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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Simunic的审计费用决定模型，在相应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本文就审计成本和事务所预期损失两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由被审计单位工作量和事务所薪资水平等决定的审计成本，以及由事务所规模和组织形式决定的预期损失与审计收费正相关的结论，并根据此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审计收费作为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业已成为识别事务所规模的外部符号，以及财务实力的突出表征。审计收费的高低不仅是补偿事务所审计成本和预期损失的基础，还将对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竞争秩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尝试分析影响审计收费高低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为事务所和监管部门制定相应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述评
在国外，Simunic（1980）通过由审计成本、事务所合理利润和预期损失三方面共同决定的审计收费模型，较早对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被审计对象的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首要因素，而盈利水平、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任期等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不显著。
而Francis在1984年的发现表明：事务所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之后的Palmrose（1986）、Craswell（1995）和Johnson（1995）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但Firth（1985）通过对新西兰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考查发现：资产规模、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审计风险为审计收费的影响变量，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显著。
Taylor和Baker（1981）通过对英国上市公司的考查得出了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和复杂程度对审计收费解释度为0.79的结论。Anderson（1994）对加拿大会计服务市场考查的结论与此大致相同。
除上述因素外，Palmrose（1989）分析了事务所与客户之间合约类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得出了固定费用合同的审计收费一般较低。Pratt和Stice（1994）的研究则表明：财务状况恶化导致的诉讼风险的加大需要更多的审计证据来支撑其审计意见，由此会带来审计费用的增加。
可见，国外学者在资产规模和审计对象的业务复杂程度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首要因素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对审计收费的可能影响则还存在较为明显的争论。
国内学界对审计收费问题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事务所脱钩改制所引起的审计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由于信息披露的滞后，当时的研究多限于规范研究，如对事务所之间价格战的批判以及如何确立收费标准等，实证研究较为少见。2001年证监会出台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审计费用的强制性规定后，实证研究才成为可能。刘斌等（2003）借用Simunic的审计费用决定模型，利用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出来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被审计对象资产、存货占资产比重、公司所在地区以及事务所规模等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存货占资产比重和公司所在经济区域是影响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而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任期等对审计费用的解释度较低。张铁铸（2003）的研究认为上市公司规模和事务所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张艳、李书锋（2004）在借鉴刘斌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审计意见类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得出了与刘斌等大致相同的结论，但审计意见类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甚明显。王善平、李斌（2004）的分析也基本支持了刘斌、张艳等人的结论。李寿喜（2004）分析了各上市公司单位资产审计费用情况，得出审计收费占被审单位资产规模的比例多在0.01%-0.05%之间并且该比例随着公司规模扩大不断递减的结论。
二、理论假设
国内诸研究在Simunic审计收费三分法框架内进行，但从审计对象角度考虑较多，从而导致其分析有失全面。以审计成本为例，多从审计工作量角度入手，而忽视事务所人力资本对审计成本的可能影响，本文的分析将加入这一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在Simunic审计成本、事务所期望利润和预期损失决定审计收费的模型中，由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期望利润无从观察，本文的分析主要从审计成本和预期损失两方面展开。
审计成本与审计工作量和事务所人力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增函数关系。审计对象的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决定了审计工作量，而在从事审计工作人员的职级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事务所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就决定了事务所的人力资本成本。
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不断加大，使得审计失败案发生时，遭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往往要求注册会计师赔偿损失，赔偿额的大小与事务所的规模及组织形式的关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审计失败造成的对事务所声誉的损害，会使大量客户解除与事务所的业务约定，事务所未来发展新客户也会受到明显的制约，这种潜在的间接损失会随着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大小呈现出明显的区别。
上述诸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可以用图1表示：
（一）审计成本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理论假设
审计对象规模越大，内部控制制度就越复杂，注册会计师执行控制测试以及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就越大，由此导致了审计收费的相应提高。审计对象所在行业不同，对审计工作量也有较大的影响，一般来说，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资产以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为主，并且单位资产价值较大，审计过程中进行实质性测试时花费的时间较少，由此导致审计收费的降低。而劳动密集型行业恰恰相反，资产多以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形式存在，实施存货监盘或应收账款函证所需要的时间较多，从而使审计收费提高。此外，在盈利水平成为一切考核指标的我国资本市场上，较高的盈利水平意味着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小，从而减少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使审计收费降低；相反，较低的盈利水平增大了管理层的压力，相应导致审计费用的提高。于是，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推出：被审计对象资产规模与审计收费正相关，被审单位盈利水平与审计收费负相关；资本密集型行业收费较低，劳动密集型行业较高。
审计成本除了受到审计工作量的影响外，事务所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审计成本。作为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组织，事务所运营成本的主要部分就是负担的人力资本成本，而人力资本成本又主要表现为员工的薪资水平。在工作量相同的情况下，员工薪资水平越高，审计成本越大，审计成本的加大势必引起审计收费的增加。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第二个假设：事务所员工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呈正相关关系。
（二）事务所预期损失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理论假设
在审计失败概率和面临诉讼风险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事务所遭受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目前，我国事务所大多采用两种形式：合伙制和有限公司制，相对公司制而言，合伙人承担的无限责任决定了其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因此在同被审计对象商定有关审计收费条款时，要价较高。
同时，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举证责任由投资者转向了注册会计师，迫使注册会计师不得不特别考虑审计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失，正如“深口袋”理论所阐明的那样，规模大的事务所更容易面临法律诉讼，并且在诉讼失败时，相对较高的偿付能力决定了其对使用失真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赔偿更多；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审计失败，大事务所在职业声誉、客户流失方面遭受的损失都要大于中小事务所。巨大的潜在损失为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提供了正向激励，这种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需要通过较高的收费得以体现（Golbert,1999）。有鉴于此，本文的第三个假设为：审计收费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合伙制、大规模事务所收费高于公司制、小规模事务所。
三、模型建立及检验
截止2004年底，在沪、深两地上市的A股（含同时发行B股）公司共1353家，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关于审计收费的披露很不规范，有的上市公司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披露，有的将年度内支付给事务所的所有费用不加区分地“一篮子”披露，剔除这些样本和一些奇异值后，有效样本为883个。笔者将上述883家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以被审计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行业类别、盈利状况、事务所员工的薪资水平、事务所的规模和组织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以被审计单位支付的审计费用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上述诸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实际影响。各变量的具体含义见表1。
回归结果显示：β1、β2、β4、β5、β6都为正值，而β3为负值，尽管某些系数取值较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够明显，但已基本支持了上述假设，也与刘斌、张艳的结论相同。由于Lnsize、Lnsal和Lnrev本身较大，并且T检验值也较大，可见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更为重要，有必要对之展开进一步分析。
（一）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剔除一些总资产规模过大或过小的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的特殊影响后，将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作为X轴变量，将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作为Y轴变量，根据其对应关系绘制成散点图。从图中散点较为均匀地分布在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可以看出，审计收费与公司资产规模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见图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出来的审计费用数据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200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整理而成。
（四）资产规模、事务所规模、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判断上述三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程度，本文对资产规模、事务所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了皮而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进行双尾检验，分析结果见表5。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分析
** 表示相关性在 0.01 水平上显著
由表4可知，审计收费与资产规模和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薪金水平的相关系数不仅为正值，而且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相关假设。
四、结论与建议
在上述影响审计收费的六个因素中，公司规模、盈利情况及所在行业是事务所不可控因素，因此完善与改进审计收费只能从事务所薪资水平、规模和组织形式着手：
（一）通过国内事务所和国际“四大”审计收费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审计市场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一方面“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了会计服务市场的大部分高端优质客户，收费水平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国内数千家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中小客户采取“低价进入策略”展开激烈竞争，收费水平普遍偏低。这种状况亟待改善，国内事务所可以遵循国际事务所“八大”——“六大”——“五大”——“四大”之路，通过外延式合并的方式迅速壮大自身规模，增强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增加审计收费的需要，也是适应即将全面实施的风险导向审计准则的需要。
鉴于合伙制事务所较高的审计收费有利于其防范审计风险，降低审计失败的概率，因此推进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合伙制变革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的事务所员工薪资水平差异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行业协会应对辖区内事务所员工的薪资及审计收费情况进行定期统计、归类，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当的收费指针，并以此为标杆对事务所的收费行为进行监管，遏制事务所低价招揽客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诚如前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处于同一经济区域事务所对同一行业同一规模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不应当相差悬殊，如果某项业务审计收费超过或者低于相应水平的30%，可能存在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损害的情形。
（四）在收集相关数据的过程中，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披露有待规范。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的披露应当统一遵循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这不仅有利于事务所之间的审计收费进行同口径比较，更为重要的是使利益相关者能够结合审计收费水平与审计意见类型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进行评判。在披露有关服务收费时，应当将上市公司支付的全部费用按照鉴证业务（包括审计、审阅等）、非鉴证业务（包括管理咨询、财务顾问等）区分开来，以评估注册会计师是否过度依赖特定客户，或通过非鉴证业务收费补偿鉴证业务收费，从而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本文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上市公司承担了事务所的往来差旅、食宿等费用，这些费用已成为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约定审计收费时的权衡因素，尤其在本土事务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这些收费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但注册会计师还是应当按照“形式独立”的原则予以单独披露，以使公众能够据此评估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进而对审计报告的公信力作出判断。
审计收费作为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业已成为识别事务所规模的外部符号，以及财务实力的突出表征。审计收费的高低不仅是补偿事务所审计成本和预期损失的基础，还将对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竞争秩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尝试分析影响审计收费高低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为事务所和监管部门制定相应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述评
在国外，Simunic（1980）通过由审计成本、事务所合理利润和预期损失三方面共同决定的审计收费模型，较早对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被审计对象的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首要因素，而盈利水平、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任期等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不显著。
而Francis在1984年的发现表明：事务所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之后的Palmrose（1986）、Craswell（1995）和Johnson（1995）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但Firth（1985）通过对新西兰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考查发现：资产规模、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审计风险为审计收费的影响变量，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显著。
Taylor和Baker（1981）通过对英国上市公司的考查得出了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和复杂程度对审计收费解释度为0.79的结论。Anderson（1994）对加拿大会计服务市场考查的结论与此大致相同。
除上述因素外，Palmrose（1989）分析了事务所与客户之间合约类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得出了固定费用合同的审计收费一般较低。Pratt和Stice（1994）的研究则表明：财务状况恶化导致的诉讼风险的加大需要更多的审计证据来支撑其审计意见，由此会带来审计费用的增加。
可见，国外学者在资产规模和审计对象的业务复杂程度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首要因素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对审计收费的可能影响则还存在较为明显的争论。
国内学界对审计收费问题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事务所脱钩改制所引起的审计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由于信息披露的滞后，当时的研究多限于规范研究，如对事务所之间价格战的批判以及如何确立收费标准等，实证研究较为少见。2001年证监会出台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审计费用的强制性规定后，实证研究才成为可能。刘斌等（2003）借用Simunic的审计费用决定模型，利用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出来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被审计对象资产、存货占资产比重、公司所在地区以及事务所规模等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存货占资产比重和公司所在经济区域是影响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而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任期等对审计费用的解释度较低。张铁铸（2003）的研究认为上市公司规模和事务所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张艳、李书锋（2004）在借鉴刘斌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审计意见类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得出了与刘斌等大致相同的结论，但审计意见类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甚明显。王善平、李斌（2004）的分析也基本支持了刘斌、张艳等人的结论。李寿喜（2004）分析了各上市公司单位资产审计费用情况，得出审计收费占被审单位资产规模的比例多在0.01%-0.05%之间并且该比例随着公司规模扩大不断递减的结论。
二、理论假设
国内诸研究在Simunic审计收费三分法框架内进行，但从审计对象角度考虑较多，从而导致其分析有失全面。以审计成本为例，多从审计工作量角度入手，而忽视事务所人力资本对审计成本的可能影响，本文的分析将加入这一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在Simunic审计成本、事务所期望利润和预期损失决定审计收费的模型中，由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期望利润无从观察，本文的分析主要从审计成本和预期损失两方面展开。
审计成本与审计工作量和事务所人力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增函数关系。审计对象的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决定了审计工作量，而在从事审计工作人员的职级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事务所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就决定了事务所的人力资本成本。
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不断加大，使得审计失败案发生时，遭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往往要求注册会计师赔偿损失，赔偿额的大小与事务所的规模及组织形式的关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审计失败造成的对事务所声誉的损害，会使大量客户解除与事务所的业务约定，事务所未来发展新客户也会受到明显的制约，这种潜在的间接损失会随着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大小呈现出明显的区别。
上述诸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可以用图1表示：
（一）审计成本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理论假设
审计对象规模越大，内部控制制度就越复杂，注册会计师执行控制测试以及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就越大，由此导致了审计收费的相应提高。审计对象所在行业不同，对审计工作量也有较大的影响，一般来说，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资产以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为主，并且单位资产价值较大，审计过程中进行实质性测试时花费的时间较少，由此导致审计收费的降低。而劳动密集型行业恰恰相反，资产多以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形式存在，实施存货监盘或应收账款函证所需要的时间较多，从而使审计收费提高。此外，在盈利水平成为一切考核指标的我国资本市场上，较高的盈利水平意味着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小，从而减少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使审计收费降低；相反，较低的盈利水平增大了管理层的压力，相应导致审计费用的提高。于是，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推出：被审计对象资产规模与审计收费正相关，被审单位盈利水平与审计收费负相关；资本密集型行业收费较低，劳动密集型行业较高。
审计成本除了受到审计工作量的影响外，事务所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审计成本。作为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组织，事务所运营成本的主要部分就是负担的人力资本成本，而人力资本成本又主要表现为员工的薪资水平。在工作量相同的情况下，员工薪资水平越高，审计成本越大，审计成本的加大势必引起审计收费的增加。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第二个假设：事务所员工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呈正相关关系。
（二）事务所预期损失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理论假设
在审计失败概率和面临诉讼风险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事务所遭受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目前，我国事务所大多采用两种形式：合伙制和有限公司制，相对公司制而言，合伙人承担的无限责任决定了其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因此在同被审计对象商定有关审计收费条款时，要价较高。
同时，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举证责任由投资者转向了注册会计师，迫使注册会计师不得不特别考虑审计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失，正如“深口袋”理论所阐明的那样，规模大的事务所更容易面临法律诉讼，并且在诉讼失败时，相对较高的偿付能力决定了其对使用失真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赔偿更多；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审计失败，大事务所在职业声誉、客户流失方面遭受的损失都要大于中小事务所。巨大的潜在损失为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提供了正向激励，这种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需要通过较高的收费得以体现（Golbert,1999）。有鉴于此，本文的第三个假设为：审计收费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合伙制、大规模事务所收费高于公司制、小规模事务所。
三、模型建立及检验
截止2004年底，在沪、深两地上市的A股（含同时发行B股）公司共1353家，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关于审计收费的披露很不规范，有的上市公司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披露，有的将年度内支付给事务所的所有费用不加区分地“一篮子”披露，剔除这些样本和一些奇异值后，有效样本为883个。笔者将上述883家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以被审计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行业类别、盈利状况、事务所员工的薪资水平、事务所的规模和组织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以被审计单位支付的审计费用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上述诸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实际影响。各变量的具体含义见表1。
回归结果显示：β1、β2、β4、β5、β6都为正值，而β3为负值，尽管某些系数取值较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够明显，但已基本支持了上述假设，也与刘斌、张艳的结论相同。由于Lnsize、Lnsal和Lnrev本身较大，并且T检验值也较大，可见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更为重要，有必要对之展开进一步分析。
（一）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剔除一些总资产规模过大或过小的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的特殊影响后，将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作为X轴变量，将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作为Y轴变量，根据其对应关系绘制成散点图。从图中散点较为均匀地分布在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可以看出，审计收费与公司资产规模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见图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出来的审计费用数据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200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整理而成。
（四）资产规模、事务所规模、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判断上述三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程度，本文对资产规模、事务所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了皮而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进行双尾检验，分析结果见表5。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分析
** 表示相关性在 0.01 水平上显著
由表4可知，审计收费与资产规模和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薪金水平的相关系数不仅为正值，而且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相关假设。
四、结论与建议
在上述影响审计收费的六个因素中，公司规模、盈利情况及所在行业是事务所不可控因素，因此完善与改进审计收费只能从事务所薪资水平、规模和组织形式着手：
（一）通过国内事务所和国际“四大”审计收费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审计市场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一方面“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了会计服务市场的大部分高端优质客户，收费水平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国内数千家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中小客户采取“低价进入策略”展开激烈竞争，收费水平普遍偏低。这种状况亟待改善，国内事务所可以遵循国际事务所“八大”——“六大”——“五大”——“四大”之路，通过外延式合并的方式迅速壮大自身规模，增强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增加审计收费的需要，也是适应即将全面实施的风险导向审计准则的需要。
鉴于合伙制事务所较高的审计收费有利于其防范审计风险，降低审计失败的概率，因此推进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合伙制变革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的事务所员工薪资水平差异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行业协会应对辖区内事务所员工的薪资及审计收费情况进行定期统计、归类，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当的收费指针，并以此为标杆对事务所的收费行为进行监管，遏制事务所低价招揽客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诚如前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处于同一经济区域事务所对同一行业同一规模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不应当相差悬殊，如果某项业务审计收费超过或者低于相应水平的30%，可能存在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损害的情形。
（四）在收集相关数据的过程中，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披露有待规范。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的披露应当统一遵循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这不仅有利于事务所之间的审计收费进行同口径比较，更为重要的是使利益相关者能够结合审计收费水平与审计意见类型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进行评判。在披露有关服务收费时，应当将上市公司支付的全部费用按照鉴证业务（包括审计、审阅等）、非鉴证业务（包括管理咨询、财务顾问等）区分开来，以评估注册会计师是否过度依赖特定客户，或通过非鉴证业务收费补偿鉴证业务收费，从而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本文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上市公司承担了事务所的往来差旅、食宿等费用，这些费用已成为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约定审计收费时的权衡因素，尤其在本土事务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这些收费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但注册会计师还是应当按照“形式独立”的原则予以单独披露，以使公众能够据此评估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进而对审计报告的公信力作出判断。