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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于2012年10月11日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辞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作为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奖的消息让国人无比振奋和自豪。应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梦想，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
莫言获奖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信心，这毕竟是对作家世界性的最高承认方式，对中国作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其获奖的特殊意义还在于，他并没有去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特定形象，而是在现实条件下，书写出他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文学，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气象。
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他出身农村、当过兵，现在是作协副主席，有着官方的身份，他的获奖引起了争议，使那些充满政治无意识的“中国式的解读”失灵了，使得标榜客观性、推崇艺术自律性、遇到中国文学不自觉贴标签的西方媒体轮空了批评的靶子。相对于其作品的具体性、真实性和丰富性，面对其比较公允的文学立场，这些流俗的标签和批评都不再适用。
文学意义上的莫言
莫言获奖，可谓汉语文学凭借自身的艺术水准和文化承载力获得世界承认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把世界目光引向中国作家，成就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进行密切交流的契机。
就文学性而言，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其创作的独特性和话语表达方式。只要认真读过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十三步》、《蛙》等小说，就不能否认，莫言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绝非表面肤浅的“迎合现实”，而是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现实和历史中最隐秘的真实，并且用各种富于魔力的叙述方式表现出来，进而迸发出巨大的生命话语能量。
莫言是躁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的宣泄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是一次生命力的昂扬勃发。在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窒息下，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喷薄，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燃，才能让中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还是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从《檀香刑》、《四十一炮》，再到《生死疲劳》、《蛙》，莫言以强劲的想象力与磅礴的魔幻笔触，书写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张扬了民族心灵的生命欢歌。
在遗嘱中， 诺贝尔希望把奖金“授予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莫言的“理想倾向”是以魔幻的书写方式显现的，经由莫言的特异文字，可以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的小说像热闹的农村喜筵，夹杂着中国悠久的叙事传统和技艺。他的小说里，汉语言所负载的巨量的信息和情感交流，显现了当代白话文惊人的包容能力、吸收能力、夸张变形能力，以及戏仿或“恶搞”能力。这种史诗性的综合包含着巨大的话语张力，再现或者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内在令人震撼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他以地方性的中国式叙事，对当代中国经验做了有力的表达；他的汉语白话文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
莫言的语言并非“狂欢化”，而是带着悲伤的从土地中蹦出的泥土腐味。莫言也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停留在“伤痕文学”上，而是在超越中升华为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他以其有意味的文学形式，既凸显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味，也扬弃了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民间性”中本质的欢乐精神。莫言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非常强，在他的作品中会看到纷繁的色彩，有时候会感觉“土得掉渣”，但由此显示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他的叙述技巧又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从而是一个奇妙的结合。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
当然，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之巅；正如无人获奖，也不必然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园林里无一席之地。文学意义上的莫言，引发人们重新关注文学，思考什么是“作家”。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知名汉学家马悦然一再所讲，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文学。莫言获奖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其他，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莫言的文学成就建立在他卓越的文学语言、结构和表现能力，以及他的丰沛人性关怀上。莫言的文学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魅力。
作为文化符号的莫言
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很多人的眼里，莫言得奖被视为一个超出文学意义的“文化事件”，把世界眼光引向了不可小觑的中国文学，表征着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可，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化符号”。的确，莫言获奖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是隔绝、封闭的，正在融入世界文学。如何借助这个文化符号的力量，通过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全方位关注，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加快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进程，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同，而不是急于把它“产业化”，成为当下必须思考的事情。
莫言获奖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有关。但若以此证明中国文学的崛起，则仍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仍没有摆脱“被看”的心理，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离文学强国之梦还很远，向世界文学学习和开放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旋律。莫言获奖，会让中国作家和文学更有自信与世界对话。因为莫言是一个范例，他吸收了世界文学广泛丰富的经验，同时又结合山东高密的地方文化特色，为汉语文学创造了一种非常丰富的、富有张力的艺术品质，对世界文学亦是一种可贵的贡献。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同时又闪耀着普适性的现代主义精神。他把典雅的古典气息与奇异的现代主义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文坛上特异的“莫言风格”，成为现代汉语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
通过“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一个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这样的文学地理世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他的作品充斥着对农民悲天悯人的情怀。莫言亦爱亦恨的是农村，他看起来像个农民，骨子里更是一个农民。莫言获奖，不单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也是一个沉默者群体的胜利。在他的小说中，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场景的揭示。 对文化自觉的反思
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我们对此应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毕竟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了解逐步深入、真实，对莫言作品的认可，就显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之前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然而，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或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尽管莫言的作品有特色和很成功，但就作品境界的开创、世界观的拓展方面，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尚有不少的距离。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高塔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莫言通过展示“吃”、“性”等本能欲望，张扬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激情，建构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和外国报刊上报道的中国不太一样，给人许多陌生的东西，会让人看到中国成长进程中的复杂性。莫言不是一味写中国美好的一面，他的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莫言以其作品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惯常认知视阈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已被世界所接受。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换言之，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正如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学要关心、关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莫言的得奖，反倒愈加显现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境界的粗俗、奇观的渲染、内容的空洞、价值观的混乱、缺乏诗意和人性的高度，作家缺乏担当意识和反思能力，文体缺乏魅力，文字缺乏美感，导致文学难以走入读者的内心。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要追求价值高尚、精神高贵，而不是低俗和自我人格矮化。
可以说，中国得奖是一种必然，但作为20世纪80年代一批优秀作家中的一员的莫言获奖，却是偶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不仅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会有第二人、第三人，就连其他奖项也是可能的。平和低调才是自信。莫言的获奖，部分地缓解了中国当代作家急切获得世界认可的内心焦虑，为中国当代文坛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增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使我们更了解了国际主流社会，看到了尊重文学本身的规律才是根本，文学得奖是以文学本身的力量来说话的。而回到文化自觉，就是要高扬文学的尊严，文学、文化自身就是目的，可以全世界共享，而不是博弈竞争的工具。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责编/张潇爽 美编/李祥峰
莫言获奖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信心，这毕竟是对作家世界性的最高承认方式，对中国作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其获奖的特殊意义还在于，他并没有去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特定形象，而是在现实条件下，书写出他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文学，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气象。
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他出身农村、当过兵，现在是作协副主席，有着官方的身份，他的获奖引起了争议，使那些充满政治无意识的“中国式的解读”失灵了，使得标榜客观性、推崇艺术自律性、遇到中国文学不自觉贴标签的西方媒体轮空了批评的靶子。相对于其作品的具体性、真实性和丰富性，面对其比较公允的文学立场，这些流俗的标签和批评都不再适用。
文学意义上的莫言
莫言获奖，可谓汉语文学凭借自身的艺术水准和文化承载力获得世界承认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把世界目光引向中国作家，成就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进行密切交流的契机。
就文学性而言，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其创作的独特性和话语表达方式。只要认真读过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十三步》、《蛙》等小说，就不能否认，莫言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绝非表面肤浅的“迎合现实”，而是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现实和历史中最隐秘的真实，并且用各种富于魔力的叙述方式表现出来，进而迸发出巨大的生命话语能量。
莫言是躁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的宣泄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是一次生命力的昂扬勃发。在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窒息下，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喷薄，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燃，才能让中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还是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从《檀香刑》、《四十一炮》，再到《生死疲劳》、《蛙》，莫言以强劲的想象力与磅礴的魔幻笔触，书写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张扬了民族心灵的生命欢歌。
在遗嘱中， 诺贝尔希望把奖金“授予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莫言的“理想倾向”是以魔幻的书写方式显现的，经由莫言的特异文字，可以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的小说像热闹的农村喜筵，夹杂着中国悠久的叙事传统和技艺。他的小说里，汉语言所负载的巨量的信息和情感交流，显现了当代白话文惊人的包容能力、吸收能力、夸张变形能力，以及戏仿或“恶搞”能力。这种史诗性的综合包含着巨大的话语张力，再现或者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内在令人震撼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他以地方性的中国式叙事，对当代中国经验做了有力的表达；他的汉语白话文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
莫言的语言并非“狂欢化”，而是带着悲伤的从土地中蹦出的泥土腐味。莫言也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停留在“伤痕文学”上，而是在超越中升华为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他以其有意味的文学形式，既凸显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味，也扬弃了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民间性”中本质的欢乐精神。莫言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非常强，在他的作品中会看到纷繁的色彩，有时候会感觉“土得掉渣”，但由此显示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他的叙述技巧又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从而是一个奇妙的结合。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
当然，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之巅；正如无人获奖，也不必然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园林里无一席之地。文学意义上的莫言，引发人们重新关注文学，思考什么是“作家”。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知名汉学家马悦然一再所讲，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文学。莫言获奖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其他，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莫言的文学成就建立在他卓越的文学语言、结构和表现能力，以及他的丰沛人性关怀上。莫言的文学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魅力。
作为文化符号的莫言
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很多人的眼里，莫言得奖被视为一个超出文学意义的“文化事件”，把世界眼光引向了不可小觑的中国文学，表征着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可，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化符号”。的确，莫言获奖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是隔绝、封闭的，正在融入世界文学。如何借助这个文化符号的力量，通过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全方位关注，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加快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进程，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同，而不是急于把它“产业化”，成为当下必须思考的事情。
莫言获奖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有关。但若以此证明中国文学的崛起，则仍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仍没有摆脱“被看”的心理，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离文学强国之梦还很远，向世界文学学习和开放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旋律。莫言获奖，会让中国作家和文学更有自信与世界对话。因为莫言是一个范例，他吸收了世界文学广泛丰富的经验，同时又结合山东高密的地方文化特色，为汉语文学创造了一种非常丰富的、富有张力的艺术品质，对世界文学亦是一种可贵的贡献。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同时又闪耀着普适性的现代主义精神。他把典雅的古典气息与奇异的现代主义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文坛上特异的“莫言风格”，成为现代汉语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
通过“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一个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这样的文学地理世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他的作品充斥着对农民悲天悯人的情怀。莫言亦爱亦恨的是农村，他看起来像个农民，骨子里更是一个农民。莫言获奖，不单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也是一个沉默者群体的胜利。在他的小说中，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场景的揭示。 对文化自觉的反思
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我们对此应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毕竟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了解逐步深入、真实，对莫言作品的认可，就显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之前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然而，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或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尽管莫言的作品有特色和很成功，但就作品境界的开创、世界观的拓展方面，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尚有不少的距离。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高塔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莫言通过展示“吃”、“性”等本能欲望，张扬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激情，建构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和外国报刊上报道的中国不太一样，给人许多陌生的东西，会让人看到中国成长进程中的复杂性。莫言不是一味写中国美好的一面，他的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莫言以其作品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惯常认知视阈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已被世界所接受。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换言之，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正如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学要关心、关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莫言的得奖，反倒愈加显现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境界的粗俗、奇观的渲染、内容的空洞、价值观的混乱、缺乏诗意和人性的高度，作家缺乏担当意识和反思能力，文体缺乏魅力，文字缺乏美感，导致文学难以走入读者的内心。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要追求价值高尚、精神高贵，而不是低俗和自我人格矮化。
可以说，中国得奖是一种必然，但作为20世纪80年代一批优秀作家中的一员的莫言获奖，却是偶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不仅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会有第二人、第三人，就连其他奖项也是可能的。平和低调才是自信。莫言的获奖，部分地缓解了中国当代作家急切获得世界认可的内心焦虑，为中国当代文坛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增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使我们更了解了国际主流社会，看到了尊重文学本身的规律才是根本，文学得奖是以文学本身的力量来说话的。而回到文化自觉，就是要高扬文学的尊严，文学、文化自身就是目的，可以全世界共享，而不是博弈竞争的工具。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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