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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元与朋友们出去约会时会自带帆布袋，里面装着保温杯、刀叉之类的用品。最近一次与男友Joe外出就餐，她忘记带打包盒，剩下的饭菜需要打包时，Joe赶忙跑回家去取。
“我真的需要吗？”“如果不买它，我是否可以寻找到其他替代方案？”这是余元每次购买前都会问自己的问题。过去4年，她是“零浪费”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也经营着一家自己的小店，主要售卖一些可循环、重复利用的生活用品。
在如今电商横生的环境中，消费变得更加便利与迅捷。只消在手机屏幕上轻触几下选择付款，想要购买的商品几日后便可抵达。
“当我们的社会日趋原子化，消费主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与商品建立连结的可能。这也是它盛行的原因。”西交利物浦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黄炎宁说道。
当消费变得越来越容易，一小部分人也开始反思这个趋势。他们不仅拥抱“零浪费”、“不消费”的生活方式，也对所处环境进行再思考。
“零浪费”、“不消费”，其实是方便的反义词。《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到几位这一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她们无一例外地表示，选择这种生活，“你就不会再有便捷了。”
既然如此，她们为何义无反顾？
挣扎
丁红已一年多没交过话费，上次缴费还是移民局打来电话，提醒她最好保持电话畅通。想着“移民局惹不过”，她就给手机交了一点儿钱，一直维持到现在。她没有开通移动数据，手机只接打电话，所以人们很难随时联系到她。“有事就给我留言，等到了室内有Wi-Fi的地方我会回复。”在外面实在有急事，她也会请别人开热点共享，“只是那种情况一年没几次。”
丁红遵循这种生活方式，与她所受的艺术训练有关。她小时候家里穷，父亲从工厂里拿来粉笔，教她画画。她一下子沉迷其中，把家附近的墙壁画满了画。学生时代，父母外出打工，她与失明的奶奶相依为命，画画成为重要的精神寄托，用来抵挡“小时候压抑的生活”，并萌发了以画画为业的想法。
她高中学画画，在课堂上画人体，老师要求砸碎一切世俗的条条框框，重新建构自由的创作思维。从美院毕业后的几年，她在北京结识了“天体帮”（一个崇尚裸奔的民间组织）的帮主，周末大家一起晒太阳、聊天。这一习惯她保持至今，在国外旅行遇到没人的大海时，“我肯定先去裸奔一圈。”
2002年，丁红从动画专业毕业后到了上海。那时上海的动漫产业发展远不如现在，她觉得只要能靠画画为生，在上海站稳脚跟，别无他求。
24岁时，她跳槽到盛大网络，工作之余，还签约了三家港台出版社，给小说画插画。年少时的目标貌似达成，她却发现好像跟自己想的不一样。艺术家的精神追求在身体里作祟，“你还有一些别的表达。”
有一次，她偶然在签约的网站上看到一个十五六岁女孩的作品，“她的画好有灵气。”这让丁红想起了自己失去的东西。混迹在商业市场多年，客户提出要求，她便照例完成，“总是在画别人想表达的东西”，而并非自己的。自由表达的意识长期搁浅，等到她再想去画点什么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想法了”。她觉得自己已被商业裹挟。
这件事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致命的。“一下子把我刺激到了，你发现奋战了这么长时间，最后得到的东西不是自己想要的。”梦想与现实的分野，在那个时间节点变得分外明晰。她行走于中间，挣扎着，找不到出口。“一下子跌得挺惨的，整个抑郁了。”
这段难捱的抑郁期持续了三四年。严重的时候，每天都在和想死之心对抗。后来逼到整个人快不行，也就妥协了。“想死就死，死之前把想干的事列一下。”最想去欧洲，于是停下所有工作，把自己关进语言学校学英文。
2009年，她带着一个背包，独自在欧洲行走了二十多天，去了很多地方，包括意大利的美术馆、法国的卢浮宫和王尔德墓园等。在欧洲，她会找价钱合适的家庭旅馆住。找不到的时候，她在机场睡过，也曾在梵蒂冈的广场过夜。在机场睡觉时，她认识了一个旅客，对方向她推荐了全球沙发客网站。在这个网站上，背包客们可以找到全世界范围内免费提供沙发的人，到对方家里借宿。那是她第一次得知这个概念。后来，她一发不可收拾，在之后的旅行中，喜欢使用这一方式来解决住宿问题。
旅程结束，她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想死了”，发现“其实还是有挺多事可以做的”。对物質的欲望也减了不少，“没有一屋子的物质束缚着你，你的人生自由可以达到极限。”飞机降落北京时，她不知道可以去哪里。朋友发来消息，问她要不要补上自己刚巧空缺下来的职位。她没想太多，拎着手上唯一的行李住进了北京的金山软件。
城市病
如果将人生进度比作一架快速运转的手扶梯，丁红在27岁时踏上了与周遭多数人反方向的电梯，一去不回。她后来自称这一过程为三观重建。
抑郁期间，有次搬家，扔掉了过去6年积攒的大量衣物。在上海工作的几年间，她和普通的都市女孩一样，“每个星期都要去买衣服，看到什么新鲜就买。”抑郁时“看到这堆东西，根本没办法鼓起一口气整理”。她觉得是负累。她只带走了必需的衣物和证件，连电脑也送人了，把剩余全部家当塞进一个负重15公斤的背包里，然后离开。
从欧洲回到北京后，丁红开始拒绝被商业裹挟，尝试“不消费”生活。她以工位为家，在公司吃住。如在寄宿制学校一般，周一背包进公司，周五下班后再离开。不仅省去通勤的烦扰，连住宿费也免了。“公司福利很好，不仅提供24小时热水，洗发水、沐浴露等用品都是整齐的。”白天工作时，她把背包塞在办公桌下，夜里，她就睡在会议室的长桌上。
一开始，没人知道她住在公司。后来有次醒得晚，会议室的玻璃窗外，同事们都穿戴整齐地坐在工位上，她才缓缓从“床上”爬起来。物业知道后，特意买了一张折叠床放在小会议室里，叮嘱她晚上可以睡在上面。
往后的六七年，她的生活都是如此度過，从没租房子。不上班的时候，丁红多半是同艺术家朋友们一起泡在宋庄，“那基本算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家社区。”在这帮和她玩得最好的朋友眼里，丁红是一个彻底的俗人，也是朋友圈中唯一要去城市里打卡上班的人。“这群人的想法影响我更多，”她没有了那种30岁就要结婚、买房子的压力与道德感，“这在我看来也是蛮幸运的。”丁红说道。
丁红的搬家经历，余元也有过类似版本。她最初租住在北京一栋老旧单元楼的6楼。房东着急卖房子，余元花了大概一周时间收拾全部家当。如果没有这次整理，她很少有机会审视自己的衣橱。当清理出所有东西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多衣服连标签都没拆。”
看着堆积成山的衣服，余元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习惯。“20岁出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迷茫，会随波逐流地追逐那些并非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久而久之，囤积了很多东西。也会很在乎别人看我的眼光，想要看起来很时尚，就买了很多不实际的衣服、鞋，还有化妆品。每次购物节都会网购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很冲动的消费。”
她最终没有带走衣橱里的所有物品。她把整理出来的物品分为两类：一类是每天都在用的电脑、厨具，以及常穿的衣物（每季只保留了两件）;剩下的百分之八十则归为非必需品，她把从未翻看过的书、过载的衣物与家电送给了邻居和朋友。还有一些则被她放置到楼梯过道，供大家取用。
“东西越多，烦恼越多，放不下的也就越多，反而会带给你很多焦虑，也限制了人生自由。”余元视这种困境为城市生活的惯例，“一种病态，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跳脱出来。”
搬到新家后，她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那丢掉的百分之八十而有所限制，变得自在又轻松。不过，她有时也会想，那些东西扔完后并不会消失不见，“它们还是会被当作垃圾继续存在于地球的某个地方。”虽然过往的焦虑由于物品的减少有所缓解，但偶尔冒出的购买欲望依然无处安放。她有意识地在网上检索极简、“断舍离”的生活方式，学习、参考。
一个美国家庭的垃圾实验引起余元的注意。她起初是被标题吸引——贝亚·约翰逊（Bea Johnson）一家四口全年仅产生了一玻璃罐的垃圾。看到这则新闻视频，她颇受启发，有意去观察身边物品：由塑料制成的矿泉水瓶、牙刷、牙缸，甚至还有一些包袋，这些东西买来后，使用寿命短暂。
余元开始转变生活方式，具体而又琐碎的细节渐次在生活里铺陈开来，从拒绝使用塑料袋到自备餐盒与帆布袋外食，减少塑料垃圾与浪费。她的生活逐渐出现一整套的蜕变过程，虽然难免有一些麻烦。
如果一样东西有塑料包装，余元一定不会购买。她会购买那些“纯天然的、可以自然降解和反复使用的，对我们的土壤、水资源无害的”物品。每次消费她都会考虑环境、时间和健康等成本，她的消费准则是“把钞票当作选票”，或者说，“用钱去投资你认为值得购买的商品。”
2017年，余元辞掉在外企的工作，开了一家叫作“THE BULK HOUSE”的小店，与男友Joe一起，专注于推广“零浪费”的生活方式。他们借鉴了“零浪费”运动发起人贝亚·约翰逊的“5R原则”，即从源头拒绝（Refuse）、减少需要（Reduce）、重复使用（Reuse）、回收（Recycle）、降解堆肥（Rot），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修理（Repair），形成“6R“原则。
按照这一原则生活，余元和男友很快也像贝亚·约翰逊一家那样，三个月只产生了两罐垃圾。平日里大部分垃圾都可循环再利用，咖啡渣、鸡蛋壳之类的厨余垃圾无法重复使用，两人就把它们堆肥降解，“因为是纯天然，它们可以自然地腐烂，然后又回到土地里面，滋养下一轮的植物蔬果。”
“不消费”的快乐
践行“不消费”这一生活方式很久后，丁红才了解到不消费主义的概念。
在北京工作时，她很少有机会花钱。口袋里揣着300块钱，两个月过去，发现还剩100块。“那时觉得不正常，但又说不上来究竟哪里有问题。”为此，她还挣扎过一次，周末拉着闺蜜去西单买衣服，决心不买不归。一整天下来，结果她给闺蜜买了许多衣服、裙子。她考虑到“不知道啥时候离开，要是买多了，我那个包塞不下”，只给自己添置了一条内裤。闺蜜拍着她的肩说，“别挣扎了，我觉得你回不去。”
后来，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做过一期纪录片，专门介绍欧洲的一群“不消费主义者”。看完这部片子，丁红像找到了理论依据般，豁然开朗：“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国家地理频道记录的“不消费主义”，最先兴起于欧洲与美国。许多实践者并不缺钱，他们只是想要通过反消费的形式，去反对当下过度消费的现象，以此来抵制过度消耗地球资源的现实。
与追求极致简约生活的人不同，“不消费主义的目标是收集过剩的资源，让自己活下去。他们不在乎自己的东西是不是捡来的，比如说今天外面扔了一大堆东西，尽管不一定吃得完，但会把它们全部扛回家，”丁红介绍。 这个人群中，丁红最喜欢来自德国的海德玛丽（《无钱的富有人生 福从天降的试验》一书作者），认为后者是“真正伟大的人”。海德玛丽“不用钱过生活”（living without money）的理念对丁红影响至深，帮助她撑过了人生最灰暗的时刻。“她不只创造了一个排除了货币的价值体系，而且解放了货币系统下被束缚的原本应该鲜活的意识。”丁红向《南方人物周刊》称。
海德玛丽二十多年前放弃了所有财产，只留下一只装满衣服的手提箱，开始不用钱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一直保持到她去世前。在几年前关于她的一部纪录片中，海德玛丽表示，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而独立。丁红觉得自己正在靠近“偶像”的生活，而且，一开始这样生活并不是为了环保，只能算是误打誤撞的巧合。
2016年，丁红离开北京，去新西兰修读动画。在这里，年龄赋予女性的压力完全不在，富有创造性的东西重新闪现。她的第一部独立动画获得了维塔（电影《指环王》系列、《阿凡达》视觉效果制作团队）与新西兰南方理工学院联合颁发的杰出动画奖。
除了学业，探索周围新鲜食材成为她课余的乐趣所在。地广人稀的国度为她提供了与自然接触的便利条件。初到新西兰，她花了3新西兰元买了一颗卷心菜和大葱。随后，她用了一周阅读生物学和植物学的资料，了解南半球的物种，自那之后，“没再花钱买过蔬菜。”
现在她每周的花销固定在10新西兰元左右，主要是购买一些肉、蛋类，偶尔买些调料。酒是自己酿，蔬菜、水果全部从自然获得。丁红租的房子自带小院，她在里面种满了菜。每到饭点，她直接从院子采摘新鲜蔬菜，也会分给房东一家。当地蔬菜的时令，丁红熟稔于心：“最近是收获西洋菜和豆瓣菜的季节，接下来是野豆苗。”
2011年，新西兰基督城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距丁红3公里外的一片居民区在地震中倒塌，后来全部人员撤离，那里没再住过人。废弃的震区留下两千多棵果树，各种各样。“政府画了地图，把果树的位置标好，让大家去吃。”当地居民很少有人过去，丁红却乐在其中。
遇到天气好的周末，她还会和室友一起下海捞鲍鱼。至于大米、牛奶和罐头类的食物，她经常能从公司的冰箱里“捡”到。公司每逢星期五会发邮件通知大家把私人食物带走，不带走的话就会被保洁员扔掉，“但从来没有人去收，每个星期我都会从冰箱里收一堆东西回来。动作慢一点，就得去垃圾桶里找了。”
羽琪与丁红对植物有着同样的热情。她把自己定义为“灵活的消费主义者”，“与红姐不同，我没有那么极致。”尽管如此，她也有将近两年没买过新东西了。在英国租住的小屋里，除去电子产品，剩下的物品多为二手交换所得。屋外有一大片菜园，她会在园子里种菜。对她而言，翻地就像冥想，“特别享受专注于眼前这棵植物的时刻，没有什么辛苦，如果可以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我也挺喜欢的。”
减少浪费的女性
余元推广“零浪费”的小店“THE BULK HOUSE”开在北京北锣鼓巷内。她发现，来往顾客多为中产家庭妇女，或是有过留学经历的人。“他们已经过了年轻好胜、冲动消费的生活状态，大部分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持他（她）追求有品质的生活。”
这一发现并非个案。黄炎宁生活在苏州，任职于西交利物浦大学，曾加入一个名为“零浪费”的民间组织。这个松散的组织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如扎染、手作洗涤用品等。在微信群中，大家也会经常交流自己的“零浪费”心得，“这种低浪费，也要DIY制作很多东西，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其中，最活跃的往往都是家庭主妇，“这个群体更有可能去践行。”
黄炎宁向《南方人物周刊》称，“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环保其实都是非常偏中产的一项社会运动。特别是纯素主义，是相当的中产。”黄炎宁自己也很关注环保，平时去超市采买，会自备购物袋。在英国读博期间，他有次在一家商店结账时拿出购物袋，被老板夸奖“很有环保意识”。旁边一名工薪阶层的顾客不屑地瞥了他一眼。“那眼神就好像老子饭还吃不饱，还搞什么环保。我印象特别深刻。”
“环保说到底是一个社会公正的问题。”黄炎宁认为，如何使这项工作走得更长远，“个体的改变只是个体的。重要的是，怎么能够在整个社会上立法，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去改变。”如果仅仅是批判或鄙视那些不环保的人，也会陷于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残忍。
与此同时，在主张“零浪费”“零消费”的人群中，性别也是一个很难忽视的因素。“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有时被强调为消费主体。由于男女之间赚钱能力、经济水平的差异，只有把她们塑造为消费者时，不平等才会被遮蔽起来。”黄炎宁介绍，“此外，广告也一直着力于塑造一套美好家庭、和睦关系的想象，在这种和睦关系中，女性更多是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因此，女性作为消费主体的形象不断地被媒体与舆论循环增强。”
黄炎宁的观察与让·鲍德里亚有关消费社会的讨论不谋而合。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这样写道：“女人之所以进行自我消费是因为她与自己的关系是由符号表达和维持的，那些符号构成了女性范例，而这一女性范例构成了真正的消费物品。这些范例是由大众传媒工业化生产出来并由可定向符号组成的，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些范例的实现中找到自己的个性。”
丁红、余元、羽琪对消费的反思与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对上述现状的呼应。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丁红、余元这样的一群人始终不可能变多，她们的生活方式，很难有大规模的人去践行。”黄炎宁表示。“任何的亚文化都存在着被主流文化或消费主义收编的可能，反消费主义也不例外。”在此基础上来看，这种反思并不能称作流行，她们只是一个小范围内相对极端的例子。不过，黄炎宁也承认，“减少浪费的一些人，在我看来好像是越来越多了，你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流行。”
到新西兰后，丁红一直租房住。最近，她打算从租住的房子搬到基督城内的一间青年旅舍。住在青旅的人流动性大，她可以结识许多有趣的人，而且“不太会有人用固定的价值观来洗刷你”。这一计划最终没成行。在房东的劝说下，她留在了原来租住的房子。“没什么行李占地、没垃圾，还常年提供免费蔬菜。他觉得我一走，家里的花园、厨房要乱套。”丁红告诉本刊记者。
“保险费用是我花销里真正的大头，其他的费用都是毛毛雨。”她计划等实现“财务自由”后就退休，专心创作自己的作品。尽管“现在不太用看甲方的脸色画画”，但她仍期待一个真正自由的创作环境，无关商业与利益，只遵从于自我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