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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我有幸参与并一直干到现在，算是一种缘分，也是我的一种福分。
我从小就喜爱历史，特别是中学时期，除了课堂上苦学历史之外，课外还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期，湖南慈利县委宣传部成立专业文学创作组时，将我从文化馆调到文化局担任组长。我去后不久就连续发表了几篇较有影响的、史料性很强的纪实文章，如《南北大侠晚年隐居之谜》《晚清抗法保台名将孙开华传奇》等，一下子引起了领导的注意。
当时我所在的慈利县组建政协，急需一名从事文史编辑工作的人才。时任政协主席汪春初于是拿着我的作品上门找我谈话，说我适合从事文史工作，希望我能加入政协，并征求我的意见。我略加权衡之后，毅然点了头。就这样，第三天，我就进了人民政协。哪知这一头钻入史海就是20多个年头，成了慈利县，也是大部分县级政协的同龄人和见证人。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虽吃了不少苦头，放弃了进行文艺创作的夙愿，许多拟写的小说题材也不得不束之高阁，但更多的是尝到了甜头。由于收集、整理的绝大部分文史资料是近百年来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而当事人多是即将作古的老人，其中还有不少是民国的活字典，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人生故事也是政协文库中的宝贵财富。能与他们交朋友，将濒于丢失的“三亲”史料抢救过来，也是一种幸事和乐事。
有个统战对象名叫刘俊德，原是湖南大学高材生，曾担任国民党中统特务组长，后来成为慈利县政协第一届委员。我知道他是个深知国民党内幕的关键人物：一是他因为特殊工作的关系，结识了不少国民党要员;二是他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坐过牢，一同拍过电影，同一天被特赦，还一同上过《红旗》杂志（《从罪犯到新人》就是写的他和溥仪）;三是他与蒋经国是同学，和国民党特工沈醉是朋友，交情颇深;四是他的父亲刘质中先是“湘西王”陈渠珍的秘书，后为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的保健医生，刘俊德因为父亲的关系，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比如沈从文、徐悲鸿等人;五是他与南北大侠杜心五（曾担任孙中山、宋教仁保镖）是老乡，且过从甚密。因此，我对他十分感兴趣。决定前去拜访。
刘俊德家住离县城150华里的江垭古镇。我第一次登门，他避而不谈。虽吃了闭门羹，但我并不灰心，决定再次造访。第二次去之前，我揣摩了他的心理，了解了他的喜好。从他人口中得知，他喜爱旧体诗词，尤其是唐诗，于是我一进门先与他谈诗论赋，吟诗作对，聊得他乐呵呵的。他一时似乎忘了一切，把我当成了诗友。当我第三次去时，他就毫无顾忌地同我谈起了往事。这一谈就像开闸的库水，一泻而不可收，整整谈了两天两夜。说到动情处，他竟手舞足蹈起来。离别时，他抓住我的手老泪纵横：“小周，你可要常来呀，莫让我老寂寞啊！”
我一回到家中，就迫不及待地整理文稿，一连整理了《我的特务生涯》《我与宣统皇帝的交往》《皇帝向我吐隐私》《我与蒋经国、江国栋、沈醉的交情》《南北大侠杜心五轶事》等20多篇文稿。
打印后，我又专程送给他过目。他阅罢，连说：“写得好，出版后可要给我送一本刊物。”这次他又提供了几篇他亲闻的史料。他一再表示：“我知道的史料决不带入土中，只要你不嫌烦，我可以来个叫花子过河——连袋子空。”
就这样，仅他一个人，就为政协文史贡献了32篇珍贵的“三亲”史料，全部被县、市和省以上文史报刊采用，在社会上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其中有几篇传到中国台湾和国外文史研究工作者的手中，同样得到了好评。
抢救“三亲”史料贵在及时。我早就听说慈利县还有几个重要文史人物，其中一个是贺龙的把兄弟黄星村，可惜他年老卧床不起。我闻讯后，立即步行80多华里山路，不辞翻山越涧之苦来到他家，先是看望他的病情，然后与他谈起贺龙。果然，我顺利地从他口中得知了不少关于贺龙的传奇故事，之后据此写出了《贺龙与徐小桐的交情》《贺龙与武道长的交往》《贺龙独闯虎穴陈黑匪巢》等许多珍贵的史料，生动地记录了这位元帅非凡的智谋和不同寻常的胆识。没想到，就在我回家的第三天，他就辞世了。
20多年中，我走访各界“三亲”知情者达360余人，为政协收集文史资料1000多万字，已编辑出版内刊《慈利文史》11期和4个专辑，计480万字。在此过程中，我本人也受益匪浅，整理的文史稿件在《湖南文史》（《文史博览》前身）、《文史博览》《档案时空》《纵横》《文史春秋》等全国数十家文史期刊发表达1260余篇，并先后加人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成为文史研究员。
1996年，我在湖南省政协文史先进工作者会上发言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为文史做贡献，政协让我成专家。”我个人公开出版了61部专著，其中文史内容占60%以上，如《南北大侠杜心五传奇》《孙九大人坐臺湾》《镇海龙》《慈利红军》《慈利走出的杰出人物》《五雷探胜》《慈利土家族》等。
退休后，我继续坚持收集、编写文史资料，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2019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我常想正是人民政协给了我施展专长的舞台。我已经年满82岁，仍笔耕不辍，近年又出两部专著，一部是《道教圣地五雷仙山》，一部是《献给祖国的歌》。
曾有人取笑我：“你到政协得了不少，也失了不少，不悔吗？”我说：“我酷爱文史，无怨无悔。”
（责任编辑：叶筱）
我从小就喜爱历史，特别是中学时期，除了课堂上苦学历史之外，课外还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期，湖南慈利县委宣传部成立专业文学创作组时，将我从文化馆调到文化局担任组长。我去后不久就连续发表了几篇较有影响的、史料性很强的纪实文章，如《南北大侠晚年隐居之谜》《晚清抗法保台名将孙开华传奇》等，一下子引起了领导的注意。
当时我所在的慈利县组建政协，急需一名从事文史编辑工作的人才。时任政协主席汪春初于是拿着我的作品上门找我谈话，说我适合从事文史工作，希望我能加入政协，并征求我的意见。我略加权衡之后，毅然点了头。就这样，第三天，我就进了人民政协。哪知这一头钻入史海就是20多个年头，成了慈利县，也是大部分县级政协的同龄人和见证人。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虽吃了不少苦头，放弃了进行文艺创作的夙愿，许多拟写的小说题材也不得不束之高阁，但更多的是尝到了甜头。由于收集、整理的绝大部分文史资料是近百年来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而当事人多是即将作古的老人，其中还有不少是民国的活字典，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人生故事也是政协文库中的宝贵财富。能与他们交朋友，将濒于丢失的“三亲”史料抢救过来，也是一种幸事和乐事。
有个统战对象名叫刘俊德，原是湖南大学高材生，曾担任国民党中统特务组长，后来成为慈利县政协第一届委员。我知道他是个深知国民党内幕的关键人物：一是他因为特殊工作的关系，结识了不少国民党要员;二是他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坐过牢，一同拍过电影，同一天被特赦，还一同上过《红旗》杂志（《从罪犯到新人》就是写的他和溥仪）;三是他与蒋经国是同学，和国民党特工沈醉是朋友，交情颇深;四是他的父亲刘质中先是“湘西王”陈渠珍的秘书，后为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的保健医生，刘俊德因为父亲的关系，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比如沈从文、徐悲鸿等人;五是他与南北大侠杜心五（曾担任孙中山、宋教仁保镖）是老乡，且过从甚密。因此，我对他十分感兴趣。决定前去拜访。
刘俊德家住离县城150华里的江垭古镇。我第一次登门，他避而不谈。虽吃了闭门羹，但我并不灰心，决定再次造访。第二次去之前，我揣摩了他的心理，了解了他的喜好。从他人口中得知，他喜爱旧体诗词，尤其是唐诗，于是我一进门先与他谈诗论赋，吟诗作对，聊得他乐呵呵的。他一时似乎忘了一切，把我当成了诗友。当我第三次去时，他就毫无顾忌地同我谈起了往事。这一谈就像开闸的库水，一泻而不可收，整整谈了两天两夜。说到动情处，他竟手舞足蹈起来。离别时，他抓住我的手老泪纵横：“小周，你可要常来呀，莫让我老寂寞啊！”
我一回到家中，就迫不及待地整理文稿，一连整理了《我的特务生涯》《我与宣统皇帝的交往》《皇帝向我吐隐私》《我与蒋经国、江国栋、沈醉的交情》《南北大侠杜心五轶事》等20多篇文稿。
打印后，我又专程送给他过目。他阅罢，连说：“写得好，出版后可要给我送一本刊物。”这次他又提供了几篇他亲闻的史料。他一再表示：“我知道的史料决不带入土中，只要你不嫌烦，我可以来个叫花子过河——连袋子空。”
就这样，仅他一个人，就为政协文史贡献了32篇珍贵的“三亲”史料，全部被县、市和省以上文史报刊采用，在社会上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其中有几篇传到中国台湾和国外文史研究工作者的手中，同样得到了好评。
抢救“三亲”史料贵在及时。我早就听说慈利县还有几个重要文史人物，其中一个是贺龙的把兄弟黄星村，可惜他年老卧床不起。我闻讯后，立即步行80多华里山路，不辞翻山越涧之苦来到他家，先是看望他的病情，然后与他谈起贺龙。果然，我顺利地从他口中得知了不少关于贺龙的传奇故事，之后据此写出了《贺龙与徐小桐的交情》《贺龙与武道长的交往》《贺龙独闯虎穴陈黑匪巢》等许多珍贵的史料，生动地记录了这位元帅非凡的智谋和不同寻常的胆识。没想到，就在我回家的第三天，他就辞世了。
20多年中，我走访各界“三亲”知情者达360余人，为政协收集文史资料1000多万字，已编辑出版内刊《慈利文史》11期和4个专辑，计480万字。在此过程中，我本人也受益匪浅，整理的文史稿件在《湖南文史》（《文史博览》前身）、《文史博览》《档案时空》《纵横》《文史春秋》等全国数十家文史期刊发表达1260余篇，并先后加人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成为文史研究员。
1996年，我在湖南省政协文史先进工作者会上发言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为文史做贡献，政协让我成专家。”我个人公开出版了61部专著，其中文史内容占60%以上，如《南北大侠杜心五传奇》《孙九大人坐臺湾》《镇海龙》《慈利红军》《慈利走出的杰出人物》《五雷探胜》《慈利土家族》等。
退休后，我继续坚持收集、编写文史资料，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2019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我常想正是人民政协给了我施展专长的舞台。我已经年满82岁，仍笔耕不辍，近年又出两部专著，一部是《道教圣地五雷仙山》，一部是《献给祖国的歌》。
曾有人取笑我：“你到政协得了不少，也失了不少，不悔吗？”我说：“我酷爱文史，无怨无悔。”
（责任编辑：叶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