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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文阅读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跨文化的阅读语境中,也存在互文阅读现象。本文以现代隐喻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正是人类隐喻思维体系的共性使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成为可能的观点,并以三个英语诗歌文本的跨文化互文阅读为例,对此进行论证。
关键词:互文性 互文阅读 隐喻思维 跨文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译为文本间性,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生造的一个术语,它是在后结构主义文论的背景上,通过对巴赫金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观念上的“文本对话”理论的创造性的改造而产生的。从它的构词法我们便能体会到互文性指的是文本和文本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就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这一概念提出后,很多学者对它进行了阐释和引申。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使互文性研究扩展到文本关系的研究上。著名学者麦克·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将互文性发展为真正的接受理论的概念。著名文艺理论家吉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从“狭义”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五种类型”说,使“互文性”最终从语言学转变到文学领域,他提出的五种类型的跨文本关系赋予了互文性强大的文本分析功能。此后的大批西方学者们从素材分类、意识形态、心理学、社会学等层面对“互文性”进行了广泛研究。
文本之间的对话应该是互文性理论的核心思想。作者通过吸收、戏仿、引用等方式实现与他文本的照应。如吉拉尔·热奈特就认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乔伊斯的《尤里西斯》都是通过对《奥德塞》的改造而完成的。这是从作者的创作角度来分析的互文性。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分析互文性,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法国学者洛朗·坚尼在《形式的战略》一书中说,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形地阅读文本。就文本的阐释策略而言,文本意义的读解过程表现为对他文本记忆的重现。在互文阐释中,他文本总会作为理解的基础和参考从读者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为阅读活动搭台布景。阅读的语境因为记忆的无限可能而失去了边界,单一的线性阅读被互文阅读取代了。互文阅读中存在着多种可能。也许读者与作者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积淀,能比较透彻地理解文本的“文下之文”;也许读者并不具备作者创作时所具有的文本间知识,却调动记忆中所读文本能引发的联想去理解文本。
作为一名外语工作者,笔者发现在跨文化的阅读语境中,往往存在着后一种互文阅读的情况。比如中国读者在读英语文本时,并不具备英语作者创作时所具有的文本间知识,却能调动记忆中的汉语文本引发的联想去理解英语文本,从而造成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而且这样的互文阅读通常可以有效地帮助中国读者对英语文本的理解。在阅读英语文本时,为什么会激发某一汉语文本的联想,造成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呢?笔者根据现代隐喻理论,认为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类存在相同或相似的隐喻思维体系。两个或多个跨文化文本之间的联想正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种隐喻思维的反映。本文将用广泛的例证去论证隐喻与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 认知学视角下的隐喻观
传统的隐喻理论将隐喻看作是一种用于修辞话语的修辞现象。但是,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认知语言学对隐喻重新进行了思考。莱考夫和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把语言就是隐喻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使隐喻研究从此摆脱了以文学和修辞学为本的传统隐喻理论的束缚,正式纳入认知科学的新领域。莱考夫认为隐喻不是语言的表面现象,它是深层的认知机制,能组织我们的思想,形成我们的判断,使语言结构化,从而有巨大的语言生成力。认知学视角下的隐喻观认为隐喻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
在语言的最初使用过程中,人们创造并使用的第一批词汇多是具体的事物,当人类从这些具体概念之中逐渐获得了抽象思维的能力的时候,往往会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去表达抽象的概念,这就构成了人类的隐喻思维体系。在隐喻结构中,两种本似无联系的事物之所以被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人类在认知领域对它们产生了相似的联想,因而最终会利用这两种事物的交融来解释、评价和表达他们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感受和情感。
认知学视角下的隐喻观引入国内后,引起了国内学者对隐喻研究的热潮。除了介绍这一理论和探讨这一理论在汉语中的适用性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现象进行比较。他们发现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情感隐喻、空间隐喻、时间隐喻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共性。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具有共同的认知基础。当人们从相同的视角去看待一些事物时,尽管语言不同,但内在的隐喻思维体系却相同或相似,从而产生了类似的隐喻现象。
三 隐喻与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
正是由于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隐喻思维体系,才让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成为可能。我们且以三个英语诗歌文本为例来阐述这个问题。在阅读这三个英语诗歌文本时,中国读者会自觉调动记忆中相关汉语文本所引发的联想去理解英语文本。
1 莎士比亚的第24首十四行诗的互文阅读
莎士比亚的第24首十四行诗(辜正坤译)这样写道:
“我的眼睛是画家,将你/美的形象画在我的心板上,/我的躯体是画框,向画框里透视,/你会发现传神笔触来自高超的画匠,/你须要通过画师去把他的妙处观摩,/去寻找你真容的画像在何处隐藏,/那画像永远挂在我胸内的画店里,/你明亮的双眼是那画店的玻璃窗,/瞧眼睛和眼睛互相帮了多大的忙,/我的眼画下你的形象,你的眼睛/则作我胸室的明窗,太阳也乐于/穿过那窗棂去偷看、去凝视你,/然而我的眼睛还缺乏更高的才能:/能画目之所见,却难画心之所藏。”
这首表达爱情的十四行诗使用的隐喻思维是把抽象的爱情用绘画这个喻体表现出来:“我的眼睛”是“画家”;“我的心”是“画板”;“我的躯体”是“画框”;“你”是“画像”;“我的胸”是“画店”;“你的眼睛”是“画店的玻璃窗”。莎士比亚用一系列的隐喻将相爱的双方彼此想融为一体,永不分离的心情表达得很传神。
中国读者在阅读这个诗歌文本时,很容易联想到元代书法家赵孟的妻子管道升写给丈夫的一首《我侬词》: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这个中国的古词文本将抽象的爱情用雕塑这个喻体表现出来。夫妻双方就像是两个重新调和再塑的雕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表达的情感和莎士比亚的第24首十四行诗里所表达的情感如出一辙。中国读者的这种互文联想能有效地帮助他们去理解莎士比亚的第24首十四行诗。
2 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的互文阅读
18世纪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王佐良译)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爱情诗。诗中写道:
“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呵,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我的好姑娘,多么美丽的人儿!/请看我,多么深挚的爱情!/亲爱的,我永远爱你,/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亲爱的,我永远爱你,/只要我一息犹存。/珍重吧,让我们暂时别离,但我定要回来,哪怕千里万里!”
为了表达爱情的忠贞不渝,彭斯用隐喻来表达抽象的时间概念。这些隐喻很容易让中国读者联想到汉乐府民歌《饶歌》中的一首情歌《上邪》。诗中写道: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把两首诗中时间概念的隐喻做个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一朵红红的玫瑰》中表示时间概念的隐喻是“大海干涸水流尽”,“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上邪》中表示时间概念的隐喻是“江水为竭”,“山无陵”,“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虽然两个诗人处于不同的文化之中,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却有着相似的隐喻思维,都想用绝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表示这份爱情持续时间的长久。由相似的隐喻思维而引发的跨文化互文阅读,能帮助中国读者深刻体会到罗伯特·彭斯在《一朵红红的玫瑰》中表达的热烈真挚的爱情。
3 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湖心岛茵尼斯弗利》的互文阅读
《湖心岛茵尼斯弗利》(飞白译)写于1890年,是叶芝早期的抒情诗代表作:
“我就要起身走了,到茵尼斯弗利岛,/造座小茅屋在那里,枝条编墙糊上泥;/我要养上一箱蜜蜂,种上九行豆角,/独住在蜂声嗡嗡的林间草地。/那儿安宁会降临我,安宁慢慢儿滴下来,/从晨的面纱滴落到蛐蛐歌唱的地方;/那儿半夜闪着微光,中午染着紫红光彩,/而黄昏织满了红雀的翅膀。/我就要起身走了,因为从早到晚从夜到朝/我听得湖水在不断地轻轻拍岸;/不论我站在马路上还是在灰色人行道/总听见它在我心灵深处呼唤。”
这首诗歌表达了叶芝的遁世理想。茵尼斯弗利岛是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一个美丽的湖心岛。叶芝把它当作隐逸世界的隐喻,寄托了他对隐逸世界的无限向往。中国读者在读到这份向往时很容易想到魏晋南北朝时陶渊明的作品《桃花源记》。桃花源是陶渊明隐逸世界的隐喻。在《叶芝与陶渊明的隐逸世界》一文中,区与蒲度戎两位作者提出:
“叶芝的《茵尼希福利岛》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写的都是悠然自在的隐居生活,都在清新自然中蕴涵着丰富、醇美的诗情画意。它们都着重于写景状物,既在浪漫虚构,又好象在客观写实,想尽量给读者一个真实可感的美好世界。它们都追求人与自然的融洽。”
叶芝和陶渊明“两人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遥隔数万里,相距1500年”,但是在表达他们的遁世理想时所用到的隐喻思维却非常相似。这样的跨文化互文阅读能很好地帮助中国读者体会叶芝寻求世外桃源的理想。
四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虽然中国读者在阅读英语文本时并不具备英语作者创作时所具有的文本间知识,却能调动记忆中的某些汉语文本所引发的联想去理解英语文本的“文下之文”。在这种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中,汉语他文本作为理解的基础和参考从中国读者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为阅读活动搭台布景,这是来源于人类隐喻思维体系的共性,同时也体现了人类隐喻思维体系的共性。这种隐喻思维体系的共性让互文的指涉之网铺陈于各种文化之间,帮助人类实现跨文化间的交流。
注:本文系2008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从隐喻现象看中西文化异同”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YY0809。
参考文献:
[1] 蒂费纳·莎莫瓦约,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汤林:《互文性》,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3] 焦亚东:《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基本内涵及批评学意义》,《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4] Lakoff,G.&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5]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 辜正坤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7] 陈立华:《经典诗歌欣赏》,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
[8] 区、蒲度戎:《叶芝与陶渊明的隐逸世界》,《重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唐文俐,女,1973—,江西龙南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互文性 互文阅读 隐喻思维 跨文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译为文本间性,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生造的一个术语,它是在后结构主义文论的背景上,通过对巴赫金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观念上的“文本对话”理论的创造性的改造而产生的。从它的构词法我们便能体会到互文性指的是文本和文本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就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这一概念提出后,很多学者对它进行了阐释和引申。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使互文性研究扩展到文本关系的研究上。著名学者麦克·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将互文性发展为真正的接受理论的概念。著名文艺理论家吉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从“狭义”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五种类型”说,使“互文性”最终从语言学转变到文学领域,他提出的五种类型的跨文本关系赋予了互文性强大的文本分析功能。此后的大批西方学者们从素材分类、意识形态、心理学、社会学等层面对“互文性”进行了广泛研究。
文本之间的对话应该是互文性理论的核心思想。作者通过吸收、戏仿、引用等方式实现与他文本的照应。如吉拉尔·热奈特就认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乔伊斯的《尤里西斯》都是通过对《奥德塞》的改造而完成的。这是从作者的创作角度来分析的互文性。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分析互文性,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法国学者洛朗·坚尼在《形式的战略》一书中说,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形地阅读文本。就文本的阐释策略而言,文本意义的读解过程表现为对他文本记忆的重现。在互文阐释中,他文本总会作为理解的基础和参考从读者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为阅读活动搭台布景。阅读的语境因为记忆的无限可能而失去了边界,单一的线性阅读被互文阅读取代了。互文阅读中存在着多种可能。也许读者与作者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积淀,能比较透彻地理解文本的“文下之文”;也许读者并不具备作者创作时所具有的文本间知识,却调动记忆中所读文本能引发的联想去理解文本。
作为一名外语工作者,笔者发现在跨文化的阅读语境中,往往存在着后一种互文阅读的情况。比如中国读者在读英语文本时,并不具备英语作者创作时所具有的文本间知识,却能调动记忆中的汉语文本引发的联想去理解英语文本,从而造成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而且这样的互文阅读通常可以有效地帮助中国读者对英语文本的理解。在阅读英语文本时,为什么会激发某一汉语文本的联想,造成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呢?笔者根据现代隐喻理论,认为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类存在相同或相似的隐喻思维体系。两个或多个跨文化文本之间的联想正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种隐喻思维的反映。本文将用广泛的例证去论证隐喻与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 认知学视角下的隐喻观
传统的隐喻理论将隐喻看作是一种用于修辞话语的修辞现象。但是,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认知语言学对隐喻重新进行了思考。莱考夫和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把语言就是隐喻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使隐喻研究从此摆脱了以文学和修辞学为本的传统隐喻理论的束缚,正式纳入认知科学的新领域。莱考夫认为隐喻不是语言的表面现象,它是深层的认知机制,能组织我们的思想,形成我们的判断,使语言结构化,从而有巨大的语言生成力。认知学视角下的隐喻观认为隐喻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
在语言的最初使用过程中,人们创造并使用的第一批词汇多是具体的事物,当人类从这些具体概念之中逐渐获得了抽象思维的能力的时候,往往会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去表达抽象的概念,这就构成了人类的隐喻思维体系。在隐喻结构中,两种本似无联系的事物之所以被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人类在认知领域对它们产生了相似的联想,因而最终会利用这两种事物的交融来解释、评价和表达他们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感受和情感。
认知学视角下的隐喻观引入国内后,引起了国内学者对隐喻研究的热潮。除了介绍这一理论和探讨这一理论在汉语中的适用性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现象进行比较。他们发现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情感隐喻、空间隐喻、时间隐喻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共性。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具有共同的认知基础。当人们从相同的视角去看待一些事物时,尽管语言不同,但内在的隐喻思维体系却相同或相似,从而产生了类似的隐喻现象。
三 隐喻与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
正是由于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隐喻思维体系,才让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成为可能。我们且以三个英语诗歌文本为例来阐述这个问题。在阅读这三个英语诗歌文本时,中国读者会自觉调动记忆中相关汉语文本所引发的联想去理解英语文本。
1 莎士比亚的第24首十四行诗的互文阅读
莎士比亚的第24首十四行诗(辜正坤译)这样写道:
“我的眼睛是画家,将你/美的形象画在我的心板上,/我的躯体是画框,向画框里透视,/你会发现传神笔触来自高超的画匠,/你须要通过画师去把他的妙处观摩,/去寻找你真容的画像在何处隐藏,/那画像永远挂在我胸内的画店里,/你明亮的双眼是那画店的玻璃窗,/瞧眼睛和眼睛互相帮了多大的忙,/我的眼画下你的形象,你的眼睛/则作我胸室的明窗,太阳也乐于/穿过那窗棂去偷看、去凝视你,/然而我的眼睛还缺乏更高的才能:/能画目之所见,却难画心之所藏。”
这首表达爱情的十四行诗使用的隐喻思维是把抽象的爱情用绘画这个喻体表现出来:“我的眼睛”是“画家”;“我的心”是“画板”;“我的躯体”是“画框”;“你”是“画像”;“我的胸”是“画店”;“你的眼睛”是“画店的玻璃窗”。莎士比亚用一系列的隐喻将相爱的双方彼此想融为一体,永不分离的心情表达得很传神。
中国读者在阅读这个诗歌文本时,很容易联想到元代书法家赵孟的妻子管道升写给丈夫的一首《我侬词》: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这个中国的古词文本将抽象的爱情用雕塑这个喻体表现出来。夫妻双方就像是两个重新调和再塑的雕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表达的情感和莎士比亚的第24首十四行诗里所表达的情感如出一辙。中国读者的这种互文联想能有效地帮助他们去理解莎士比亚的第24首十四行诗。
2 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的互文阅读
18世纪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王佐良译)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爱情诗。诗中写道:
“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呵,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我的好姑娘,多么美丽的人儿!/请看我,多么深挚的爱情!/亲爱的,我永远爱你,/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亲爱的,我永远爱你,/只要我一息犹存。/珍重吧,让我们暂时别离,但我定要回来,哪怕千里万里!”
为了表达爱情的忠贞不渝,彭斯用隐喻来表达抽象的时间概念。这些隐喻很容易让中国读者联想到汉乐府民歌《饶歌》中的一首情歌《上邪》。诗中写道: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把两首诗中时间概念的隐喻做个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一朵红红的玫瑰》中表示时间概念的隐喻是“大海干涸水流尽”,“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上邪》中表示时间概念的隐喻是“江水为竭”,“山无陵”,“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虽然两个诗人处于不同的文化之中,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却有着相似的隐喻思维,都想用绝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表示这份爱情持续时间的长久。由相似的隐喻思维而引发的跨文化互文阅读,能帮助中国读者深刻体会到罗伯特·彭斯在《一朵红红的玫瑰》中表达的热烈真挚的爱情。
3 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湖心岛茵尼斯弗利》的互文阅读
《湖心岛茵尼斯弗利》(飞白译)写于1890年,是叶芝早期的抒情诗代表作:
“我就要起身走了,到茵尼斯弗利岛,/造座小茅屋在那里,枝条编墙糊上泥;/我要养上一箱蜜蜂,种上九行豆角,/独住在蜂声嗡嗡的林间草地。/那儿安宁会降临我,安宁慢慢儿滴下来,/从晨的面纱滴落到蛐蛐歌唱的地方;/那儿半夜闪着微光,中午染着紫红光彩,/而黄昏织满了红雀的翅膀。/我就要起身走了,因为从早到晚从夜到朝/我听得湖水在不断地轻轻拍岸;/不论我站在马路上还是在灰色人行道/总听见它在我心灵深处呼唤。”
这首诗歌表达了叶芝的遁世理想。茵尼斯弗利岛是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一个美丽的湖心岛。叶芝把它当作隐逸世界的隐喻,寄托了他对隐逸世界的无限向往。中国读者在读到这份向往时很容易想到魏晋南北朝时陶渊明的作品《桃花源记》。桃花源是陶渊明隐逸世界的隐喻。在《叶芝与陶渊明的隐逸世界》一文中,区与蒲度戎两位作者提出:
“叶芝的《茵尼希福利岛》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写的都是悠然自在的隐居生活,都在清新自然中蕴涵着丰富、醇美的诗情画意。它们都着重于写景状物,既在浪漫虚构,又好象在客观写实,想尽量给读者一个真实可感的美好世界。它们都追求人与自然的融洽。”
叶芝和陶渊明“两人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遥隔数万里,相距1500年”,但是在表达他们的遁世理想时所用到的隐喻思维却非常相似。这样的跨文化互文阅读能很好地帮助中国读者体会叶芝寻求世外桃源的理想。
四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虽然中国读者在阅读英语文本时并不具备英语作者创作时所具有的文本间知识,却能调动记忆中的某些汉语文本所引发的联想去理解英语文本的“文下之文”。在这种跨文化语境中的互文阅读中,汉语他文本作为理解的基础和参考从中国读者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为阅读活动搭台布景,这是来源于人类隐喻思维体系的共性,同时也体现了人类隐喻思维体系的共性。这种隐喻思维体系的共性让互文的指涉之网铺陈于各种文化之间,帮助人类实现跨文化间的交流。
注:本文系2008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从隐喻现象看中西文化异同”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YY0809。
参考文献:
[1] 蒂费纳·莎莫瓦约,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汤林:《互文性》,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3] 焦亚东:《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基本内涵及批评学意义》,《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4] Lakoff,G.&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5]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 辜正坤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7] 陈立华:《经典诗歌欣赏》,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
[8] 区、蒲度戎:《叶芝与陶渊明的隐逸世界》,《重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唐文俐,女,1973—,江西龙南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