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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天，伊莎白教授将她和夫君柯鲁克撰写的《十里店》中文版一、二册寄给了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总理收到书后，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给伊莎白教授回了信，对她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中国政府非常关心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外国人，反映中国普通的农民情况。温家宝总理能在百忙之中给我回信，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的务实精神。我非常受感动。”
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投入到新中国的解放事业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内，多少次看见伊莎白教授，多少回敬佩她——一位慈祥的外国专家教授，想起了她与2000年去世的夫君柯鲁克教授与中国同甘共苦，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奉献出了他们的一生。
伊莎白1915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父亲是华西大学教务长，母亲在当地开办了一所幼儿园。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有一半光阴在中国度过。成年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心理学，1938年获硕士学位，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她站在人类学的高度上探讨中国人的问题，并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
伊莎白的丈夫柯鲁克的生活历程更是不例外。柯鲁克19岁时吻别英国家人去了美国。他在学校受到了觉悟较高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的帮助和启发，参加了美国共青团组织。这是那个时代一切有正义感又纯正无私的进步知识青年的必由之路。大学毕业后，他返回英国，在革命活动中参加了英国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佛朗哥发动了法西斯叛乱，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竞相呼应，引起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无比愤慨。柯鲁克以实际行动于1937年积极参加了保卫马德里的国际纵队英国营，开赴西班牙前线。
这期间，他读到了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书中报道的5次反围剿、伟大的长征、革命根据地延安和那里的生活气息，中国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那时，在他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有着共同之处。他也要到中国去实地采访，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情况报道给世界人民。
1938年柯鲁克被共产党第三国际派到中国，从事反托派地下斗争。任务完成后他留在了上海，在圣约翰大学任教，后转移到成都金陵大学。在那里认识了伊莎白。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尤其是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后，在学校里教书的他再也忍不住了，决定和伊莎白回英国并加入反法西斯的斗争。
二战烟消云散，但中国的解放战争却正打得如火如荼。他们二位决定回到中国实地采访。到上海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到解放区蹲点，深入实际和群众，考察了当时热火朝天的土改运动。
给中国政府总理寄《十里店》中文版一、二册
柯鲁克夫妇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名义上是记者，实际上是以马列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生活上，解放区要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说，给他们每人配备一匹马，便于行动。可是他们都拒绝了。他们在生活上从不计较，和当地的人一样，在村民家中睡土炕、吃小米饭。他们表示：“你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十里店位于晋冀鲁豫四省的会合处，1947年全村人口1500人，耕地面积约4000亩。在那里，他们不分昼夜地参加大大小小的村民集会。每个场合，他们都边看，边听，边参加讨论，边记，要把西方不知道的或是很想知道的中国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运动报道出去。
“土改复查，就是查上次分土地遗留下来的问题。可是，当时，大家有点冲动，在抗战中那些有阶级觉悟、敢于同侵略者作斗争、带头推翻旧体制的贫农和雇农们就能多分到一点，涉嫌汉奸、不抵抗分子就少分一点。应该说是耕者有其田，但他们分得地主一点土地都没有了，农民成了‘新中农’。结果，使原来那些人有地而这些人没有地，变成了现在这些人有地而那些人没有地了。多分到土地的人，因为他们不是地主，你不能强迫他们把土地交出来吧，你还得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他们收集计划撰写《十里店》的书稿也已大功告成，并准备打道回国。恰在此时，解放区领导人找到他们说：“中国革命斗争胜利之后，外语仍然是一种斗争工具。你们留下来教授我们外语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帮助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他们慨然允诺在南海山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
《十里店》英文版分上下两部：《革命》与《群众运动》分别于1959年和1979年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出版，1980年《群众运动》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发行。薄一波看了该书后说：“他们以流畅的文笔，为我们一个有代表性的村庄的群众运动作了真实的记录，我们自己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他们替我们做了。”
伊莎白和夫君柯鲁克撰写的书先后在国外出版发行，但遗憾的是，一般的中国人看不到，更不用说农民了。经伊莎白的不懈努力，她将内容更加详细的另一本《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翻译成中文，分一、二册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终于于2007年6月出版。
伊莎白教授始终关心着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而她也注意到，中国政府领导人非常关心其国家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今后几年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对此，伊莎白认为，1948年搞土改的经验很值得发扬和借鉴，因此就想，待书一出来，她就首先给温家宝总理寄去。
温家宝总理收到书后，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给伊莎白回了一封亲笔信，对伊莎白和柯鲁克夫妇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现在，中国政府非常关心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外国人，反映中国普通的农民情况，温家宝总理能在百忙之中给我回信，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的务实精神。我非常受感动。”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一)追述了20世纪30-4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二）则详细记载了十里店的土改复查工作。该书追述的虽然只是一个阶段，但它是以土改复查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农民参与时政，仅从这一点来讲，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这是60年前的事了，但许多事情与今天我们提到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政策，仍然有着相同之处。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农村开展调查至今从未间断
生在四川长在四川的伊莎白，很早就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发生了兴趣，并经常下到农村作社会调查。1940年，受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委派，她来到重庆璧山县兴隆乡（现为大兴镇），挨家挨户走访1497户人家，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她说：“这次社会调查，是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关于帮助在当地成立盐业合作社、从事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个项目。盐业合作社成立之初，我们还从重庆北碚请来了两名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指导员协助工作。但不久，问题就出现了，指导员在场时合作社采取社员民主选举。指导员走后，社员们又重选领导，结果当选社长的，竟是当地盐霸，是当地最大的鸦片贩子；入股合作社的农民多是佃户，股金几乎是地主的。最后，合作社只好解散了。”
紧张教学的同时，伊莎白教授仍然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其中对璧山县大兴镇那里的农民始终不能忘怀，至今回访10余次，并与好友——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一起设立“伊柯专项基金”，用于资助大兴镇的贫困学生，已帮助10多名贫困孩子。“去年有3个孩子考上大学啦！”伊莎白欣喜地说。
1959年和1960年，柯鲁克夫妇两次回访十里店，并将采访见闻写成《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一书，于1966年在英国出版。1985年2月，夫妇俩第三次回访十里店考察，将当地的缺水情况向河北省和邯郸地区人民政府反映，使村里有了一眼深水井。
1964年，中国农村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热潮，伊莎白先后去大寨考察了两次。她发现，在学大寨的过程中，有的地方学得好，有的地方学得不好。以璧山县大兴镇为例，当地干部群众起先还能因地制宜地学习大寨的成功经验，但是后来地方政府追求形式，生搬硬套，浪费了许多农村劳动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要求农民垒坝必须将石头凿成正方，以求美观，是教条主义的学法。
伊莎白现在还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顾问。现在工合的活动开展得怎么样了，活动的经费呢？她以她的微薄之力推动工合组织的发展。一有机会她就向社会呼吁。2007年春节前夕，在温家宝总理会见在华工作的外国老专家时，她还向温总理谈起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哩。
谈起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伊莎白今天仍然有扯不断的情：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由当时在中国的进步人士发起组织，目的是争取国外善款，以推动中国战时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一条路子，但是，办着办着，就变成“二国营”了，1952年中断了。1987年恢复。
当问到“文革”期间她也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时，她说：“社会学、人类学是一种科学，真正的科学是要用检验来证实的。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变革都基本上发生在中国。所以，我想，要搞人类问题调查研究，中国才有代表性。
“从我们当年所做的这项调查研究至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社会继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经历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然后是邓小平时代，一直到现在。”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么多年来，伊莎白亲身体会到了，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说，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时，我们还以为是他很谦虚，因为他是一位诗人，这只不过是他作诗写文章的辞令。而现在，实践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尽管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更复杂的斗争仍在前面。”
柯鲁克夫妇有3个儿子：长子柯鲁，现在在北京专门经营进口葡萄酒。次子柯马凯是北京京西学校董事，2004年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奖章。小儿子柯鸿岗，是英国广播电台（BBC）资深节目制作人。至今他们持的虽是英国国籍，但与父母一样，他们都有一颗热爱中国的心。
步入桑榆之年的伊莎白教授还在整天忙碌着。她一直注意收集大兴镇农村发展的历史资料，整理成一部40万字的书，使西方人真实了解中国的土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