺术想象空间，更遑论历史累积的审美境界、诗情超升与灵修情怀。
二十世纪日本的崛起，使得生活在战争动乱与社会巨变大背景下的中国人，出现数典忘祖的心态，一听到“茶道”，就觉得与自身文化无关，误以为这是日本独有的文化特色，甚至认为“茶禅一味”的侘寂宗教情怀，是日本茶饮的精神境界高于中国饮茶文化的体现，以为中国从来没有性灵超升的“茶道”传统。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是晚清以来革命心态对自身历史文化“反戈一击”的副作用，以致民众意识产生历史文化的无知，造成新时代精英自我鄙视的误解。
所幸到了二十世纪末，大中华社会经济的物质环境逐渐富裕繁荣，人们对自身历史文化出现了自觉的认识与钻研，才开始了解中国饮茶文化的多元多样与多彩多姿，知道历代对茶饮审美的追求是如此缤纷妍丽，有物质层次的感官体验，也有性灵超升的精神探索，有百姓日用的品饮之道，有文人雅士的清雅茶道，也有禅修超越的寺院茶道，是多元开放的文明历程。
与日本文化自我标榜的“茶道”相比，中国茶饮文化是自由自在的品位发展，有精神性也有物质性，更重要的是，精神性超升要奠基在物质品位基础之上，并非空穴来风，在四叠半的空中楼阁中，排斥了丰富多彩的饮茶口感，一味赞叹封闭性茶道仪式的海市蜃楼。
我经常说，从饮茶到茶道，从“喝”到“品”，从日常品味愉悦到灵修精进，是因时因地因人发展的多元历程。茶饮出现精神境界的关键，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感官愉悦到精神超升的体会，绝不因为坚持精神境界的精进，就必须摒弃茶饮的物质性。每一个茶人都可以是品茶的艺术家，可以是精神持修的禅悟者，也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喝茶人，在品茶的过程中自得其乐。
茶叶成为饮品，最早是与解渴解乏的养生作用有关，所以古人饮茶的方式是很随便的。皮日休就说，唐代以前喝茶的方式与喝菜汤一样，没有明确的品赏意识。
陆羽提倡饮茶与精神境界提升的关系，对民众喝茶只是解渴解乏的态度有所针砭。他在《茶经》里说，“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庵茶。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他观察到时人喝茶的随意性，总是掺和着不同佐料，缺乏净化心灵的仪式与规矩。
陆羽主张饮茶有道，强调简约净化的饮茶方式，要建立仪式与规矩，创造属于心灵范畴的“形而上”追求。他特别关注历来饮茶人道德修养的事迹（见《茶经·七之事》），提出饮茶有助于精神境界的修持：“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这是最早提出饮茶与精神超升的文字，配合陆羽设计的二十四茶器，以及饮茶仪式的订立，甚至规定茶席的人数以三人为上，五人次之，开启了“形而上”的茶道。
北宋梅尧臣盛赞陆羽，在诗中说道：“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而民间尊崇陆羽为茶神、茶圣，奉为茶饮业的行业神，也是因为他开启饮茶有道的传统，展开了饮茶多元化的局面。
陆羽提倡简约与净化心灵的茶道，这是饮茶历史上的大事，在宗教、文学与艺术领域，产生了持久不衰的影响。我们只要看看蔡襄的《茶录》与宋徽宗的《茶论》，就可发现茶道讲求性灵自由的审美境界，已经化为上层精英的日常品位追求。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词创作，到赵原、唐寅、文徵明的绘画，都可发现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在隐逸清雅的情境中，进入心灵的自在翱翔空间。
中国饮茶之道的主流，从唐宋到明清，结合了儒家的“内圣”、道家的“心斋”与佛家的“出世”，在扰攘的红尘中，提供了心灵静修的最佳氛围，通过品啜清茗的乐趣，得到生命意义的超越感悟。文徵明的《品茶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画山居草堂，窗明几净，堂舍轩敞，画家与友人对坐品茗，环境清雅绝尘。茶舍周遭则有山林野趣，小桥流水，苍松乔木映照远山峰峦。画上的题诗是：“碧山深处绝纤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后有跋语：“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傅过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可谓诗情画意，隐逸之中酝酿高山流水的情趣，出世超脱又不失人间活泼的气息。这幅画体现了中国茶道的多元开放特性，充分显示了文人雅士追求的意境，是回归自然本性的内在超越。其中没有封闭的教规束缚，也没有强烈的道德桎梏，一切顺性自然，活活泼泼，自由自在，是道法自然的生活体悟。
这种生活情趣与生命意义体悟的结合，不僅存在于士大夫阶层的饮茶审美，也出现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周作人写中国人喝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亦断不可少。”他说的日常生活要有喝茶的闲适，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情趣。
茶之有道，不该只是正襟危坐的坐禅，而是与自然大化共流转的自在。喝茶可以有禅意，但不必坚持“茶道即禅道”，认定了喝茶就是禅修的功课，以读教科书考高考的紧张严肃姿态来喝茶，有着强烈的目的性，博取禅悟的精进。
《茶之道：自由自在中国茶》这本书，围绕中国茶史、茶事、茶境三个方面，从中国人饮茶的感官体会说起，叙述茶饮意识系统的演变，讲到茶饮生活向全球的传播。历史的演变，产生了不同形式的饮茶风尚，由斗茶、点茶，带出饮茶环境的设茗焚香，以及茶器配合茶饮风尚的演变。茶与禅修的关系，可以溯源到唐代，禅宗茶仪出现与清修的结合发展了寺院茶道，到南宋之后直接影响了日本抹茶道。
本书的面向很广，作者都是精研茶学与茶道的饱学之士，涉及中国茶由器至道的方方面面，也展示了中国饮茶之道的多元性格，是一本从品茶香到品文化、品境界的进阶之书，值得特别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