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1月9日17时38分，雷洁琼在北京溘然长逝，走完了她106载的传奇人生。她是一位见证了中国百年巨变的老人，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以及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民主斗士，她创建了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亲历“下关惨案”，和毛泽东一起商谈建国大业，出席开国大典；作为国家领导人，她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却始终轻车简从，从无骄奢之气，告诫后辈要自食其力。
相对于众多耀眼的头衔，她却最喜欢别人称自己为“教书匠”。晚年时，她曾如此袒露心声：“说到底，我只是一个老教师。在所有的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我虽然做过一些社会工作，但我—直没有离开过教师岗位。”
1924年，19岁的雷洁琼赴美读书。她并未遵从父亲的意愿学习法律或者医学，而是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社会学。她的学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雷洁琼之所以学习这个专业，是因为“她学东西就是要学以致用”。
7年后，26岁的雷洁琼学成回国，在燕京大学执教社会学课程，就此站上讲台。而这一站，就是近80年。她在燕京大学教授儿童福利、妇女与社会、社会服务工作等课程，走上了将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
为了让学生体会到实地调查的重要性，这位家境殷实的富家小姐经常带领燕京大学学生到北平的天桥贫民窟、育婴堂甚至是妓院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社会底层生活状况，还常带学生去香山慈幼院实习，到河北定县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参加清河实验。
1935年，日军入侵华北地区在策动华北各省实行“自治”，而国民党政府仍奉行不抵抗政策。12月9目，中国共产党在北平领导了由数千名大中学生参加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雷洁琼走出书斋，成为“—二·九”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女教授”。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战与和的选择中较量。1945年12月，雷洁琼和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希望促进国内和平。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即被大批国民党特务拥于候车室和西餐厅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人当场被打成重伤，震惊中外。41岁的雷洁琼作为请愿团中最年轻的代表，被赞誉为“民主斗士”。
]949年1月中旬，雷洁琼和丈夫严景耀受马叙伦的委托，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听在地，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她认为自己“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随后，她作为民进的代表参与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站在天安门城楼见证了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
1966年，“文革”爆发，她与丈夫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至1972年，她被周恩来亲自点名回京，被安排进北大国际政治系。此时，她已67岁。但她在学术道路上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1979年，在雷洁琼的倡议下，北大恢复了社会学系，她出任教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她依然抽出时间带研究生，还会逐字逐句认真批阅学生的论文。
熟识她的人总是提起她讲课时的“大嗓门”。她年过七旬时给本科生开大课，在没有扩音器的情况下，每一排学生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对此这样理解：“她胸怀坦荡，宽宏大度，一切言行都坦荡无遗。她说，我不会小声说话。实际上是说，她没有不可公开讲的一己之私的话。”
雷洁琼毕生关注教育问题。她曾说：“中国有12亿人口，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一种社会负担还是社会力量，取决于国民教育的质量与普及程度。”她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等国家重大法律的制定，并多次到各地检查与监督法律落实情况。
89岁时，雷洁琼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拖欠教师工资的采访报道，她为此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指出：“教育发展的希望在教师，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稳定教师队伍。”
2003年7月，年近百岁的雷洁琼谈及中国教育问题时曾如是说：“现在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但唯有人的素质不能引进。要想提高人的素质，唯有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世纪老人穿越了20世纪的风风雨雨，但直至离世，她也并未留下任何学术传记，而她纵越百年的无数珍贵记忆也而今随她远去。王思斌教授回忆：“我说过几次(想为她写学术传记)，还给了提纲，每一次她也不说什么，笑一笑，没有回复，不置可否。”
作为民主斗士，她创建了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亲历“下关惨案”，和毛泽东一起商谈建国大业，出席开国大典；作为国家领导人，她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却始终轻车简从，从无骄奢之气，告诫后辈要自食其力。
相对于众多耀眼的头衔，她却最喜欢别人称自己为“教书匠”。晚年时，她曾如此袒露心声：“说到底，我只是一个老教师。在所有的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我虽然做过一些社会工作，但我—直没有离开过教师岗位。”
1924年，19岁的雷洁琼赴美读书。她并未遵从父亲的意愿学习法律或者医学，而是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社会学。她的学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雷洁琼之所以学习这个专业，是因为“她学东西就是要学以致用”。
7年后，26岁的雷洁琼学成回国，在燕京大学执教社会学课程，就此站上讲台。而这一站，就是近80年。她在燕京大学教授儿童福利、妇女与社会、社会服务工作等课程，走上了将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
为了让学生体会到实地调查的重要性，这位家境殷实的富家小姐经常带领燕京大学学生到北平的天桥贫民窟、育婴堂甚至是妓院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社会底层生活状况，还常带学生去香山慈幼院实习，到河北定县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参加清河实验。
1935年，日军入侵华北地区在策动华北各省实行“自治”，而国民党政府仍奉行不抵抗政策。12月9目，中国共产党在北平领导了由数千名大中学生参加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雷洁琼走出书斋，成为“—二·九”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女教授”。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战与和的选择中较量。1945年12月，雷洁琼和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希望促进国内和平。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即被大批国民党特务拥于候车室和西餐厅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人当场被打成重伤，震惊中外。41岁的雷洁琼作为请愿团中最年轻的代表，被赞誉为“民主斗士”。
]949年1月中旬，雷洁琼和丈夫严景耀受马叙伦的委托，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听在地，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她认为自己“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随后，她作为民进的代表参与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站在天安门城楼见证了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
1966年，“文革”爆发，她与丈夫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至1972年，她被周恩来亲自点名回京，被安排进北大国际政治系。此时，她已67岁。但她在学术道路上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1979年，在雷洁琼的倡议下，北大恢复了社会学系，她出任教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她依然抽出时间带研究生，还会逐字逐句认真批阅学生的论文。
熟识她的人总是提起她讲课时的“大嗓门”。她年过七旬时给本科生开大课，在没有扩音器的情况下，每一排学生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对此这样理解：“她胸怀坦荡，宽宏大度，一切言行都坦荡无遗。她说，我不会小声说话。实际上是说，她没有不可公开讲的一己之私的话。”
雷洁琼毕生关注教育问题。她曾说：“中国有12亿人口，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一种社会负担还是社会力量，取决于国民教育的质量与普及程度。”她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等国家重大法律的制定，并多次到各地检查与监督法律落实情况。
89岁时，雷洁琼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拖欠教师工资的采访报道，她为此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指出：“教育发展的希望在教师，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稳定教师队伍。”
2003年7月，年近百岁的雷洁琼谈及中国教育问题时曾如是说：“现在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但唯有人的素质不能引进。要想提高人的素质，唯有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世纪老人穿越了20世纪的风风雨雨，但直至离世，她也并未留下任何学术传记，而她纵越百年的无数珍贵记忆也而今随她远去。王思斌教授回忆：“我说过几次(想为她写学术传记)，还给了提纲，每一次她也不说什么，笑一笑，没有回复，不置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